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七月二日，叶嘉莹出生于北京察院胡同的一个书香门第。她自幼便浸润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传统教育。启蒙之初，她的姨母亲自为她讲授《论语》、语文、数学与书法等基础课程，为其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一九三二年，叶嘉莹考入私立笃志小学，并直接插班进入五年级就读，自此开始接触并系统学习英文课程。也是在十多岁的年纪，她已开始尝试填写古典诗词，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一九三五年，她凭借出色的同等学力考入了北京市立女子第二中学。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她的家庭生活遭遇巨变。父亲因工作随公司迁往大后方，此后便音讯全无。母亲则因日夜忧思，不幸染上重病，最终离世。在双亲缺席的艰难岁月里，叶嘉莹转而由伯父抚养与教导，在伯父的关怀下继续成长。一九四一年，她成功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深造。大学二年级时，她有幸遇到了对其一生影响深远的恩师顾随先生。顾随十分赏识她的才华，叶嘉莹遂得以跟随顾随先生修读“唐宋诗”等精深课程，在古典诗词的研习上获得了极大的启发与提升。 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后，叶嘉莹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先后在北平志成中学（即现今的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等多所中学担任教职。文中附有一张珍贵的旧照，记录了三岁时的叶嘉莹与身旁的小舅（左）及大弟（右）的合影，定格了其早年温馨的家庭时光。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叶嘉莹告别北平前往上海成婚，婚后不久便与丈夫一同南下至南京，并在当地一所私立中学——圣三学校担任教职。同年十一月底，因丈夫工作调动，她随其迁往台湾省，经由友人引荐，于彰化女中开始了教书生涯，一年后她诞下了长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其丈夫突遭海军监押；半年后，叶嘉莹本人亦与彰化女中数位教师一同被当局拘捕，后因查无实据而获释，却因此失去了原有的教职。直至暑假末尾，在堂兄的介绍下，她才得以在台南一所私立女子中学重新执教。一九五三年，由于次女出生后身体较为虚弱，加之教学工作繁重，叶嘉莹决定从台南转赴台北，并受聘于台北女二中继续任教。一九五四年，在许世瑛与戴君仁两位先生的推荐下，她正式进入台湾大学，负责教授大一“国文”课程；次年即被聘为该校专任教授，此后在台湾大学持续任教长达十五年。在此期间，她除在台大授课外，仍兼教中学课程，并先后于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兼职讲授诗选、词选、曲选等专题。同时，她还受邀在台湾教育广播电台及电视台定期播讲大学“国文”与《古诗十九首》等古典文学内容。至一九五六年，叶嘉莹仍在台北持续其忙碌的教学与讲师生涯。
一九六六年，叶嘉莹接受邀请前往美国，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与哈佛大学担任教职，在此期间她以英语为媒介向学生系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课程，并与时任哈佛大学亚洲系主任、著名汉学家海陶韦教授展开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陶渊明诗歌与生平的学术研究。至一九六九年，叶嘉莹携全家移民至加拿大温哥华，随即受聘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仅仅半年后，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与教学表现，她顺利获聘为该校终身教授，从此职业生涯与家庭生活都逐步走向稳定。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叶嘉莹继续深耕学术，她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与领域。
一九七零年，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三年后，即一九七三年，叶嘉莹正式提交了回国探亲的申请，并于一九七四年成功获得批准。同年，她自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回到了阔别长达二十六载的故乡北京，内心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一首长达两千七百字的诗篇《祖国行》。一九七七年，当她再度回国探亲并游览各地时，内心萌生了申请回国从事教学工作的强烈愿望。一九七八年春天，叶嘉莹在报纸上获悉中国国内学校急需教师，便主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寄去一封申请信，信中诚恳表示愿意不收取任何报酬回国任教。一九七九年，她的申请获得批准，得以利用假期时间回国进行讲学。同年春天，她回到国内，首先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不久后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转至南开大学任教。自此之后的数十年间，叶嘉莹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数十所高等学府的讲台上，这一历程一直持续到二零零二年她成功取得在华长期居留证。一九八七年，应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中华诗词学会、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多家机构的联合邀请，叶嘉莹在国家教委礼堂主持了一系列唐宋词专题讲座，累计开讲十余场，引起了学界和听众的热烈反响。一九八九年，她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正式退休，随即应台湾清华大学之邀前往讲学一年，其间亦在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等多所院校进行了学术演讲。