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痖弦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的东庄。自童年时代起，他便浸润在古典文学的熏陶之中，不仅熟读唐诗宋词，还广泛涉猎现代作品，例如冰心的《繁星》《春水》。此外，其父亲从上海订阅的各类文艺杂志，也为他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早年，他先后求学于南阳私立南都中学及豫衡联合中学。一九四八年，时局动荡，痖弦与南都中学的几位同学在“每天都能吃上饭”这一现实需求的驱使下，选择加入了国民党军队。然而入伍后不久，所在守城部队便计划撤离，并意图带领这批学生兵一同向南转移。临行之际，母亲虽万般不舍且极力劝阻，却未能动摇痖弦离去的决心，只得将亲手制作的油旋塞入他的行囊，让他在路上聊以充饥。令人扼腕的是，此次分别竟成永诀，母子二人自此天涯相隔，再未重逢。
一九四九年，痖弦几经辗转最终抵达中国台湾。一九五一年，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生涯。一九五三年，痖弦成功考取复兴岗学院影剧系第二期，在校期间师从戏剧家李曼瑰；同年十月，他加入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进行系统学习，在覃子豪等名家的指导下，以“痖弦”这一笔名于《现代诗》季刊上发表了个人第一首诗作《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由此步入诗坛。一九五四年，从复兴岗学院毕业后，痖弦被调任至左营军中广播电台，担任编辑与外勤记者；在此期间，他与诗友张默、洛夫共同发起并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创世纪》诗刊。一九五九年，痖弦出版了其首部个人诗集《痖弦诗抄》；也在同一年，他发表了长达近百行的诗作《深渊》，该诗以深刻的笔触旨在揭露社会现实。一九六二年，他返回母校复兴岗学院担任教职。自一九六五年之后，痖弦逐渐停止了诗歌创作。从一九六五年起，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教学与编辑出版领域。一九六六年，痖弦以少校军衔自军中退伍；随即在同一年，他远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进行研习，并出版了英文诗集《盐》。一九六八年，《痖弦诗抄》在增添新作品后，更名为《深渊》继续发行。一九六九年，他出任《幼狮文艺》的主编职务。一九七六年，痖弦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顺利完成学业后获得了硕士学位。一九七七年十月，他开始担任《联合报》副刊的主编。一九八零年，痖弦晋升为《联合报》的副总编辑，同时兼任副刊组主任。一九八一年，他出版了著作《痖弦诗集》。一九八四年，痖弦创办了《联合文学》杂志，并亲自担任社长与总编辑。一九九一年，痖弦携同妻子与女儿首次重返阔别已久的故乡，为父母至亲立碑祭奠，以此弥补未能亲身尽孝送终的深深遗憾。一九九八年八月，痖弦正式从《联合报》退休；在退休之际，他与故乡的亲人一同进行了祭祖活动。
诗人痖弦在退休之后，选择移居至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其主要考量是为了让长期患病的妻子能够在一个更为清新、安宁的自然环境中休养。2024年10月11日，他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居所安详离世，走完了九十二年的人生旅程。他的逝世不仅是华语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记忆篇章缓缓合上。
痖弦出生于河南南阳一个家境尚可的小地主家庭，其曾祖父那一代曾经营着一顷土地（约合一百亩），这些田地大多出租给佃农耕种。尽管家中拥有田产，痖弦的母亲仍保持着朴素的农民习惯，特意在自家屋后留出一小块土地亲手耕种。靠近厨房的那片区域被她用来种植各类时令青菜，每当准备饭菜时，母亲便会唤来痖弦，让他去摘些新鲜的豆角回家下锅。痖弦的童年岁月并非全然宁静，那时家乡一带匪患频仍，他的祖父就不幸遭土匪杀害而离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父亲与叔叔仍努力求学，后来双双考取了当地的乡村简易师范学校。痖弦的父亲对文学艺术怀有深厚热情，闲暇时常带着儿子下乡举办“流动书展”。他将各类文艺书籍、儿童画册以及珍贵的汉代画像拓片等装载在牛车上，从县城出发，一路巡回到各个乡村进行展示。年幼的痖弦则负责在一旁敲锣吆喝，吸引乡亲前来围观。每当牛车停驻，村民和孩童们便纷纷聚拢，将这个独特的“牛车图书馆”团团围住。而在这样的氛围里，小痖弦自己也深深沉浸于对文艺世界的初步探索与精神收获之中。文末所附的影像，正是痖弦母亲摄于一九四九年的珍贵留影。
