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零年十月二十七日，张治中诞生于安徽巢县（即现今的巢湖市）洪家疃。他自六岁起便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最初诵读的典籍包括《诗经》《书经》《易经》，随后逐步进阶至更为深奥的“四书”。张治中在背诵经典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方法，他并非逐章逐句地记忆，而是习惯于将五经、四书等典籍进行整本乃至整部地背诵，例如《论语》《大学》《中庸》，甚至连同书中朱熹的注解也一并熟记于心。正是通过这种刻苦而系统的学习，他在此阶段奠定了扎实的儒家思想与国学根基。经过多年私塾教育的熏陶，张治中在十四岁时首次尝试参加科举考试，然而最终未能及第。由于家境困顿、生活所迫，私塾学业结束后，他度过了长达六年的漂泊岁月。其间，他曾在丰乐河镇的吕德盛号商店担任学徒，也投身于扬州盐务缉私营充当备补兵，后又于安庆巡警局担任备补警察。为了寻求更为稳定的出路，他最终进入扬州巡警教练所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系统训练，并在顺利完成学业后，正式成为一名警察。
一九一一年，随着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张治中从当时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上海已然光复并更换旗帜的消息，他毫不犹豫地动身赶往上海，毅然加入了新组建的学生军队伍。不久后，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这支学生军随即被调往南京，并整编为陆军入伍生团。至一九一二年冬季，入伍生团进一步并入位于武昌的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接受系统训练。一九一四年冬，张治中自预备学校毕业，先被安排至陆军第八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入伍实习，随后凭借优异表现升入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步科第三期学员。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安徽地方的“安武军”中开始见习生涯。次年夏天，安徽督军倪嗣冲率领“安武军”北上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张治中心怀正义，不愿追随这种违背法统的行径，于是毅然离开部队前往上海，继而转赴广州，投身于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护法运动。他最初在驻粤滇军第八旅担任上尉差遣职务，并随部队参与了征讨福建的战役。在这场战事中，张治中凭借实际表现先后被擢升为警卫队长、连长乃至营长。然而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他所在的滇军在潮州地区遭到桂军刘志陆部的包围并被缴械，张治中本人也被遣送返回上海。此后，他应保定军校同窗罗天骨的邀请，前往川军第五师担任少校参谋。一九二〇年，川军第五师改编为第三独立旅，张治中随之改任该旅参谋长。次年春天，该旅下属的吕镇华团长在宣汉发动叛变，张治中在这场变故中险些遇害，最终他伪装成伤兵，趁局势混乱得以逃脱，辗转回到安徽巢县故乡进行休养。一九二二年秋季，张治中进入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求学，其间主要攻读俄文，同时还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进修英文课程。在上海大学这段经历中，他开始接触到不少进步思潮，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一九二三年初，应友人邀约，张治中再度南下广州，先后担任靖国桂军总司令部参谋等职务，后来又前往虎门协助创办桂军军官学校，并出任大队长，实际负责该校的日常校务与管理工作。
一九二四年，随着黄埔军校正式创立，经由保定军校同窗的举荐，张治中受到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黄埔军校任职。次年一月，他被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副总队长；至四月，已代理总队长职务。此后，张治中陆续兼任了军事委员会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处处长、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第四期第三团团长以及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四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等多个重要职务。在此期间，张治中曾向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但由于当时国共双方存在约定，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加入组织，因此这一请求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他仍与周恩来、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张治中深受校长蒋介石的赏识与倚重，由此开启了与蒋介石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关系，并始终成为蒋介石最为信赖的军政核心人员之一。一九二五年一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总队附，同时兼任第二营营长，自此正式在黄埔军校展开工作。原总队长王懋功调任师长后，张治中接替其职务，担任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同年八月，他奉命与李卓元、黄在玑等人共同编纂东征战役及回师广州的相关战史。在这段时期，张治中先后参与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叛乱的军事行动，以及国民革命军发起的第一、第二次东征作战。一九二六年一月，张治中出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团长，并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随后他主动辞去所兼八项职务，专任黄埔军校步兵科军官团团长；同年六月，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同时担任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同蒋介石投身北伐战争。北伐军成功攻占武汉后，张治中被调任为学兵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二月，他兼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之后转赴上海，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负责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不久后蒋介石宣布下野，张治中借此机会筹划出国考察。一九二八年初，他抵达德国，先行进修德语。五个月后，重新掌握权力的蒋介石电召张治中返回国内；同年七月，他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八月，因国民政府体制调整，军政厅改组为军政部，张治中随之去职。一九二八年十月，他调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少将主任。次年二月七日，张治中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及常务委员；五月二十一日，他接替何应钦出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主持该校日常校务，这一职务一直担任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张治中在中央军校连续任职长达十年，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恰好涵盖了中国所谓的“十年内战”时期。在这十年间，张治中曾四次奉命率部出征，但均未参与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剿共”军事行动。一九二九年，他以武汉营主任身份参加平汉之役，与冯玉祥部作战；一九三〇年，以教导第二师师长身份参与陇海之役，对阵冯玉祥与阎锡山组成的联军；一九三二年，以第五军军长职务投身淞沪抗战，率部抗击日本侵略军；一九三四年，又以第四路军总指挥之职参加福建之役，负责镇压第十九路军。在当时，掌握兵权意味着拥有显赫的地位与实力，但张治中每次在战事结束后，都主动交还指挥权，返回军校继续从事教育训练工作。曾有数次蒋介石已内定他继续统率部队，但他均坚决推辞，未再留任军职。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张治中被正式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校务委员会委员，开始参与军校高层管理工作。同年二月十五日，他进一步被委以重任，出任陆军第五军军长，同时兼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及左翼指挥官职务。次日，即二月十六日，张治中率所属部队接替第十九路军的防务，负责从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一带的防线，并随即投入淞沪抗战之中。战役结束后，他返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继续履职，连续担任第十期至第十三期的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且在此期间一直兼任军校教育长一职。一九三五年四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核定，张治中被正式叙任为陆军中将。至一九三六年九月，其军衔再次获得晋升，被叙任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张治中受命出任京沪警备司令长官；同年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开始，国民政府任命他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领部队在张华浜、川沙口等战略要地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然而，在国民党当局整体消极抗战的方针影响下，自九月十一日起，中国军队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守。由于在军事指挥方面与蒋介石产生严重分歧，张治中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大本营提出辞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并同时兼任省保安司令。