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易中天出生于湖南长沙。此后，他跟随父亲易庭源迁居至湖北武汉，并在武汉系统地完成了小学、初中及高中学业。在高中阶段，他广泛阅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诸多作品，尤其热衷于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等人的著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学养分。易中天自幼便展现出讲述故事的浓厚兴趣，常常白天埋头读书，夜晚则将所读所得转化为生动的情节，向同伴们娓娓道来。一九六五年，易中天报名参加高考，志愿填报的是当时属于绝密级别的导弹专业。然而，由于他的父亲身为大学教师，被划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成分不符合政策要求，尽管易中天本人考试成绩优异，却依然在那次高考中遗憾落榜。同年，高中毕业的易中天深受苏联小说《勇敢》的感染与鼓舞，积极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报名前往新疆支援边疆建设。他被分配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五〇团，在那里度过了长达十年的劳动与生活时光。起初，易中天被编入畜牧班，从事放牛、挤牛奶等日常工作，其后又相继承担了放羊、收割麦子、采摘棉花等多种农务。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全国各地普遍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易中天在文艺方面才能突出，被连队领导选拔调至团部，成为一名宣传队员，主要负责编剧工作。在忙碌的劳作与宣传任务之余，他仍坚持进行诗歌创作，其作品陆续发表于《诗刊》《解放军报》《新疆文艺》《军垦战报》等刊物上。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间，易中天转入新疆乌鲁木齐钢铁厂子弟中学担任教师。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此时他正担任高三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及班主任，为了全心辅导学生备考，他主动放弃了当年自行报考大学以获取文凭的机会。直至一九七八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易中天经过三个月紧张的集中复习，成功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从而开启了其学术生涯的新篇章。
自一九八一年起，易中天先生便开始了在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执教生涯。随后，自一九九二年起，他转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二零零五年，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套频道《百家讲坛》节目中首次面向全国观众系统性地讲解历史知识，由此逐渐走入公众视野。次年，他登上了央视影响力广泛的“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汉代风云人物》《易中天品三国》系列讲座，其深入浅出、生动幽默的讲述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南方电视台精心筹办的“2006南方盛典颁奖礼”于广州东方宾馆隆重举行，现场揭晓了“金南方影视奖”与“金南方创意传播奖”两大类共计二十四个奖项，易中天凭借其在学术普及方面的卓越贡献，荣获了金南方创意传播奖之年度学术传播贡献奖。同年，他还被《新周刊》评选为2006年度新锐人物。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相关评选中，易中天与陈丹青等人一同入选了年度十大魅力先生。二零零七年，易中天受聘担任在河南中岳嵩山举行的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禅学顾问，为其注入文化内涵；同年十一月，他出版了个人著作《帝国的终结》。二零零八年，易中天与《百家讲坛》再度携手合作，先后开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系列节目，进一步拓展了其历史讲述的广度与深度。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2009雅姿南方阅读盛典”在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的学术大讲堂举行颁奖典礼，活动通过票选产生了九大榜单，并对二十位作家及七十本图书或相关出版机构进行了表彰，易中天被评为“金南方·2009最受读者关注十大年度作家”之一。在登台领奖时，他深情地向读者致以“二鞠躬”，以表达对读者长期支持的衷心感谢。二零一零年，易中天教授延续其独特的解读路径，即以故事串联人物，以人物透视历史，以历史阐释文化，以文化探讨人性，从平民视角为广大电视观众解读《易中天品三国》，该系列节目在央视CCTV-10科教频道播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被誉为“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杂志”的《新周刊》在广州举办了创刊十五周年庆典暨“大时代锐仕勋章”授勋仪式，评选出了创刊十五年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十五位“锐仕”，易中天与白岩松、陈丹青等各界杰出人士共同获此殊荣。