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玲的中学时代在云和中学度过，高中毕业后她告别了家乡云和，前往北京接受大学教育，随后又远赴日本继续深造。在其演艺生涯中，她曾参与演出多部影视作品，包括87版《红楼梦》、88版《聊斋电视系列片》、《西热图传说》以及《良家妇女》等。张丽玲于1989年赴日留学，并于1995年顺利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舞台导演专业毕业，同年四月她正式入职日本大仓商社开始工作。到了1996年3月，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正式启动拍摄，整个制作过程前后历时三年之久，张丽玲在该项目中担任了总制片人与总导演的重要职责。该系列中的《小留学生》一部在2000年荣获了“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的最佳纪录片奖项，张丽玲本人也凭借出色的工作获得了该年度的最佳个人策划奖。1998年4月，张丽玲被任命为CCTV大富电视台的董事长。2001年6月，张丽玲与她所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中的《小留学生》这部作品，共同赢得了有日本奥斯卡之称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一举摘得“最佳策划”与“最佳纪录片”两项最高荣誉。2006年，她推出了该系列纪录片的收官之作，也是她本人的封山作品《含泪活着》。同年，张丽玲与该系列中的《含泪活着》这部纪录片，在《小留学生》获奖之后，再次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的纪录片大奖。CCTV大富电视台作为一家运营成功的海外华文媒体，自开播以来，为数众多的在日华侨与华人家庭通过这个平台获取来自祖国的资讯，甚至日常生活中如夫妻争吵这样的琐事，他们也乐于致电电视台进行沟通倾诉，这使该台成为了当地华侨华人群体中备受信赖的知心朋友。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像许多留学生一样，经历了读语言学校、考取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全过程，同时也在课余时间打工以维持生计。这段留学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我都一一亲身体验过。在即将于日本度过第六个年头之际，我从舞台导演专业顺利取得硕士学位。尽管我所学的是艺术类专业，但我却做出了一个决定：毕业后进入商社工作，迈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寻求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曾经创造的经济奇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未曾亲身到过日本的人，或许很难真切地想象日本经济在当时达到了何等发达的程度。我一直对日本在战后经济腾飞的历程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那些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型综合商社。经过深思熟虑，张丽玲最终选择了大仓商社作为职业生涯的起点。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与面试，负责招聘的主管对我说：“你虽然是外国人，但表现比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更为出色，所以我们决定录用你。”1995年4月，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大仓商社。 大仓商社拥有超过130年的悠久历史，曾在日本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过主导性的角色。它是日本首家将商业版图拓展到海外的商社，也是第一个成功将啤酒推向民间市场的企业。我的职位被分配在啤酒酿造课，主要负责数家大型啤酒公司的原料供应业务，而且日常工作主要使用英语进行沟通。由于我在国内学习的英语在多年后已生疏到只剩下基础水平，别人只需五分钟就能完成的报表，我往往要耗费三个小时。面对这样的困境，我直接去找了当初面试我的专务——在日本公司中，等级制度极为森严，遇到问题时通常需要按照课长、部长、专务的顺序逐级上报，越级沟通在日企文化中是一种难以被接受的行为。况且大仓商社实行的是近乎军事化的管理模式，职员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指令，几乎没有人敢质问“为什么让我做这个？”如果问了，反而会被周围人视为异类。但我顾不了那么多，直接向专务提出疑问：“公司招聘我，应该是希望我能发挥自身才能，为商社做出贡献。为什么不让我去中国贸易课呢？那里才更能发挥我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啊。”专务的回答却令我愕然：“我们在两三年内并不指望你能立刻有什么大发展或重要贡献，安排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好好待着吧。”