主政湖南期间，张治中将“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作为施政目标，并亲自提出“廉正勤勇”四字作为湖南省训。在任内，他推行了一系列整顿措施，使长期困扰地方的伤兵安置、兵役征召及匪患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此期间，张治中仍继续兼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十二月一日，他又兼任新成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主任。该分校除依照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标准培训初级军官外，主要致力于训练湖南保安团队干部、警务人员以及在乡军官，以增强地方防卫力量。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随着武汉和广州相继沦陷，位于华中腹地的湖南由抗战大后方骤然转变为前线地区；十一月上旬，岳州失守，日军兵锋直指长沙；同月十二日上午，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令，指示若长沙失陷必须实施全城焚毁。张治中随即向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保安处长徐权下达指令，布置焚城具体纲要。然而，负责执行放火任务的保安第二团官兵未获正式批准，竟于十三日凌晨擅自提前点火，导致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事件，给长沙城及百姓生命财产带来极其惨重的损失。大火之后，蒋介石将酆悌等三人作为替罪羊处决，张治中也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不久他便辞去湖南省主席职务，转赴重庆。一九三九年三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事务，由此成为蒋介石身边参与最高机要的核心幕僚。一九四〇年九月，他接替陈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并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负责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教育及三青团的相关工作。在蒋介石麾下的文武官员中，敢于直言进谏者寥寥无几，张治中正是其中一位。在两人长达二十五年的共事期间，张治中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重大问题当面提出不同意见，甚至与蒋介石发生争论。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针对“皖南事变”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张治中向蒋介石呈递万言书，痛陈当局在处理中共问题上的失误，极力主张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局。在蒋介石嫡系将领里，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较为深入，被中共视为老朋友，他曾多次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谈判，致力于协调双方关系。一九四二年春天，张治中被指派为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多轮谈判与磋商，参与调解国共两党间的冲突。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五月至十月间，张治中与王世杰代表国民党，同中共代表林伯渠先后在重庆、西安展开谈判，由于双方所提条件差距过大，未能达成协议。此后，为缓和国共两党矛盾，国民党再次派遣张治中、王世杰、宋子文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谈，但因在组织联合政府等关键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谈判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止。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治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并继续连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至第十九期的校务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为避免国家再度陷入内战的动荡局面，张治中先生一方面在主张和平的各界人士中展开积极联络与推动，另一方面也多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力劝其重启国共两党的和谈进程。在多方压力之下，蒋介石最终采纳了张治中的建议，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未来大计。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参加谈判；蒋介石则指派张治中作为其代表，专程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一行。同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乘坐专机由重庆抵达延安。次日，他陪同毛泽东等人飞抵重庆。随后，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展开了具体而细致的谈判。九月十三日，张治中奉命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由重庆飞赴迪化（今乌鲁木齐），与朱绍良、吴忠信等人共同处理复杂的“伊宁事变”，致力于缓和当地民族自治诉求与中央管辖之间的紧张关系；十月三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晋升其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经过四十余日的反复磋商，国共双方于十月十日在重庆桂园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同年十一月，张治中再次乘坐专机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中共方面为此举办了隆重的欢迎晚会。次日临行前，毛泽东亲赴机场送别，在车上他对张治中表示：“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参加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始终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内争端；三月，他被调任为西北行营主任，负责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事务，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此后，张治中又相继担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职，常驻兰州处理西北军政要务。一九四八年夏，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张治中已清醒认识到蒋家王朝败局已定，但出于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他仍抱着一丝希望进行最后劝谏，尽管言辞恳切、用心良苦，却已无法扭转大势；五月十六日，他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西北军政职务；八月一日，他又改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继续受命主持西北地区事务。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抵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展开正式谈判。经过约半个月的密集协商，双方代表团于四月十五日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然而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拒绝在该协定上签字，和谈至此破裂；二十一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张治中原本计划返回南京复命，但在周恩来的耐心劝说与诚挚挽留下，他最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毅然决定留居北平，决心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在中共中央的真诚感召与邀请下，全部选择留在北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同年六月十五日，位于广州的“中央社”发布了一则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试图歪曲事实；随后在二十日与二十二日，又接连发出两则电讯，继续散布不实信息，并对张治中本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面对这种公然颠倒是非、污蔑中伤的行径，张治中感到无比愤慨，遂于六月二十六日毅然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彻底划清界限，并呼吁国民党内一切有识之士认清形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真诚无间的合作，携手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目标而奋斗。一九四九年九月，受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委托，张治中多次致电当时主政新疆的国民党军政长官陶峙岳与包尔汉，以其个人的影响力积极斡旋，最终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同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后，张治中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则作出决议，宣布将其开除党籍。同年十二月，他陪同彭德怀将军前往新疆，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职；也是在这一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九五六年二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张治中当选为副主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再次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治中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继续在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要岗位上贡献力量。
