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盛公正

在《中文维基百科》等众多网络平台上，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声称周思源先生“确实是周汝昌老先生的长子，为周老前妻所生”。这一信息流布甚广，实则缺乏确切依据，且带有恶搞性质。为澄清事实，周思源先生本人曾亲自撰文，该文发表于《北京晨报》，标题为《我与周汝昌毫无关系 父亲并不姓“周”》。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平台，“百度百科”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此纠正此种荒谬传言，向读者阐明真实情况，以端正视听。现将周思源先生的亲笔文章内容呈现如下： 本人是北京语言大学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周思源。网络上关于“周思源是周汝昌之子”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部分人是出于无知和妄加猜测，更有甚者则是蓄意对我进行污蔑中伤。这一谎言已在网上传播多年。我之所以长期未予公开驳斥，是考虑到尽管我不同意某些人的“学术”观点及其行事方式，但他们终究还属于文化界人士，我不愿令其难堪，期待他们能够自行醒悟。然而，他们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利用网络这一开放平台变本加厉地散布谣言，对我进行持续侮辱，所编造的谎言也愈发离奇荒诞。此举不仅侮辱了我个人，更侮辱了我最深爱的母亲、继父和继母！他们将我家人数十年来对我的辛勤养育与教育之功，歪曲归因于一个与我毫无关系、且我曾多次严肃批评的人，这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揭露他们的伎俩，以澄清事实。 为何这些人要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根源在于十多年前，我曾撰文批评某些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从而触怒了某个颇具势力的利益集团，简而言之，便是影响了他们牟取巨额经济利益。该集团中不乏财力雄厚者，亦有地位显赫或在文化界具备影响力之人。其中一些人或许是出于糊涂，但另一些人则远非如此。曾有人致信某报社领导，要求该报停止刊载我的文章。报社承受了巨大压力，与我协商能否修改观点。我体谅报社处境，做出些许让步，但对于批评他们的核心观点，我绝不可能改变，宁可文章不发表也绝不放弃原则。最终，为免报社为难，我主动提出中止连载。巧合的是，后来我竟在旧货摊上购得了这封信件！我未曾料到，一位看似正人君子的文化人竟也会做出此类行径。这也证实了我先前的推断，明确了某个笔名背后正是此人。此后，又有人化名对我进行恶意中伤，用语污秽，遭到网友的严肃批评。因此，他始终不敢使用真实姓名。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我竟能迅速考证出他的真实身份！我相信他们当中也有不同情况，部分人或许并不知晓这些内情，有些人仅与我有观点分歧，并未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原本对他们并无恶意，仅仅是对其某些做法表达不满，然而他们却对我“追杀”至今，手段日趋恶劣。 我与周汝昌先生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是在1986年，他来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前身）做讲座，其内容颇为平常。1994年，我出版了首部学术著作《红楼梦魅力探秘》，并赠予红学界多位师友。次年或第三年，周汝昌先生致信我校一位教授，询问“可否问问周某人，何处能购得他的书”。实际上，我这本书正是由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于是，我请那位教授转寄一册给他，落款为“晚 周思源，年月日”。此后我再未赠书予他，因为彼此道不同不相为谋，学术上的分歧也日益加深。他们长期进行此类刻意宣传，目的是企图将我在红学研究上的成果归功于周汝昌先生。实则他们与我一样心知肚明，我对周汝昌先生的许多核心观点历来持严肃批评和坚决反对的态度。那篇曾被中断连载、后于别处发表的文章中，几位受到我批评的对象都曾得到周汝昌先生的鼎力支持，因此我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指向了他。他们是故意无视这一铁的事实。我对周汝昌先生持批评态度在红学界几乎人所共知，红学界内不少学者均不赞同他的诸多观点，我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在多部著作的前言后记及报刊访谈中，多次感谢红学界师友的帮助——至少提及七位红学家的姓名——却从未提及周汝昌先生的原因。 关于身后事，我多年前已立下遗嘱，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第一，遗体供医学解剖之用，器官全部捐献；第二，骨灰撒入钱塘江口——如此我便能随潮水前往杭州湾北岸，探望长眠在那里的母亲，也能溯长江而上至镇江，祭奠安息于彼处的继父与继母。