一九九零年，叶嘉莹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成为该学会有史以来首位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院士，这一荣誉具有里程碑意义。一九九一年，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该所后来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即现今的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三年，她受邀出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职。二零零二年，叶嘉莹正式提出在华永久居住的申请，并逐步办理了在国内长期居留的身份及相关法律手续。二零一二年六月，她获聘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七日，以其号命名的“迦陵学舍”正式落成启用，标志着叶嘉莹在南开园定居生活的开始。早在一九九九年，叶嘉莹便已在南开大学与研究生们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与交流，持续推动着古典文学的研究与传承。
叶嘉莹女士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自幼便浸润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她最初跟随父母学习识字与阅读，其后由姨母担任她的家庭教师，指导她研读《论语》，并吟诵《唐诗三百首》。在初中求学阶段，她的父亲要求她必须使用文言文书写家信，这一严格训练极大地深化了她对古汉语遣词造句的细腻语感。她的伯父拥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尤其酷爱古诗，时常以古典诗歌中的典故与掌故作为话题与她深入交谈。叶嘉莹第一次尝试创作诗歌的题目便是《咏月》，那时她年仅十一岁。此后，她又陆续创作出《阶前紫菊》、《窗前雪竹》等诗篇，这些作品均被收录于《迦陵存稿》之中。在此期间，她广泛阅读了《词学小丛书》和《红楼梦》等著作，对词的喜爱与日俱增，不仅在吟诵之余开始尝试独立填词，更逐步探索词的创作门径。 一九三九年，正值高中时期的叶嘉莹在文理科学习上均衡发展，她曾撰写《秋柳赋》，获得了师长的高度赞赏。一九四一年，北平不幸沦陷，随后叶母病逝，而叶父更是音信全无长达四年之久，接踵而至的家庭变故令叶嘉莹悲痛欲绝，她在此心境下写下了《哭母诗八首》。母亲的骤然离世，给少女叶嘉莹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一时期她创作了大量寄托哀思、怀念母亲的诗词。其中包括母亲去世后，她第一次接到父亲来信时百感交集，所作的诗篇《咏怀》，其中有“高树战西风”等感人诗句。这一阶段的诗词创作，被她的老师顾随评价为“太凄凉”，充满了深沉的哀伤色彩。 进入大学后，叶嘉莹在二年级时开始跟随顾随先生系统学习唐宋诗课程，正规而严格的学术训练使她的诗词造诣日益精进，羽翼渐丰。一九四四年，她创作了一首七律《摇落》以及五首《晚秋杂诗》，将这六首诗作呈交给顾随先生批阅。顾随先生一字未改，反而和诗六首作为回应，这给了叶嘉莹莫大的惊喜与鼓励。她受此激励，再次创作了六首诗，题目为《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深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深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这组诗作奉呈顾随后，先生又和以长篇诗作《七言长句五章再用叶子嘉莹〈晚秋杂诗〉五首韵》。这个时期是叶嘉莹诗词创作极为丰产且勤奋的阶段，她还开始了令曲、套数乃至单折剧曲等多种文体的习作。 一九四八年，币制改革后国民政府统治下百业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叶嘉莹创作了记录当时南京生活状况的套曲《越调·斗鹌鹑》。一九四九年，她婚后随丈夫所在的国民党军队撤退至台湾。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丈夫被捕入狱，到一九五三年获释，这四年间因处境艰难，她的创作数量极少，仅留下两首词和一首诗。一九五〇年所作的五言诗《转蓬》在当时并未发表，直至多年后发表时才另行补写了小序。 一九五六年夏天，叶嘉莹应台湾省教育部门邀请主持文艺讲座，讲授五代和北宋词，她的学术生涯由此开始从个人的诗词创作转向专业的诗词评赏。她写下了第一篇词评赏文章《说静安词“浣溪沙”首》（文言文）以及第一篇诗评赏文章《从义山“嫦娥”谈起》。此后，她陆续撰写了多篇同类型的评赏文章。一九五八年，她应邀为《淡江学报》写下评赏作品《温庭筠词概说》。至一九五九年，她在诗词道路上的追求，逐渐从自娱式的评赏，转变为一种对文化传承责任的深刻反思，例如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写的《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七十年代所写的《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都体现了这一转变。在经历了由主观赏析到客观研究的方法转变后，她的工作重心进一步由作品评赏转入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并写下了最早研讨文学理论的文章《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评赏》。 一九六六年，叶嘉莹离开台湾，应邀赴美国任教，同期台湾中华丛书出版了印行本《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九六七年，她在哈佛大学创作了《菩萨蛮》词。一九六八年，讲学期满，在返回台湾前她创作了《一九六八年秋留别哈佛三首》，并为台湾的《纯文学》杂志撰写了《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一九六九年，她接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同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迦陵存稿》，并在哈佛大学的《亚洲学报》上发表了论述吴文英词的长篇英文论文。 一九七〇年，叶嘉莹开始深入研究王国维，撰写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随后由台湾三民书局和纯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迦陵谈诗》和《迦陵谈词》。