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于1775年1月27日出生在德国符腾堡的莱昂贝格，1790年他顺利进入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开始系统学习哲学与神学课程。他的父亲当时正在这所大学担任牧师，并且是东方文化领域的教授，这一家庭背景也为谢林的学术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在图宾根期间，他与后来同样成为哲学巨匠的黑格尔以及诗人荷尔德林结识，三人结下了深厚的同窗友谊。1792年，谢林正式从哲学院毕业。此后他深入研读康德与费希特的著作，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对青年谢林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他后来的哲学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1794年，谢林发表了一篇阐释费希特思想的文章《论一种绝对形式的哲学可能性》（Ü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orm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Form of Philosophy）。该文章甚至得到了费希特本人的公开认可，这使年轻的谢林在哲学界开始崭露头角。1795年，谢林完成了他的神学学位论文。毕业之后，他前往莱比锡担任了两年私人教师，在此期间他广泛涉猎数学、物理学和医学知识，同时也深入研究了维柯与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1798年，年仅二十三岁的谢林受聘成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负责讲授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在那段耶拿岁月里，他深受浪漫主义思潮的熏陶，哲学创作进入了高产而辉煌的时期，并在此阶段完成了他的早期重要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很快，谢林成为当时浪漫派的核心人物，同时他开始批判费希特的思想体系，认为其过于晦涩难懂。1803年，谢林与卡洛琳（Karoline）结婚，这场婚姻导致了他与浪漫派圈子关系的破裂，随后他离开了耶拿。1803年至1806年间，谢林出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但由于他性格中所谓“好战”的一面，他在同事与政府官员中树敌不少。与此同时，他的思想逐渐转向宗教神秘主义领域，并于1804年撰写出版了《哲学与宗教》一书。1806年，他移居慕尼黑，先后担任了美术学院院长等多项职务。1809年，他的妻子卡洛琳去世，同年他完成了著作《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研究》（Investigations of Human Freedom）。在这部作品中，他的神秘主义倾向更加鲜明，他细致阐述了康德哲学中关于理性与实践的区分，并将自由界定为一种对善与恶的理解能力（a capacity for good and evil）。这部凝结谢林晚期思想精华的著作，却遭到黑格尔有意的贬低，因而未能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后来，海德格尔在仔细研读该文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将黑格尔对此文的轻蔑评论总结为：“由此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从根本上可能永远无法理解另一位同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们各自拥有其独特的思想高度。”不过，该文中流露出的某种泛神论观点也受到了叔本华的批评。1820年至1827年，谢林任教于埃尔兰根大学，1827年他重返慕尼黑执教，并被推举为国家科学院院长。直到1841年，谢林应普鲁士国王之召前往柏林，接替去世的黑格尔留下的哲学教席。他试图遏制当时盛行的黑格尔哲学浪潮，但并未取得成功，最终于185年在前往瑞士的旅途中不幸逝世。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的哲学思辨历程持续了漫长的六十年之久，其活跃期从1794年一直延伸至1854年。在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谢林广泛汲取了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以及费希特等前贤的哲学精髓，将这些多元的思想资源创造性融合，构建出一个以生机勃勃的自然哲学为核心表达方式的绝对同一性哲学体系。进入晚年时期，谢林的思考重心逐渐转向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深层融合，他致力于将基督教神学以及多种神话传统与启示思想，系统地纳入自身不断演进的哲学框架之中。回顾谢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完整哲学生涯，学术界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视角：一部分学者强调其思想经历了多次明显的阶段性转变，甚至存在观点上的根本性反转；然而，亦有学者坚持“只有一个谢林”的整体性立场，认为其思想内核始终一贯，不同阶段的变化仅仅体现为研究主题的切换与阐述形式的调整。关于这一根本性问题的争论，至今在学界仍未达成普遍共识。下文将严格依照时间演进线索，对谢林哲学各主要阶段所呈现的代表性思想作一简要概述。
谢林始终秉持着由R.笛卡尔与费希特所开创的、对“不可动摇的基础”进行不懈探寻的哲学精神，他明确指出，哲学的核心任务在于遵循康德的批判精神，从而在存在与认识的深层结构中揭示出那个无条件者的根本地位。在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谢林主要依据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将这个无条件者理解为一种作为万物本原的“元一”；随后，他的思考又进一步转向费希特的思想路径，转而将这一无条件者阐释为具有绝对能动性的“绝对自我”。
