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农历除夕，也就是二月六日那个晚上，张大春的父亲在浴室不慎滑倒，伤及了一根比棉线还要纤细的神经，自此便卧床不起。那时父亲七十六岁，而张大春正值四十岁。父亲当时对他说：“我恐怕是不行了。但一时也想不起有什么要特别交代你的事，你说这糟不糟糕？”正是在父亲生命步入最后阶段、同时自己的孩子即将降临人世的这段特殊时期，张大春翻开了早前过世的六大爷所撰写的那份“家族流水账”。回溯到一九八八年三四月间，张大春初次来到北京，随后又返回山东老家探亲，与五大爷、六大爷同住宾馆，连续畅谈了十个夜晚。那次相聚让他意识到自己对于家族历史的许多细节知之甚少，于是便邀请情感丰沛的六大爷撰写一份概要。不料一九九零年，六大爷寄来了一部浸满沧桑、长达七十页的《家史漫谈》。然而这份手稿当时被张大春暂且搁置，在抽屉里静静躺了七年之久。直至一九九八年，张大春才以六大爷的《家史漫谈》为蓝本，开始重新书写家族六代人的漂泊乡愁与沉浮命运。他从道光年间起笔，张家的祖籍是山东济南“懋德堂”，曾是当地名声显赫的家族。书中描绘了以“牛肉馅必须放大葱”为家规的曾祖母，那位仿佛命中注定“提着一串铜钱却未在绳结处系紧”、一生风雅却际遇落魄的大大爷，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言行举止独特诡异的“怪脚”五大爷，还有背井离乡、对故土往事终生萦怀的父亲，以及千里寻夫、性格倔强而质朴的母亲。在写作过程中，张大春不时将已完成的部分念给父亲听，然而待到《聆听父亲》全书完成之际，父亲病情已十分沉重，无力阅读这部记录了他生平故事与记忆的作品。“当我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告诉他时，他也并未表现出太多关切。他只是指了指身旁水果盘里的橘子，大概是想吃，我便赶忙为他剥开。对于一个生命垂暮的老人而言，书又算得上什么呢？”张大春后来如此感慨道。从整个家族的变迁写到每个具体人物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触摸个体血脉的搏动，这般宏大而琐细的人生图景，张大春最初是想要讲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听的。写作进行一年后，儿子降临人世，“当孩子真真切切抱在手中时，你便无法再假装他不存在，否则笔下的文字难免会流于矫情”，于是这部作品的创作被迫中断。四年后，为了偿还房贷，张大春才提笔完成了剩余约七万字的内容。这部近十二万字的《聆听父亲》于二零零三年七月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随后于二零零八年一月由世纪文景推出了简体字版本。借着简体版上市的契机，张大春来到大陆进行了为期一周密集的宣传活动。张大春生于一九五七年，籍贯山东，属于“台湾外省人第二代”。他热爱故事、擅长说书、精于书法、喜好赋诗。早在四岁稚龄时，父亲就常将张大春抱在膝头，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作品一段段讲述给他听。“我记得小学入学第一天，父亲对我说，今天为了庆祝你成为小学生，特地给你讲两回书，而且是《西游记》开篇的两回，即‘楔子’部分的第一回。那天的兴奋之情，远远超过了‘今天我是一名小学生’带来的喜悦。”这样的体验自四岁起便逐渐融入张大春的日常生活。如今，他每天早晨送孩子上学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写诗，然后进行文稿创作。晚上临睡前，练完书法、读完字帖之后，最后一件事仍旧是写诗。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张大春与阿城畅谈书法艺术，从晚饭后一直聊到深夜十二点。“阿城对书法史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三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记者在酒店见到张大春时，他身着一件淡绿色休闲上衣，头发略显蓬松，步伐阔绰，接听朋友电话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接待方为张大春准备了鱼泉榨菜，那是友人向他极力推荐的风味。张大春迅速地就着榨菜喝粥，一口一个小包子。他嘻嘻哈哈地否认自己是学者，这亦是他一贯秉持的态度。张大春曾一度全心投入在作品中“炫示技巧”，从历史小说、儿童文学、武侠小说到魔幻题材，他的创作类型繁杂多样，文风诙谐戏谑，思维无拘无束。然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他收敛起惯用的技法，写出了一部细腻而平实的自传体小说《聆听父亲》。台湾评论界惊叹张大春终于愿意“认真地表达悲伤”，书商在宣传《聆听父亲》时，甚至称其为“自白话文学朱自清《背影》以来最动人的父亲题材书写”。张大春与阿城、李锐、余华、莫言皆是好友。阿城评价道：“用惯了勾拳的大春，这次打出了一记直拳，虽然简单直接，却精准地击中了读者的心口，让人感到酣畅淋漓。”李锐与夫人蒋韵此次一同赴京为张大春助阵，并于三月二十七日晚出席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演讲活动。李锐表示：“我很早就认识大春，非常欣赏他，这是因为在他的创作中能看到写作者那种高度清醒而自觉的追求。