一九七四年，叶嘉莹终于重回祖国怀抱，感慨万千的她创作了两千余字的七言长古《祖国行长歌》。诗中既抒发了“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这种重返故里的由衷欣喜，也概括了她二十余年间所经历的生离死别与坎坷生活。 一九七六年，她的长女和女婿不幸遭遇车祸双双罹难，叶嘉莹强忍悲痛，创作了《哭女诗十首》以作纪念。一九七七年春天，她再度回国探亲，写下了长诗《大庆油田行》，以及短诗《旅游开封纪事一首》、《纪游绝句十一首》等，这些作品后由香港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为《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一九七八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她创作了《金缕曲》，并撰写完成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回国定居后，她陆续与亲朋故旧恢复了联系，并创作了《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诗中回顾了往昔的艰难岁月与深厚友谊，更以“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诗句，表达了希望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实现报效国家的人生愿望。 一九八〇年，她的著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同时《迦陵论词丛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她在成都与著名学者缪钺先生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她为此创作了《赋呈缪彦威前辈教授七律二首》。一九八二年，她应邀在四川大学讲授《唐宋词选》课程，并与缪钺先生约定合作撰写《灵溪词说》等著作。同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了她的《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和《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九八四年，她应赵朴初先生邀请赴广济寺用素斋，事后写下了诗作《瑶华》，同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迦陵论诗丛稿》。 一九八七年，《灵溪词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宋词名家论集》由台湾国文天地出版社出版。她还完成了重要的词学论著《论词绝句五十首》，其内容广泛，涵盖了词的起源探讨，以及对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陆游、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等众多杰出词人的专论。一九八八年，她的著作《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和《唐宋名家词赏析》由台湾大安出版社出版，《唐宋词十七讲》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台湾旧版出版了增订本《杜甫秋兴八首集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她写下了长篇学术论文《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深入探讨了吟诵的历史传统、吟诵对于诗歌形式与本质两方面所造就的独特影响，以及其在教学领域的重要性等诸多议题。一九九一年，《诗馨篇》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词学古今谈》由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中国古典诗词评论集》和《唐宋词十七讲》由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同时再版了增订本《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湖南岳麓书社也再版了增订本《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同年，她为杨振宁先生的七十华诞创作了贺诗《杨振宁教授七十华诞口占绝句四章为祝》，在温哥华创作了《贺缪彦威先生九旬初度》，并撰写了《端木留学长挽诗二首》，诗末附有长篇后记。 叶嘉莹女士的学术与创作生涯跨越漫长岁月，影响深远。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南开大学建校九十六周年纪念活动上，叶嘉莹女士亲临现场并致辞。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著名诗词教育家叶嘉莹先生在天津安详离世，享年一百岁。这一消息引发了文化界与教育界的广泛哀悼与深切缅怀。同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叶嘉莹先生的告别仪式于天津市第一殡仪馆庄重举行，现场气氛肃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友、学生、文化界同仁以及仰慕其学问与人格的各界人士，怀着崇敬与不舍的心情，共同前来送别这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华诗教传承的世纪老人。她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记忆，但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与桃李满天下的教育精神，将继续在无数人心中长久留存。
