傅雷

一九零八年四月七日，傅雷出生于江苏南汇的周浦镇。他幼年时父亲便已去世，由母亲独自抚养。傅雷的母亲为人贤淑且极有主见，为了孩子的教育，她特意聘请了先生到家中，教授傅雷识字、英语和算术。一九一九年，傅雷进入镇上的小学读二年级，仅一个学期后，便转往上海，进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继续学业。一九二一年，他考取了教会背景的徐汇公学。傅雷原名怒安，至十五岁时，他以“怒安”为字，另取“雷”为名。一九二四年，傅雷被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就读高中。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于“五卅”爱国运动以及反对军阀的学生浪潮之中，并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上发表了《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一九二六年秋天，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次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时局陷入动荡。为了能够安心求学，他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母亲为了支持他，变卖了家中田产，筹措留学所需的资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傅雷告别亲友，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启程前往法国。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他抵达马赛，次日便到了巴黎。凭借严济慈的推荐信，并经郑振铎介绍，傅雷前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补习法语。同年秋天，他成功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专业。在课余时间，他常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并流连于法国的艺术馆和博物馆，悉心观赏那些美术名作。一九二九年暑假，在曾觉之的安排下，傅雷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圣扬乔尔夫木屋，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以及刘海粟、刘抗、陈人浩等艺术家一同游历。在那里，他偶然看到房东家一本旧历书上的《圣扬乔尔夫的传说》，对此爱不释手，于是开始尝试翻译，译文后来刊登在一九三零年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中，这成为傅雷首次公开发表的译作。随后，他又尝试翻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以及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一九三零年一月，基于对印象派画作的观摩以及学习美术史、美术理论的心得体会，傅雷撰写出他的第一篇美术评论文章《塞尚》，该文在《东方杂志》上得以登载。同年春天，他随同刘海粟出席了比利时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并鉴赏了布鲁塞尔美术馆中法兰德斯画派代表人物鲁本斯及其弟子的绘画作品。次年五月，他又与刘海粟等艺术界友人一同前往意大利，参观了罗马教堂中珍藏的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画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的原作。在此期间，他将赴法途中的海上经历写成《法行通信》十二篇，连同留法感想三篇，一并寄往上海的《贡献》旬刊，并得以陆续刊载。一九三一年八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一同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归国。同年九月，傅雷返回祖国，随后受聘于刘海粟担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出任学校办公室主任一职，同时兼任西方美术史和法语的授课教师。应中华书局邀请，他负责出版《世界名画集》，并编选了《刘海粟》专辑，特意为之撰写了卷首论。一九三二年，傅雷与表妹朱梅馥结婚。同年，他参加了由庞薰琹等人组织的“决澜社”，发表了社签名宣言，还与倪贻德合编了《艺术旬刊》，并主持了庞薰琹的个人画展。在授课之余，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外国文学以及撰写艺术理论文章的工作之中。他所完成的唯一一部学术论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在《艺术旬刊》上进行了连载。一九三三年，他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译作，即要列甫・苏卜的《夏洛外传》。同年九月，因母亲去世，傅雷辞去了美专的职务，选择了以翻译书籍作为自己的职业。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他曾短期出任《时事汇报》周刊的编辑，以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并在此期间考察了龙门石窟。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翻译了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服尔德传》，以及罗素的《幸福之路》等作品，并重译了《贝多芬传》，同时还撰写了长篇评介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参与筹办了美专同事、国画大师黄宾虹的首次个人画展《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却日趋紧张。傅雷与周煦良合编了《新语》半月刊，发表了十余篇关于时局、民主、教育、文艺等内容的政论杂文；此外，他还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刊物撰写了数篇类似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迈出书斋，突破纯粹的文艺范畴，直面社会与人生，以鲜明的立场支持当时的民主运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与马叙伦、王绍鏊等人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旨在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一九四八年，受英国文化协会委托，傅雷翻译了牛顿的《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八月，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欧也妮·葛朗台》也正式面世。一九四九年六月，傅雷携家眷前往香港，长子傅聪则独自留在昆明读书。不久后，他返回北京并转至上海，重新钻进书斋，继续他的翻译事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傅雷重译了《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时，他新译并出版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以及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和一些短篇文学作品。一九五四年，傅雷之子傅聪赴波兰留学，后来广为流传的《傅雷家书》正是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儿子之间的书信往来。一九五七年三月，傅雷应邀出席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随后，他在《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提出了关于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然而不久之后，鸣放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右”斗争。一九五八年，傅雷被错误地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在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关怀下，傅雷给已在波兰毕业并远在英国的儿子傅聪写去了中断联系两年后的第一封家书。一九六一年九月，有关部门为傅雷摘掉了“右派”帽子，在此后的四五年时间里，他一直深居简出。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再次修改了《高老头》，并正式翻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遭受了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还被搜出了所谓的“反党罪证”。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二八四弄五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内自杀身亡，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自缢。傅雷夫妇死后，他们的骨灰先被一位名叫江小燕的女子冒死救下，装进骨灰盒后葬在了永安公墓。后来江小燕被造反派查到，但造反派并不知道骨灰盒具体葬在哪里，傅雷夫妇的骨灰因此幸免于难。然而，由于长期无人祭扫和缴纳管理费，永安公墓方面打算清理掉他们的骨灰盒。当时，一位管理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已经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于是偷偷将其取出，藏在了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里，据说就藏在了该工作人员自己的床铺下面。直到一九七九年傅雷获得平反时，傅家亲属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在询问了永安公墓的人员后，成功找到了这位保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在他的陪同下，亲属们最终领回了骨灰盒。一九七九年四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为傅雷、朱梅馥举行了追悼会，柯灵在会上致悼词，宣布一九五八年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一切诬陷迫害，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其政治名誉。傅雷夫妇的骨灰后被移葬至上海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