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华

一九三一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启蒙与教育影响下，张中华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被彻底点燃。他积极投身于各类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向广大民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野蛮行径，热情颂扬东北军民自发组织的各种反日斗争，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共同保卫祖国山河。次年，日本侵略军攻占哈尔滨，民族存亡的危机日益加深。在此严峻形势下，张中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道路。他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因其表现突出、忠诚可靠，被地下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之后，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与悉心培养下，张中华迅速成长为一名自觉而坚定的革命战士。对于组织分配的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决服从安排，无论派往何处都全力以赴，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他的各项使命。一九三四年底，为加强吉东特委对党、团工作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张中华前往吉东地区，担任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次年六月，他又调至吉东特委，出任共青团吉东特委组织部长。在工作中，张中华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作风踏实，深入基层。他在吉东特委负责共青团工作期间，长期生活在群众之中，善于团结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耐心倾听群众意见，因而各项工作开展得颇为顺利。 由于成绩显著，同年冬季，组织再度调他回到宁安，担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在主持宁安中心县委工作期间，张中华孜孜不倦、日夜操劳。他经常深入马莲河、卧龙河、卢家屯、北湖头、七间房等地的村屯，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因其身材高大，且与群众关系融洽，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张大个子”。在这些地区，他积极发展党、团组织，组建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以及地方武装等多种群众团体，发动并组织群众以各种形式配合、支援抗日军队的武装斗争。在宁安工作的那段岁月里，张中华的足迹遍及宁安的山山水水、各个村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给当地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曾与他共同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和抗日群众至今仍记忆犹新，一致称赞张中华是一位好同志。他工作积极热情，乐于帮助同志，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既能宣讲动员，也能提笔撰文。他曾亲自为地方武装队伍谱写抗日歌曲，同志们唱起他创作的旋律，更加激发了阶级仇、民族恨。后来，这些同志中有的参军奔赴前线，有的留在地方工作，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这一时期，在宁安县委领导下，全县共有党员八十余人。 一九三六年初，由于敌人对吉东地区的控制日益严酷，中共吉东特委遭到破坏，地方组织的活动也愈加困难。张中华奉命调离宁安县委，前往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部工作，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在地方工作时，群众赞誉他是好同志、好书记；到了部队，同志们依然称颂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一位文武双全的指挥员。他高度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着力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经常为战士们讲授政治课、文化课，并亲自教唱革命歌曲，深受战士们的爱戴。张中华不仅圆满完成了政治工作任务，在军事方面也贡献突出。为避开敌军主力，开辟新的游击区域，抗联五军先遣部队开始向中东铁路以北转移。为策应此次转移行动，张中华与五军副军长柴世荣在宁安积极开展军事行动，曾在宁安南部成功缴械伪军一个连，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一百八十余支；随后又在中东铁路牡丹江以东地段袭击敌军用列车，毙敌四十余名，缴获战马九十匹。 吉东特委被破坏后，地方组织一度陷入瘫痪。