有一段时期，在台湾，他是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因为他擅长炫技；但现在，他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文字，创作古诗，撰写《春灯公子》（该书于二零零六年在台湾出版，属书场式小说），他放下了现代小说家的身份，转而成为一名说书人。”李锐所说的“说书人”是张大春的另一重重要角色。在台湾news98电台的节目中，张大春拥有一档说书节目，至今已持续九年之久。最初讲述《江湖奇侠传》，随后便从《聊斋》、《三言二拍》，一路讲到《水浒传》、《封神榜》、《三侠五义》、《儒林外史》、《聊斋》。“说书的时候，大多需要与时事相关联，与当下现状相呼应。所以，如何能够既不太过低俗，又恰当地调侃那些最该被调侃的讨厌之人，成了我说书节目中最大的乐趣所在。”张大春这样说道。据世纪文景透露，接下来，张大春的“春夏秋冬系列”、《认得几个字》等作品也将陆续出版。张大春曾言：“小说家并非一辈子仅仅写故事给人看，最重要的是：我如何能帮助我这一代人，重新拾回那些被集体漠视乃至糟蹋了的文化训练与精神教养。”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三日，作家张大春携其新作《见字如来》在北京朗园虞社演艺空间举办了隆重的新书首发活动。当日，张大春与特邀嘉宾、著名作家莫言一同现身，与现场六百余位读者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流。他们围绕汉字这一主题，分享了各自多年来的研究心得与独特见解，现场气氛热烈，引发了在场读者对汉字文化与历史底蕴的广泛共鸣与思考。
这位作家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曾荣获包括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以及吴三连文艺奖在内的多项重要文学奖项。此外，他还被评选为金石堂年度影响力风云人物，其作品亦曾获得2008年度十大好书奖与2009年度十大好书奖等荣誉。他的主要著作范围广泛，涵盖了《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张大春的文学意见》、《欢喜贼》、《化身博士》、《异言不合》、《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野孩子》、《寻人启事》、《城邦暴力团》（1~4）、《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以及随笔集《认得几个字》、京剧剧本《水浒108》、音乐剧剧本《契柯夫欢乐时光》和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稗类》（卷一）（卷二）等丰富多样的体裁。这些作品集中收录了他早期诸多成名代表作，例如在时报文学奖评选中获得五位评审一致高票推崇的《将军碑》，描绘忧国荣民执笔“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动人故事的《四喜忧国》，赢得科幻小说首奖殊荣的《伤逝者》，以及文意深邃、引人玩味解读的《公寓导游》等等，每一篇短篇小说都兼具可读性与文学深度，显得既热闹又颇具门道。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沉淀与休息之后，作家张大春还特意为这套作品集撰写了一篇题为《最初》的短篇小说作为代序。因此，对于今年希望系统阅读张大春作品的读者而言，从这套收录其“最初”阶段精华的三本经典选集系列开始入手，无疑是一个理想而恰当的起点。
在目无馀子的写作姿态与耍痞嘲弄的叙事风格背后，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北逐渐跟上国际都会的发展节奏之际，年仅二十出头的张大春凭借其深厚的旧学根柢与对都市新气息的敏锐捕捉，持续创作出一篇又一篇不仅擒获国内众多重要文学奖项、同时也充满时髦气息的小说作品。这些早期成就已然预示了他即将在文坛扮演引领风骚的关键角色。在其鲜明的叙事风格深处，蕴藏着对写实文学传统的持续思索与叩问，这使得张大春的作品始终与时代脉动保持着强烈的合拍。此外，他既能娴熟学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笔调，又能生动戏仿司马中原《狂风沙》般的豪侠气象，以嬉笑戏弄的笔法演义人世间种种荒谬，站在流行文化的潮头却悠然吟哦古文历史。加之其创作量极为丰沛，杂学古今、融贯中西，堪称现当代台湾文坛中最为多产且最具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近年来，英美、日本及中国大陆等地的出版社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他，其中英美地区已经出版，其他地区亦即将陆续推出这位极具代表性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可见其影响力正持续向国际范围扩展。自八十年代以来，评论家与广大读者一路跟随张大春的创作轨迹：从《将军碑》、《四喜忧国》所带来的早期惊艳，到令成人与青少年皆捧读传诵的“大头春”系列风光，再到他紧追新闻时事、以犀利文字颠覆政治叙事的新闻写作系列，乃至为武侠小说开创崭新格局的五十七万字钜著《城邦暴力团》，甚至包括引起学界瞩目的创作者文论《小说稗类》。张大春始终坚持以专业而专注的姿态进行写作，其对台湾文坛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难以完全估量。所谓“最初的张大春三本经典选集”，精心囊括了他创作初期成名的代表性作品：包括获得时报文学奖五位评审一致高票推崇的《将军碑》、刻画忧国外省荣民执笔“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的《四喜忧国》、以及荣获科幻小说首奖的《伤逝者、令人不禁玩起解读游戏的《公寓导游》……等等，这些篇章无一不是既热闹鲜活又深具文学门道的短篇佳作。此外，在休息近两年之后，张大春特地为这套选集撰写短篇小说《最初》作为代序，因而在今年展开对张大春的阅读，自然应当从这套“最初》三本经典选集系列开始，方能完整领略其创作生涯的丰厚起点与独特魅力。