诗人痖弦的妻子名为张桥桥，由于妻子长期患有肺疾，需要生活在空气清新的环境中，痖弦在晚年选择从中国台湾迁居至加拿大。在加拿大，他亲自设计了一处寓所，其建筑布局巧妙地呈现出一个繁体“桥”字的形态，因此他将这所居所命名为“桥园”。在日常生活中，痖弦常深情地称呼张桥桥为“我的林黛玉”，以此喻指她柔弱而令人怜惜的气质。2005年，张桥桥不幸离世，此后痖弦便时常独自坐在书桌前，反复抚摩着两人早年往来的情书，在追忆往事时不禁低头抽泣，沉浸在无尽的思念之中。痖弦与张桥桥共同养育了两个女儿，她们分别取名景平与景营，这个四口之家曾是一个充满温情与甜蜜的小家庭，留下了许多温馨而难忘的回忆。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居所门前，诗人痖弦特意安置了一块从故乡河南南阳远渡重洋运送而来的槌衣石。这块石头并非寻常之物，它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情感的重量——那是他的祖母与母亲在世时日常劳作所使用的旧物，浸润着往昔岁月的痕迹与亲情的温度。痖弦曾郑重地对女儿留下嘱托，待自己百年之后，要将骨灰安放于这块槌衣石上，一同归入土地。这深切的心愿，仿佛一种无声的誓言，意味着最终他将藉由这块石头，与母亲、与遥远的故土永远相伴相依。如今，在异国的阳光下，痖弦时常于加拿大寓所门前静静驻足，凝望着这块来自老家的槌衣石，目光中流淌着绵长的思念与一份沉静而执着的归属感。
一九六五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诗人痖弦受邀在一部话剧中饰演孙中山先生这一重要角色。此次演出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前后共计登台表演了七十余场，以其深入的理解和真挚的演绎，生动地塑造了伟人的形象。凭借在此剧中的出色表现，痖弦后来荣获了最佳男演员的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成为他演艺生涯中参与的唯一一部戏剧作品。如今，我们仍可通过话剧《孙中山》中所保留的珍贵剧照，一睹他当年在舞台上的风采与神韵。
在复兴岗学院担任教职期间，痖弦先生主要承担了“中国舞蹈史”与“艺术概论”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他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循循善诱的教导，培养并影响了许多日后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学生。其中，知名编舞家林怀民、兼具诗人与作家身份的蒋勋，以及诗人兼散文家席慕蓉等人，都曾受益于他的悉心指导与艺术启蒙，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深受其艺术理念与人格魅力的熏陶。
痖弦的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戏剧性特质，其作品常常蕴含内在的情节脉络，情感表达细腻而韵味深长，给人以悠远的回味。他始终追求思想的深刻性、情感的真挚度以及技巧的创新性。诗风质朴自然，浸润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同时笔调沉郁厚重，流淌着岁月积淀的无尽沧桑感。诗人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创作风貌，将民谣式的写实手法与对心灵世界的深入探索融为一体。他积极倡导革新与突破，强调必须“摆脱本位的积习禁锢，从旧有的城府中大步地走出来”，并提出了“走向西方，回归东方”的创作理念。在其后期的艺术实践中，痖弦尤为重视诗歌所应承载的社会意义，逐步构建起自身清晰的诗歌观。他认为，现代中国诗不可能脱离世界诗歌的潮流而闭门造车，但盲目地全盘西化同样绝非可行之路；唯一正确的方向是在历史精神层面进行纵向的继承，在艺术技巧乃至部分精神层面上进行横向的借鉴与移植。这两条路径交汇构成一个坚实的十字架构，诗人借此立足点重新出发……致力于将现代中国人在情感体验、思维模式、日常生活、哲学思考及道德认知等方面的独特表达方式，通过诗歌的形式准确而生动地传达出来。
从语言学视角进行审视，痖弦在诗歌意象语词的表达方式与整体语词建构策略上，均展现出独具一格、异于他人的鲜明特征。其中，现代化意象的精心营造堪称其诗歌艺术的一大亮点，在诗歌意象的组合机制上，他系统性地呈现出共时状态、历时状态以及心理状态等三种各具功能的组合方式；而在语词建构的演进脉络上，痖弦的创作实践则清晰地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早期以形容词为重心的描摹性语词占据优势，到中期转向以动词为核心的动作性语词主导，直至后期发展为以连词为枢纽的连词性语词凸显优势。伴随着这种语词重心与建构方式的嬗变，其诗歌的整体风格与内在诗意也随之发生深刻的演进。透过那些表面的语词意象与形式架构，我们得以窥见其诗作中深植的悲苦诗歌精神与日趋成熟的诗歌艺术，从而展现出一种与民族深层审美心性紧密相连的语言魅力。