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易中天在厦门大学EMBA二零一二级深圳班的课堂上，为学员们讲授了《市场经济与中西文化》课程。二零一三年，易中天对外宣布了一项宏大的写作计划，即着手创作共计三十六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同年，他应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之邀重出江湖，担任主持工作，每周四晚间与主持人李蕾搭档，共同主持一档名为《一起聊聊》的民生文化访谈节目，节目话题跨度广泛，从当下最接地气的民生热点事件，一直延伸到最富底蕴的古代圣人之道。二零一五年四月，易中天正式从厦门大学退休。至二零一七年，其巨著《易中天中华史》已成功出版十八卷。二零一八年底，该系列的第21卷《朱明王朝》顺利面世。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标志着《易中天中华史》这部巨著迎来大结局的第24卷《命运和选择》正式出版，全书体系宏大，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大部分，整个创作过程历时长达九年。二零二二年十一月，易中天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曹操》出版发行；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厦门大学揭牌成立了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并返聘易中天先生出任该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也在这一年，他携新出版的小说《曹操》做客俞敏洪与董宇辉主持的东方甄选直播间，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亲切交流。二零二三年，易中天继续担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院长一职。根据计划，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一部由他参与配音工作的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将正式上映。
易中天的母亲在分娩之际不幸罹患疟疾，当时俗称“打摆子”，病情十分危急，几乎导致生产过程中出现意外。他的父亲早年曾在湖南大学担任助教一职，为了贴补家用并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易父开始尝试贩卖煤油灯，因此家中常常存放着大量购进的灯具。有一次，年幼的易中天不慎从桌上跌落，打翻了煤油灯，碎裂的玻璃片深深扎进了他的脚里，父亲急忙将他送往医院救治，至今他的脚上仍留有那次事故所留下的伤疤。易中天最初对历史产生兴趣，源于童年时期祖父和父母时常为他讲述的各类历史故事，之后他又通过阅读连环画进一步接触历史。在那些日子里，他尤其喜爱翻阅《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题材的连环画。当时街边有出租小人书的摊位，只需花费一分钱就能租借一本，他便常常坐在书摊旁津津有味地阅读。租书所用的零钱，是他从平日节省下来的早餐费中一点一滴积攒而来的。在家庭辈分关系上，易中天按谱系可称梁启超为兄。根据相关史料考证，易中天的十八世祖易先曾在越南谅山地区担任知府职务。父亲易中天（右一）与女儿易海贝（左一）的合影也留存于世，记录了家庭生活中的温馨瞬间。
易中天的创作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学术品格，从不刻意迎合所谓大众流行口味。他的作品虽然呈现出高端产品的思想深度与知识密度，却丝毫没有故作高深的架子。在对待每一个历史事实上，他都严谨地确保其有扎实的史料依据，所有引用的文献与典籍均清晰注明出处，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尤为突出的是，他拥有独特的历史切入角度和个性极为鲜明的表达风格：其视角不拘泥于传统的史学框架，也不受限于纯粹的文学范式；他善于以当代人的眼光与关切去重新品味和解读历史脉络；同时在叙述中巧妙设置悬念与节奏，充分顾及现代读者的阅读心理与视听需求。例如，在创作《易中天中华史》的过程中，他特意采用了轻松明快、易于阅读的写作风格，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广大读者毫无障碍地理解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他通过运用诸如“嫦娥的私奔”这类生动鲜活的小标题来串联故事，并辅以活泼灵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成功地将历史从沉重刻板的印象中解放出来，转而赋予其强烈的画面感与盎然趣味。这种独具匠心的叙述方式，使他的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引人入胜的戏剧色彩，让读者在翻阅时仿佛亲身步入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之中，获得沉浸式的体验，而绝非仅仅在枯燥艰涩的史料堆砌中进行简单的信息摄取。