这番话简直让我目瞪口呆。 难道就这样打退堂鼓吗？不，我内心并不愿意。我向来是一个乐于挑战自我的人，不会因为遇到困难就轻易退缩。那么，该怎么办呢？只能拼命恶补英语了。于是，我每天下班后立刻赶往补习班学习英语，回到家还要继续研读一段时间。就连上下班通勤的路上也不愿浪费，手里总是捧着英语书。那段日子真是紧张又辛苦，甚至焦虑到脸上都冒出了痘痘。但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就有了明显的提升。进入啤酒酿造课三个月后，我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项工作，工作本身不再给我带来巨大的压力。然而，一旦工作失去了挑战性，我又渐渐感到了一种乏味和空虚。就在这时，自从踏上日本土地第一天就萌生的那个念头——真实记录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又开始一天天在我的心头萦绕，越来越强烈。 差点被开除的经历，发生在1995年12月，那时我开始着手筹备纪录片的拍摄工作。1996年3月，拍摄正式启动，直到1999年6月才告结束。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前后接触了超过300名人物，对其中的66人进行了跟踪拍摄，累计拍摄了1000盘素材带。这部纪录片后来在中国国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的初衷仅仅是想把这段珍贵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然而，日本的公司制度严格禁止员工从事第二职业——尽管我拍摄纪录片并非为了盈利，反而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甚至举债数十万美元。起初，我都是每天下班后偷偷外出拍摄，经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第二天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上班。到了公司，我会先观察同事和上司的脸色，心里暗自揣测：嗯，今天大概不会被开除吧，那就继续好好工作。我兢兢业业，丝毫不敢出错，完成本职工作后，下班又立刻投身于纪录片的拍摄中。那时我只有一个坚定的念头：只要公司不开除我，我就会认真完成分内的工作；但如果要我放弃拍摄纪录片，那我宁愿失去这份工作。当时我对拍片的执着，就像染上了毒瘾一般难以割舍。有人说我疯了，有人说我行为反常，但我根本听不进去。只要是我认定有意义的事，我就绝不会退缩。 最终，是我的作品本身打动了大仓商社的人们。在拍摄进行到一年半左右的时候，大仓的专务观看了我们拍摄的素材。他召集了公司所有的部长，指着片中的李仲生说：“这个人长着一张能让战争平息的脸，他告诉我们，亚洲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精神与灵魂。”随后，他对我说：“你暂时不用来上班了，工资和奖金照常发放。等你完成这部片子再回来吧。”那一刻我深深感到，真挚的情感与动人的故事，确实是能够超越国界的。
在进行纪录片拍摄工作的同一时期，我还受国内相关方面的委托，负责推动中央电视台节目通过卫星在日本落地播出的项目。这项工作对于中日两国人民而言，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为了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中央电视台需要寻找兼具信誉与实力的合作伙伴，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大仓商社与富士电视台，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共同参与这项事业。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大富商社应运而生。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当我在国内忙于纪录片后期剪辑时，突然接到股东们的紧急通知，要求我立刻返回日本，并从四月一日起出任大富商社的总裁兼董事长。对此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我最初只是居中牵线，并无任何经营管理经验，甚至看不懂收支平衡表，对财务数字也全然陌生。然而，股东们首先纠正了我的看法：他们认为经营者并非终日与数字为伍，经营本身更像是一门艺术；他们基于对我过往工作经历与能力的观察，确信我能够胜任这一职位，并强调公司正需要像我这样全力以赴的“拼命三郎”来带领。他们郑重地问我：关键不在于会不会，而在于你想不想做，以及是否有信心做好？我经过慎重考虑，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我想尝试，并且有信心能够做好。于是，自四月一日正式就任起，我便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六月一日实现了试验播出，并于七月一日正式面向日本全国进行放送。在此期间，我不仅每天工作至深夜两三点，还必须不断与部分对我不信任、并对工作多加干涉的股东进行沟通协调。同时，我手下的职员们也带着某种偏见看待我，难以理解为何将一家商社交由一位年轻女性来管理。那些协调过程，说得文雅些是“交涉”，说得直白些便是不断地争论、抗衡与斗争。我在工作中被人称为“玩命三郎”，事实上，在面对各种阻力时，我同样以“玩命”的态度据理力争。我明确表态：如果信任我，就请给予我充分的施展空间；如若不然，便不必让我承担这个职责。在所能争取到的有限权限范围内，我竭尽全力将每一件事做到极致，以实际的行动和成果来证明自己。