究其本质，痖弦的诗歌思想与艺术风格完整地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根基出发，经过“西方”现代思潮的洗礼，最终又回归“东方”精神家园的辩证发展过程。他的创作无疑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美学的滋养，但他并未单纯地从中汲取营养，也绝非走向“全盘西化”的极端。恰恰是这种将西方现代派诗歌技巧与东方传统美学神韵有机融合的独特诗风，使其在众多现代派诗人中卓然独立。特别是在其创作后期，诗歌无论在语言的运用、技巧的呈现还是意象的铺陈罗列上，都显著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乃至超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意象的营造本就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突出特征，然而痖弦笔下的意象表现，却远非传统汉语诗歌那般追求沉静与明澈，而是充溢着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与跳跃性。大量象征、隐喻等手法的交错运用，更造就了其意象体系的繁复性与迷离特质。在具体架构意象时，痖弦依据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向度，将意象进行共时状态、历时状态以及心理状态（亦可称为超共时历时状态）的创造性组合。所谓共时状态的组合，主要是指将处于同一空间状态下的几组相关具象并置罗列，以此共同指向或烘托某个核心主题。痖弦诗歌中存在大量此类意象排列，它们在时间维度上并无前后承继关系。这种共时组合的方式，使得许多原本分散的意象能够服从于某个特定的主题表达，或紧密依附于某个中心意象，按照内在的规律串联起来，共同服务于诗歌主旨的深化与凸显。而历时性的意象组合方式，则是指意象与意象之间采用一种类似流动、演进的方式进行连接，宛如一个高度浓缩的、包含人物、场景与情节的微型叙事，在意象的依次描述中自然而然地呈现诗意。在痖弦的诗歌创作中，这一组合方式一直备受研究者赞誉。他将早期由闻一多、卞之琳等诗人所提倡并实验过的“戏剧性情景”与“戏剧主义”手法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段。这种意象联结方式往往呈现为“自然游动”的形态，具体表现为时间向度上行为或场景的持续演进，使得整个意象群处于一种清晰的历时状态之中。至于心理状态的组合，则是一种超越常规共时与历时逻辑的意象组合方式，即将原本不符合事理逻辑的两个或更多意象并置在一起，使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现象通过心理感受与联想获得诗意的实现可能。这类心理意象常常将笔触聚焦于现代城市的病态物象，着力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焦虑，通过拼贴不同现实层面的意象、营造梦魇般诡异的氛围，来疏解内心那些难以直接言说的压抑情感。当一系列看似毫无关联的图像与符号堆砌于诗人的文字之中时，在那些符号断裂的罅隙处，悄然流淌的正是诗人无法明言、深藏心底的创伤经验。痖弦并不刻意雕琢语言文字在表面形式上的流畅，而是将各个语言成分都视为可资调度的戏剧性因素，可以随诗意表达的需要进行灵活调度与重构，从而在新的诗歌编码程序中产生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对应其诗歌创作的不同阶段，其意象建构的语词特点可明确划分为形容词阶段、动词阶段和连词阶段。第一阶段意象建构以形容词为重心，即在意象本体之外，大量加入诗人对事物在声音、光线、色彩等方面的主观渲染与修饰。第二阶段则转入以动词为核心的阶段。动词作为实词类别，主要用以表示人物的动作、行为、心理活动或事物的存在、变化、消失等动态过程，在句子中通常充当谓语成分，有时也可承担定语或状语的功能，其下涵盖一般动词、能愿动词和判断动词等多种类型。第三阶段则演进为以连词为主导的阶段。连词，亦称连接词，其主要语法功能在于连接词、短语、分句乃至完整的句子，用以清晰表达语言单位之间的并列、转折、因果、条件等多种逻辑关系，在痖弦后期诗作中成为组织复杂诗意空间的关键枢纽。
在痖弦的诗歌语言体系中，口语化表达占据了相当显著的比重。语言问题的核心首先指向语言传统，亦即由语言自身所具有的给定性所导致的语言遮蔽效应。诗人若意图创造属于其个人的独特语言，必须经历一个对语言进行去蔽的过程，使其从固有的覆盖中显露并达到敞亮的状态，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探索与建构全新的语境。这里所说的去蔽，具体是指消解前人在长期语言使用中填充的诸多“硬物”，这些“硬物”亦可被形象地比喻为“语言结石”——它们主要由各种既定的理念、固化概念、传统观念以及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层层沉积而成，同时也包括那些僵化的叙述范式，例如固定的定义方式、成形的表达框架和思维定势。若将讨论范围聚焦于诗歌，特别是现代汉诗的发展脉络，口语和叙述性话语恰恰是此类需要被审视与转化的部分，它们在带来鲜活生活气息的同时，也往往承载着历史积累的负重与局限。