我大半生漂泊在外，未尽孝道，赡养之事多由姐姐和弟弟承担，后来哥哥从台湾归来也一同尽力。身后我愿随潮信回归他们身边，永远陪伴侍奉父母，不再远行。 我的亲生父亲根本不姓“周”。这些年来，我在诸多文字中多次谈及个人身世，许多细节非常具体。网上关于我的简历甚多，不少内容均摘自我的著作或演讲介绍。除了几年前出现的所谓“长子”之说，各种简历从未提及我与周汝昌先生有任何关联。倘若真有“长子”、“认祖归宗”之类的事情，我怎会只字不提？那岂非成了忘恩负义之徒？因此，不仅我的亲属、同学、同事、朋友、学生看到那些谎言感到荒唐可笑，就连读过我书籍文章的读者也明白那纯属胡说八道。编造谎言者传统文化知识过于贫乏，甚至对我文章中一些普通词语都不得其解。例如我曾自称“周家螟蛉子”，他们不明此意是指我过继至周家，反而误以为我是从周家出走，便借此突破口肆意造谣。他们故意歪曲事实，编造谎言。若非别有用心，只需稍作查证，便能清楚了解我的身世与周汝昌先生毫无瓜葛。 我上有两位姐姐、两位哥哥，下有一弟一妹。除大姐和小妹早夭，大哥自幼随祖母生活并从父姓外，我们其余子女皆随母亲盛孰真姓盛，我原名为盛公正。我为何一直不提生父姓氏？是因为1942年父亲抛弃我们母子后，姑妈一家始终待我们极好，我不愿伤害他们那个姓氏——而它并非“周”。上世纪80年代末，生父曾通过姑妈试图与我们子女恢复联系，母亲让我们自行决定。我们散居于上海、台北、北京的四位姐弟一致坚决拒绝相认！因为他在我们最困顿之时抛弃了家庭。几年后他去世，我们未作任何表示，因为他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与我们无关。但我们与姑妈一家始终保持着密切往来。 我于1949年过继给周家。周家的祖父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母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一位著名书法家，原籍绍兴。但从继父一代起已成为杭州人。继母也是杭州人，是母亲最好的朋友，情同姐妹。他们膝下无子。继父为了让我不忘母亲独自含辛茹苦抚养我们成人的恩德，为我取名“思源”。因此自1949年起，我便开始使用“周思源”这个名字。然而，无论是母亲还是继父、继母，都始终唤我“公正”，从未叫过“思源”，且我们在家中都讲杭州话。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则讲上海话，他们也只叫我“公正”，这是我在家庭内部通用的称呼。亲戚、邻居也都如此称呼我：“公正、公正弟弟、公正哥哥、公正娘舅……”当然，大家都知晓我过继之事，正式姓名是“周思源”。 我的生母、继父和继母都是我人生的楷模。无论是我亲生还是过继的父系、母系家族，都世代居于浙江。母亲1949年后在上海任教于小学。继父在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担任会计，继母没有固定工作。虽然我11岁（1949年）便过继，但由于两家关系极其亲密，往来频繁，我仍与原生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求学费用一直由两家共同承担。1949年底起，我因病休学一年有余。为了筹措我的医药费，减轻母亲负担，学业成绩第一且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的姐姐盛诗柔毅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转到一所厂办学校教书。1951年我在上海小学毕业，大学亦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中学六年则在无锡市第一中学度过。大学和中学的寒暑假，我分别在两家人居住，通常在继父继母处停留的时间稍长。1962年我来北京工作后，每次回乡探亲，时间总是一半在镇江、一半在上海，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两边老人去世。1985年继父逝世，1987年我妻子将继母接来北京与我们同住，直至她老人家2000年以86岁高龄离世。 我的母亲、继父和继母都是极其善良、诚实、忠厚之人，他们是我最好的榜样。母亲大半生历经种种磨难，晚年终于过上安稳生活，2005年在上海以95岁高龄安详离世。母亲性格坚强、乐观，这是她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她常对我说，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都不能忘记。她虽屡经坎坷，却从不言人过，总是念叨谁曾对她如何好。继父做事极其认真。有一次他下班回家后心神不宁，说结账时多出了一分钱。我和继母劝道，一分钱而已，何况是多出来的，何必着急。他却说，这样不行，必须弄清楚缘由。他匆匆吃完晚饭便返回医院，将所有账目重新仔细核对，直到查明那一分钱的来龙去脉才安心回家。继母对我疼爱有加。我少不更事，在无锡一中读书时曾有一个月未给家里写信，急得继母以为我生病，打算从一百多公里外的镇江坐几个小时火车来无锡探望。继母解放前曾任小学教师，解放后当过几年居民委员会主任。她为人热忱，乐于助人，邻居们有事仍习惯找“薛主任”帮忙或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