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著名爱国人士张治中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九岁。他的逝世在当时的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深切哀悼。同年四月九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为张治中先生举行了庄严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前友好及各界代表前往吊唁，共同缅怀其一生的贡献与风范。仪式结束后，张治中先生的灵柩被护送至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长眠于这片安息着众多近现代中国杰出人物的纪念之地。
张治中早年深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精神感召，毅然选择投身军旅，他衷心拥护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及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与坚定的正义感，是一位深具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内心怀有炽热的爱国情感，对国家与民族命运抱有强烈的责任担当。青年时期，他即以救国救民为志向，弃文从武，每当中华民族遭遇存亡危机之际，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勇挑重担。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张治中担任第五军军长，他顶住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与阻挠，果断率部开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共同抗击外敌，临行前甚至写下遗书，表达为国捐躯的坚定决心。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岁月里，他始终秉持抗战到底的信念，坚持不懈，直至迎来最终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张治中从未参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的任何一次反共内战，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极少未曾与共产党军队交战的特例。他具备长远的政治眼光，善于洞察历史趋势，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密切而友好的联系。早在国民大革命阶段，他就与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黄埔军校内部左右派系学生的激烈冲突中，他明显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一方，也因此遭受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指责与攻击。此后，即便国民党多次掀起反共高潮，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立场，始终未随波逐流。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治中极力主张和平建国，积极奔走推动国共双方举行重庆谈判，为寻求国内和平付出了巨大努力。1945年，他应周恩来之托前往新疆，成功营救出被军阀盛世才长期囚禁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干部，护送他们安全返回延安，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批至关重要的骨干力量。1949年，张治中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双方达成的协议遭国民党当局拒绝后，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最终接受周恩来的诚恳劝告，决定留在北平，与国民党内的顽固势力彻底划清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积极投身国家政治生活，始终将祖国统一大业置于心头，他主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祖国统一促进工作，为促成台湾省回归祖国怀抱竭心尽力，贡献卓著，完成了大量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张治中出生于一个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家庭，家境颇为贫寒。他的父亲张桂徵虽然读书不多，但也粗通文理，平日以做篾匠手艺为生，后来在丰乐河镇上经营了一间小小的竹制农具店，靠此维持一家生计。母亲洪氏是位性格慈爱、为人厚重的女性，她曾将家乡流传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送给张治中作为人生座右铭，以此勉励儿子要勇于尝尽人生艰苦，在逆境中磨砺意志，最终奋发成才。这句充满哲理的话语，深深烙印在张治中心中，对他此后一生的成长道路与品格塑造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张治中在家中兄弟共四人，他作为长子，自幼便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与期望。
张治中与妻子洪希厚的婚姻源于双方家庭的指腹为婚，两人在洪希厚十七岁、张治中十九岁时正式结为夫妻。一九一五年，张治中的父母在短短十日内相继去世，当时张治中正在保定军校求学，无法脱身，所有丧葬事宜均由洪希厚独自承担办理。处理完公婆的后事之后，洪希厚还肩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带着年仅七岁的小叔子回到自己的娘家居住。张治中与洪希厚共育有五女二子，子女按长幼顺序分别为张素我、张一真、张素央、张素初、张素因、张一纯和张素久。在众多子女中，四女张素因不幸在重庆早夭，成为家庭的一大憾事。张治中与妻子洪希厚相伴多年，共同经历了动荡岁月中的诸多风雨。
张治中的故乡坐落在一片山清水秀的田园景致之中，自然环境虽十分优美，却因远离城镇而显得相对闭塞，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文化教育也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张治中曾深刻指出，国家的富强必须立足于经济建设；而要推动经济建设，首先必须重视教育，尤其应当将关注点投向广大的农村地区，着力发展农村教育。为此，张治中于1928年在安徽省巢县（现巢湖市）洪家疃村亲手创办了黄麓师范。学校最初建立时为一所小学，定名为“黄麓学校”。至1933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安徽省立黄麓简易乡村师范，简称“黄麓乡师”，学制设为四年，主要目标是培养能够服务于农村小学的低年级教师。原有的黄麓学校随之改为附属小学，此后学校规模逐步扩大，相继增设了简师班和青年服务班等教学单位。张治中积极倡导教、学、做三者合一的教育理念，极力主张将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紧密结合，为学校确立了“复兴农村，复兴民族”的办学方针，并亲自题写了以“敬、勇、诚、毅”为核心的校训，其内涵为：敬以待人、勇以行义、诚以存心、毅以立志。1938年初，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在战火蔓延中不得不暂时停办。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多次与安徽省教育厅沟通协调复校事宜，并个人捐资用于添置教学设备、修整校园环境。1946年春天，学校得以重新开办。1949年元月，黄麓师范正式回到人民的怀抱，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自创办以来，黄麓师范已累计为祖国培养了超过三万名各类人才，其中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众多教授、工程师、企业家、医师和艺术家，更有大量长期扎根农村、默默奉献的中小学教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黄麓乡村师范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风貌。与此同时，张治中从1928年秋至1937年夏，长期在黄埔军校担任教育长，主管军事教育与训练工作达十余年之久，其任期历经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至第十四期。在此期间，他指导培养了两万余名国民革命军初级军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战场指挥员、参谋人员以及前线作战的中坚力量，为抵御外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治中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内部一位始终倡导并致力于维护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他坚定地认为，要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不仅如此，他也深切感到，若要挽救当时已积重难返的国民党自身，同样需要与共产党建立联合关系。因此，他极为反对国民党内不断挑起的反共摩擦事件，对这些破坏团结的行为持明确否定态度。作为力主推动北平和谈的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张治中在其整个生涯中从未直接指挥部队与共产党军队交战，这一经历在国民党高层中显得尤为特殊。在全面抗战期间，他积极奔走，努力促进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协作，共同抵御外侮，并与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人士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与互信。通过这些不懈的努力，张治中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巩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其言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远见与胸怀。