叶嘉莹出生于北京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书香门第，其家族最初定居于叶赫地区，本姓为叶赫那拉，亦常被称为叶赫纳兰，与著名饮水词人纳兰性德同属一脉。民国建立之后，随着满族姓氏制度的废除，家族姓氏遂简化为单字“叶”。叶家的族源可追溯至蒙古裔满族人，原本隶属于蒙古土默特部族，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扩张之时便被纳入其统治之下。叶嘉莹的曾祖父在咸丰年间官至二品，地位显赫；她的祖父则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在工部担任职务；她的祖母出身满族，自幼便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她的伯父旧学根基极为扎实，曾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深造，归国后又潜心钻研中医学术。她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供职于中国航空公司；母亲在婚前曾担任女子学校的教师，具备良好的学识素养。叶嘉莹家中兄妹共有三人，她作为长女，下面还有两位弟弟。这个深受汉文化浸润与同化的大家庭，世代尊崇并践行儒家思想，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对叶嘉莹的成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叶家日常生活中格外注重礼仪规范，在闲暇时分，她的父亲常与伯父一同在庭院中漫步，吟咏古典诗篇；而她的母亲与伯母则常常手持诗词选本，专心研读品味。正是在如此充满人文气息的家庭环境长期熏陶之下，叶嘉莹很早就开启了启蒙教育，年仅六七岁便开始诵读《论语》，到了十一岁时，更是在伯父的悉心指导下，正式开始学习写作格律诗词。
一九四八年三月，叶嘉莹与当时任职于国民党海军文职部门的赵东荪结为夫妇。同年十一月，两人几经辗转，最终抵达台湾高雄附近的左营海军军区定居。一九四九年八月，他们的长女赵言言诞生。然而到了第二年年底，赵东荪因被怀疑是“匪谍”而遭逮捕入狱，叶嘉莹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工作。三年后，丈夫虽获释出狱，家庭又迎来了次女赵言慧，但长期的囚禁生活使赵东荪性情发生巨大转变，他变得易怒暴躁，即便找到工作也难以持久，全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叶嘉莹一人肩上。在最为困苦绝望的时期，她甚至曾考虑以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九七六年，厄运再次降临，她的大女儿赵言言与女婿不幸遭遇车祸双双离世，这一沉重打击令叶嘉莹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也正是在这段黯淡的日子里，她开始积极寻求返回故乡的途径与可能。
相较于那些凭借诗歌作品流传后世或享有盛名的作家，叶嘉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更为深刻地强调诗歌创作对于生命本体所具有的根本意义与内在价值。她从古代先贤的诗词篇章中寻获心灵的共鸣与慰藉，汲取关于生命韧性与品德操守的精神力量；即便遭遇苦难的打击，在诗词所承载的精神感召与滋养之下，这些磨难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对个人品德与意志力的深刻锤炼。通过持续的诗词创作，她使得内心深处那些忧伤、悲愤、无助乃至欢欣等复杂情绪得以充分宣泄与疏导，进而令种种负面情绪经历艺术的净化与提纯，最终升华为一种蕴含着人生顽强、悲悯情怀与坚毅品格的高远精神境界和意志力量。她的全部创作，从根本上映照出创作者自身丰富的心灵世界、深邃的智慧、高尚的品格、宽广的襟怀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从美学特质的角度审视，叶嘉莹的诗词创作尤为注重“兴发感动”这一核心机制。对古典诗词所蕴含的深远美学意义的追寻，既是她创作道路上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构成了其作品最鲜明的内在特质。在题材选择与文体形式上，她的创作呈现出不拘一格的开放姿态：题材内容始终紧密贴合她个人的生活轨迹与亲身经历，未曾超出其真切的生活视野与感悟范围。在创作体式上，她主要以高雅规整的古体格律诗为根基，同时也广泛涉足词、曲、赋、剧乃至杂文等多种文体；至于选择何种体裁进行创作，则完全以能否最完美、最贴切地表达其情志与思想为根本标准。
叶嘉莹的古典诗歌研究始终贯穿着她对中国古典诗歌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与系统阐述，其研究路径往往从具体的诗歌文本阐释出发，逐步提升至对诸多核心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她在研究中既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诗歌评赏方式，又积极融合现代诗歌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以反思古典诗歌创作与中国古典诗论的同时，亦紧密结合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的理论资源，并密切关注诗歌发展史的内在脉络。这使得她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感性与理性相互交融、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历史线索与逻辑推演高度统一的立体学术结构，所涉及的问题也广泛涵盖了文艺理论、美学、语言学等多个相关领域。 叶嘉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探讨首先建立在对具体作品的细致评赏基础之上，因而是一种以文本阐释为中心的、带有鲜明感性色彩的研究。她常以诗人特有的多情与敏锐去悉心体会作品蕴含的情感意蕴，并以自身的创作甘苦与艺术经验来深入分析诗歌的遣词造句之妙。她的研究承继了传统诗论的特色，但不同之处在于，她在继承传统论诗长处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传统方法因缺乏客观论证和细密分析而可能带来的主观性与模糊性等缺陷，因而主张积极接纳新的理论学说以弥补这些不足。通过借鉴西方文论来反观中国古典诗论，她将诗歌评赏置于中西文化对照与融合的广阔背景下进行，既从事具体的评赏实践，也致力于相关的理论建设，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学术特色。 她对古典诗歌研究的第三方面显著特色，在于其具体的诗歌评赏中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历史意识与对诗歌发展的整体把握，从而实现了对个别作品的“点”的深入剖析与对诗歌史“面”的宏观关照相结合，达成了历史叙述与逻辑演进的统一。