卫星电视的播送业务已平稳运行，与股东及公司职员之间的协作关系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而日趋顺畅，正当一切事务刚刚迈入稳定发展的轨道时，突如其来的变故却让我措手不及。1998年8月21日，作为大富商社最大股东、持有其90%股份的大仓公司突然宣告倒闭。按照通常的商业逻辑，母公司破产往往会导致旗下子公司陷入连锁倒闭的危机，那时的我仿佛遭遇晴天霹雳，内心一片茫然。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新生儿尚未学会走路，便骤然失去了父母的庇护，前景顿时蒙上厚重的阴影。我深知自己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刚刚起步就走向终结，同时也感到必须对追随我的每一位员工负起责任。在此前，我甚至从未听说过“管财人”和“裁判所”这些词汇，而此刻，它们却掌握着包括我们在内的各家子公司的生死命运。我不得不迅速整理思路，搜集一切能够证明公司生存能力与发展潜力的材料，以充分的证据去说服相关方面，让他们相信这家企业拥有持续经营的价值与希望。经过反复陈述与争取，对方最终提出条件：如果确信具备生存能力，就必须在限定期限内找到新的股东，接手原属大仓的股份。 然而，寻找新股东的过程充满艰辛。日本社会文化中长期存在着对女性能力的不信任感，女性在商业领域中往往需要面对比男性更多的阻力与质疑，但当时的我已别无退路，只能独自迎难而上。记得有一次，我试图拜访一家大型企业的社长，对方得知前来求见的是一名三十岁的女性后，便直接拒绝会面，并抛出一句“三十岁的女人能决定什么”。这样的冷遇并未让我放弃，后来我转而寻求富士电视台局长的协助，虽然局长愿意陪同前往，但在会谈中他始终保持沉默，全程靠我一人竭尽所能，以全部的真诚与对未来的期盼去说服、打动那位社长。在经历了无数次碰壁与挫折之后，事情竟意外出现了转机，可谓因祸得福。最终，五家在日本极具代表性的知名企业——包括索尼、京瓷、富士电视台以及电通等——同意成为大富的新股东。由此，我们公司汇聚了堪称豪华的股东阵容，引入了顶尖的管理资源，并获得了极为坚实的资本与实力支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日本“经济之圣”、与松下幸之助齐名的稻盛和夫先生，作为京瓷公司的创始人，为了支持我们的事业，特别破例出任公司董事会董事，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在我所担任的董事长领导之下，于当时的日本商界是相当罕见且备受瞩目的安排。每次董事会召开之际，都会吸引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的股东或其代表均是日本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而我得以与他们共同商讨公司的经营策略与运作方向，从中汲取了无数珍贵的商业智慧与管理经验，这段历程对我个人及公司的成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崔玉英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日本CCTV大富电视台社长张丽玲及其随行人员。在会谈中，双方围绕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深化媒体领域的务实合作等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了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推广局副局长凌厉、五洲传播出版社社长陈陆军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一同出席了此次会见。张丽玲女士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她不仅与外交部长王毅有过工作接触，也曾与著名作家金庸先生进行过文化交流，这些经历都体现了她在沟通两国文化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01年6月，日本电视界最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放送文化基金奖”公布了本年度的获奖名单。在日华人张丽玲（株式会社大富社长）与她亲自担任总策划与总制片的大型纪录片《小留学生》同时斩获殊荣，分别将“策划奖”与“电视纪录片奖”收入囊中。其中，《小留学生》荣获“电视纪录片奖”，张丽玲本人则荣获“策划奖”。此次获奖标志着在日华人首次登上该奖项的领奖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放送文化基金奖”由日本唯一的电视放送财团法人——“放送文化基金”组织评选。