一九四五年九月，张治中奉命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着手处理当地因三区革命引发的武装暴动事件，旨在通过和平途径妥善解决新疆面临的复杂局势。在启程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获悉其行程，特意委托张治中尽力营救此前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并长期囚禁的一百三十一名中共党员。抵达新疆后，张治中立即展开行动，先后派遣屈武等人亲赴监狱探望这些被关押的同志，同时明确指示主管部门改善他们在狱中的日常生活条件，尽可能给予人道待遇。为促成全员获释，张治中多次致电蒋介石，详细陈述关押人员的实际情况，并恳切劝说，指出释放这些中共党员不仅有助于缓和国共两党关系，亦能向外界展现国民政府谋求和平的真诚意愿，应当尽快无条件予以全部释放。经过张治中不懈的沟通与努力，这批深陷囹圄的同志最终得以重获自由。为确保他们平安返回延安，张治中不仅专门安排了可靠的护送人员全程随行，还特意嘱咐配备医务人员同行照料，以应对旅途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所有被营救的党员在周密护送下安全抵达延安，顺利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张治中受命长期主持新疆政务，在此期间，他始终将维护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地区的整体稳定作为施政核心，通过持续的努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改善了地方治理，从而为后来新疆实现和平解放营造了有利环境，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张治中推行并落实了多项关键举措：他明确颁布政令，严格禁止鸦片吸食与赌博活动，大力整顿社会风气；对公务人员中的贪污腐败行为予以严厉惩处，以肃清吏治；同时，他下令释放了大量被关押的政治犯，缓和了政治对立；还组织力量全面清查前政权时期被盛世才没收的民间财产，并逐步发还给原主，以恢复民众生计；此外，他宣布免除新疆全省一年的农牧业税以及半年的各项捐税，切实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一系列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有效促进了战后新疆的休养生息与和平发展，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积累了社会安定与进步的积极因素，从而为最终新疆以和平方式迎来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北地区挺进的历史进程中，张治中将军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其贡献受到了广泛认可。彭德怀元帅曾特别指出，在实现新疆和平解放的伟大事业里，有一位功不可没的人物应当被永远铭记，那便是张治中将军。根据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张治中当时从北平向驻守新疆的时任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发出了一封电报，在电文中他诚恳劝导陶峙岳顺应时势，率部起义。陶峙岳在深思熟虑后接受了这一劝导，随即着手秘密进行动员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张治中早年留在新疆政界的一批老部下——包括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刘孟纯、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重要人士——也开始在政界内部积极活动，多方奔走，全力推动和平解放运动的展开。在张治中的持续鼓励与直接影响下，陶峙岳最终牵头，联合了驻疆各部队的师长、旅长等高级将领，共同联名向全国发出了庄严的起义通电，公开宣布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彻底断绝一切关系，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完整归附于人民民主阵营。另一方面，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单位，在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委员屈武等人的共同率领下，也正式向全国发出通电，明确表示完全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至此，新疆省实现了完全的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西北地区从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致力于推动祖国统一事业的进程中，张治中先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亲自撰写并发布了包括《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与《告逃在台湾的人们》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告，通过这些文件向当时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诚挚而恳切的呼吁。在文告中，他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要性，以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根本意义，希望这些人员能够深刻认识到肩负的民族大义，坚决停止与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任何勾结行为，认清历史潮流，把握正确方向，早日作出明智抉择，重返祖国的温暖怀抱，共同完成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面对敌军在重兵器方面的显著优势及其可能实施的侧翼包围战术，张治中在部署防御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部队应当采取纵深配置的方式分配兵力，将主要作战力量置于阵地后方，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少敌方火力造成的损失，并确保在战况变化时能够迅速而灵活地进行策应。这种纵深防御的布局，通过将重兵保留在后方的安排，极大地增强了整体部署的机动能力，使得指挥者能够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及时向薄弱环节补充兵力，从而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且侵略者已决意发动进攻的严峻形势下，张治中主张，我方应当抓住敌方尚未完成全面进攻准备的时机，主动出击，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打击，打乱敌人的部署，使其陷入猝不及防的被动境地，以此为我方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与优势地位。张治中深刻认识到中日之间的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并坚信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抗战，他主要提出了两个核心方向：其一是通过节节抵御的消耗战来拖垮敌人；其二是发动全民族共同参与的全民抗战。所谓节节抵御的消耗战，是从具体作战方式的角度出发，强调在各个战略要地和空间上进行坚决的阵地防守，以此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与战争资源，有效延长战争进程，实质上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在相持中等待有利于我方的战略转变。而全民抗战则是从战争参与主体的层面进行阐述，强调抗日战争不仅仅是政府和正规军队的职责，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将正规军事力量与广大民众的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应过分偏重军队的作用而忽视民众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因为军队的力量终究存在其限度，而人民的力量则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实现持久抗战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动全民抗战；在具体的作战形式上，则应以节节抵御的阵地战为主要方式，同时广泛调动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作为重要辅助。 关于如何维持与保养军队高昂的士气，张治中提出了多方面的方法。首要的是保障官兵的薪饷与抚恤待遇。经济基础至关重要，物质利益得到切实保障是军队保持稳定与团结的基本前提。其次，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教育的作用。驱动人们行动的不仅有物质层面的需求，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利益虽是基础，但精神追求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质局限，激发更深层的动力。第三，必须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作战能力直接影响官兵的自信心，而自信心又深刻影响着整体士气。只有通过严格且贴近实战的训练，才能切实提升部队的作战效能。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才更有可能在长期而艰苦的战争中保持高昂的斗志。最后，强调官兵一致的原则与将领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实现官兵平等，能够有效融洽军队内部关系，增强士兵对指挥官的信任与向心力。将领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则更容易让士兵心悦诚服。这些因素对于维持稳固而高昂的士气都至关重要。 在人事制度建设方面，张治中亦有系统的思考。他主张完善军队的人事任命制度。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人事任免权常常被少数高级将领所把持，由此结成了各种盘根错节的派系，形成了稳固的利益集团，各派系各自拥戴其首领，追逐自身小团体的利益。张治中反对听任将领个人操纵人事安排，主张应由中央统一掌握人事权衡的大权，建立健全透明、公正的人事任命制度。他还提出了高级将领交流任职的制度，主张对于任职超过两年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实施有计划的“人事异动”。这一“人事异动”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振奋军队精神，打破固化的派系壁垒，增强最高统帅部的权威，并提升广大官兵的国家意识与军队整体意识。这种高级军官的定期交流制度，不失为打破派系隔阂、削平山头主义的一种有效方法。 张治中的军事思想形成于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历史时期。在这场反对日本侵略的伟大战争中，他不仅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更在运筹帷幄之中，对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严密而理性的深入思考。