在痖弦的诗歌语言艺术中，其独特的表现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首先，诗人将诗性的思考置于对存在本质的敞开状态之中，有意识地去挖掘并提炼那些原本就蕴藏着丰富戏剧性张力的生活情节与细微片段，进而运用诗歌特有的表达方式，对这些素材进行冷静而客观的陈述。其次，诗人将诗歌中的每一个语言元素——包括词汇、句式和节奏——都视为可调度的戏剧性成分，通过矛盾设置、对抗并置、回旋往复、反切呼应、插入打断以及时空错位等多种戏剧化手法，对叙述语言进行重新组织与建构。这种重构使得语言在全新的编码体系中产生一种生疏感和奇异感，从而营造出强烈的张力效果。与此同时，诗人在控制意象使用密度、保持整体简约风格的前提下，亦能让那些非意象性的语言成分——如平实的叙述、抽象的思辨——牢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这种语言质地既不同于戏剧台词的对白特性，也有别于小说语言的铺陈描写，形成了一种独属于诗歌文本的、充满内在戏剧感的表达形态。
中原文化构成了痖弦诗歌创作的重要精神源头与养分根基。他的文学道路起步于河南南阳这片文化沃土，其诗作中频繁浮现的北方风物意象，正是这一地理渊源的具体映照；而离散的人生经历，又使痖弦笔下的中原文化表达呈现出独特面貌，其乡愁书写与始终扎根于本土的作家相比，往往浸染着更为复杂的身世飘零之感。同时，承袭自中原文化的感时忧国传统，促使痖弦在诗歌中深沉刻录民族的集体苦难与历史创伤；置身于新旧时代交替的洪流中，诗人亦较早地体察并反思了传统“中原”所代表的文化秩序与现代“深渊”所象征的生存困境之间那种紧张而错综的关系。具体而言，地理风貌、民俗物产等元素在诗中的直接呈现，是中原文化对其创作产生的显性影响；而家国情怀、忠孝仁义等中原精神文化内核，虽不如物质文化那般具象可感，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刻塑造了痖弦诗歌的情感基调与价值取向。通常，爱国奉献、团结和平、勤劳自强等品质被视作中原文化精神的突出特征。其中，那种关切时代命运、心系天下苍生的士人情怀，无疑是中原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面，痖弦的创作思想与诗歌主题，也深深浸润于此种精神传统之中。
痖弦对都市日常生活的深刻批判，精准地捕捉了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所特有的琐碎、单调与循环往复的生活本质，从而揭示出现代人与传统社会中那种优雅、从容的审美生活之间所产生的深刻断裂，以及在这种骤然发生的、近乎粗暴的断裂之中，个体所陷入的孤独无依与精神漂泊的状态。在其批判性的诗学实践中，诗人有意择取了一种冷凝而沉重的语言与意象体系，并通过这些语言与意象的精心组合与层层铺展，逐渐营造出一种弥漫性的“冷”的审美基调。这使得所有的语言与意象仿佛一个个独立的音符，最终都被统摄于一曲宏大而悲怆的哀歌之中；又如同秋日的落叶与零散的木片，在都市深沉的夜色里，无声地、缓缓地漂流于寂静的河流之上，这构成了痖弦诗歌一个极为鲜明的艺术特征。进一步而言，痖弦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批判并非止步于现象描绘与情绪宣泄，其背后还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社会学关怀，这种关怀体现为存在主义对个体生存境遇的聚焦与中国儒家传统对社会忧患意识的强调，二者形成了一种内在的“互补”关系。因此，在其哀歌般的主调之中，时常能聆听到诗人对于构建一种更理想的社會文化形态、以及回归本真（即未被现代性所异化）的日常生活的深切呼唤。关于诗歌创作与批评，痖弦本人曾有过许多相关的阐发：例如，他认为优秀的作家体察文学潮流的演化与社会思潮的变迁，并追求创作的突破与改变，其凭借的往往不是抽象的理论先行，而是通过创作实践本身来予以证实；诗人除了感性的艺术创造之外，其理性批评意识之所以格外强烈，可能根源在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持续思索与追问；而对诗歌美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整理与建构，同样是诗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在诗的批评领域，首要之义在于深入诠释作品本身的内涵与艺术成就，其次则在于探照与揭示出潜在的创作趋向与发展脉络；批评家的论述与评价应当浸润着人性的温热与理解，而不应蜕变为一套冰冷、僵化的学术术语堆砌。痖弦明确反对那种“完全脱离创作实际、蜕变为空洞理论游戏的现代诗歌批评”，也批评那种“以篇幅冗长为能事、堆砌大量专门术语、令读者茫然不知所云”的诗论风气；他始终主张，文学批评应当从鲜活的文学创作中获得启发，并且勇于以创作实践中所展现的新质，来对既有理论进行必要的修正乃至颠覆。