叶嘉莹在苏轼词研究领域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于：清晰揭示了词体向诗歌化方向演进的发展脉络，并深入阐述了苏词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关键地位与所起的重要作用；细致探讨了苏词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认为其风格主要受到欧阳修与柳永两位词人的影响；还将苏词与欧阳修、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词作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系列富有学术价值的结论。 苏轼在词创作中，积极汲取了柳永词中那些富于感发力量的高远兴象，同时又涤除了柳词中可能存在的浅俗柔靡之弊，从而将词的艺术境界引领至诗化的高峰。苏词风格的形成，确实来源于欧阳修与柳永的双重影响。其中，欧阳修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于疏朗隽永的风格层面；苏轼早期那些游赏山水的令词，在性质上与欧阳修词的意境及风格颇为相近。从创作主体的个性层面来看，欧阳修与苏轼都具有一种豁达开朗的性格特征，这对他们词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柳永对苏轼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慢词体裁的创作，苏轼进一步发展了柳永开创的铺叙手法；二是高远兴象的艺术笔致。如果说苏词风格中的“疏”主要源自欧阳修，那么其“旷”的特质则显著受到了柳永的启发。 关于苏轼与辛弃疾的比较，叶嘉莹提出，超然旷达是苏轼区别于其他词人的最主要特色。需要明确的是，超旷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豪放。苏轼与辛弃疾虽同被归为豪放词人，作品都具有“放”的特点，但二者之间又存在深刻区别：辛词深沉郁勃，苏词超逸妙悟；辛词中多怀有愤慨不平之气，苏词则富含旷达超逸之怀；辛词之“放”源于一种英雄豪杰的慷慨之气，而苏词之“放”则本于一种通透洒脱的旷达超逸之胸襟。
文学新批评理论为叶嘉莹的学术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促使她在中西文论之间展开持续而深入的比较与反思，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她学术思想与观念体系的最终成型。她从新批评所倡导的客观实证精神出发，对传统文论中的“知人论世”观进行了重新审视。在古典批评传统中，“知人论世”作为一种核心的阐释模式，与儒家伦理本位的思想背景密切相关，也体现了传统文论对于作家生平、时代背景及创作动机的高度重视。叶嘉莹借助新批评的理论视角来观照这一传统观念，从而揭示其中所蕴含的非客观性特征。她在汲取新批评“知性”分析之长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感性”体验的维度，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既注重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与客观性，也珍视个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生发的审美感受与情感体验。在借鉴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实践中，叶嘉莹首先以新批评的精髓来解读古典诗词，但这仅仅是其学术旅程的起点。她并未局限于单一理论，而是广泛涉猎并吸收西方多种现代文论的有益成分，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台湾投身古典诗词的批评实践以来，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叶嘉莹将自身的批评方法总结为“感性与知性之结合”。具体而言，这种批评方式以感性体验为主导，同时融合三种知性取向：一是传记性认知，即对作者生平和人格的把握；二是史观性认知，即对文学发展脉络和历史语境的理解；三是现代性认知，即对西方现代理论资源的借鉴与运用。这一“感性与知性之结合”的框架坚持以感性为主、知性为辅的原则，它扎根于具体的作品鉴赏与艺术评判，又受到历史视野和理论思维的统摄，因而呈现出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统一的特点。所谓感性批评，指的是一种充分尊重个人联想与主观感受的阐释方式，其目的在于传递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那种“感发的生命”。这种批评浸润着评诗者自身心灵与情感的跃动，因而能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搭建起一种生动而延续不断的感发纽带。感性批评往往从直观的艺术鉴赏入手，继承了我国传统诗话、词话中顿悟式、印象式批评的特点。而知性批评则涵盖了前述三种认知向度，兼具知识性与理性思辨的内容。其中，“传记的”与“史观的”认知均属古典批评传统中已有的方法，但运用目的并非以作者生平简单替代作品分析，而是为了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基础上，对“诗歌中所传达的感发之生命的质量，作出更为深刻也更为准确的体会和衡量”。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叶嘉莹对作者的性格特质、思想倾向、为人风范，以及作品中的意象营造、音韵节奏、字词锤炼、语气口吻等要素，均予以细致入微的介绍与剖析，这正体现了她保持批评主体独立判断的自觉。她在展开诗词批评之前，总会对文本的版本流传、存佚状况、真伪问题及相关史料进行严谨考辨，以确保研究对象与所用材料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她的批评实践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因人而异、因文制宜，根据批评对象与批评目的之间的契合点，灵活选择相应的具体方法。她所运用的“文本细读”批评法，大致可归纳为品评匠心、辨析得失、对比异同、提炼规律、追寻缘由等多个层面。对匠心的品评，涵盖了对炼字之精妙（如声音、色泽、意蕴的安排）、章法之运作、情意之表达以及意境之塑造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对得失的品评，则既关注作者艺术匠心的实现程度，也兼顾读者的客观接受与感受。