其军事思想的基础，深深植根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所提出的纵深防御与先发制人的战术思想，动员民众进行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加强军队精神教育来激励士气、提升战斗力的军队建设理念，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其中，尤其注重动员民众，深刻认识到有形的正规军队与无形的人民力量的紧密结合，能够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磅礴伟力，这正是张治中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这种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人民伟大力量的承认，也是张治中最终能够走向人民阵营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张治中明确指出，在军事教育领域，无论是针对军队本身还是面向国民的军事教育，都必须建立起一套严格而高效的教育命令体系。这一体系需要具备严密的组织结构，并制定详尽周密的训练计划，以确保各项训练任务能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在他看来，加强国防建设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于对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教育进行全面整顿，而其中最为首要的任务，便是实现军事教育机关的统一管理与协调。张治中进一步分析，空军的出现及其在现代战争中的广泛运用，极大地增加了作战与国防的复杂性和难度，使得战争形态与国防内涵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他据此推测，未来战争的走向与结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军实力的强弱，空军很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正因如此，现代空军已逐渐演变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军种，而防空也随之上升为国防体系里最为重大和紧迫的课题之一。关于如何具体加强空军建设，张治中提出了系统化的六项举措：其一，强化空军自身的组织架构与日常训练，提升其专业化水平；其二，开展陆军与空军之间的协同作战演习，并将其纳入常规教育训练范畴；其三，向广大国民普及基本的空军知识，提升社会认知；其四，加强防空部队的组织建设与实战化训练；其五，组织实施包括积极防空与消极防空在内的各类防空演习，并将其作为教育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六，在全体国民中广泛灌输防空常识，增强全民防空意识。除了上述六个核心方面，张治中还积极倡导将滑翔运动作为辅助空军建设的一项重要手段加以推广和发展。至于如何将国防教育普及至全体国民，张治中认为应当从四个维度着手推进：首先，要在全体民众中广泛传播和确立国防观念与忧患意识；其次，致力于提升全体民众的国防道德水准，培养爱国奉献的精神；再次，通过系统锻炼，养成全体民众强健的体魄，这即是国防体育所要达成的目标；最后，要设法增进全体民众在国防方面的实用技能，使其在必要时能够发挥作用。张治中深刻指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防体系，其根基不仅存在于可见的军港、要塞和高空防线，同时也深深植根于看似平常的工厂、农场、运动场，乃至那些静谧无声的科学实验室之中。国防建设不仅依赖于传统的“铁”与“血”，即武器装备与英勇精神，更离不开“脑”与“力”的支撑，这便指向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国防科学运动。为了推动这一运动，需要从两个主要方向努力：第一是全面提升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以此作为增强国防实力的深层动力；第二是特别关注与国防密切相关的专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以期最终构建起一个高度现代化、科学化的国防体系。
张治中的政治理念体系内涵丰富且具有系统性，其核心在于一种由上层引导、同时自基层逐级向上推进的民主政治构想；他强调法治与民主互为表里，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的依法治国方略；关注地区间与阶级间协调共进的平衡发展观；推崇以科教振兴国家，并倚重现代知识分子作为政治中坚力量的知识兴国思想；以及在三民主义框架内形成的和平主义与国家统一理念。这些理念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张治中在民主、法治、平衡发展与知识兴国四大基石上，所勾勒出的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乃至和平世界的政治愿景。民主化无疑是张治中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显著倾向。在主持湖南政务期间，他积极推动建立各类横向社会组织，旨在促进民众自治，并借助这些组织渠道汇集与传达民意，从而培育和深化社会的民主性。关于民主的实现路径，张治中倾向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方式；而在具体实施程序上，他推行的政策则强调自下而上、从基层着手的实践逻辑。 张治中对法治抱有极高的重视，认为必须确立法律的至高权威。在湖南任内，他制定了如“统一役政、抽签定人”的兵役制度等一系列法规。其后在治理新疆时，更是颁布了具备省宪性质的《新疆省政府纲领》及《选举法》。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他致力于构建法治社会的坚定企图。他对法治功能的认知颇为全面，既看到法治对民主自由的保障作用，也深刻理解法治与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为此，他从三个层面践行法治要求：首要的是立法环节须审慎周密；其次是全社会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再次是执法过程应当讲求科学与规范。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治中便已敏锐察觉到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并在其治理湖南与新疆的实践中着手应对。他的平衡发展观可析为地区平衡与阶级平衡两个维度。其一，地区平衡发展，涵盖城乡协调。他认识到湖南的湘西、湘南地区远落后于省内其他区域，乡村教育水平亦显著低于城市，新疆的发展则滞后于内地。为此，他采取针对性措施：在财政支出上向落后地区倾斜，以扶持其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教育领域，则通过分区设学、均衡布局来缓解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其二，阶级平衡发展。面对当时严重的阶级剥削与贫富悬殊现象，他痛心疾首，称之为“人祸重于天灾”。对此，他大体沿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路提出解决方案：在土地问题上，推行“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等政策；在资本问题上，主张“节制资本”，采取社会政策，促进劳资协调，改善劳动条件，保护童工与女工权益，并采取必要措施妥善解决失业问题。 张治中所推崇的知识，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新知。其一，他主张科技兴国，视科学技术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强调重用科技人才以加速国家现代化进程；其二，在行政体系内重用现代知识分子，将其视为中国现代化的脊梁，依靠他们推动政治体制的革新与现代化；其三，他高度重视教育，深刻认识到知识及其承载者——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格外强调承担着知识传播与人才培养使命的教育事业的基础性地位。 张治中始终珍视并不懈追求和平，力主以和平手段解决新疆问题与国共争端。在国际关系层面，他也一贯倡导和平共处。其所追求的和平可归纳为三类：政党之间的和平、民族之间的和平以及国家之间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张治中的和平观具有特定内涵，它是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和平，是在三民主义基础上构建的和平。维护国家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应有之义，贯穿于他的政治实践之中，无论是参与国共和谈、推动新疆和谈、主政新疆还是致力于对台工作，他都为维护国家统一殚精竭虑。张治中所追求的统一，如同其和平理念一样，秉持明确的原则，即建立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基础上的统一，这也决定了他所主张的实现统一的方式必然是和平统一。针对如何实现和平统一，他提出了若干具体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设立特别行政区，例如他曾建议在新疆设立特别行政区，以兼顾当地人民的自治需求与国家统一大局；第二种方法是运用外交手段；第三种方法是推动国共合作。他主张通过“和共”即国共合作达成国家统一，具体而言，就是终止两党敌对状态，通过扩大民主空间促进两党合作，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张治中在阐述其教育理念时，特别强调了师资选拔的德才兼备原则。他明确提出，应当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和崇高的社会荣誉作为吸引一流人才投身教育行业的重要手段。这一思路的核心在于，通过高薪与厚誉来招揽那些兼具高尚品德与卓越才能的优秀人才担任教师，进而以这支一流的师资队伍为基础，支撑起一流的教育事业。在此基础上，一流的教育将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而这些国民最终将成为构建一个繁荣富强国家的根本力量。这一从师资到国家发展的连贯逻辑，构成了张治中教育救国观的基本框架。其中，以优厚条件吸引德才兼备者从教，更是被他视为实现教育救国目标的基石所在。 张治中还积极倡导教育发展的均衡性，主张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并关注性别平等。他提出了义务教育的初步构想，并主张建立一个覆盖儿童、青少年乃至成人的完整教育体系。这一主张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全民教育的理念，即无论何人、处于人生何种阶段，都应当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既包含了义务教育的思想，也体现了终身教育的雏形。 在具体教育内容与方法上，张治中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应协调并重，不可偏废。