关于国家与个人写作之间的深层联系，痖弦在回应时引述了台静农先生曾感慨的“人生实苦”。这种苦并非仅仅源于战争等外部动荡，更指向个体精神层面难以寻得出路的困顿，以及那种弥漫于心、难以名状的寂寞感——它是一种颇为抽象的、连自己也无法全然说清的不快乐，种种精神上的苦楚始终缠绕着我们的生存。诗人与痛苦似乎注定永远交织在一起。诗人往往将自身的痛苦加以提炼甚至夸张，并通过创作将其呈现出来，乃至在某种程度上沉浸于这种审美化的表达之中；诗人的痛苦始终是值得书写与探讨的，因为这种痛苦是广义的、深刻的，且形态丰富多样。诗歌创作正是在试图面对、剖析乃至纾解这一根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成形，诗也由此得以诞生。这并不意味着太平盛世里就无从创作诗歌，痛苦依然存在于人类精神的深处，正如“我思故我在”所揭示的，思考本身既确认了存在，也常伴随着精神的苦闷，故而“我思故我苦”。正因如此，世间永远有着写不尽、道不完的诗篇。
诗歌艺术一度占据着文化生活的中心，后来逐渐演变为相对小众的领域。对此，诗人痖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观察：诗歌的精神并未消失，而是悄然融入了其他文学形式。他指出，诗已经进入了小说的肌理，使得许多小说的叙事语言呈现出浓厚的诗意化倾向。同时，诗也深刻地进入了剧场，现代话剧作品中大量运用诗性的对白与独白，以至于在未来，若缺乏对诗歌的基本理解，恐怕将难以真正领会话剧的深层意蕴。在当今的创作生态中，“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大量地从诗中汲取养分，都在借用诗的表达优势”。我们不难发现，众多文学名家的作品，其内核与语言质感都闪耀着诗性的光芒。展望未来的文学发展，各类文体之间的界限预计会进一步模糊与交融。或许会出现这样的作品：它在一本书中同时包含了散文的舒展、小说的叙事与诗歌的凝练，但整部作品贯穿始终的，可能是一种浑然一体的、诗性的气质与形象。
在痖弦的观察视野里，华语文学的世界始终呈现为一个有机而完整的整体。放眼全球，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华人作家在以华语进行创作与书写，这些散布于各地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彼此呼应、相互联结，当它们汇聚在一起时，便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当今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内涵最为丰富的文坛景观。中文的运用远不止于一种工具性的语言操作；一旦使用中文进行表达，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厚微妙的伦理观念、独特的美学趣味以及整个精神传统，便都蕴含在其字里行间了。中文自身就具备这样一种深邃而独特的魅力，能够承载并传递整个文明的精神脉络。正因如此，“我们不仅拥有唯一能够形成世界最大文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事实上，这一宏伟的文学图景已然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成形并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痖弦明确指出，一位写作者首先应当致力于锤炼自身的中文表达能力，力求使自己的文字契合纯正而深厚的汉语传统，在此基础上才可逐步寻求创新与突破。中文绝非一种落伍的语言，它完全有能力从容应对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复杂局面。我们应当秉持尊崇古典的态度，以传统为师为范，而非在起步阶段便视古人为敌。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元素，我们固然可以接纳与吸收，但更需以中文的深厚底蕴将其逐步融汇、消化，使之转化为自身的养分。在这一过程中，中文依然保持其本质与精髓，同时亦能汲取新的活力与滋养。因此，作为中国作家，其根本职责在于运用最为精粹、优美的中国文字来进行表达与创作。
一九八五年，诗人痖弦远赴新加坡，参与了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的闭幕典礼。在那场文学盛会中，他不仅以深沉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击鼓吟诵，更特别选读了旅美华人作家木心先生那篇意境深远的散文《林肯中心的鼓声》，为现场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时隔近三十载，至二零一三年十一月，痖弦再度现身于北京大学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出席了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隆重颁奖典礼。