在具体分析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正是她理性批评的重要特色。至于追寻缘由，则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探讨：例如作品为何会产生毁誉不一或难以索解的情况，作者的匠心与文章结构何以成功或何以存在不足，同类作品何以同中有异或异中见同，以及不同的艺术处理何以带来相似或相异的效果等等。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古典诗文吟诵的传统在沉寂多年后开始逐步复苏。至2009年，学术界正式提出了“传统吟诵”这一明确概念，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加以界定与弘扬。叶嘉莹先生自幼便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吟诵教育，由此奠定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与声韵学基础。她始终高度重视吟诵艺术，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独有且极其珍贵的文化传统。在她看来，吟诵的音调与节奏直接关系到其艺术本质，因而特别注重声音的起伏、节拍的快慢以及吟诵形式与诗文内容的深度融合。通过恰如其分的节奏变化，吟诵能够生动地传达出诗文的内在情感与思想意蕴。同时，她亦强调吟诵过程中节奏的回环往复，遵循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每四句构成一个完整韵律循环的原则。叶嘉莹先生将吟诵首先视为一种读书方法，认为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理解作品，而借助吟诵的方式去研读文本，能够更深入、更真切地体悟作品的精神世界，这是她吟诵理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点。她数十年来所践行并倡导的吟诵方式，正是她所认定的“吟诵的正统”，亦即学术界所界定的传统吟诵。
“兴发感动”这一学说构成了叶嘉莹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核心基石。她在深入解读中国古典诗词、系统阐发古代诗论与词论、并充分继承中国传统“兴”论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兴发感动”说，同时有选择地吸纳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某些观念与术语，从而使得“兴发感动”说演进为一个兼具深厚本土根基与开阔国际视野的、具有鲜明中西融合特点的现代诗学概念。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诗学范畴，“兴发感动”涵盖了从作品创作到审美接受的全过程。该学说的创新意义与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兴发感动”说的内涵完整地呈现了作品从孕育诞生到最终完成的全过程，它不仅涉及作者的创作准备、情感积累与艺术表达技巧，以及作品本身的内在质素，还将作品的欣赏、意义的实现、乃至社会的评价等环节都纳入其中，深刻反映了世界与作者、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之间复杂而动态的交互关系。其次，该学说在扎实继承中国传统诗论精髓的同时，积极吸收了西方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资源，高度重视诗学理论中读者的“在场”性，明确肯定了读者在延续作品“兴发感动”之艺术生命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再次，叶嘉莹对王国维所提出的“能感之”与“能写之”这两个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富有新意的阐释，她对这两个批评术语所进行的理论性阐发与创造性运用，在学术上具有显著的开创性贡献。最后，她将“兴发感动”的作用确立为一项根本性的批评标准。在具体衡量作品或理论的“兴发感动”效应时，其评判会细致落实到“能感之”的深度与“能写之”的精度这些要素上，而最终的旨归始终在于确认和彰显作品所蕴含的那一脉生生不息的“兴发感动”之生命。 叶嘉莹的生命美学思想与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刻阐述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她在对《花间集》词作美学特质进行长期研究的过程中，开始深入思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至关重要的文体，对于词的审美评价能否建立起一个相对明确且能获得共识的标准。她深感有必要对“词之美感特质作更为触及其本质的探讨”。通过对温庭筠、苏轼、辛弃疾、朱彝尊等众多词家风格各异的作品进行细致比较与深入分析后，她最终归纳并提炼出一个能更为深刻地触及词体美学本质的共性特征，即“弱德之美”。她精辟地指出：词体所展现的弱德之美，是指在情感上那种含蓄的承受，以及在承受外在压抑之时内心依然保持的执着与坚守。因此，它虽然表现为一种“弱”的姿态，内里却蕴含着一种坚韧的“德”之力量。弱德之美，其思想根源深植于儒家传统之中，体现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内省精神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修养境界。“弱德之美”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她数十年来沉浸于古典诗词之美、不断进行感性体悟与理论探索而积淀形成的重大学术成果。它是建立在对不同词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个人人生经历及其思想情感的深入了解之上，通过对历代各种风格流派的词作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分析与阐释，最终对中国文学史上重要文体——“词”的美学本质所作出的一个高度抽象且极具概括力的理论总结。
