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藤周作

直接以基督耶稣为塑造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耶稣作为神的存在，其神圣性不言而喻，这也是难以刻画之处，而远藤周作则以极大的勇气进行了尝试。从《沉默》到《死海之滨》，历时7年时间远藤周作将耶稣从“母性的神”发展至“永远的同伴者”。他通过《沉默》中的“母性的耶稣”，将基督教植入日本人的信仰中，在《死海之滨》中，远藤塑造出“永远的同伴者”耶稣，使其深入日本人内心，与日本人永远地相伴在一起。与《沉默》中踏板情节的冲击力相比，《死海之滨》之中的耶稣形象引起的震动也不遑多让。作为一位文学家，他始终努力地探索能够为日本人所接纳的耶稣形象，他在作品中尽量避免表现信仰的神秘主义性的原因也在于此。《沉默》问世，作者推出的“母性的耶稣”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神的存在这个问题上， 远藤周作关注的并非是神的具体形象，而是神通过其存在作用于人的行为。小说《沉默》以17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禁教活动为背景，描写在日本长期传教、身为教区长的克里斯多夫·费雷拉教父弃教的消息传到了罗马教会，教会以及费雷拉的学生都对此表示怀疑，葡萄牙神甫罗德里奥、卡卢佩动身前往日本，欲探明费雷拉弃教的真实原因。途中，他们遇到了来历不明的天主教信徒吉次郎，由他带潜入日本长崎的一个秘密天主教徒聚居的渔村，后来罗德里奥因吉次郎的告密而被捕。被捕后却在近乎极端和残酷的情况下，灵魂受到逼迫，信仰遭遇困境。为逼迫他弃教，三名日本信徒被处以“穴吊”的酷刑。受刑者四肢被捆绑，吊在洞穴上，耳朵上打了孔，血慢慢流下来。罗德里奥所面临的困局是，他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解救这三个无辜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无论罗德里奥做何选择，他都注定成为一名罪人：选择救人，意味着他不得不背弃自己的信仰；选择坚持信仰，那三个教民就要为他的信仰殉葬。期间，他目睹了卡卢佩的殉教也了解到费雷拉弃教的事实与原因，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后，为解救其他被捕的教徒，罗德里奥踏上了刻有耶稣像的木板以示弃教，就在弃教的时刻，他终于明白了神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最后，罗德里奥留居日本。罗德里奥神甫笃信神的存在，然而同为信徒的吉次郎却发出了疑问：为什么神一直保持沉默，在教徒们因为信仰受难而死的时候，为什么不见神的庇佑？这让罗德里奥内心不断挣扎：“自从发生宗教迫害到今天，已经有 20年了，在日本这块黑土地上有多少信徒呻吟，司祭留着红色的血，教会的塔也倒了；但是，神为什么在把一切奉献给自己的信徒面前，还沉默着呢？‘我’当然知道最大的罪就是对神的绝望，可是我不明白神为什么一直沉默着。”罗德里奥的怀疑也是远藤周作的经历，“一直沉默”的神是作者心中基督的存在方式。《沉默》创作于1960年至1962年，这个时期的远藤周作深受病痛的折磨，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对基督教徒而言，最大的罪便是怀疑神的存在，在无法否定神存在的基础上，作者的疑问就是《沉默》中的最大问题：如果神存在，那么在信徒如此痛苦之时神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故事的最后给出了答案，罗德里奥在狱中听着外面狱卒的呼噜声，一面歌颂神的荣耀，一面却为无法理解神的沉默而感到绝望与不解，此时费雷拉教父出现了，他告诉罗德里奥那“呼噜声”其实是被折磨的教徒发出的痛苦呻吟，无法继续忍受的罗德里奥做出了和费雷拉同样选择——弃教，但踏下木板的瞬间他却彻底明白了弃教正是对基督信仰本质——牺牲精神的坚守，为了其他教徒的得救而舍弃可以救赎自己的上帝，不顾因弃教而成为教会污点的事实，将自身置身于泥淖中。该小说的结尾，远藤通过弃教的罗德里奥之口说出：“那个人并不是沉默。纵然那个人沉默着，直到今天我的人生就在诉说着着那个人。”虽然宗教所关注的是使人生神圣的力量，但其实质上仍然是一件实践的事情，基督教的本质是有神论背景中的耶稣理论，但体现出的是在其教导下的生活中去实现道德意识的最高追求，即神通过“场”在人的生命与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因此《沉默》中对神的所有怀疑事实上成为了“神是存在的”这一肯定命题的论证方法。远藤周作在《耶稣传》中认为上帝之爱虽未直接起作用，却通过作用于人的心灵深处为人减轻痛。《沉默》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日本，但作者所探讨的人类如何面对以及如何实现救赎的重大命题却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该作品体现出人在面对苦难时体现出的坚韧、尊严和无私。爱的伦理学没有华丽的言辞，见证的是无声的行动。