该机构自1974年成立以来，每年都会对全国各电视台的优秀节目进行严格评审，至2006年已成功举办了二十七届。在2006年的评选中，两项最重要的奖项竟同时由在日华人张丽玲及其作品夺得，这在“放送文化基金奖”漫长的历史中尚属首次，因而格外引人瞩目。 此次获得“电视纪录片奖”的《小留学生》，是张丽玲及其团队历时多年、跟踪拍摄了数百名在日中国留学生后，所制作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中的一部精品。该片率先在中国播出，旋即引发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共鸣。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访问日本期间，也曾对《我》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与赞扬。这部以小留学生为主题的纪录片，特别是其中《小留学生》所记录的片段，讲述了一位九岁的中国小女孩随父母移居日本后所经历的种种感人故事。2005年5月5日，当富士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此片后，在日本社会各界激起了巨大反响，高达20.6%的收视率创下了当年该时段栏目的最高纪录。节目播出后，要求重播以及表达观后感的观众来信、传真和电子邮件如雪片般涌向电视台。 据了解，在“放送文化基金奖”的评选中，“策划奖”每年仅授予一人，因此竞争历来异常激烈。本届“放送文化基金奖”评委会正是基于《小留学生》在全日本社会各界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与产生的深刻影响，经过慎重审议，最终决定将这份珍贵的“策划奖”授予《小留学生》的制作人张丽玲。评委会对《小留学生》及其制作者张丽玲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为“一个充满智慧的策划”、“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录片”、“一部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作品”，并认为其“带来的深刻感动不可思议”，更肯定了该片“在民间层次上有效促进了日中友好交流”。 张丽玲本人于1989年远赴日本留学深造。她现任大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在日本的落地播出事业。自1995年起，张丽玲便开始自筹资金，启动了一项宏大的拍摄计划，旨在记录留日学子与在日华人的奋斗历程，这便是后来享誉中日两国的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这部长达十集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先后在中日两国的主流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并在两国观众中引发了空前的情感共鸣与感动浪潮。正是凭借此系列纪录片中的杰出成就，张丽玲与该系列中的《小留学生》一片，共同荣获了被誉为日本电视界奥斯卡的“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所颁发的“最佳策划”与“最佳纪录片”两项最高荣誉。 作为张丽玲《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系列纪录片的收官之作，《含泪活着》《含泪活着》的拍摄制作前后跨越了整整十年光阴。该片深刻讲述了主人公丁尚彪在三十五岁时告别妻子与女儿，怀揣梦想从上海前往日本留学后，一家三口命运随之跌宕起伏、曲折前行的真实故事。在这十年间，张丽玲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频繁往返于日本、中国与美国之间进行跟踪拍摄，忠实记录了丁尚彪一家三口分处上海、东京、纽约三地的生活图景，以及他们将深沉思念埋藏心底，始终胸怀理想、坚韧不拔、含泪拼搏的壮阔岁月。该片于2006年11月3日在日本富士电视台的周末黄金时段播出后，迅速在日本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感动热潮，社会反响极其热烈。节目收到的观众观后感高达四百多万份，一举创下富士电视台的历史记录，并切实改变了许多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固有误解与偏见。正因如此，《含泪活着》继《小留学生》之后，再次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的纪录片大奖。 据日本媒体界人士透露，包括《含泪活着》在内，日本富士电视台共计播出了四部由张丽玲制作的系列纪录片，每一部都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最高峰甚至突破了20%的大关，这一收视成绩在日本电视界是难以想象的。有调查显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日本民众观看过张丽玲的纪录片作品，观众要求重播或出版DVD的呼声持续高涨。应观众的强烈要求，富士电视台打破了常规编排，史无前例地将张丽玲的纪录片《小留学生》重播了五次，且每次重播的收视表现均十分优异，这在日本电视播出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以《含泪活着》为代表的张丽玲系列纪录片，因其深刻关注个体命运与人生奋斗，不仅被公认为纪录片领域的艺术精品，更被许多观众视作启迪心灵的人生教科书，具有持久而永恒的感染力。许多日本观众将纪录片录制保存下来，在人生遇到困惑或需要力量时便重新观看，从中汲取前行的勇气与生活的答案。