他在典礼上发表了真挚而恳切的现场讲话，细致地回溯了自己多年来的诗歌创作心路与艺术探索历程。这场发言不仅是对其个人文学生涯的一次深情梳理，也令在场听众深切感受到一位诗人始终如一的创作热忱与时代担当。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诗人痖弦应邀在广西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主题为“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专题报告与演讲。在这场内容丰富的讲座中，痖弦不仅深入阐述了他对于诗歌创作与大众文化关系的见解，还结合自身经历与感受，详细描绘了桂林这座城市留给他的一系列生动印象。此外，他也以广阔的视野，论及了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的历史脉络与多元文化积淀，使听众在诗意的氛围中领略到人文思考的深度与魅力。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诗人痖弦应邀前往福建，参与了由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共同策划的“2004海峡诗会——台湾诗人海峡西岸行”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此期间，他专程到访福州大学，与当地的诗歌爱好者及青年学子们展开了一场以“母语诗学”为主题的深入对谈，共同探讨了诗歌创作与母语文化传承之间的紧密联系。时隔数年，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七日晚，痖弦再次于武汉亮相，出席了由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峡文学艺术发展研究中心及《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0海峡诗会”。在以“痖弦的文学之路”为核心议题的专题研讨会上，他深情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并与在场的诗歌界同仁们分享了多年来的心得与感悟。随后在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他抵达河南南阳，于豫宛宾馆参加了充满乡情温暖的“痖弦原乡行座谈会”，与故乡的文艺界人士共叙情谊。次日，即十月二十六日，痖弦来到郑州大学新校区，参与了“2010海峡诗会——痖弦‘文学之旅’学术交流活动”，并发表了题为“大融合——我看华文文坛成为世界最大文坛之可能性”的专题演讲，在其中畅谈了他对中文文学全球发展的愿景与理想。这一系列活动的尾声落在十月三十日的福州，当日在福建省图书馆，作为“2010年海峡诗会”的重要环节之一，痖弦主持了名为“人人可以成诗人”的文学报告会，以其亲切而富有启发性的讲述，鼓励广大读者与文学爱好者亲近诗歌，拥抱创作。
痖弦的诗歌创作在多个维度持续为当代提供着宝贵的启示：他始终以深切的同情心描绘小人物的命运，借此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宏大变迁；他对诗歌本身怀有严肃的敬畏之心，坚决维护艺术的独创性，从未屈从于成为诗坛昙花一现的“流行歌星”；他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才华的疆界，在确认天赋的同时亦深知其限度。作为一位广受推崇的诗歌大师，痖弦的诗作展现出天才般的艺术直觉、充沛的原创活力以及极其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些特质深深吸引并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使其作品毫无争议地跻身于中国新诗的经典殿堂。数十年来，“痖弦”这个名字与其诗歌始终巍然屹立于诗坛，从未远离读者与研究者的关注视野，至今仍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世界华文文化圈拥有无数忠实的爱好者，这本身堪称一个文化奇迹。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组织者与推动者，在诗歌的编辑出版、诗歌理论批评乃至舞台剧表演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广泛成就，对于激励文学创作、培育文坛新秀贡献卓著，享有崇高的声望。 痖弦无疑是华文世界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是现代汉语诗歌风格的重要奠基者与创造者，堪称当代诗学领域的领袖人物。他一方面热切地拥抱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始终不忘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他既深深扎根于本土经验，追求诗歌的在地性，同时又具备宏阔的全球视野。