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里于一九一八年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其后先后就读于广肇义学与岭南中学。至一九二八年，他考入由田汉等文艺界人士主办的上海艺术学院戏剧科，正式开始系统学习戏剧艺术。一九二九年，郑君里加入南国社，并在话剧《莎乐美》中饰演叙利亚少年一角，此次演出成为他艺术生涯中的首次登台经历；同年，他与陈白尘等志同道合者共同倡导“学校戏剧运动”，并创办了戏剧专业刊物《摩登》。一九三零年，他在“摩登剧社”参与了莫里哀名剧《悭吝人》的演出；同年八月，他积极投身于左翼剧团联盟的筹建组织工作，并与其他同仁一道，为联盟的行动纲领文件《最近行动纲领——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起草了重要内容。一九三一年，他正式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并参与组织成立了“大道剧社”。一九三二年，郑君里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开始了其电影生涯；同年，他与黎莉莉、袁丛美联合主演了爱情题材影片《火山情血》；此外，他还出演了励志主题电影《奋斗》。一九三四年，他与金焰、黎莉莉联合出演了战争题材电影《大路》；同年，他还与阮玲玉、林楚楚合作，出演了剧情电影《人生》；此外，他也参演了另一部剧情影片《骨肉之恩》。一九三五年，他先后加入新地剧社和业余剧人协会；随后，他与阮玲玉合作主演了剧情电影《新女性》；同年，他与尚冠武、林楚楚联合主演了家庭伦理电影《天伦》；此外，他还与黎莉莉、阮玲玉联袂主演了剧情片《国风》。一九三六年，他与陈娟娟、沈浮联合主演了剧情电影《迷途的羔羊》；同年，他与陈燕燕共同主演了另一部剧情电影《孤城烈女》；在学术方面，其撰写的电影史研究著作《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被收录于《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一书中。一九三七年，他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理论著作《演员自我修养》的第一章与第二章，并以《一个演员的手记》为题在刊物《大公报》上发表；四月，他翻译并出版了美国戏剧家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理论著作《演技六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毅然加入上海救亡演剧三队，并担任队长职务；同年，他与黎铿、陈燕燕联袂主演了剧情电影《慈母曲》；此外，他还与舒绣文共同主演了剧情片《摇钱树》。一九三八年，他与陈燕燕合作主演了剧情电影《艺海风光二：话剧团》。一九三九年，其撰写的学术论文《论抗战戏剧运动》正式出版。一九四零年，他与张瑞芳、王珏联合主演了战争电影《东亚之光》；同年，他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并担任新闻影片部主任一职；此后，他开始在西北和西南各地断断续续地拍摄反映抗战历程的长篇纪录片《民族万岁》。一九四三年三月，其创作的表演体系理论专著《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出版；同年，他在期刊《戏剧月报》上发表了论文《演员与角色》；随后，他参加了中国艺术剧社的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上海，受聘担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早在一九四四年，郑君里得知赵丹、王为一、朱今明等同行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囚禁的消息后，撰写了题为《怀人之什》的文章，该文发表在《新民晚报》的副刊《电影与戏剧》上。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参与组织联华影艺社，之后担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委员及导演。一九四七年，他与蔡楚生联合编导了剧情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该片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变迁，深刻描绘了中国抗日战争巨变时期的悲欢离合；同年，其撰写的理论著作《角色的诞生》出版。一九四九年，他参与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独立承担了该片的导演工作，这部影片荣获中国文化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优秀影片一等奖，他个人也获得了一等奖。一九五一年，他自编自导了由赵丹、蒋天流主演的剧情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同年，他还编写了论文《我必须痛切改造自己》。一九五三年，他执导了纪录片《人民的新杭州》；同年，又执导了另一部纪录片《光荣的创造》。一九五五年，他与孙瑜联合执导了古装战争电影《宋景诗》，该片艺术地再现了当时鲁西农民起义的历史真实。一九五九年，他与岑范联合执导了由赵丹主演的古装电影《林则徐》；同年，他独立执导了由赵丹主演的人物传记电影《聂耳》，该片在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传记片奖；此外，他还执导了剧情电影《旭日东升》。一九六一年，他执导了由尤嘉、上官云珠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枯木逢春》。一九六五年，他执导了根据朝鲜作家赵白岭的话剧《红色宣传员》改编的剧情电影《李善子》，这部影片成为他人生中最后一部导演作品。一九七九年，其探讨导演艺术的理论著作《画外音》得以出版。一九九五年，郑君里被追授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二零一六年，关于其生平和艺术道路的自传《郑君里全集》出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郑君里先生与黄晨女士于上海天仙桥附近的青年会礼堂正式结为夫妇。两人婚后感情和睦，共同组建家庭，并育有一子，取名为郑大里。然而，在随后的特殊历史时期，郑君里不幸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蓄意迫害，身心承受了巨大的冤屈与磨难，最终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不幸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的逝世不仅是个人与家庭的悲剧，也是中国电影艺术与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其生平贡献与艺术成就至今仍为后人所追忆与铭记。
在电影作品《乌鸦与麻雀》中，无论是细腻的人物刻画、精妙的场面调度、富有表现力的镜头处理，还是各种细节的精心运用，都充分展现了郑君里对于电影艺术特性的深刻理解与卓越的表现才能。他尤其擅长处理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能够将众多人物有机地分布在银幕的前景、中景与后景之中，并通过与摄影机升降运动的巧妙配合，将室内与室外的场景空间拓展得极为充分，营造出层次丰富、气势恢宏的视觉图景。郑君里独特的艺术经历与多重身份——包括演员、导演与理论研究者——使得他的电影创作始终贯穿着一种更为自觉和主动的探索精神。他勇于大胆调动各种电影化手段，积极探索电影在时间与空间表现上的可能性，并以自觉而坚韧的态度探求电影艺术民族化的道路，满怀热情地追寻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电影语言。与此同时，其创作也终难完全摆脱早年舞台经验的深刻印迹，这种特质反而促成了他个性化影像风格的形成，并在时代浪潮的变迁中，使其创作时常蕴含着内在的矛盾与困顿，经历着艺术探索道路上的曲折与起伏。郑君里从话剧演员转型为电影演员，先执导话剧而后投身电影导演工作，因而对话剧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都拥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之他在戏剧与电影理论领域的不懈钻研，使他对戏剧与电影之间的传承关系、本质差异以及电影自身的特性等问题，具备了比同时代许多导演更为自觉和深入的把握与思考。此外，郑君里还格外重视影片中布景与场景的设计与选择，并致力于将空间的造型特点同场面调度、景深镜头的运用紧密结合，从而以更为丰富、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空间感，来诠释和深化影片的主题内涵与情感表达。
一九八四年，为缅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先生，其家族亲属与家乡民众共同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下杨村出资兴建了一座纪念亭。该亭采用六柱支撑的四角结构，顶部覆盖着鲜明的黄色玻璃瓦，并设计为传统的攒尖式样，整体造型庄重而典雅。亭檐之下悬挂的匾额上，镌刻着“郑君里纪念亭”六个大字，以彰其名。时光流转至二零一一年，纪念活动再度掀起高潮。同年六月十六日，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向大师致敬”这一特别单元中，隆重举办了郑君里诞辰一百周年回顾展的开幕式，向这位电影先驱致以崇高敬意。随后在十一月十五日，由上海电影家协会携手中国电影资料馆、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并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的“纪念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先生诞辰周年”专题活动，于上海影城盛大举行。这两次活动不仅回顾了郑君里先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卓越贡献，也进一步激发了后世对其艺术成就与精神遗产的深切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