张丽玲案国内国外都没完一部反映中国留日学生艰苦奋斗生活的纪实性电视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中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就在这一部电视片引起轰动、制片者张丽玲一夜之间成为名人的时候，从故事的发源地东京，却传出另一种声音，指出这部电视片作假，更披露张丽玲本人学历、经历都有假。■5月5日，张丽玲的《我们的留学生活》第一集《小小留学生》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后，收视率高达20．6%，在日本引起轰动。■5月12日，史国强在京被不明身份者殴打。■5月30日，日本华文报纸《日本新华侨报》负责人蒋丰和《中文导报》负责人之一的邱海涛分别在上海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指出《我们的留学生活》作假：在《角落里的人》一集中，史国强是张丽玲拉去表演“黑角色”的，不是生活的真实；其二张丽玲是浙江杭州人，原名张壑丹，自称毕业于“日本国立学艺大学”硕士生的履历不实；还有张丽玲做陪酒小姐及在粗俗的日本体育小报上“拍写真”的历史被掩盖。■6月5日，上海某周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留学生活》惊爆作假内幕”的报道，被某大网站转载，立时引起公众及媒体的议论纷纷。■6月5日，《我们的留学生活》摄制组发表郑重声明：在长达4年的摄制过程中，《我们的留学生活》（包括有史国强的这一集），其中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作假”之处。■6月7日，成都某报消息，张丽玲正着手起诉首发“作假内幕”的上海某周刊。■6月9日，东京地方法院受理张丽玲诉《日本新华侨报》负责人蒋丰对《我们的留学生活》名誉损害案《声明》指出，“编造这一假新闻的蒋丰及《中文导报》，不但诬陷《我们的留学生活》，而且用极为卑劣的手段，对张丽玲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及诽谤和陷害，完全是别有用心，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运用法律手段，对蒋丰等人提起法律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东方时报》负责人致电上海某周刊和某大网站，指出蒋丰和《中文导报》负责人邱海涛是出于某种利益造假。对于张丽玲所说“这一切是因为《中文导报》办了一个电视频道，一直在跟我们的CCTV大富电视台竞争，竞争不过，就不择手段”的说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日资深媒体人士向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张丽玲是大富商事的社长，大富商事成立于1998年3月，它最早是由日本富士电视台和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仓商事（东京著名的五星级饭店———大仓饭店即为其所建）集资所建，主要的工作是将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通过卫星接收下来，在日本国内播放。此后不久，由一对在日中国留学生夫妇罗怡文个人创办的公司———中文产业株式会社（主要编辑发行周报《中文导报》），与日本几家公司和个人合作，成立了一家中文电视台———乐乐中国。乐乐中国电视台除播放台湾、香港的电视节目外，还每天自己制作半小时的新闻节目，这一点比大富商事只转播不自办节目，更像一个电视台。但由于两家公司面对的客户市场只有一个———在日中国人，因此，自然成不了亲家。乐乐中国电视台最感不满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日本的播放权已让大富商事独占，乐乐中国无法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关中国的节目，只能向香港的电视台购买。乐乐中国几次要求中央电视台也给予他们转播权，但中央电视台表示为难，因为当年在与日本富士电视台签署转播节目协议上，已清楚地写明“在日的播放权为富士电视台独有”。而张丽玲作为大富商事的社长，自然不会同意让乐乐中国电视台来抢自己的市场。■四家华文报纸舌战升级关于《中文导报》与《日本新华侨报》给张丽玲揭丑而《时报》与《东方时报》却维护她的情状，这位在日媒体人士说了一段“内情”：乐乐中国电视台的姐妹传媒《中文导报》不点名地批评一位我驻日人士，是阻止乐乐中国电视台获得中央电视台转播权的罪魁祸首。过了不久，《中文导报》的批评升级。对此，另一家在日华文周报《东方时报》站出来打抱不平，一时双方火药味甚浓。其后，双方的争吵更烈，并且有两家报纸也加入了这一斗争的行列，一家是10天出一次的中文旬报《日本新华侨报》，另一家是有“在日唯一中文日报”之称的《时报》（一周出5天报）。