易中天先生的演讲风格具有鲜明而多元的特点，其首要特征在于即时性，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当下社会的脉搏，灵活运用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词语，从而迅速拉近与现场及屏幕前受众的距离。第二点体现在通俗性上，他大量采用鲜活的口语表达，使得讲述过程生动而活泼，消除了学术与大众之间的隔阂。第三点是新颖性，无论是其独到的观点还是别具一格的语言组织，都能有效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第四点为趣味性，他擅长将历史事件叙述得栩栩如生，并融入现代视角的诠释与哲学思考，让听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既获得古代智慧，也引发对当代问题的认知。第五点则是适应性，他常常援引他人对经典的阅读与研究成果，并辅以自己精辟而精彩的点评，这在当今人们难以逐一通读原典的背景下，提供了一条高效而富有启发的学习路径。易中天本人将其演讲艺术归纳为三个逐层递进的境界：其一称为“正说”，即以严谨的历史事实为根基，杜绝戏说与妄言，始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其二称为“趣说”，在坚守真实的前提下，极力追求表达方式的生动与形象，甚至会适时加入一些无厘头式的幽默语言，以此极大地调动观众的聆听兴趣；其三称为“妙说”，这是在“正说”与“趣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历史进行深入剖析与解读，从而赋予观众以深刻的启迪与思考。
易中天先生在首都机场准备搭乘航班飞往韩国之际，通过新闻获悉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严重的大地震。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性消息令他心情极为沉重。随后，他立即通过个人博客平台向公众发布了相关信息。在博文中，他如此写道：“在我即将出国的前夕，惊闻祖国发生如此强烈的地震，内心感到无比悲痛，几乎欲哭无泪。我已第一时间委托家人，将本人所著《成都方式》一书的全部税后稿酬共计人民币八万元整，悉数捐赠给地震灾区，用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衷心祈愿受灾同胞能够早日脱离苦痛，重建家园，也期盼中华大地尽快恢复往日的安宁与祥和。”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易中天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面向媒体的正式见面会。在会上，他正式对外宣布，其个人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与服务号已同步开通并投入运营。易中天表示，他期望能借助“订阅号”与“服务号”这两个功能互补的线上平台，构建起一个更为直接、顺畅且常态化的交流渠道，从而进一步拉近与广大公众之间的距离，促进更深入、更有效的思想互动与文化交流。
在2023年11月29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武汉大学隆重举行了建校一百三十周年的校庆活动。作为该校的杰出校友，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应邀出席了第九届校友珞珈论坛，并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礼”这一主题，发表了深刻而精彩的专题报告。在庆典大会上，易中天先生怀着对母校的深厚情谊，向武汉大学送上了诚挚的祝福与贺礼。他现场吟诵了特意为校庆创作的三首诗歌，其中包含一首最新撰写的、共计九十六字的四言诗《武汉大学颂》。这首凝练而富有寓意的诗作，不仅表达了对母校光辉历程的礼赞与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真挚情感更深深打动了在场校友，进而成功促成了一笔高达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校友捐赠，为校庆活动增添了一段佳话。
在女儿海贝出生那一年，易中天刚刚考取研究生，正在外地求学。由于无法常伴女儿身边，他便开始通过写信的方式与女儿交流。女儿将这些信件视为珍宝，反复阅读、诵读，正是在这一遍遍读信的过程中，她逐渐培养了浓厚的阅读兴趣和自主学习的习惯。长此以往，易中天发现已无需每日督促女儿学习，反而需要时常提醒她注意休息、多参加体育锻炼。后来，不少学校邀请他去分享教育心得，他常说自己采用的方法是“不教育”。这种“不教育”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源于道家“无为而治”的智慧。他认为，要在子女教育中真正做到无为而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家庭内部应形成民主平等的氛围，凡事多与孩子沟通商量；其次，要主动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只要这两点得以实现，父母便能从繁琐的管教中解脱出来，真正体会到无为而治所带来的轻松与愉悦。到了女儿填报高考志愿时，易中天提出了几点建议：选择自己感兴趣并能发挥所长的专业，同时要考虑未来能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最好还能借此谋生、自立。他鼓励女儿综合城市、学校、专业、个人志向以及高考分数等多个因素，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平衡点。经过仔细分析，海贝最终决定投身设计行业。为此，易中天花费了近一年时间，亲自走访了女儿考虑范围内的北京、上海等地近百所高校，用相机记录下学校的教室、宿舍、食堂以及学生的日常状态，并整理了这些学校近年来在福建招生的排名数据。他将所有资料汇总后交给女儿，便完全尊重她自己的选择。易中天曾在博客中回忆，早年他曾向厦门大学老校长陈传鸿借钱买房。时任校长的陈传鸿慷慨地将个人存款数万元无息借给了他。那时易中天尚未成名，只是厦门大学一名普通教师，平时很少有机会与校长接触。《咬文嚼字》拥有数十万读者，他们在自己喜爱的《百家讲坛》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对此，易中天态度坦然，表示应当认错时就认错，欢迎读者积极指出问题，并强调不应将作者过度神秘化。他认为，只有把错误找出来，才能加以改正，使作品不断完善。