尽管谢林依然主张先验哲学具备从自我出发来阐释自然界的合法性，但他并不同意费希特将自然界单纯视为自我所设定的某种僵化客体；相反，他认为自然界实际上是自我在发展过程中尚未达到自觉意识的一个前期阶段。因此，虽然先验哲学可以论证“自我是一切”这一命题，但唯有通过自然哲学的途径，才能真正阐明“一切是自我”的深刻内涵。自然哲学的核心使命，在于从自然界自身的演进过程中，逐步推导出自我意识或精神的诞生，从而证明自然界在本质上可被理解为“尚未显现的精神”，而精神则是“得以具象化的自然界”。这一观点进一步凸显了自然与精神之间内在的、动态的统一关系。
既然客观事物与主观意识仅仅是同一实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或观察角度下的体现，那么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存在便只能是这两者之间完全融合的绝对同一性。在不同的论述背景中，这一绝对本体也被赋予多种称谓，例如“自然界”“上帝”“自我”“绝对理性”或“无限者”等。同一哲学所承担的核心使命，不仅在于阐明一切自然现象与全部精神活动——包括伦理道德、历史进程、艺术创作、宗教信仰以及科学探索——在本质根源上属于同一实体，仅仅表现为不同发展阶段或潜能阶次，更在于系统揭示这些不同层次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与演进秩序。在这一将“万物归于一”的宏大体系内部，自由意志与必然规律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尤为关键且引人深思的议题。谢林对此提出的解决路径是，原初的统一体自身便内在地蕴含着二元对立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为人的自由选择——无论是趋向善或沉溺于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使之成为现实，因为个体既可以固守于对立中的某一端，将其片面扩展为整体的主导原则，亦可以在对立的状态中主动回归并顺应那原初的统一与和谐。
谢林的哲学思考经历了一次显著的转向，其关注的核心议题从“人的自由”逐渐转移至“上帝的自由”。他试图沿用早期精神发展史的理论框架，借助“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被称为“世界时代”的阶段性结构，来系统地阐述这一思想进程。在这一体系中，“过去”占据着至关重要的理论位置，但它并非指现实时间维度中已经流逝的片段，而是指向现实时间及其一切现实事物的先验基础，构成了一个永恒且先在的架构。此前在探讨人类自由问题时提出的二元本原学说，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按照谢林的观点，上帝自身必须首先与那个始终同祂永恒交织、不可分割的“根据”相分离，进而跃升至一个更高层级的统一体之中，唯有通过这一过程，上帝才能真正实现其自身的自由。现实世界，亦即我们所处的“现在”，正是在上帝与根据分离的活动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事物与现象，都以上帝亲身经历的分离与超越为原型，并将在最终的“未来”阶段，重新回归到一个完满合一的整体之中。
上帝通过那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离”行动，所引发的“大分化”过程，从根本上塑造了一个在形态与结构上均呈现出支离破碎面貌的现实世界。这一分化不仅是自然界中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现象得以产生的深层根源，更是人类社会中不同民族形成与多样语言诞生的根本原因。神话与宗教的起源，并非如某些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源于人类对自然现象幼稚而蒙昧的曲解，或是某个别天才人物纯粹主观的臆想与创造；相反，它们实质上是人类原初意识中以一种模糊且不完整的方式所保存下来的、对于那曾在永恒“过去”中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的遥远记忆与集体回忆。因此，神话哲学所承担的核心使命，正是要从这些散落于人类意识中的、碎片化的记忆与象征里，进行追本溯源的梳理与重构，沿着一条逐步上升的路径，最终引导哲学凭借其理性力量去把握那个绝对的、统摄一切的统一体。而启示哲学的独特任务则在于进一步指明，这个绝对的统一体并非仅仅抽象地存在于哲学家的思辨概念之中，而是以一种历史的、具体现实的方式，通过人类诸宗教在时间序列中的依次展开而清晰地展示出来。这一宏大的展示过程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是自然宗教阶段，其发展顶峰以古希腊神话体系为代表；其次是启示宗教阶段，其完满形态体现在基督教之中；最后是哲学宗教阶段，其理想形态将以未来哲学与宗教结成的永恒同盟为顶峰。这一系列深刻的思想主要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所阐述。
谢林在世时便已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学术声誉与思想体系可能长期笼罩于黑格尔的威胁与巨大影响之下。在他逝世后的百年时间里，与黑格尔所获得的广泛关注和继承者众多的境况相比，能够真正理解并追随谢林思想脉络的知音可谓寥寥无几。然而，他后来赢得了海德格尔的极高推崇，海德格尔甚至将其誉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巅峰人物，而这一地位通常被归于黑格尔。在一般的哲学史叙述中，谢林通常被定位为德国唯心主义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思想位置恰好处于费希特与黑格尔之间。要深入解读谢林的哲学体系往往颇具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其哲学论述中对于自然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常常呈现出流动性与不确定性。部分学者将他视为一位伟大却难以把握的思想家，原因是他在不同观点之间的跳跃性思维，似乎缺乏一种将各个部分紧密联结起来以构建完整哲学体系的内在力量。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谢林始终执着地探索着若干永恒而根本的议题，特别是关于自由、绝对者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