叶嘉莹在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其师顾随先生的诗教精神。顾随曾提出，一切“世法”皆可化为“诗法”，而“诗法”若脱离“世法”便无从立足。在实际教学中，叶嘉莹注重将现实生活的体验与诗词的内在涵义相互贯通，不仅细致解析诗词本身的意蕴，同时也着重阐发其中所承载的时代精神、诗人的广阔胸襟以及处世哲学，从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行深入解读。她的讲授方式善于融会贯通、触类旁通，既包含对诗词文本的细致阐发，也注重有机串联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她常通过对时代背景以及作家的思想脉络、信仰取向、个人性情等方面的介绍，来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诗作的内涵。 在讲解具体诗词时，叶嘉莹始终立足于作品本身，并常能提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与他人迥然不同。她在介绍诗人及其作品时，从不孤立地进行讲解，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之中，以宏观的文学史视野审视每位诗人的历史地位与艺术贡献，注重厘清文学发展的脉络，阐明前后代诗人之间的传承关系与渊源流变。此外，将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与诗歌评鉴方法融入诗词讲授之中，以此培养并提升学生的诗词品鉴与审美能力，也是叶嘉莹常用的教学方法之一。 叶嘉莹还常常将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与生活感受融入教学，使得诗词讲解格外生动形象、亲切感人。她擅长通过比较不同诗人、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来突出和彰显各自的艺术特色与个性风格。她的诗教理念融通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同时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的吟诵实践，既强调诗词本身的文学价值，亦弘扬其中所蕴含的深切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在传递深厚精神内涵方面，叶嘉莹在讲授中会自然流露她对国家的热爱、对积极入世精神的推崇以及对美好品德的追求，以此引导学生产生共鸣与共情，最终实现古典诗教中“兴发感动”的教学目标。 叶嘉莹注重融汇中西、讲解深入浅出，善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逐字逐句解读诗词，用平白晓畅的现代语言阐释古典词句的含义，将千百年前的历史情境与现实生活场景相连接，从而帮助听众加深对古典语言文字内涵的理解与记忆。另一方面，在解读中国古典诗词时，她也适当引入西方文学理论的视角，以拓宽学生的分析思路，提升其鉴赏水平。对于吟诵这一传统，叶嘉莹尤为重视，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她将中国古典诗词的吟诵传统作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形成了“吟诵是学习古诗词的入门途径”这一鲜明的诗教理念。 叶嘉莹视诗词教学为一项薪尽火传的神圣事业，其目的是使中华诗词这条文化长河得以绵延不绝、奔腾不息。支撑她以讲授诗词为志业的主要动力，正来源于内心对古典诗歌传承责任的强烈使命感。在她数十年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与教学生涯中，始终贯穿着她所独具的生命美学思想。关于诗词教学的目标，叶嘉莹的思考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其一是传授诗词鉴赏的有效方法；其二是传达诗词中兴发感动的精神力量；其三是促进创作与鉴赏之间的良性互动，使二者相得益彰。从课程建设的维度看，叶嘉莹诗词教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发展中国古典诗词课程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以下要素：关注诗词史的发展流变脉络，分析传统诗词评赏的模式与特点，探寻作者的生平经历与创作背景，对比不同作者的风格特色与情感品质，引用西方理论辅助分析诗词文本，以及高度重视吟诵实践与“兴发感动”在诗词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自一九九三年一月起，叶嘉莹先生便将其退休金的一半，即十万美元，慷慨捐出，以此设立了旨在鼓励古典文学研究的“驼庵奖学金”以及支持学术探索的“永言学术基金”。时隔多年，至二零一六年，她又委托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将其位于天津的一处房产进行出售，并将售房所得共计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全额注入，由此成立了南开大学迦陵基金，该基金专门用于资助与中华诗词文化教育、传播相关的各类项目。二零一七年，叶嘉莹先生再次做出奉献，将名下北京的一处房产变卖，所获一千零八十万元人民币也悉数并入迦陵基金，进一步壮大了该基金的规模。进入二零一八年六月，她更是决定将自己的一千八百五十七万元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并全部划归迦陵基金管理使用。随后在二零一九年五月，叶嘉莹先生又一次向南开大学进行捐赠，金额达一千七百一十一万元人民币。至此，其累计捐赠总额已达三千五百六十八万元，这些持续而无私的捐助，充分体现了她对弘扬中华诗词文化事业始终不渝的深切关怀与坚定支持。
叶嘉莹民生奖学金是由北京民生中国书法公益基金会于2019年正式发起并设立的一项专项奖学金，其核心宗旨在于激励和支持海内外有志于深入钻研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青年学者与学子。该奖学金以叶嘉莹先生毕生投身诗词创作、教学与研究的卓越人生轨迹及其深邃的学术思想为崇高典范，致力于鼓励年轻一代不仅深入理解古典诗词的精髓，更积极承担起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责任。通过此项奖学金的持续推动，期望能够在更广阔的国际范围内传播中华诗教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促进古典诗词研究的当代发展与创新。