神的存在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所不曾怀疑的，然而西方传统中神的存在方式与日本文化的冲突又让远藤感到苦恼。从《沉默》开始，远藤就从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角度探索神的存在问题，关于沉默的含义，除了指神的沉默，另一方面指罗德里奥与吉次郎这样的教徒被淹没在以殉教为荣的历史中，表达对历史沉默的反抗，正因为其关注的是作为“弱者”在历史中失语的叛教者，因此基督的形象就被塑造成弱者的同伴与其共同分担痛苦，神虽然一直保持沉默，但当罗德里奥踏下铜板时，铜板上的人（耶稣）说：“踏下去吧，踏下去吧，‘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远藤周作后期的神学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不再拘泥于传统基督教的一神论观点，而是倾向于将基督教与日本风土进行融合。《深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印度教圣地恒河河畔，就结构来看，由多个支线故事组成，以一个赴印度旅行的团队为基础，将数个有着不同经历的游客联系起来。全篇共分为十三个小单元，作品中神的形象似乎并没有明确起来，相反却更加模糊。小说人物众多，心性各异，有一心追寻妻子转世可能的职员，有欲将心事寄托于鸟儿的童话作家，也有曾经历过战争炼狱之苦的老兵，以他们印度之行的经历展现了神“拥有各种脸”这一神学观，童话作家沼田因肺炎引起肺结核恶化需进行手术，妻子为他买了一只鹩哥，他将内心的痛苦向鹩哥倾吐，手术成功时，鹩哥却因妻子忙于手术、疏于照料而死去了，术后医生告诉沼田他的心脏在手术台曾经停止跳动过，但又奇迹地恢复了，他认为是鹩哥代替了他的死亡，承受他的痛苦，沼田的神存在于鹩哥身上，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中“能够对话的只有狗或鸟，神是什么，不知道，如果神能让人说出真心话，那么对他而言，神是小黑（沼田幼年时养的一只小狗）、是犀鸟、是鹩哥。”故事的主人公基督徒大津在同学们眼中是一个无趣、软弱、无法交谈的人，大学期间，在女同学美津子的诱惑下他放弃了信仰，但被抛弃之后却认为自己真正地理解了基督教。远藤周作表示，平凡懦弱丑陋且没有任何威严的大津就是他心目中耶稣形象的代表，另外，该小说还通过游客的眼睛描绘了印度当地的女神查姆达，从沼田的鹩哥、大津到印度教女神，神的形象是多样的，而共同点是与弱者同行，承担人间的痛苦，如远藤周作在该小说结尾引用圣经中的话表达的一样：“他坦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从《沉默》到《深河》，远藤周作笔下的神是“行动的影响者”、“弱者的同伴”和“爱的集合”、“伟大而永恒的东西”，他将基督教中与人分离的神转化为日本人易于接受的同伴者形象，将神的神秘形象“世俗化”，体现了他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所形成的独特宗教观。《海与毒药》的主题是集中讨论日本人“罪”意识的缺乏，小说以二战期间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用美军战俘做活体解剖这一事件为素材写成，故事分为“海与毒药”、“受裁判的众人”、“到天亮之后”三个章节和若干小节，以不同角色为第一人称，深入剖析了事件中的主人公，并将他们置于集体与社会之中，展现其心理。小说首先以第一人称“我”开始第一章，主要记叙“我”搬到了东京新兴住宅区，在那认识了加油站和西服店的老板以及胜吕医生，加油站的老板向“我”轻松地叙述着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暴行和杀人经历，“我”是一个充满疲劳感、内心空虚，缺乏热情与追求的普通人，混合了话语者“我”和作者的双重观点，第二章和第三章进入故事主体，中心人物是大医学部的几个医生，桥本教授为了竞选院长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对前任医学部长的亲戚田部夫人进行肺成型手术，结果造成了病人的死亡，后来为了讨好军事局答应对俘虏进行活体解剖和医学实验。故事的焦点人物是研究生胜吕和户田，胜吕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被动感，面对战争的残酷、病人的痛苦、上司的麻木感到痛苦而无奈，参加人体试验时，他意识到了实验的残忍而感到良心不安，却没有退出，原因是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麻木地面对一切。日本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一种实用的理性文化，强调集团利益、规则对个人的约束和管理，所谓的“罪”，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与集团利益的冲突，对规则的违背，缺乏主体对道德的自省。故事的焦点人物——研究生胜吕认为：“怎样都无所谓，‘我’答应参加解剖，或许是因为那蓝色的炭火在作祟，或许是由于户田的香烟在作怪，随便怎样都无所谓，不再想它了，睡觉吧。多想也没有用，这世界光靠‘我’一个人也起不了作用的。”