在新诗发展史上，痖弦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诗人。学者江弱水曾提出一个观点：新诗百年，前五十年可看卞之琳，后五十年可看张枣。而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里，还有两位诗人不容忽视，一位是穆旦，另一位便是痖弦。作为一名现代诗人，痖弦所具备的现代意识可能达到了新诗百年历程中罕有的高度，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最具现代意识的一位。他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同时又能深刻洞察新诗与现代诗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尤其对于新诗现代语言所蕴含的力量，有着极为精微的领悟。 痖弦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几乎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完整而自足的艺术世界。他构建了独属于自己的语言王国，这个世界既回响着历史的深沉韵律，又直面着时代的广阔现实。正因如此，痖弦为汉语诗歌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卓越的文学编辑家，对现代文学文献抱有高度的重视与敏锐的嗅觉。以文学为桥梁，他成为了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之一。作为中国台湾的著名诗人，痖弦是台湾省文化领域枢纽性与领袖级的人物，亲身见证并积极参与了台湾数十年的文化与文学发展进程。 痖弦的诗歌与人格完全抵达了“人的心灵软化程度”与“人的诗化程度”这两种高尚的境界。他是南阳诗歌的鲜明旗帜与品牌，让南阳诗坛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他的创作仿佛拥有一种“特异功能”，在寻常状态之下他是平凡的个体，而一旦进入诗歌的境界，他便展现出另一个超凡的自我，这种奇妙的转化在其诗作中清晰可辨。痖弦诗歌影响之所以深远，根源在于其创作灵魂中深厚的泥土根性，在他的每一首诗里，我们都能隐约感受到乡土的气息——他是带着故乡去流浪，携着传统文化去远行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无疑是南阳人民的荣耀与骄傲。 在预感相约的季节里相逢，八月总是最明亮圆满的时光，故乡的风仿佛也拥拥挤挤，与我一同轻声呼唤你的名字。四十载的漂泊与流浪，在彼岸创造了一个文学的“世纪”，每当阅读你与你的诗篇，那湿润的乡情依然在心间澎湃，激荡着那道充满期盼的峡谷。无论是春日、秋歌还是红玉米，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主题，最终将诗歌凝聚为一种崇高的精神。痖弦是“一日诗人，一世诗人”，其作品语言以“凝练、圆融、典雅”而著称。他本人则“提携后进、成人之美、扬善欢喜、幽默包容”，从“读者、作者、编者到评者”的多重身份中，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与博大包容”，一生践行着“立德、立言、立功、立情”的准则。 痖弦是一位身上深深携带着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诗人。他的诗歌既充满戏剧张力，又富有思想深度；既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又拥有广阔的世界性视野；既有对生命存在的深刻诠释，也蕴含关于死亡的哲学思考。甜美的语言是其外在形式，苦涩的精神内核是其本质，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而又和谐的统一体。他通过优美而独特的意象，将诗歌转化为一支既温柔又极具震撼力的心灵恋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诗坛，痖弦虽属于创世纪诗派，却从不被任何特定的思潮或创作套路所束缚。他的诗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既有抒情，也有白描；既有反讽，也有淳朴的歌谣体；既有浓郁的乡愁抒发，也有对现代文明的犀利批判，还不乏存在主义式的自我剖析。他的文字浑然天成，风格独树一帜。他始终关切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苦命运，但绝不流于廉价的感伤与肤浅的怜悯。他的写作以现实政治与日常生活为核心，却因融入了时间的维度，而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与沧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