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琨

然而薛宝琨的人生轨迹却充满了曲折与艰辛。1948年，出于对未来生计的考虑，他选择报考商业职业学校，因为这类学校在毕业后能够分配工作。到了1950年，年仅十五岁的他进入知识书店担任实习生，站了一整年的柜台；次年他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学业，直至1954年进入天津医药公司采购供应站担任会计职务。1956年，受到周恩来总理“向科学进军”号召的鼓舞，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苏俄文学作品，内心怀揣着在这所最高学府实现作家梦想的渴望。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又转而刻苦钻研外语，希望从事翻译工作。但1961年的毕业分配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他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文艺部担任编辑，同时兼任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员，负责撰写歌词、相声和鼓词等作品，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扮演“喉舌”角色。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深入接触了曲艺艺术，结识了侯宝林等曲艺界名家，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1961年至1972年的十二年间，在这些艺术家的熏陶、感染、激励与提携之下，他学到了大量宝贵经验，这无疑为他日后从事曲艺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薛宝琨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他在1957年并未被正式划为右派，但由于性格正直，曾为他人仗义执言（一位出身贫农的十七岁同学因反映家乡吃不饱的实际情况而被划为右派），他因“庇护右派”和“走白专道路”的罪名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耿直的薛宝琨内心认定，与其违背良心去批判他人，不如坦然接受被批判的处境。1963年，随着刘少奇提出“八字方针”，加之他本人没有重大政治问题，最终仍被分配至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直至1979年，北京大学才为他恢复了党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广播事业局遭到冲击，薛宝琨亦未能幸免，被下放到北大荒那个历史上曾用于流放犯人的“坐虎潭”进行劳动改造。由于当地气候极端恶劣，后来他又被转移至河南淮阳，这段改造生涯总共持续了三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他遭受了不少磨难，心情一度灰暗消沉，甚至萌生了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务农为生的念头。1973年林彪事件后，政策出现调整。薛宝琨不愿再回到是非纷扰的电台环境，于是选择回到家乡天津，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后转入东方艺术系）任教，直至今日。 随着坚冰消融、航道开通，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知识界焕发出新的活力。薛宝琨与北大同学重聚交流，达成共识，决心在这政通人和的时代重新振作，奋发有为，开创事业。他真正静下心来投身学术研究，致力于著书立说。尽管薛教授曾笑谈自己的人生哲学不过是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追求一种平凡、平淡且平实的生活与心境，并因此提出“三小主义”（小城市、小单位、小差使）而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但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对自己所热爱事业的执着追求，仍时常自然流露。“逝者如斯”，逝去的大好时光无法重来，珍惜当下光阴显得尤为现实而迫切。于是他便重整旗鼓，文思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洋洋洒洒共完成了十五部著作，总字数达三百万。 人生往往难以预料。当一个人遭遇不幸，受尽磨难，决心远离某段痛苦经历后，多年之后，恰恰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反而成为滋养其生命的养分。由此不禁令人感慨：谁说苦难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呢？薛宝琨虽不愿重回令他伤感的广播说唱团，但那里又承载着他的事业心血，有与他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的挚友，令他魂牵梦萦、难以割舍。所有这些复杂的情感与记忆，最终都化作文字流淌于他的著述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薛宝琨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将相声置于中国俗文化的宏观视角下进行研究。过去普遍认为相声缺乏历史可循，为其修史不过是附庸风雅的空谈。但薛宝琨指出，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脉络，相声艺术实则覆盖了中国俗文化的诸多面向。在通俗艺术形式中，老百姓为人处世的道理往往通过说书唱戏、谈古论今的方式得以表现，实现寓教于乐。因此，自1979年参与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国文学概论》一书的撰写工作起，薛宝琨便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随后他接连完成了《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三部专著。1982年，应黑龙江出版社之邀，他与侯宝林一同北上，仅用两周时间便合作完成了《侯宝林与他的相声艺术》。正因如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赞誉他为侯宝林研究的权威。同年他还撰写了《骆玉笙与她的京韵大鼓》一书；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笑的艺术》，该书广泛收录了各类俗文化内容，并初步构建了相应的体系。同年，由中宣部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祖国丛书》中，薛宝琨执笔的《中国的相声》荣获奖项；此后他又完成了《中国的曲艺》。薛宝琨在著述中注重将历史逻辑与美学背景相结合，同时关注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98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幽默艺术论》。《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华北五省市文艺论著评选中获得一等奖；《笑的艺术》荣获鲁迅文艺奖；《中国的相声》则获得全国曲艺理论科研成果优秀奖。《中国人的软幽默》在台湾出版后屡次再版。1992年，由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的丛书中，薛宝琨撰写的《中国文化通志·艺文典·典艺志》（约三十五万字）计划于当年出版；同时，他应中国曲协《中国丛书》之邀，着手撰写《当代中国曲艺·相声部分》。此外，薛宝琨还为多家报纸开设专栏，累计发表短小精悍的随笔、短评等文章三百余篇。 总而言之，薛宝琨在曲艺理论领域辛勤耕耘十余年，成果丰硕。他的专著资料翔实、理论深厚、分析精当、个性鲜明，且文笔优美流畅。鉴于其学术成就，1996年英国《剑桥名人录》收录了薛宝琨的词条。在天津乃至中国的曲艺理论研究界，薛宝琨的名字无疑居于前列。他对曲艺的研究涉猎广泛、探究深入，令人赞叹。从曲艺基础知识到作品鉴赏，从创作研究、表演研究到作家艺术家评论、作品分析，乃至改革探索与曲艺史论，几乎无所不包。其研究往往发掘幽微、论述精辟，不乏上乘之作。称薛教授为曲艺理论研究的带头人并不为过。他的研究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曲艺美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通过现象与本质、明快与含蓄、细腻与深刻、烘托与点破、朴拙与纤巧、疏略与绵密、悬念与默契的对立统一来把握相声的“包袱”；通过侧面与全面、共性与个性、性格与环境的对立统一来把握“内部讽刺”中的人物形象；通过庄与谐、正与反、虚与实的对立统一来把握讽刺艺术；通过火与温、雅与俗的对立统一来把握相声演员的表演风格。这种方法不仅事半功倍，而且往往一针见血。 薛宝琨在研究中从不空谈理论。凭借十余年的曲艺创作实践经验，他能够紧密结合作家、演员的艺术实践展开深入探讨。例如，他在评论骆玉笙的演唱风格时，立论便源于骆玉笙艺术实践的升华。他指出：“骆玉笙音色的最大魅力在于她的颤音。颤音既是她区别于其他京韵大鼓名家的外在特征，也深深融入她依情唱曲、一曲多变、字正腔圆的各个方面。”他始终密切关注曲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提醒人们重视提升曲艺的文学水准、丰富题材形象，并强调“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呼吁“提高相声的幽默品位”。这些见解无疑对曲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