他是医院集体性的行为中的一份子，因此虽然对实验感到无法理解与认同，但还是顺从了集体行为。户田是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不同于胜吕的被动，他对任何事情都有着积极的态度与想法。在谈到这个人物时，作者表示，该小说登场的两个人物胜吕和户田中，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户田，因为户田代表作者自己——日本的知识分子。可见作者希望在户田身上表现出日本民族的共同心理，户田的故事以其自传手记为形式，记叙了他在成长过程中，习惯性期瞒、偷窃学校标本、与表姐通奸、对女佣始乱终弃等一系列行为，面对这些罪行，户田却并未表现出痛苦悔改之意。小学时他凭借小聪明欺瞒老师并洋洋得意，在日记中谎称将心爱的标本送给同学而感到难过，实际上他有好几个那样的标本，却被老师在作文中认为表现了“真实的情感”而受到夸奖。而后班里转来一名新生，户田认为这名转校生总是能看穿他虚伪的面孔，总是对其进行揣测。日本人时刻从别人的行动中领会到所有暗示，强烈地意识到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在他们的生活中，原动力是“耻感”，如果不能遵守明确规定的善行标准，不能维持各种义务间的均衡，或者不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偶然，就是耻辱。因此，当户田感到转校生可以窥见自己的内心时，他感到的“不是内心的苛责，而是秘密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屈辱感”。无论是“我”和住宅区中的其他人，还是参加实验的医生，都缺乏罪感，该小说通过这些不同角色的陈述，讨论了日本人在集体行动与社会习惯下的思考方式，然而对于日本人是否缺乏罪的意识，还是因为信仰的缺乏才造成这样的假象，远藤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胜吕在进行手术实验之前一直在照顾一个患病的老妇人，他会因为老妇人的痛苦而难过，当医院决定对其进行提前手术时，胜吕备感灵魂上的谴责与不安。户田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明确“罪感”意识的人，关于写下成长手记的原因，他感到：“因为我感到可怕——只顾及着他人的眼睛和社会的制裁，除却这些便什么顾忌也没有了，这样的自己我感到可怕。”他为自己的麻木感到痛苦，发出“我真的没有良心吗？”这样的责问，当实验结束后，他渴望的是内心的谴责、胸口剧烈的疼痛和顿足捶胸般的后悔，然而回到手术室里时，他却仍然无动于衷。远藤认为，日本人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基督教的原因除了其泛神论的土壤，更在于日本人对于神的无感觉，不同于西方人对“神”的概念清晰，即使是无神论者，其对立论仍然以神的存在为前提。然而日本人的无神论则是对于神的存在与否并不关心，可以说在日本人的感觉中，神的存在并不是必要的。日本的宗教具有宗教与伦理分离的特征，宗教缺乏伦理的社会性的行动层面，伦理缺乏宗教的内在动机，法律是对违反者的惩罚，伦理是让全社会去惩恶扬善，宗教则更看重信仰之心，然而，在日本，宗教都习惯化了，直接导致了信仰心，内在性的弱化，宗教失去了具有深刻内在动机的外在行为。当胜吕认为有一天他们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处罚时，户田说：“你说的处罚是社会的制裁，如果只是社会的制裁，那么一切都是不会改变的，我和你只不过是因为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医学院才参加实验的，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在《海与毒药》中，远藤所真正思考的是，没有信仰，个体只是在自己的内部寻找罪感，罪的意识只会变得模糊并最终消失，从而无法得到最终的救赎。在以二元对立与本体论为哲学基础的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是界限明显的、对立的、主动的；而日本人的感性根植于泛神性的土壤，以集团意识为中心，感受不到个别与全体的明显区别，也缺乏对立与主动，日本式感性所追求的是界限模糊的、暧昧的东西，在日本人心中，绝对的善与恶似乎是不存在的。《深河》中木口所认为“人做事没有绝对的正确。反过来，任何恶行也都隐藏着救赎的种子。”作者描写了“罪”之后，将“罚”的成分淡化，将重点转向了救赎，且他笔下救赎的对象往往都是在罪的泥潭中痛苦挣扎而无法自救的人。软弱的次郎最后获得了罗德里奥的原谅，冢田和木口得到了解脱，甚至胜吕，作者在《海与毒药》的续篇《悲歌》中也通过“圣徒”加斯顿之口承认他获得了救赎。作者关于“罪与救赎”的态度深受日本传统文化影响的，通过神对人罪恶的宽恕与救赎的描写，作者信仰观中的神也渐渐远离西方传统中制裁审判的形象，而接近了日本人容易亲近仰慕的宽恕之神。作者文学作品中的神，不是精神的创造者；也不仅是西方基督教所强调的光明、理性或者个体心灵完满价值的典范；而是心灵世界的陪伴者和抚慰者。作者的宗教观体现出人的生存、努力、珍惜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