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

杨苡女士，本名杨静如，于一九一九年诞生于天津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她的求学之路先后跨越了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以及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奠定了深厚的学识根基。在职业生涯中，她曾服务于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并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在文学创作与翻译领域，杨苡女士著述颇丰，出版了散文集《青青者忆》、编注了《巴金致杨苡书简》《雪泥集》以及儿童文学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等；其翻译成就亦十分瞩目，译作包括《天真与经验之歌》和《兄妹译诗》等一系列作品。她曾如此回顾人生：“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杨苡女士跨越百年的人生历程，恰恰与中国近代以来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历史紧密交织。爱国情怀、进步思想以及对真理与正义的不懈追求，如同血液般深深融入她人生的每一次抉择。她那明亮而温暖的人格魅力，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被文学生活、文学事业与文学追求所浸润的人生，可以何等饱满与光洁。 作为五四运动的同龄人，那些被载入史册的宏大人物与事件，于她而言往往是身边的寻常人与日常事。她的父亲杨毓璋曾任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兄长杨宪益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则是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杨苡曾感慨道：“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她那份赤子情怀，以及在人生跌宕起落间始终保持的从容与优雅，也折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气质。 少女时代，杨苡深受巴金小说《家》的感召，决心离开家庭束缚，立志成为像书中“觉慧”那样的进步青年。正是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她得以与巴金先生相识并建立了长期的书信联系。“那时我17岁，还在天津读高中，感到家庭如同金丝笼般令人窒息与苦闷，于是提笔给巴老写信，倾诉我的处境与梦想。令我感动的是，巴老很快回信，对我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读者极为耐心。他劝导我不要轻言离家，应懂得向前看，保持乐观，多读书，并相信未来——因为未来总是美丽的。”杨苡经历了上世纪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动荡与磨难：少年求学时期，日寇入侵，天津沦陷，学业被迫中断；她一路辗转，经香港、越南，绕道抵达昆明，最终进入西南联大求学。她入读联大之时，正是学校物质条件最为艰苦的时期，敌机轰炸日日威胁，房屋时常震动不已。然而，当杨苡回忆这段烽火岁月时，她提及的却是一个令人心静的细节：“热水瓶被震倒在地，但碗里煮好的鸡蛋竟未翻出，完好无损地留在地上。”多年以后，她家中悬挂着一幅鲁迅的诗句：“岂有豪情胜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以此诗形容那段岁月，可谓恰如其分。 在战火纷飞中，得益于沈从文先生的建议，杨苡从中文系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吴宓……这些闪耀在联大星空的名字，在她的记忆里却化为一个个鲜活的年轻身影与一段段日常的弦歌。她记得吴宓教授登门索书时面带怒色的模样；恩师沈从文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旧棉袄袖口中漏出棉絮的画面。“好玩”是她常挂嘴边的词，这个词不仅影响了她对记忆的筛选与留存，其背后更蕴含了一种观照人世与人生的独特态度。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当天，杨苡与赵瑞蕻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彼时，巴金在信中鼓励她：“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生活曾一度安定而美好。那几年杨苡未外出任职，在家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在履历表中将自己的职业填写为“自由翻译工作者”。正是在这段时光里，她完成了其经典译作《呼啸山庄》。1953年，丈夫赵瑞蕻赴德国担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一间狭小而简陋的房子里。她早在中学时代就观看过由《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并于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这部作品的原著。此前，梁实秋曾翻译此书，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的英文造诣虽属超一流，但杨苡始终觉得其译名未能尽善。她回忆道：“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疾风呼啸，雨点敲打着玻璃窗，仿佛书中的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住的房子外本就是一片荒芜的花园，那一刻我几乎感觉自己正置身于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宅邸。我口中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思索如何既能准确传达其意境，又能在读音上大致贴合。忽然间灵感从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旋即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在随后的动荡时期，杨苡经历了失去亲人的悲痛，晚年亦遭受诸多打击，但她皆以宽容之心面对。