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席慕蓉出生于重庆城郊的金刚坡，其家族祖籍位于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一九四九年，她随家人移居香港，并于一九五三年完成小学学业。在读小学期间，她的作文《我的自传》因表现优异，被校方选登在校刊的封底位置，成为她早年文学才华的初步展现。一九五四年，席慕蓉再度迁居，前往台湾生活，并顺利考入台北第二女子中学（即现今的中山女子高级中学），直接进入初中二年级就读。在校期间，她深受巢静老师、董秀老师以及杨蒙中老师等多位师长的教导与熏陶。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席慕蓉开始习惯于在个人日记本中尝试诗歌创作，逐步踏上了文学探索的道路。当时，她自行购得的第一本诗集是余光中先生的《蓝色的羽毛》，这本作品对她早期的诗歌阅读与写作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席慕蓉考入台北师范学校艺术科，自此正式开启她的绘画生涯。在校期间，她得到孙立群与周锳两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课余时间，她以“夏采”为笔名在校内刊物发表散文与诗歌，并开始向校外多家教育刊物投递诗作，同时亦积极向《自由青年》投稿，展露了她在文学方面的早期才华。一九五九年，她顺利进入师范大学艺术系深造，接受了更为系统且多元的专业训练：素描师从陈慧坤与袁枢真，水彩受教于马白水与李泽藩，油画得到李石樵和廖继春的指导，国画则跟随林玉山、吴咏香、黄君璧及张德文诸位先生学习，这段经历极大地拓宽了她的艺术视野与技法。一九六〇年，她创作的水彩画《静物》成功入选省级美术展览，获得认可。一九六三年，她在台北妇女协会主办的全省青年美术比赛中荣获水彩画第三名，并在师范大学毕业美展中取得油画第三名与水彩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自师大毕业后，她于台北市仁爱初级中学担任教职。同年，她以“萧瑞”为笔名参与皇冠杂志举办的难忘人物征文活动，凭借《纪念品》一文获得佳作奖。一九六四年，席慕蓉远赴比利时，进入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考入油画高级班，随后拜入里昂·德浮斯教授门下深入学习。一九六五年，她的作品先后入选巴黎第七十届独立沙龙，并参与了第八十一届女画家联合沙龙及第十届国际妇女绘画展等多个重要展览。同年，她还获邀出席了比利时皇家历史美术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当代画家展”。一九六六年二月，她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功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一九六七年，她进入克劳德·李教授的铜版画工作室，专门研习蚀刻铜版画技术，为期一年。至一九六八年，席慕蓉在布鲁塞尔的艾格蒙画廊与号角画廊同步举行个人画展，进一步奠定了她在海外艺术界的声誉。
一九六九年，席慕蓉开始以萧瑞作为笔名，在《中央副刊》上陆续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次年，即一九七〇年，她又以穆伦为笔名，在《联合副刊》上刊登作品，并于同年七月返回台湾，在新竹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科担任教职。在此之后的数年中，她多次受邀参与省级及国际性的美术展览，同时持续以萧瑞、漠蓉、穆伦·席连勃等多个笔名向各类刊物投稿，这一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以散文体裁为主。一九七四年，席慕蓉于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国家画廊举办了回到台湾之后的首次个人画展，标志着其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九七六年，她参加了《联合报》所主办的第一届小说奖，并以千华为笔名，凭借《生日蛋糕》一文获得了佳作奖项。一九七七年，她在台中的美国新闻处再次举办了个人画展，同年十月，她开始发表名为《诗的画，画的诗》的专栏文章。 一九七九年四月，席慕蓉着手研究新兴的激光绘画技术，并于五月在台北的德国文化中心举行了个人画展。到了七月，她的作品集《画诗》正式出版发行。同年十一月，她开始在《女性》杂志上负责撰写关于幼儿美术教育的专栏，该专栏名为《写给年轻母亲的信》。十二月，她在台北太极艺廊举办了又一次个人画展，此次展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成为台湾地区首次公开呈现激光绘画作品的展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的诗歌作品开始陆续在《联合副刊》上发表。作为席慕蓉的经典创作阶段，一九八〇年，她继续深入钻研激光绘画，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并以版画及油画的形式展出其研究成果。同年七月，她的长诗作品《我母、我母》在《幼狮文艺》上发表，同时她开始了巨幅油画《荷》的创作。 一九八一年，席慕蓉以激光版画作品参加了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激光艺术联展，她的诗作则广泛发表于包括《联合副刊》、《中国时报》、《中华日报》、《幼狮文艺》、《台湾时报》、《台湾日报》、《自由小报》、《中华文艺》以及《阳光小集》在内的众多刊物。