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元堪称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群体中人生际遇最为曲折跌宕的一位。他身形清瘦，嗓音却异常宽广浑厚，按照老厂长陈叙一的形象比喻，他拥有一副“铜锤花脸”般难得的好嗓子。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便已在英国影片《罪恶之家》与苏联影片《最后一步》中担任主要角色的配音工作，独当一面地演绎了男主角。然而命运急转直下，在反右派运动期间，他不幸被错误地划定为右派分子。当时的杨文元年少气盛，内心充满委屈，认为自己从未怀有反对党的意图，情急之下竟向某国驻上海领事馆投寄了一封信件，试图为自己辩白澄清。这一举动却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他旋即被定性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并遭到逮捕。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也导致他的恋情告吹，女友离他而去。被判刑后，杨文元被遣送至青海服刑改造，这一去便是漫长的二十二年光阴。 直至1979年右派改正工作推进前夕，陈叙一在厂内创作人员会议上主动为杨文元的回归制造舆论氛围。他诚恳地表示：“我时常提起杨文元，并非我对右派分子怀有特殊感情，而是因为他是一把‘铜锤’，是我们演员队伍中稀缺的类型。”这番话不仅流露出对人才的真挚珍惜，也体现了陈叙一为人处世的宽厚与仗义。在他的努力推动下，杨文元最终得以在1980年顺利返回译制厂。次年，他便为《英俊少年》中的外公角色献声，重新开启了配音生涯。返厂后，许多热心同事纷纷为他张罗婚姻大事。他的妻子相当年轻，容貌也十分秀丽，大家都为他由衷感到高兴。我们一些同事特意在演员休息室为他布置了简朴而温馨的结婚礼堂，丁建华等人则乘坐小轿车专程替他迎接新娘。当晚又在乔家栅宴请了几桌酒席，众人欢聚一堂，热闹非凡。他唯一的儿子后来也继承了父亲的才华，涉足配音领域，更曾在全上海市小学生讲故事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命运终究以某种方式给予了他迟来的补偿。回顾杨文元的一生，他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迫害，年近五十才得以组建家庭，且长期身体状况欠佳，最终因病不幸离世，其经历令人唏嘘不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时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的陈叙一先生，曾有意培养张同凝与杨文元两位演员成为专职的口型员，为此还专门安排他们去学习俄文。然而，由于杨文元在语言节奏和嘴皮灵活度上有所欠缺，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落实。因此，译制厂后来并未设立固定的口型员岗位，而是由几位阅读能力突出的演员轮流承担此项工作。尽管《悲剧世界》成为了胡庆汉先生的“封箱之作”，但杨文元却在多部影片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的配音。在五十年代后期，他先后为英国影片《罪恶之家》和苏联影片《最后一步》配音，独当一面地塑造了影片中的核心人物。此外，他还参与了联邦德国影片《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的配音工作。不幸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他与我们组的闻兆奎、温健、邹华一同被划为右派。那时的杨文元年少气盛，自认并无反党言行，出于辩白无辜的念头，他向驻上海的某国领事馆写了一封信。这一举动却招致了巨大的灾祸，他旋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押送至青海的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教养，这一去便是漫长的二十二年。原本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女友也因此与他分手。在一九七九年右派分子获得改正之前，陈叙一厂长曾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表示：“我并非对右派分子怀有特别的感情，我时常提起杨文元，是因为他如同戏曲中的铜锤花脸，是我们演员队伍中不可或缺的独特人才。”后来大家才逐渐明白，他这番话不仅出于爱才之心，也是在为杨文元日后回厂工作营造舆论氛围，这充分体现了陈厂长为人处世的厚道与用心。杨文元回到译制厂后，同事们除了关心他业务能力的恢复，也格外操心他的个人婚姻问题。有人曾为他介绍了一位年近五十的对象，他不由得哀叹：“我尚且是个童男子，难道就要迎娶一位五十岁的新娘吗？”所幸，他最终迎娶的新娘比他年轻许多，人也十分漂亮，大家都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由于他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们演员组的同事们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为他操办婚礼的重任。大家将演员休息室里的写字台拼成一张长长的餐桌，铺上洁白的桌布，装点着鲜花与糖果……由小丁乘坐小轿车前去迎接新娘，陈叙一厂长亲自为他主持了婚礼。当晚，老杨又在乔家栅设下三桌酒席答谢各位同事，场面热闹而温馨。婚后，他有了儿子，并成功为《英俊少年》中的外公一角配音，众人皆以为他终于时来运转。然而，他的晚年生活依然未能摆脱困顿。妻子没有工作，家庭经济状况颇为拮据，加之他本人身体健康欠佳，其一生可谓历尽坎坷，令人唏嘘。
他的声音既欠缺上海电影译制厂一贯传承的那种绅士格调——例如毕克嗓音中特有的松弛与慵懒、富润生所蕴含的儒雅书卷气息、尚华流露的机灵与幽默感，以及于鼎那种敦厚而饱满的嗓音特质；同时也缺乏传统“铜锤”式嗓音应当具备的金属质感与铿锵力度，譬如卫禹平、北京的党同义与王玉立等人所展现的声音特色。他的音色固然厚重，却稍欠圆融与韵味，听来略显生硬板正。正如recanyan所评论的那样，“杨的处理往往带有一种傲慢、威严的姿态，呈现出一种不容亲近、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与童自荣相似，都属于本色型的配音演员，声音的可塑性与变化空间并不宽广；而杨表现出的那种“傲慢威严”，很可能正是源于其嗓音本身所具有的生硬特质。生活中的他身形极其清瘦，给人一种单薄而孤直的印象，平时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直至八十年代，他已年过五十才组建家庭，退休时孩子尚且年幼，仍在读小学，而前几年他又不幸离世，一生境遇可谓坎坷多舛。这些个人经历，想必对其性格的形成与艺术风格的塑造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那么，杨究竟最适合为哪一类角色配音呢？无疑是那些顽固、保守、性格古板的角色。例如，在西班牙影片《里约的迷雾》中，他所担任的配音工作（该片女主角由程晓桦配音，完成于1989年，杨同时兼任该片的译制导演）；在日本影片《日本沉没》中，他为某东方大国领导人配音；还有一部民主德国德发公司出品的影片（遗憾的是片名已记忆模糊），该片由杨担任译制导演并亲自为主要角色配音，塑造了一位保守、僵化的社会主义厂长形象——这位厂长有四个女儿（其中一位女婿由杨成纯配音），但最终女儿们都离他而去，他突发疾病却无人照料，孤独离世。这些角色都充分体现了杨在诠释此类人物时的独特契合度。因此，从整体来看，杨的配音风格其实更接近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质朴与刚硬传统，其所塑造的角色类型，也与张玉昆、马静图等长影配音演员的作品形象有着诸多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