同时，他强调课堂教学需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这种结合能帮助学生将书本中的间接经验与亲身获得的直接经验融会贯通，从而形成更为健全的知识体系；也能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行动联系起来，培养出知行合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张治中推行了民族文字与国文并用的教学方式。使用民族文字进行教学，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也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文化的尊重，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各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同时，兼用国文教学，则有助于少数民族青少年进一步深造学习，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巩固国家的统一大局。张治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学的思想，后来被新中国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吸收借鉴，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此外，张治中还提倡异地教育的模式。他主张将少数民族青少年在本省接受教育与赴内地求学相结合，以此利用内地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弥补边疆省份的不足，并通过异地学习的机会增进民族间的沟通与融合。同时，他也强调应协调国内教育与留学教育的关系，在立足国内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留学教育，吸收外国的先进知识与技术，以促进本国的发展。这一主张既继承了传统的留学教育思想——即国际层面的异地教育，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内异地教育的构想，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异地教育思想体系。
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并进一步巩固国家统一，始终是张治中在处理新疆问题时所秉持的根本前提与不可动摇的原则。他尤为强调“祖国观念”的树立，要求各级干部必须在实际行动、思想意识乃至公开言论等各个方面，都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统一以及国家法令的尊严。无论属于哪个民族，每一位干部都应当以身作则，时刻恪守这一最高信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新疆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进而推动实现全国范围的团结与统一。通过对新疆局势的深入筹谋与分析，张治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新疆问题的核心在于民族问题。要有效解决新疆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遵循民族平等的原则，赋予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平等的权利，其中首要的是确保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因此，他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确立为解决新疆问题、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关系融洽的基本准则。在这一系列治疆民族策略的推动下，新疆的民族矛盾得到了显著缓和，民族关系日趋融洽，民族团结的基础也得以巩固。 张治中关于新疆问题的另一项关键结论是：新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外交问题，其最终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基于对当时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审慎考量，以及新疆与苏联之间密切的地缘政治联系，张治中认为，中国应当努力维持并发展中苏友好关系。只有保持对苏关系的友好与稳定，才有助于新疆问题的顺利解决，并进而促进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此外，张治中深刻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必须致力于新疆自身的建设。这就需要大力加强新疆与内地之间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与交流，切实提升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国民政府应在资金投入、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给予新疆特别的优待与扶持政策。他积极推动经济建设的开展，亲自主持制定了全面的新疆建设计划，内容涵盖农林水利、畜牧养殖、工矿产业、交通运输、医药卫生等多个关键领域。同时，他也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 在民族政策方面，张治中一贯提倡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大力倡导民族团结，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行径，始终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国家框架内探讨和解决民族问题；他注重维护少数民族的各项合法权益，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事业的发展。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与切实有效的举措，为新疆的长期稳定与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其不懈努力与推动下，一个保持完整、告别民族冲突的新疆最终顺利融入了新中国的大家庭，这无疑是张治中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同志于中南海邀请社会各界代表人士举行座谈，共同就新生国家的名号问题进行深入酝酿与商讨，张治中先生作为受邀者之一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会上坦诚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同年八月，他再次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还参与了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的关于国旗设计的专题座谈会，并就提交审议的多种国旗图案发表了自己的具体看法。至一九五四年九月，张治中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此次大会上，他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积极主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应当每年安排时间前往各地视察，通过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主动听取并收集人民群众的普遍意见。此外，他还参与了针对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宪法草案的讨论环节，在会上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与补充建议。
一九五五年，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张治中先生前往安徽考察工作，其间特意安排行程回到家乡，专程视察了黄麓师范学校。时隔近十年，至一九六四年，张治中先生再次造访黄麓师范，他细致地巡视了校园的每一处角落，从藏书日渐丰富的图书馆、井然有序的办公室，到书声琅琅的教室、整洁明亮的宿舍，乃至关乎师生日常生活的厨房与饭堂，无不一一驻足察看。眼前所见，崭新的校舍建筑拔地而起，教学设备日益完善，师资队伍不断充实，莘莘学子人数众多，校园里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这一切生动而具体地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黄麓师范学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与壮大，正稳步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一九六二年，张治中先生慷慨汇赠了人民币三千元，这笔款项专门用于资助黄麓师范学校购置文体活动所需的各类器材。到了次年，即一九六三年，他在北京亲自赠予该校一面绣有“作育光辉”字样的锦旗，以此隆重纪念黄麓师范创建三十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时隔一年后，一九六四年五月，张治中先生再次寄赠了四箱图书，同时附上赠予该校附属小学的两包儿童读物以及若干体育活动器材，持续支持学校的教育发展与学生的全面成长。此前，张治中先生曾题赠“作育光辉”四字，正是为了纪念黄麓师范成立三十周年，这一题词也深刻体现了其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的关怀与期许。
1924年，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共事期间开始建立联系，当时张治中担任教育长，周恩来则出任政治部主任。两人在工作中坦诚相待，彼此信任，不仅公务上配合默契，私人情谊也日益深厚。到了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决定在黄埔军校举行婚礼，但由于当时经济条件较为紧张，且日常事务繁忙，周恩来打算一切从简，只是向张治中简单告知了婚事安排。张治中得知后，觉得这样处理未免过于简朴，他认为婚姻是人生中的重要仪式，不应太过草率。于是，张治中主动出面，私下邀请了军校中几位关系密切的同仁，并自掏腰包筹备了两桌较为丰盛的酒席，为周恩来夫妇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宴。张治中平日并不常饮酒，但在这次喜庆的场合上，他与几位好友兴致高涨，不仅自己畅饮尽兴，还热情地向新郎敬酒，最终将周恩来劝得酩酊大醉。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已无法自行行动，只得由警卫人员搀扶抬送回住处，直至次日方才逐渐清醒过来。这段往事不仅体现了二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也反映出在动荡岁月中革命同仁之间朴素而真挚的交往方式。