她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始终对生活怀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热爱。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获得了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在凭借翻译《呼啸山庄》声名远播之后，她还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并撰写了不少散文作品，然而她本人对这些并不十分看重；她更珍视的是她的家庭、她的亲情与友谊，以及她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即便是讲述家族旧事，她的重点也常落在那些“无关宏旨”的细微之处，对于祖辈曾经的显赫声势，她既不太感兴趣，也未必全然清楚。她念念不忘的，是那个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与遭遇。 “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杨苡曾说，“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相较于外界所瞩目的成就，她更关心的是自己具体的生活与平实的“日子”。谈及一些文人学者，她常称赞对方“有学问”、“有才”，言下之意仿佛将自己排除在外。杨苡女士的居所十分狭小，客厅仅十二平方米，同时也兼作书房。“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温馨。”她喜爱收集各种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2003年，杨苡因骨折住院，她对女儿说：“开刀打进身体的那只钢钉价值八千元，相当于一颗钻戒。”《从前的优雅》的作者、作家李舒这样评价：“杨苡先生可能更符合我内心对于一个优雅女性的注解。她一生遭遇了许多不公平的对待，但她始终以一种冷静和低调的姿态面对。我曾有幸见过她一次，感觉她是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心态面对命运中的所有风云雷电与疾风骤雨。” 在经历了人类可能面对的各种磨难之后，直至晚年，每当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旋律，杨苡依然会热泪盈眶。她从不悲观，始终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她的偶像巴金曾认为活着是一种惩罚，而她却坚信，活着本身就是胜利。2019年，杨女士实实在在地迈入了百岁高龄。之所以强调“实打实”，是因为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习俗，前一年她九十九岁寿辰时，周围人已以百岁相称，她却坚持拒绝，笑称那是“假的”。那年年底，她确实经历了一次健康考验：胆结石发作入院。是否进行手术，家人与医院均颇感纠结。杨女士本人态度淡然，觉得皆可。但也并非全无倾向，她询问医生，自己是否还能再活一年？得到较为模糊的答复后，她在穿上手术服、即将进入手术室的前半小时，自己做出了决定——不做手术。 自九十五岁以后，杨女士开始频频提及身后事，同时也时常说起自己的“预感”，例如“今年可能过不去了”、“大概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颇有些“时刻准备着”的意味。据余斌回忆，她说这些话时语气中并无“不祥”的成分，不悲不伤，有时甚至面带笑容，神情毫不沉重。早在十多年前，杨女士就有意识地开始了对抗记忆衰退的努力，她主动与遗忘进行较量。例如有段时期，每天清晨醒来，她便努力回忆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或者默写曾经背诵过的诗词、唱过的歌曲歌词……她的手边总放着一块写字板，夹着一叠信纸，想到什么便随手记下，这是她独创的一种脑力体操。余斌说：“我不知道她的操练效果具体如何，只知道以她103岁的高龄，仍然能清晰地记起中学时代唱过的一些歌曲，并能一字不落地将歌词写出，有时是中文，有时是英文。” 她的同辈人如今在世者已寥寥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见证了所有人的结局，人生的故事无需再待“下回分解”。如果将每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本书，那么这些书她都已翻看到了最后一页。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了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恰如“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的意境。然而，在杨女士那波澜不惊的叙述背后，我们或许仍能不经意间感受到“命运”二字那沉甸甸的分量。2022年10月，在杨苡女士103岁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特别致以贺信。信中写道：“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于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的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于古稀之年仍以生花妙笔完成了《天真与经验之歌》及《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满怀蓬勃意气。从《红楼梦》与《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和《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了中文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奇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女士安详逝世，享年103岁。她的骨灰于2023年3月27日由亲属与好友撒在其出生地天津的海河渤海入海口，其生前遗物则捐献给了西南联大博物馆，作为永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