“心灵纯净，志向高远，其诗作总能给人以深沉的鼓舞与力量，她所历经的‘多难、真实而又充满审美光辉的一生，必将长久地启迪与教育后世之人’。”（此为叶嘉莹先生九十岁寿辰之际，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所赠贺词）“人生万里行吟处，游子心中总系神州故土情。归来更胜文姬归汉事，执鞭诗坛辛勤四十春。寸心温润犹如玉，悉心培育桃李芬芳满园春。桑榆虽晚霞光灿，落叶归根梦境终得圆满。”（此为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特为叶先生赋诗）“叶先生生于荷花盛放之月，一生钟爱荷花、书写荷花、其品格亦如荷花般高洁。再次拜读先生旅居海外时所创作的宏伟诗篇《祖国行长歌》，又深深感佩于她归国执教四十载，以诗化育人心，门下桃李遍布天下，特以诗记之：‘根归热土乘长歌，月伴迦陵漫咏荷。翠盖摇风心底叩，花开莲现问谁泽’。”“叶先生长期投身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深入研究、广泛传播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工作，为弘扬中国古典文学精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展现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作出了卓越而不可替代的贡献。面对岁月中的种种磨难，叶先生始终勇敢面对，坚守初心不改，向世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华诗词中所蕴含的真、善、美之人性光辉，深刻诠释了‘弱德之美’这一哲学理念的至高境界。”“叶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与人格魅力，对新中国数代青年学子产生了极为深远而积极的引导作用，其个人学术与教育成就堪称无与伦比。”“叶嘉莹先生是中华古典诗词虔诚的吟诵者与至关重要的传承人，从事教育事业长达七十余年，始终以弘扬中华诗教传统为己任，她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足迹遍及四海、培育英才遍布寰宇。纵然人生路途坎坷崎岖，她却始终心系祖国、初心未曾有丝毫动摇，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既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又精通古典文学研究的优秀人才。叶嘉莹先生在古典诗词领域所达到的巅峰造诣，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她是南开学人群体中杰出的代表与无上的骄傲，更是我们每一个人治学与为人的楷模与榜样。今日我们齐聚于此举行庆祝大会，正是为了礼赞先生热爱祖国、胸怀天下的崇高理想，学习先生严谨求实、淡泊名利的价值追求，颂扬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尚品格，而这正是‘南开大先生’所应具备的深厚学养、恢弘气度与铮铮风骨。”“叶先生是中华诗教精神的杰出代表，是中华诗魂、中华诗韵、中华诗风的深切感受者、深刻体验者与深情回应者，她将中华文化作为自身立命安身的根本，同时亦是中华文化走向全球的重要使者。她凭借国际化的眼光视野、现代性的学术理论以及自身对诗词的独特生命感受，将中华诗学的魅力播撒至全世界，她授课时话语清晰、条理分明，是一位真正值得我们敬仰与爱戴的良师。”“正是叶先生的课堂，在蓦然回首之际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学术选择，点燃了我内心深处的古典文学梦想；是叶先生让我真正领悟到文学的根本力量在于兴发感动，也是她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在于永不停息地追求与创造。近一个世纪以来，先生用整个生命书写着对祖国文化历史最为炽热而真挚的热爱，这份热爱与执着，正是她传授给我们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叶嘉莹先生一生都在为中国古典诗词的隽永之美而深情吟咏，其生命本身也仿佛化作了一首动人的诗篇，深深烙印在无数人的心间。“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这两句诗正是她毕生情怀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华古典诗词领域卓越的吟诵家与传承人，叶嘉莹不仅将诗词的韵律与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担当起中华文化面向世界交流的重要使者角色，成为促进中华诗词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与深入影响的杰出代表人物。她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于诗词的教育与普及工作，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热忱的投入，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使得中华诗词这条承载着民族智慧与情感的文化长河得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与不竭的奔腾之势。
叶嘉莹教授是享誉国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她长期致力于中华诗词的弘扬与传播，在海内外学界均被视为这一领域的杰出典范。她创造性地将西方文学理论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通过跨文化的比较视角开拓了崭新的学术疆域，其诗学理论见解独到、新意频出，为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开辟了不同以往的境界，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在广阔的世界文化坐标体系中，她始终致力于为中国传统诗学确立其独特的位置与价值。她是讲台上谆谆教诲、白发苍苍的先生，亦是诗词长河里虔诚而深情的女儿。（“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颁奖词）她的人生轨迹从漂泊异乡到归根故土，从潜心继承千年文脉到四处播撒诗意的种子。有人赞誉她为中国当代少数兼具士人风骨与女性气度的“穿裙子的士”。她以毕生心力为未来世代接续古典诗词的生命脉络，更为整个世界悉心守护中华文明的精神根系。这仿佛一场跨越千年的传灯之旅，让日月流光都化作永恒的诗篇。（“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颁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