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张子良同志由东北调任至国家林业部工作。尽管此时距离他离开东北林区仅仅过去四年多的时间，但他内心依然强烈期盼能够早日重返那片浩瀚的大森林，渴望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继续锤炼自我、改造自我。张子良始终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踏入小兴安岭林区是在一九四八年。从那刻起，他便深深爱上了这片望不到边际的绿色海洋，并立志将全部身心奉献给祖国的林业事业。同年十二月，张子良被任命为东北林业工业总局副局长，随后又兼任伊春林业管理局局长。当时解放战争正处于激烈进行的关键阶段，前线急需大量木材用于修筑铁路、架设桥梁。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局面却异常复杂：许多生产设备已遭受严重破坏，森林铁路多处中断，用于木材流送的水坝也已坍塌损毁。面对重重困难，在那段紧张忙碌的日日夜夜里，他的办公地点并非设在哈尔滨的总局机关，而是转移到了小兴安岭的广阔林区深处。他常常徒步穿行于茂密的森林之中，亲自前往那些困难最多、问题最突出的伐木工段、水闸工地以及包车组现场，细致地了解与观察工人们的劳动情绪和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协助他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生产与生活上的难题。在他的亲自指挥与推动下，大量生产设施得以逐步恢复，森林铁路重新通车运行，水闸也修复完毕并再次拦水启用了流送作业……一批又一批支援解放战争的木材被及时运往前线，各项工作由此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在一个滴水成冰的严冬时节，五道库林业局一条长达十五公里的冰道因故修筑延误，影响了马套子进山运材的进度。张子良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赶赴现场，立即召开筑路人员大会，向全体人员阐明国家对于木材需求的紧迫性。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困难踩在脚下，争取早日修通冰道！”白天，他与工人们一同迎着凛冽的寒风挥镐刨土；夜晚，则顶着满天星斗拉水浇灌道路。在劳动的同时，他还积极组织参与修路的工人和农民开展劳动竞赛，实行分段包干、责任到人的办法。原本预计需要半个月才能修通的冰道，最终仅用七天便顺利完工。尽管连续操劳使他双眼布满血丝，但他依然选择留下来，与全体职工一同度过了新年。一九五六年，张子良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并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始终坚守着扎根林区、奉献林业的初心与信念。
一九五八年春天，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干部上山下乡的号召，时任中央林业部部长助理的张子良同志积极响应，多次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到基层去、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和工作。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不久之后，张子良的名字与林业部众多青年干部一同出现在了下放锻炼的光荣榜上。抵达带岭林业实验局并担任党委书记后，林区的现实状况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敌伪时期长期的乱砍滥伐严重破坏了森林资源，而解放后的更新造林工作一时难以跟上采伐速度，导致杂木丛生的过伐林地日益增多，给实现森林永续作业带来了巨大困难。这一切，让他感觉仿佛欠下了国家和子孙后代一笔沉重的债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偿还这笔“账”。他坚定地表示：“既然这项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肩上，我们就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自此，他将营林和造林工作提升到了全局工作的重要日程之上。 为了切实掌握林区的真实情况，他亲自带领技术人员、行政干部以及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一次又一次深入各个林场。他们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岭，穿越了一片又一片森林，实地考察老树的生长状况与幼树的培育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为了从实践中探索人工速生丰产林的有效经验，并将营林、造林工作中积累的丰富实践系统记录下来，他与同志们一道动手，为山上的每一片林子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同时，他还在永翠河南岸开辟了实验苗圃，设置了多种不同栽培和抚育方法的试验地块。这两项举措成为了营林工作中极具价值的实验，它们为未来实现森林永续作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资料和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一九五九年，在带岭局寒月林场指挥造林时，张子良认真总结以往人工造林的经验，将其提炼编撰成“挖大坑、栽当中、高提苗、踩实成”的顺口溜。这套口诀通俗易懂、便于记忆，极大地方便了一线造林工人的实际操作与应用。同年，带岭营造的人工林被中共黑龙江省委正式命名为“人工丰产林”，《黑龙江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号召全省林区学习并走人工丰产林的发展道路，使得带岭的先进经验在东北、内蒙古等广大林区得到了全面推广。同年十一月，张子良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发表了题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森林后备资源》的重要文章，文中他明确主张应坚持走人工更新的道路，以加快恢复森林资源的速度。他始终秉持惜木如金的理念，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小兴安岭的绿色事业之中。