在易中天先生撰写、胡永凯先生绘制的中小学儿童读物《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系列丛书中，部分插图的人物形象及相关对话内容被指出存在低俗化的问题。该丛书以漫画形式呈现历史人物，然而其中不少角色的造型设计与言语表达被批评为粗俗不堪，甚至被质疑含有侮辱历史人物的倾向。这一情况经披露后，在公众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部分网友提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本应采取多元化的视角，此类绘画风格或许仅是一种轻松诙谐的调侃方式，背后并无实质恶意，因此社会应当给予一定的包容。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网友明确反对上述看法，他们认为面向青少年读者的出版物更需注重内容的严谨与得体，不应以轻佻的方式处理历史题材，从而避免对年轻读者产生误导。
二零零七年九月，由易中天撰写的著作《成都方式》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该书一经面世，便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有人指出：“一位主要在电视媒体上讲述通俗历史故事的人士，既未深入钻研经济领域，也未曾系统研究‘农业、农村、农民’相关议题，何以有资格来论述城乡一体化与基层民主建设这类复杂的现实问题？”面对这些质疑，易中天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坦然承认：“在具体的农业问题上，我确实是一位门外汉。然而，恰恰因为身处专业领域之外，我反而可能获得不同于专家的观察视角。我所理解和试图阐述的内容，我相信普通大众也能够清晰地看懂并产生共鸣。”时间来到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电视公开课节目《开讲啦》中，易中天再次面对青年代表对其讲述历史被视为“不务正业”的质疑。他反问道：“究竟什么才算是‘不务正业’？首先需要界定清楚，所谓的‘正业’指的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去讲授一门并非自己本专业的课程，这就被定义为不务正业吗？更准确地说，这或许应该称为‘不务专业’。然而，‘不务专业’这个说法本身，难道构成一种需要谴责的过错或罪名吗？”
易中天先生的著作《品三国》面世之后，其独特的“另类历史”解读路径在学术界内部引发了持续的讨论与不小的争议。不少学者指出，采用类似小说的笔法来叙述历史，尽管能够吸引广泛的读者并取得市场成功，却在学术严谨性与历史叙述的严肃性上有所妥协，甚至可能滑向过度通俗化乃至庸俗化的边缘。针对这些声音，易中天本人将其所倡导的史学讲述方式概括为“妙说”。在他看来，纯粹追求真实性的历史叙述往往显得枯燥而缺乏吸引力，而一味追求可读性又容易丧失历史的本质，因此必须寻找一种能够平衡两者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易中天提出了“妙说”这一核心概念。具体而言，“妙说”意味着以文学化的表达作为外在形式，包裹坚实的历史内核作为实质内容，其目标是既确保历史真相的传达不失真，又赋予叙述过程以生动的文学趣味与感染力，从而在学术与大众之间架设一座沟通的桥梁。
易中天先生已然在学术与公众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他依然能够沉下心来，专注于深度的研究与写作，这份甘于寂寞的定力令我深感钦佩。如今，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宏大的中华史撰述之中，这正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与担当。在阅读了《易中天中华史》的前几卷之后，我感到其内容颇为扎实且可读性强，他借鉴了《史记》中那种娓娓道来而又严谨的叙述风格，使得论述根基牢固，几乎每一处表述都有其来历与依据。真正的学者往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当下的现实，与纷繁的表象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唯有如此，方能洞察并把握现实背后最为深刻的内核与规律。倘若总是被眼前的热闹所吸引，其思考便容易流于表面。易中天先生所进行的通史写作实践，无疑为中国知识界树立了一个榜样，鼓励着更多学人不断充实自身的学识与修养。“他凭借自身的明星效应，成功地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于古典文化与历史的广泛兴趣，这无疑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贡献。其中或许存在某些值得商榷或可进一步完善的观点，未来可能会有其他学者逐步加以补正与深化，但其开创性的努力本身依然非常值得肯定。因为在当今的现代传媒环境下，如果不去主动而有效地利用这些传播工具，无疑会失去许多与公众对话的宝贵机会。”易中天的历史叙述以《三国志》作为重要的基础与参照，因而呈现出浓厚的历史考证与文献依托的色彩。当然，他的著作如《易中天中华史》也难免引发了学界内外的各种讨论与质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易中天对于历史脉络的梳理与内在精神的领悟确有其独到之处，我由衷地希望他这项宏伟的工程能够最终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