同年四月，她的另一首长诗《爱的名字》在《台湾时报》上发表。九月，她的诗集《七里香》出版，并在短短一个月内实现了再版，显示出其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十月，她应邀担任了全省美展油画部的评审委员。十二月，她的作品《出塞曲》荣获了唱片类最佳作词金鼎奖。 一九八二年三月，席慕蓉的散文集《成长的痕迹》与《画出心中的彩虹》同时出版，随后在同年十二月，她又推出了作品集《镭射艺术导论》。一九八三年二月，她的诗集《成长的痕迹》和《画出心中的彩虹》相继出版，七月，她与作家晓风、爱亚合著的小品文集《三弦》出版，十月，她的散文集《有一首歌》也面世了。一九八四年，席慕蓉在东海大学美术系开设了名为《素材研究》的课程。她开始了对野生植物的写生旅行，用针笔、铅笔、淡彩及粉彩等多种媒介进行记录，同时着手进行镭射雕刻的实验。 一九八五年三月，她与刘海北合著的散文集《同心集》出版，该书由心岱作序；同年十月，她的另一部散文集《写给幸福》出版。一九八六年，席慕蓉继续其野生植物的写生之旅，登临石门山并初次系统接触台湾高山植物。四月，她与艺术家陈其茂、楚戈共同举办了三人巡回联展，在多个县市的文化中心展出。七月，她应香港浸会学院的邀请，赴香港进行演讲。八月，她开始着手创作一首长达三百行的诗作《夏夜的传说》。十月，她开始了以单色《山水系列》为主题的油画创作。 一九八七年一月，席慕蓉的诗集《时光九篇》出版。四月，她的作品《时光九篇》荣获了中兴文艺奖章的新诗奖。五月，她与楚戈、蒋勋三人在台北敦煌艺术中心举办了联展，并同步出版了画集《山水》。一九八八年三月，她的诗与散文合集《在那遥远的地方》出版，该合集中的摄影作品部分由林东生完成。七月，她前往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进行荷花主题的写生。九月，她应邀赴新加坡，在《南华早报》“读书月”活动中发表演讲。
一九八九年一月，席慕蓉的散文与素描作品合集《信物》正式问世；紧接着在同年三月，她的另一部散文及素描集《写生者》也相继出版发行。到了四月，席慕蓉于阿波罗画廊举办个人画展，并受邀前往新港参与展览活动。同年九月，她首次踏足父母的故乡，亲眼见到了辽阔的蒙古高原，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自九月起，应主编季季女士的邀请，席慕蓉在《中国时报》的人间版面上，陆续发表了以还乡为主题的系列作品《我的家乡在高原上》，共计十篇。一九九零年七月，她的散文集《我的家乡在高原上》出版，该书中收录的摄影作品均由王行恭创作完成；与此同时，她还编选并出版了蒙古现代诗选《远处的星光》。一九九一年，席慕蓉在师范学院获得了一年的休假机会。四月，她在清韵艺术中心与楚戈、蒋勋共同举办三人联展，并同步推出了《花季》画集。五月，她的散文集《江山有待》正式出版。七月，她荣获由蒙古文化部长亲自颁发的文化奖章，以表彰其在文化领域的贡献。八月，《江山有待》的大陆版本获得授权出版，并且传来消息，仅花城出版社一家所出版的席慕蓉诗集，发行量就已突破一百五十万册。一九九二年二月，席慕蓉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筹划已久的《蒙古文学专辑》。同月，她还展示了《细看蒙古》的幻灯片内容，并与汪其楣、樊曼侬、王行恭及蒋勋共同举办了以蒙古为主题的专题演讲。五月，她应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蒙古文化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从诗的创作看蒙古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论文。六月，她在台北清韵艺术中心再次举办个人画展，同时出版了《涉江采芙蓉》画集。同月，她的诗集《河流之歌》也正式面世。直至二零一九年九月，席慕蓉的回忆之书《我给记忆命名》出版，为她的创作生涯增添了又一笔丰富的记录。
席慕蓉的出生与成长始终与时代的动荡紧密相连。她降生于烽火连天的战乱岁月，童年便跟随父母不断迁徙，先后辗转于重庆、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最终渡海抵达台湾，并在其后远赴欧洲求学。每一次环境的转换都意味着与熟悉世界的告别，孤独感随之层层累积，她不得不将内心深处堆积的重重寂寞寄托于诗歌创作之中。在那些漫长而无边的黑夜里，归家的梦境常常萦绕着她，然而梦中的她总在刚刚推开家门的一刹那骤然醒来，温暖的团聚图景瞬间消散。幸运的是，命运让她邂逅了一位温柔而敦厚的男子，他为她那颗孤独漂泊的心灵开启了一扇洒满光亮的窗，带来了慰藉与安定。 席慕蓉与刘海北的相遇发生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中国学生中心。在数次留学生聚会中，席慕蓉逐渐察觉到刘海北不仅学识渊博、见解深刻，更拥有一颗极为善良体贴的心。两人自然而然地彼此吸引，最终决定携手共度人生。他们在欧洲完成学业后，一同回到了台湾，并没有选择繁华喧嚣的都市生活，而是移居乡间，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居住了整整十年。对于自小漂泊流转、从未在同一个地方长久停留的席慕蓉而言，这十年是生命中一段前所未有的稳定时光。他们在住所周围亲手栽种了许多槭树，春天来临时，满目皆是葱茏绿意，而到了深秋时节，树叶则转为一片绚烂的火红。在孩子们安然入睡之后，夫妇二人常常携手在树下漫步私语。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能有一个人如此深刻地理解你，愿意与你共同分享生命中的美妙点滴与细微感动。正如她在诗中所深情描绘的那样：“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所以，请再给我一个美丽的名字/好让他能在夜里低唤我，在奔驰的岁月里，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的事。”这段平静而深情的乡村生活，恰恰成为了她诗意的真实注脚。