一九六一年，带岭林区有一千二百多公顷的幼林遭受了松蚜虫的严重侵害，这让张子良内心万分焦急，甚至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天刚蒙蒙亮，四周还一片寂静，人们大多仍在沉睡，他却早已来到院内的实验林里，凝视着那些被松蚜虫啃噬得遍体鳞伤的幼松，心情如同虫子在身上爬行一般煎熬。他接连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耐心启发大家共同思考对策。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张子良与科技工作者们一同反复研究、试验，再研究、再试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成功找到了彻底消灭这种害虫的有效方法。长期以来，林区在采伐后往往只将粗大的树干截造成材，而大量的大枝丫、小径木、站干木以及风倒木却被遗弃在山中，未能得到合理利用；同时，林业部门内部用材缺乏严格管控，一些临时工程甚至动用了等内原木；铺设用于拖拉机夏季作业的小杆道消耗木材过多；此外，林区居民日常生活中也烧掉了一部分质量良好的木材……这些浪费现象一直让张子良深感忧虑。时值夏季集材的关键时期，张子良再次深入林场，继续钻研如何解决铺设小杆道所导致的木材浪费问题。实际上，张子良与工程技术人员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曾进行过多次实地调查，结果显示每铺设十米集材道就需要消耗两立方米木材，而该局每年铺设的集材道长度达上万米，累计计算下来的木材消耗量堪称惊人。来到林场后，张子良广泛与修道工人、技术人员及拖拉机手交谈。有一次，他向工人们提起了自己家乡木材匮乏的艰难境况：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想要用上一点木头极为不易，姑娘出嫁时甚至要远赴黄河以南去筹措木材；当地人们伐倒一棵树后，不仅要把枝丫、树头全部利用起来，还得把埋在地下的树根也挖出来使用……听完他的讲述，有人感叹道：“咱们这儿可是福地，从来不缺木材用。”张子良却严肃地说：“咱们不能因为自己这里有木材，就忘了其他地方的需要，要站在小兴安岭，心里装着全中国啊！”经过持续探索，张子良与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一种既能减少木杆使用、又能多运木材、彻底消除浪费的好办法：实行夏伐夏运，并选择在地势较高、不易积水的林场中进行作业，这样就可以直接用枝丫和树头代替木杆来垫铺集材道。带岭林业实验局全面推广这一经验后，利用枝丫和树头成功铺设了四千六百米集材道，完成了一万四千立方米的集材任务，相比用小杆铺道，节约木材超过三百五十立方米。一九六三年二月，张子良突然被重病击倒。心脏病、冠状动脉硬化、视网膜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一齐向他袭来。他血压骤升，头痛欲裂，连方向都难以辨认，言语也变得含糊不清。经过紧急抢救，张子良的病情才暂时转危为安。稍有好转，他便迫不及待地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进展，并找人继续研究木材节约的相关问题。旁人劝他静心休养，他却说：“我别的都可以不管，只管节约木材这一件事就行。”后来，根据组织的决定，张子良才离开带岭，前往北京休养。然而，当他在北京参观了雷锋展览馆后，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再也无法安心休养下去了。第二天，他就向医生提出出院请求，医生告诫他：“这可不行，至少还需要休养一个月！”张子良却坚持道：“没事的，我自己多注意就行！”很快，他便回到了带岭，拄着拐杖、提着药壶，重新活跃在各个林场中，继续推动木材节约工作。从北京归来后，除处理必要的日常工作和会议外，他将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七次深入林场，与职工们反复进行节约木材的实验，最终摸索出一套从收集、堆垛、装运到利用枝丫棒的完整成功经验。到九月初，全局已集运下山的枝丫棒达一千四百多层积立方米。这些以往被视作“废物”的材料，如今却能从中筛选出百分之二十的小规格材，百分之六十的造纸材，以及百分之二十的烧火柴。工人们纷纷感慨：“连小木头棒都捡回来利用，谁还忍心丢弃大木头呢！”这种艰苦朴素、物尽其用的作风，深深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张子良同志是一位毫无私心杂念的模范人物，他将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对待个人的生活待遇却从来不计较分毫。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张子良担任的职务多么重要，也无论他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获得了多少崇高的荣誉，他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与传统。他时刻铭记着毛主席“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谆谆教导，并将其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当他的工资标准被定为400工薪分时，他只肯领取100分；后来标准提高到800分，他也只领取200分；待到工资定为每月270元时，他最多只接受150元。每当他调动工作岗位，新单位的财务人员总会因为他拒绝领取全额工资而感到为难。从东北森林工业总局调往北京工作时，他已积存了2000多元未领的工资；由北京调往带岭之前，这笔积存款项达到了5000多元；而到带岭工作后的近五年时间里，他又累积了5000多元。财务人员多次向他汇报：“张书记，这笔钱实在不好处理啊。”为此，张子良无数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恳请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他总是反问：我凭什么领取国家这么多钱？最终，在每次工作调动之际，张子良都将自己节余下来的部分工资全部上交给了公家。在张子良看来，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内心时刻思考的，不应当是社会给予了自己多少财富，而是自己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不应当是向党和人民索取名利与地位，而是为党和人民办了多少实事。倘若将心思放在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荣誉之上，那便彻底丧失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本色与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