在淞沪抗战期间，张治中将军以第五军军长的身份率部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战斗之中。战役结束后，他前往南京进行“交令”述职，当时何应钦向他传达了一项人事安排，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职位已内定由朱绍良接任，并希望张治中能够继续留任第五军军长一职。须知，第五军作为国民党当时的主力部队之一，在淞沪抗战中曾给予日寇沉重打击，因而威名远扬、备受全国瞩目，其军长职位自然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然而，张治中却对何应钦明确表示，军长职务不论交给朱逸民（即朱绍良）或是其他同僚均无不可，而他本人更倾向于出任教育长一职。这一举动在国民党军界内部赢得了广泛赞誉，许多人称许张治中不愧为顾全大局、不计名位的模范军人。但实际上，张治中做出这一选择背后另有深层的考虑：他希望通过转入教育岗位，避免直接参与日后可能发生的反共内战。他深知，倘若继续统领作战部队，将来很可能不得不卷入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而这正是张治中内心极其排斥且绝不情愿面对的局面。
一九四五年，在国共两党举行历史性谈判之际，张治中先生受命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同志共赴重庆参与和谈。为确保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的绝对安全，张治中先生主动让出了自己的私人宅邸，供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居住，并专门部署了严密的警卫力量进行周全保护。待到谈判议程全部结束，他又亲自一路护送毛泽东同志安全返回延安，展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诚意。次年，即一九四六年，正值国共双方就军队整编方案进行磋商的关键阶段，张治中先生以国民党重要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抵达延安，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就一系列谈判事务展开深入交涉。他在延安期间再次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热情而诚挚的款待，因其与延安这段特殊而频繁的交往，被亲切地誉为“三到延安”的真诚朋友。这段经历不仅成为国共关系史中一段值得记述的往来，也体现了在复杂历史背景下个人所秉持的尊重与担当。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邀请社会各界代表人士举行座谈，共同就新生国家的名称问题进行深入酝酿与细致讨论，时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张治中先生亦在受邀之列。会议期间，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将此前筹备会议上各位专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方案分发给在场人士，广泛征询并听取大家的看法与见解。在综合各方初步意见后，毛泽东提出了中央的初步构想，即考虑采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此时，张治中先生坦诚地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他指出，“共和”这一概念本身在政治学含义中已经涵盖了“民主”的内在精神，两者在意义上有所重叠，若同时使用显得语义重复。他进而建议，不如直接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更为简洁明了，且能准确体现国家性质与人民主体地位。毛泽东听后认真斟酌，认为张治中的分析确有道理，随后这一提议被交付与会代表们反复推敲和商讨。经过充分民主协商，最终大家一致接受了张治中所提出的命名方案，我们伟大祖国的正式名称由此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命名过程不仅展现了建国初期民主协商的生动实践，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优良传统。
一九四九年八月，正值新中国筹建的关键时期，政协筹备会下属的国旗审阅小组专家们，在认真审阅了来自全国各地应征的两千余幅设计图案后，经过多轮细致筛选，最终精选出三幅备选方案，交由毛泽东主席与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最终的审议与选定。就在关于国旗方案的专题座谈会召开前夕，张治中先生专程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在交谈中委婉地探询道：“近来各界对国旗图案的讨论颇为热烈，不知主席个人更倾向于哪一种设计？”毛泽东坦诚地表示：“我比较倾向于那颗大星加一条黄河图案的设计，你的看法如何？”张治中听后，恳切而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异议：“我个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旗帜中间设计一条横杠，视觉上仿佛将完整的红旗分割成了两个部分，这会不会容易让人产生国家分裂的联想呢？” 随后，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前举行的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亲自展示了两种备选图案：其一便是带有大星和一条横杠的设计；另一幅则是与现今五星红旗基本一致，但额外包含了镰刀斧头元素的方案。张治中在现场再次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应当采用五星红旗的样式，并去除了镰刀斧头的标志。毛泽东主席及在场的国旗审阅小组成员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并经过慎重讨论后，均认为张治中的见解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最终，会议达成一致共识，正式决定将简洁庄严、寓意深远的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约见了张治中先生。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作出战略部署，计划从兰州与青海兵分两路向新疆进军。会谈中，毛主席向张治中说明了当前形势，并希望他能以个人影响力致电新疆的军政负责人，敦促他们顺应时局，率部起义。毛主席还提及从新疆方面了解到的情况，认为只要张治中发出电报，对方很可能积极响应。九月十日，张治中遵照毛主席的嘱托，向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发出了劝告起义的电文。次日，为进一步商讨起义的具体安排与细节，张治中又单独致电陶峙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沟通。在各方努力推动下，九月二十五日，陶峙岳率先发表通电，宣布率领新疆军政人员起义；紧接着在九月二十六日，包尔汉主席也代表新疆省政府正式宣告起义。至此，新疆得以实现和平解放，这一历史事件不仅避免了战火蔓延，也为后续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幕之前，张治中获悉毛泽东主席并未计划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便先后通过周恩来与彭真等人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希望他能在这一历史性的场合讲话。然而，毛泽东起初仍然表示不愿发言。于是张治中直接面见毛泽东，诚恳地劝说道：“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会，您作为国家主席，又是开幕式的主持人，怎么能够不讲话呢？”经过一番交谈，毛泽东当时仍未明确答应。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大会开幕式正式举行时，毛泽东却发表了一篇讲话。会议中途休息期间，毛泽东面带笑容地对张治中说：“这一次是你胜利了。我本来确实不准备讲话，只因为开幕式由我主持，不得不简单说几句。没想到一提笔写起来，思绪不断展开，竟越写越多，最后形成了一篇完整的讲话。”这段往事不仅反映了领导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也体现了在重要历史时刻，各方对于会议形式与内容的重视。
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期间，张治中先生曾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提出每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应当每年安排时间前往地方视察，通过实地走访深入了解各地实际情况，并主动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呼声。这份建议经由彭真同志转交到了时任委员长刘少奇同志手中。后来，毛泽东主席在阅悉该建议后，进一步提出将视察的范围扩大至全体全国人大代表，不久之后又将全国政协委员也纳入其中。这一做法经过长期实践，逐渐发展并固定下来，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制度。此外，在参与讨论由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还针对草案总纲第四条中出现的“台湾地区除外”这一表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台湾问题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状况，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当着眼于长远与整体，因此没有必要在宪法正文中特别标注此类暂时性的例外条款。毛泽东主席对此意见表示高度赞同，与会各方经过讨论后也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将相关字样从宪法草案中予以删除。
张治中先生的后人张一纯因一处房产的继承权纠纷，将其两名儿子诉至法院。2012年11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又一次开庭审理。该案源于2001年，当时张一纯取得了位于北京市西便门附近一套房屋的产权，该产权明确登记于张一纯个人名下。此后，该房屋一直由其次子张小惠以及长子张皓霆的儿子张州伯共同居住使用。2007年，张一纯的老伴去世后，他曾多次尝试与两个儿子协商如何分割该处房产，但均遭到对方的明确拒绝。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张一纯最终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将该房产的所有权确认归其本人所有，同时承诺会按照相应标准向两名被告支付折价补偿款。被告之一的张皓霆在庭审中提出，其弟弟张小惠缺乏稳定的工作收入，且仅有这一处住所，加之张小惠曾接受过脑部开颅手术，健康状况需要关照。为了方便照顾弟弟的日常生活，张皓霆认为该房屋应当继续由其儿子和张小惠共同居住，因此他坚决不同意将该房产进行变卖或分割处理。本案中，双方是否拥有其他可供居住的住房，成为判断诉争房产能否通过折价方式进行分割的关键所在。在上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双方曾互相指责对方名下实际拥有其他房产。为此，法院专程前往房屋管理部门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发现了原被告双方历史上可能存在涉及房屋交易的相关线索。在此次开庭时，法官就这些线索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逐一核实，以期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关于房产分割后的补偿问题，原告方明确表示，如果法院最终将房屋判决归张一纯所有，他们愿意依照判决确定的比例，以货币形式向被告支付相应的折价补偿。然而，被告张皓霆和张小惠则均表示自身经济能力有限，无法筹措资金支付补偿款项。由于案情尚需进一步审查与评议，本案此次开庭并未当庭作出最终宣判。