对于内地的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最初认识张大春这位作家，通常是通过2004年出版的《小说稗类》。然而实际上，在台湾的文坛与读者群体中，张大春早已是一位兼具文学声誉与市场号召力的作家，其创作版图十分宽广。他的作品序列涵盖了从早期的《鸡翎图》、《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到后来那些巧妙融合新闻议题与社会观察的《大说谎家》、《没人写信给上校》、《撒谎的信徒》等多种类型。曾经有人以一种既略显外行莽撞、又不无奉承意味的方式，向张大春问起所谓“张大春体”的风格问题，他的回应却出人意料地沉静，仿佛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他一边思索一边缓缓道来，那近乎自我审视的、零散却恳切的回答，其核心大意是——世间优秀的文字与典范如此丰富，一个人光是去阅读、去学习、去追随那些精妙的表达方式就已经应接不暇了，哪里还谈得上刻意去营造什么专属于个人的“体”呢……此外，在台湾的news98电台，张大春还拥有一档持续了九年之久的说书节目。这档节目最初从讲解《江湖奇侠传》开始，随后内容不断拓展，从《聊斋》、《三言二拍》，一直讲到《水浒传》、《三侠五义》、《儒林外史》。他曾表示，说书的内容往往与当下时事紧密相连，因此，如何以不流于低俗的方式，在节目中机锋巧妙地“修理”那些最该被批评的讨厌之人，便成了他主持这档节目过程中最大的乐趣所在。
骆以军曾表示：“我并不确定如今年轻一代的小说创作者是否还熟悉《将军碑》、《公寓导游》，或是《四喜忧国》。这些作品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以一种令人惊叹的姿态，为台湾现代小说开辟了一个形式完备且真正具备专业高度的黄金时代。”当时年仅二十出头的张大春，凭借其深厚的传统学识修养与对都市新兴氛围的敏锐捕捉，创作出一系列不仅横扫台湾各大文学奖项、同时也充满时髦气息的小说。台湾作家张大春的“成长小说”系列，包括《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以及《野孩子》，皆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叙事姿态颠覆了传统的亲子关系模式，对家庭中作为权威象征的“父亲”角色进行了充满谐谑意味的书写，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弑父”情绪与心理情结。张大春有意通过描绘消极、非主流的成长经历，来质疑乃至否定传统世俗真理与父权体制存在的合法性，从而鲜明地凸显出其文本内部深藏的解构意图。至于张大春为何选择创作武侠小说，许多人曾认为武侠小说的巅峰已尽归于金庸。回溯当初，平江不肖生创作《江湖奇侠传》之时，谁又能预料到武侠小说在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可能？结果金庸横空出世，以其磅礴之作几乎涤荡了此前所有的武侠小说格局，张大春将这一现象形容为“一洗万古凡马空”。那么，武侠小说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张大春由此展开了他的设想：如何在保留武侠小说各类经典元素的基础上，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增添富有时代感的细节。从《小说稗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张大春是一位阅读量极为广博的小说家，他的知识体系大致由两大支柱构成：其一是中国古代的文史典籍，其二是西方的经典小说与理论著作。因此，《小说稗类》这本书显得格外有趣：它既延续了传统的笔记文体裁，采用分则记述的形式，又在这些看似独立的笔记条目之间，暗藏着内在的逻辑线索，每一则笔记几乎都可以被视作一篇形式不拘的微型论文。
2019年4月，担任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会成员。