《日本新华侨报》是由蒋丰所办，而《时报》则是由张一帆所办，两人都是40出头之人。最早时，两人还是另一家中文报纸《留学生新闻》的同事，只不过张一帆当时任主笔，而蒋丰则是普通编辑。后来，张一帆离开《留学生新闻》，自己创办了《时报》。而蒋丰在离开《东方时报》之后，自己办了一份《日本新华侨报》，不久，与《中文导报》建立了协作关系。据说在《日本新华侨报》的最后一版，全是乐乐中国电视台的广告。某留学生：好不容易出了个张丽玲一位在日近十年的留学生宋先生告诉记者：平心而论，大部分在日留学或留过学的人，无人会说（这部）电视片所纪录的一切均是造假的东西，因为每一个留日学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至于张丽玲本人是否是从那一个学校毕业，留学生时代有无做过陪酒女郎，我觉得这是个人的事，严格讲来，与《我们的留学生活》这部电视片无关。日本放送协会（NHK）的一位节目制作人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告诉一个人，这一个节目要连续拍一个月，他还能承受。如果告诉他要拍一年，那么，他非辞职不可。但张小姐不仅拍了一年，而且一拍就拍了4年，这是一个奇迹，这也是她和这部电视片的价值所在。”宋先生说，6月9日夜，我们同一群在日本本田、IBM公司以及各大银行和证券公司工作的在日中国白领人士在东京举行交流会。会上，这群毕业于日本各著名大学的中国人悲叹：“我们在日的中国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张丽玲，为什么大家不能像日本人一样为她组织一个后援会声援她，反而要搞臭她？”蒋丰：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6月12日下午，记者拨通了《日本新华侨报》负责人蒋丰的电话。蒋丰表示很愿意接受记者采访，他显然对张丽玲一事还意犹未尽，对近来国内一些媒体只转载了张丽玲的澄清声明而未能让作为“反方”的他说话，他表示很不满。■张丽玲的片子只是片面的真实对于披露张丽玲“作假内幕”的初衷，蒋丰一字一顿地强调说：“所有在海外华人都在谋取成功，但如果以损害海外华人利益来获取成功，这样的事情不要让我知道，否则那一定是通不过的。”记者问他是否直指张丽玲损害了海外华人的利益，蒋丰没有正面回答，他列举了一些华人在日成功的统计数字后说：“张丽玲的片子刻意强调真实，但那只是片面的真实，是有选择性的真实。她挑选了一些片面的东西，并不具有在日留学生的典型性、代表性，但其给人留下的印象与影响远远超出意想之外———让人看了都以为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苦、这样没出息！”■没想搞垮CCTV大富对于《我们的留学生活》摄制组于6月7日发表的声明，蒋丰似乎早已烂熟于心，对此，他提出两点质疑：声明以“《我们的留学生活》摄制组”名义发表，但这个摄制组既不是社团法人，也不是民间团体，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可能是两个人———张丽玲和张焕奇；声明中提到“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这可能吗？■背后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对于隐藏在幕后的“利益”问题，也就是记者关心的有关CCTV在日落地权的争夺问题，蒋丰的回答是一连串的反问：“我怎么可能去搞垮大富电视台？又怎么能搞垮呢？”他极其肯定地表示，CCTV在日落地权，从来没有人争夺过；对张丽玲的披露，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在里面。他语气激烈地说：“这是把问题人为复杂化！问你有没有作假，你只要回答有还是没有，为何顾左右而言他呢？”■翻录是为让读者辨别好坏这中间有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是，记者通过某种途径获得了一张5月28日的《日本新华侨报》的第25版报样，在此版下端，“感谢读者订阅大优惠”的粗黑标题之下，赫然竟是这样一个句子：“凡在优惠期间订阅《日本新华侨报》一年者，免费赠送《我们的留学生活》录像片一套。”看来，这也就是张丽玲所说的蒋丰私自翻录该片，被其诉上法庭一事的实证之一了。面对记者的质询，蒋丰说：“张丽玲告我确有其事，但那是针对版权问题，而不是某些媒体说的以诽谤罪起诉。”他告诉记者，5月26日，他同张丽玲一同出庭，结束此次开庭后，他表示请求下次延期出庭，“因为下星期要回国有事”。记者掐指一算，4天后的30日，蒋丰已在上海接受某周刊采访。那么为何要翻录该片先“贩卖”后“赠送”（在此之前《新华侨报》曾以1000日元/套有价而估）呢？蒋丰说：“我不同意拿它促销的这种说法。事前我们已经在报纸上发了许多有关它的批评文章，以工本费出售和后来的赠送只不过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原样的东西作为资料永久保存，让读者自己去辨别（好坏）。说得不好听的话，我们把你的东西白白奉送出去，连工本费都不要。再说，我也可以随时取消（广告）嘛。”对于这起被告侵权官司，蒋丰笑着告诉记者：“我百分之百赢定了。”他告诉记者，因为他曾介绍两个人给张丽玲拍摄，所以在片后的感谢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而事先、事后张丽玲都没有通知他。