文白先生是一位性格复杂却又纯粹的人物，其人生轨迹交织着多重面向；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他始终怀有深厚的爱国情怀。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与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文白先生与我们党保持着长期而密切的历史联系，是值得信赖的亲密朋友。凡是曾为人民福祉尽心尽力的人，人民必将永远铭记。文白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必将被中国人民世代传颂。具体而言，张治中先生在推动民族团结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贡献卓著；他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尤其为祖国统一大业倾注了大量精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张治中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军事将领与具备长远眼光的政治人物。他一生坚守正直的爱国主义立场，在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方面成就斐然，这些卓越功绩将永远被国家和人民所怀念。作为民革中央的卓越领导人，张治中被我们尊称为“和平将军”，他长期倡导国共合作，始终秉持爱国信念，完成了众多有利于国家与民族的善举，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与亲密同志。文白先生生前最为殷切的愿望，便是见证祖国实现和平统一；为此他不懈奋斗，凭借在台湾及海外广泛的社交网络，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为祖国统一大业孜孜不倦地奔走，投入了无数心血，留下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贡献。
张治中将军纪念馆坐落于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瞳村，其主体由张治中故居与张治中将军生平事迹陈列室两部分构成。张治中故居始建于1927年，建筑格局为传统的三进四厢式样，整体占地面积约为32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达235平方米。故居内部陈列着将军生前使用过的珍贵实物十余件，生动展现了其日常生活与历史风貌。鉴于其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该故居于198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在1995年被正式确立为巢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更全面地展示将军的生平与功绩，张治中将军生平事迹陈列室于2013年建成，位于故居南侧，建筑面积为297平方米，室内集中展出了记录张治中将军一生重要历程的图片资料两百余幅。如今，张治中将军纪念馆（即张治中故居）已获得多项重要认定，包括被批准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安徽省第六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统一战线第二批教育基地、安徽社会主义学院实践教学基地以及合肥市中小学生校外素质教育基地，成为集历史纪念、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传承于一体的重要场所。 此外，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街道三圣宫村的重庆张治中将军旧居也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该旧居总建筑面积达1578平方米，占地面积广阔，约为5333.36平方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岁月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曾在此设立乡间办事处，张治中将军不仅曾在此寓居，也于此处理重要公务，使得这处旧居承载了特定的历史记忆。鉴于其历史意义，该旧居于2003年被沙坪坝区人民政府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得以妥善保护。从高空俯瞰，重庆张治中将军旧居的建筑布局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呈现出独特的历史景观。
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治中先生的塑像揭幕仪式于黄麓师范学校内隆重举行。这尊塑像高达五米，巍然矗立，其底座上精心镌刻着张治中先生的生平简历。仪式现场，邓颖超同志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等多个单位均敬献了花篮，以表达对张治中先生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当日的揭幕仪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孙起孟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洪学智共同主持，两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为塑像揭开了帷幕。时光流转，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张治中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又一场庄重的纪念活动在其故里——巢湖市居巢区黄麓镇洪家疃村的黄麓园中举行，这便是张治中先生铜像的落成典礼。为永久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人士，安徽省人民政府特别铸造了一尊高达二点二米的青铜塑像，并将其安放于先生家乡的这片土地上，供后人瞻仰与追思。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精心投资拍摄的八集历史题材电视剧《张治中》，于2005年7月12日正式在中央电视台第八套节目的黄金时段面向全国观众播出。这部名为《张治中》的剧作，在内容上匠心独运地截取了著名历史人物张治中先生波澜壮阔一生中的数个关键历史阶段，通过细腻的叙事和深刻的人物刻画，成功塑造出一个既真实又丰满、生动而立体的艺术形象。该剧的剧本由知名编剧黄亚洲先生执笔创作，并由经验丰富的导演沈好放先生亲自执导，同时汇聚了王伯昭、刘劲等一批实力派演员倾情出演，共同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厚重感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张治中文化教育基金会”于2012年11月在安徽省合肥市正式成立，该基金会的全部运作资金均来源于张治中将军的亲属及其生前好友的自愿捐赠。基金会确立了明确的主旨与活动方向，主要包括：积极赞助各类与文化、教育领域密切相关的社会公益事业；持续关注并切实关爱特定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文化、教育层面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专项支持与张治中将军生平事迹相关的历史故居保护、纪念公园建设以及相关影视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同时，基金会也着力于促进张治中将军家乡——黄麓镇的美好乡村建设，为当地的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在2020年6月至8月期间，为纪念张治中将军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其故居特别策划并举办了一场临时展览活动。本次展览内容聚焦于1945年至1946年间的两个关键历史阶段：一是张治中将军“三上延安，积极推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曲折历程；二是其受命远赴新疆处理“伊宁暴动”事件的经过。展览通过精心挑选的四十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及相关文献资料，生动再现了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为参观者提供了深入了解张治中将军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作贡献的窗口。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为纪念张治中将军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一场庄重的纪念活动在其家乡安徽合肥隆重举行。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久女士携众多张氏家族后人及亲属，与黄麓师范学校的历届毕业生代表等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追思这位著名爱国将领的生平与贡献。时光流转，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民革合肥市祖国统一专门委员会联合民革安徽省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民革安徽省商业贸易支部、民革巢湖市基层委员会以及中华两岸交流协会安徽联络处等多个组织，再次共同主办了以“和平将军”为主题的张治中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四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活动当日，参与者首先前往绿荫环绕的黄麓园进行祭奠，在张治中将军的塑像前恭敬地摆放花篮，全体人员神情肃穆，静立默哀，以表达深切的怀念与敬意。随后，众人移步至修葺一新的张治中故居纪念馆进行细致参观，通过馆内陈列的丰富史料、珍贵文物及生动介绍，系统了解了将军从军从政、致力国家统一与和平建设的波澜壮阔的一生。整个活动过程庄重而有序，充分体现了后世对张治中将军历史功绩的崇高敬意与持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