梁文道曾坦言，张大春的文学造诣远在自己之上，其深度与广度令人惊叹。目前读者所能接触到的张大春作品，或许仅能展现他全部才华的冰山一角，犹如浮于海面上的那微小百分之一。有一类作家，人们或许会评价说“梁文道你的书尚且可读”，并误以为台湾作家的整体水准便是如此，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亦想重申昔日类似吉尔斯所表达的观点：“比我厉害百倍者大有人在。”因为我曾阅读过您早期的作品，包括《聆听父亲》，我感到您当时的风格更侧重于“勾拳”，即一种较为直接的进击，因而有些层面的意蕴未能完全承载。当然，在观赏拳击比赛时，我们常将直拳视为高潮所在，而勾拳有时反而被忽略。但我认为这部小说恰似一记精准的直拳，它能毫无阻碍地直抵读者内心最深处。司马中原则以“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来形容张大春，在当代文学领域，“张大春闪电”确实光彩夺目。他所涉猎研习的范畴，几乎包罗了上九流、中九流与下九流的各类学问，其天性中蕴藏着一种敏锐的内在感知力与幽微的灵性触动，加之远超常人的想象与整合能力，以及极具爆发性的语言创造才华，这诸多因素共同熔铸成他独特的文学人格，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仿佛由荒野之魂托生而出的文学异才。 李锐表达了对张大春的欣赏，其原因在于他从张大春的创作中，看到了一种写作者极为清醒与自觉的追求。张大春在台湾曾一度是先锋小说领域的领军人物，但在经历了一段创作历程后，他选择回归本源，重新审视文字，甚至重新创作古典诗歌，这标志着他主动放下了作为现代小说创作者的单一身份。从最基础的“识字”开始，这位昔日以技巧炫目著称的“大头春”，转而以谦卑和真诚的态度，去践行一位写作者真正应尽的职责。莫言则将张大春比作《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赞誉他是台湾最具天赋、最不羁又最富趣味的作家之一。与张大春这样才华横溢的台湾作家进行交流，本身即是一种宝贵的动力，能让人在欣赏其才情的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与提升的空间。
张大春在分析山寨现象时指出，这一行为往往具备两个层面的正当性依据。首先，从发展阶段的差异来看，处于发展中或未开发状态的国家与那些已开发、文明先进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与社会差距。由于先进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占尽了先发优势，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文明程度和贫富悬殊被不断拉大，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双方适用完全相同的社会价值标准或法律规范，并不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山寨行为所蕴含的一种正义观便在于，从经济处境、社会条件以及国际地位的角度出发，相对落后的国家在某些阶段采取模仿与借鉴的策略，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具有优先性的发展手段。历史经验也表明，许多国家在快速上升期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山寨阶段，例如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也都出现过广泛的产业模仿与技术学习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后续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积累了重要基础。
《大唐李白》系列是作家张大春计划以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重新塑造“诗仙”李白的传奇人生，并以此映射大唐盛世由辉煌至衰落的宏伟史诗。其首部作品《少年游》着重梳理了李白早年四处漫游的漂泊踪迹，为读者逐步揭开了这位诗人神秘的身世背景与师承渊源，同时生动地勾勒出盛唐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画卷。作者自如游走于小说创作与历史考证之间，不仅凭借诗句细致推理出当时文人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交织互动，甚至大胆地以创造性笔法为李白“代笔”，对其部分诗作进行了合理的续写与艺术性改写。这种虚实相生、真假难辨的叙事手法，既令人称奇，又拍案叫绝。张大春曾阐释道，“大唐是文治武功达至顶峰的极盛之世，一个以空前自信和昂扬姿态拥抱寰宇的时代。然而，原本最应自由抒怀的诗歌，却被套上严谨格律的规范，进而演变为士人谋求进身、改变命运的重要工具。”那位飘逸超然、卓尔不群的李白，内心始终怀抱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宏大抱负，却因何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无法获得，甚至不得不隐匿出身，长年在外漂泊，最终注定与那个繁华鼎盛的世俗秩序擦肩而过？既然无法顺应时代对诗歌格律的严苛要求，作诗风格向来洒脱不羁的他，又是如何创作出那些无人能及的瑰丽诗篇，从而上述天听，成就了“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斟酒”的千古佳话与短暂荣光？即便在日后声名传遍天下，他又为何依然陷入了对最初自我的迷茫与失落？在盛世的辉煌表象与个人的显赫声名之下，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恰恰是那份伴随自由而来的沉重负担。后世所景仰、向往却难以企及的“诗仙”，本质上或许只是一个被世俗生活不断排挤在外的孤独灵魂；当现实人生的漫长画卷徐徐展开，诗句中所描绘的那些超凡仙境，也随着时代加之于身的种种束缚与局限，逐渐地、一点一滴地褪色与凋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