正是由于这个感谢名单，证明了他同该片的关系，所以侵权不会成立。■在学历上造假的人什么假不敢造当谈到同时被提出来的张丽玲的学历与经历问题，这问题曾被拿出来作为因果推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连自身的事都作假，怎么能保证片子的真实呢？蒋丰对此事表示不愿意多讲，“这会使事情的格调降低，成为隐私大战。”但他同时又说，一个人如果敢在学历上造假，那他还有什么假不敢造？他并解释说“这个观念也许是受日本影响太深的缘故。”当记者问到这件事最后该怎样结束时，蒋丰沉吟了一下说：“靠法律，诉诸法律解决。”他说希望张丽玲敢于出来承认错误，因为事情对她会越来越不利，她的隐私暴露得会越来越多，客观效果上她有可能不能再做大富社长。“嗯，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蒋丰说。对于自己的言论，蒋丰笑对记者保证：“我对自己的言行可以负责，我是讲职业道德的。”针对有关其说话刻薄、喜欢挑起事端的传言，他说：“如果我恶名远扬，做的东西都是假的话，那在日本这个地方，我是不可能做下去的。”■文/本报记者 杨文健律师：我在等待史国强的消息■史国强没有开口要1000万日元日前，记者与史国强在国内的代理律师胡书韩取得了联系。据胡律师介绍，史国强是4月下旬回到北京的。回北京后，他找到播放了《角落里的人》的电视台及出版《追梦女人》和有关VCD光盘的出版社，要求他们停止播放，进行道歉并保留进一步诉诸法律的权利。随后，他又与正在京的张丽玲联系，准备与之协商解决两者间的纠纷。本来张丽玲已同意协商解决，协商中，张丽玲对纪录片播出后对史国强造成伤害表示理解和同情，同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于是史提出300万日元的补偿，张丽玲也表示认可。但不知什么原因就在签调解协议前，张丽玲突然反悔，协商失败，史国强飞回了日本。根本就没有像有些媒体所报道的史国强开口要1000万日元的事。胡律师称，史国强回日本后还会与他联系，如果史国强最后决定诉诸法律的话，他们将从侵犯肖像权的罪名把有关电视台、出版社推上被告席。另据胡律师讲，史国强也已在日本请了律师，准备在日本解决与张丽玲之间的纠纷，他说，张丽玲有可能告诉了冯明用真名不打马赛克，拍摄纪录片，但史国强并不知道，而且张丽玲也肯定没当面告诉史国强。在史回到北京与张丽玲协商时，张丽玲只说，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史国强头部被缝了十针关于史国强在京被打一事，胡律师是这样说的，5月12日晚11时左右，史国强开车来到国际展览中心附近，车停下后，有3个男人走到车前向坐在车里的史国强问路，但就在史国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3人却动起手来，用砖头把史国强的头打破，随后扬长而去。伤后，史国强来到附近的煤炭医院急诊，头被缝了12针，派出所民警闻讯后赶来询问案情。史国强认为，自己10年没回北京了，根本没什么仇人，况且此次回北京，许多亲戚朋友都不知道，就更不用说其他人。对自己被打原因虽有疑虑却没有真凭实据。据胡律师介绍，史国强被打后，张丽玲姐妹也前往医院看望史国强。专家：可导演但不能胡编什么是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何苏六说，纪录片就是把现在的事物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明天历史的影片。他认为，既然要使之成为历史，就必须要真实地记录，如果没有真实感，纪录片就不叫记录片，更不用提什么美感了。他承认，在许多纪录片中都运用了摆拍或导演介入的手法来表现，他认为，运用这些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原声纪录的，但使用这些手法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所表现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而绝不能胡编乱造，同时要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能一味追求真实和冲击力而伤害他人的权益。何苏六认为，纪录片应该是在很自然的环境下拍摄，千万不要强迫或恳求他人参加拍摄，这样不仅会使纪录片缺乏美感而且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北京有线电视台《第三只眼》的制片人张治坦诚，作为纪录片的制作者，经常会遇到是追求真实、冲击力还是要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这种矛盾。他举例说，采访一个被拐妇女，如果真实地把采访经过详细而不加任何技术处理地表现出来，冲击力一定很强，观众喜欢，制作者也满意，但当事人的权益无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此从职业道德的角度出发，只能不拍正面或进行技术处理如打马赛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作为新闻工作者或纪录片制作者应该有起码的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