为恢复并领导地方组织，坚持老游击区的抗日斗争，张中华在参与五军军部领导工作的同时，还随部队行动，积极开展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工作。五月以后，敌人对宁安地区的统治越发严密和残酷，在军事上调集重兵，以牡丹江为中心区域对抗联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实施残酷的法西斯政策。除了推行“归屯并户”之外，敌人在东京城及各村庄每月以抓捕“共产党”和“反满抗日分子”为名大肆捕人，每日被捕者达数十乃至上百人。五月至七月间，敌人对抗联五军军部活动的西区连续发动了九次进攻。八月初，军部决定：军长周保中向铁路以北转移，以领导主力部队东进；张中华则留守宁安，配合兄弟部队坚持老区斗争。张中华不畏艰险，率领五军留守部队与第二军第二师部队联合作战，多次与敌军交锋，不断予敌以打击。其中一次较大的胜利，是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侯国忠所部在代马沟站附近小砬子设伏，袭击日伪军用列车的战斗。九月十二日黄昏，张中华与侯国忠率领第二军第二师第四团一部、第五军警卫营一部及抗日义勇军黑山队共计五百余人，隐蔽进入穆棱县代马沟以东峡谷，在拆除一段铁轨后，埋伏于铁路北侧高地和南侧谷地。二十二时许，隶属满铁铁道总局的第九七零次列车（横道河子至穆棱间办理客运的货运列车，临时增挂六节运兵车厢，共二十八节）驶入伏击区，主副机车及第三至第十一节共九节车厢（其中前六节恰为运兵车厢）脱轨。抗联埋伏部队乘日军慌乱之际，从南北两侧突然发起猛攻。日军因车门撞坏无法下车应战，只得蜷缩在车厢内被动挨打。激战约一个半小时后，抗联部队弹药耗尽，方才撤出战斗。此役日军死伤一百人，其中战死二十六人，因伤致死八人，重伤九人，轻伤五十七人；另有军马六匹被当场击毙。抗日联军第四团第七连连长张颜明、战士梁洪章、张发恩等九人阵亡，十二人负伤，一人失踪。 九月二十四日，周保中率五军军部向中东铁路以北转移途中，在宁安县泉眼头主持召开了吉东、东满党组织和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即泉眼头会议。与会人员包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二军二师政治委员王润成、参谋长陈翰章、四团团长侯国忠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道南特委，由张中华担任特委书记兼五军宁安留守处主任。会后，周保中率五军军部及教导团第一、第二队继续北上，与五军主力部队会合；张中华则率领留守部队在绥宁老游击区坚持斗争，统一指挥道南各军留守部队，领导中东铁路东段道南的绥宁地区及额穆、敦化、汪清、珲春、延吉等地党的组织、抗联部队以及南湖头交通机关等工作。 泉眼头会议结束后，张中华率领五军警卫营一部、五军一师三团全部、二军二师五团三连等部队，活跃在宁安县第四、七、八区等地。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反日山林队的配合下，他们于贝家烧锅等处多次与日伪军交战。一九三六年，张中华的书信手迹得以保存。至一九三七年初，他在部队工作已有一年多时间。在这段日子里，他随抗联五军及第二军部分队伍转战于牡丹江东西两岸的莲花泡、大通沟、卧龙屯、兴隆沟、徐家屯、百顺沟、烟筒沟、三道通、三道河子、四道河子、刁翎等地，经历多次战斗，开展了大量工作。在部队中，他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在战场上，他英勇果敢，总是冲锋在前。同时，他还在所到之处积极进行党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工作。 同年三月，张中华率领五军一师三团和二军二师五团从道南抵达牡丹江下游地区五军军部所在地三道通，参加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大会。三月十四日，由周保中主持，在依兰县（今林口县）三道通屯北头、四道子沟口的张家大房身召开了吉东党组织扩大会议。会议在原有道南特委、道北特委和下江特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共吉东省委，张中华当选为省委委员，并继续兼任道南特委书记（直至十二月）。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对抗联五军的游击活动作出了新的部署：军部以三道通为据点，保持与中共北满省委及其领导下各抗联部队的联系；第一师在军部领导下，以依兰、方正、勃利为中心，向南推进至中东铁路沿线，配合第二军分遣队向宁安移动，开展原绥宁区的游击活动，保持与道南留守部队的联系；第二师以依东为据点，向宝清、富锦地区扩展，打通与第四、七军的联系。同时，将张中华从道南带来的第二军第二师方振声团经过整顿补充，编为独立旅，并派遣五军一师三团政委伊俊山担任政委，返回南满地区，负责打通与第一、二军的联系。 根据中共吉东省委的部署，为更好地配合五军各部队的游击行动，坚持原绥宁区的斗争，张中华在参加省委会议后仍返回道南，领导道南特委工作，统率活动在该地区的第二、五军部分队伍及五军留守部队。返回道南后，张中华曾率领五军一师一团在桦树顶子与白俄伪森林警察队展开激战，歼灭白俄伪警五十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同年冬季，五军一师派往道南的部队因活动困难，大部分撤回依兰、方正等地；张中华则率领五军留守部队继续坚持道南的游击斗争，在牡丹江、宁安等地艰苦转战，不断干扰和破坏敌人的行动。当时，以牡丹江、宁安为中心的原绥宁区斗争环境极其残酷，地方组织和抗联部队的活动异常艰难。除了张中华所领导的部分抗联部队仍在坚持斗争外，该地区几乎已无其他成建制的抗日武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