席慕蓉的诗歌创作广泛涵盖了爱情、乡愁、时光流转与生命本质等多个层面，其中对爱的深切抒发已然构成其诗歌作品最为核心且突出的第一主题。在这些丰富而多层次的情感表达之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恋人间的甜蜜与悸动，也能体味到思念带来的淡淡忧愁与怅惘。席慕蓉凭借其作为女性所独有的敏锐而细腻的观察视角，深刻而温柔地体验并捕捉着生命历程中每一份温暖与存续的瞬间，将那些细微的情感波澜转化为持久动人的文字印记。
席慕蓉的诗歌创作历来备受文坛关注，其诗作拥有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因此探讨其诗歌的评论文章数量颇多。相比之下，她的散文作品则展现出另一层面的特殊魅力，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花”这一意象在其整体创作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此外，若兼论其写作技巧，则可发现她对颜色的巧妙搭配、问句的频繁运用以及重复句型的精心安排，都构成了其文学表达的重要维度。具体而言，席慕蓉散文最为显著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对各类花卉细致入微的描绘，其二是对色彩词汇丰富而精准的驾驭。在“花”的描写上，她笔下的花卉种类繁多，几乎皆可融入文章之中，而其中又以荷花与作者本人的情感联结最为深厚紧密。由于席慕蓉本身兼具画家的身份，她在色彩运用方面相较于其他作家显得更为贴切且敏锐，这种跨艺术领域的感知力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其文字中的独特韵味，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个人特色。 另一方面，席慕蓉在写作笔法上擅长运用重复的句型结构，这种手法使她的文章流露出舒缓的节奏感和音乐性，洋溢着田园牧歌般的宁静情调。在句法的精心经营上，她不仅注重文章整体的氛围营造与效果统一，同时也讲究词藻的优美与典雅。她的散文作品大多以人物为核心展开叙述，在浅白真挚的诉说中，读者不难感受到其文字背后透出的诚恳与温情，这恰恰符合冲澹型散文所强调的含蓄隽永、自然流露的特质。此外，在席慕蓉的各类作品中，“问句的使用”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显著特色。无论问句出现在文章中间或是结尾部分，实质上往往传递出作者某种模糊、徘徊或不确定的心绪状态，她既是在自我叩问，亦是在向读者发出邀约与共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席慕蓉在使用问句时，通常不会仅止于一次，而会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方式，使问句连绵不断地推进，从而营造出一种笼罩全文的、深沉而凝重的气氛，强化了作品的思辨色彩与情感张力。
一九六六年，其作品荣获最佳优等第一奖、杜特龙·德·特利基金会奖，同时获得布鲁塞尔市政府所颁发的金牌奖以及比利时王国金牌奖。次年，即一九六七年，在比利时首都举办的“欧洲艺展”中参展，并得到欧洲美协等机构授予的两项铜牌奖。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塞曲》荣获唱片类最佳作词金鼎奖。二零零二年，受聘担任内蒙古大学名誉教授。二零一三年，获颁“中华文化人物大奖”。二零一四年，在台湾年度诗选中获得“年度诗奖”。二零一七年十二月，由席慕蓉作词、吕学东作曲、姜丽娜演唱的《故乡的歌》在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评选中，赢得民族类最佳原创单曲奖。
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曾这样评价席慕蓉：“现代人对爱情开始怀疑了，席慕蓉的爱情观似乎在给现代人重新建立起信仰。”作为一位以百转千回的爱情诗和写实写意的行走诗而闻名的诗者，席慕蓉的作品确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她的写作中，始终“折叠”着对原乡与生活深沉而绵长的爱意。她认为，“诗歌一直都在。诗歌是无所求的，读诗也是无所求，写诗也应该无所求，那个诗才活得起来。”正是这种看似“无用”的读诗与写诗心态，让她的诗歌摆脱了功利束缚，从而能够触及读者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广泛的共鸣。尤其在她笔下流露出的对原乡的深切向往，在城市化急速推进的今天，更让许多漂泊他乡、移居其他城市的年轻人在阅读中找到了情感的寄托与心灵的慰藉。
一九四三年，席慕蓉出生于四川，在随后的成长岁月里，她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居住，最终迁居至台湾。作为蒙古族后裔，起初她并未感到自己与身边的同学有什么不同，然而在初中某次地理课上，老师讲出了一些贬低蒙古民族的言辞，顷刻间所有同学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下课之后，同学们仿佛忘记了课堂上的插曲，依旧如常与她嬉笑玩闹，可就是从那一刻起，席慕蓉再也不愿与那位老师有任何交流。许多年过去，席慕蓉在回忆中提及，倘若如今再遇见那位老师，她其实很想向他道一声歉——也许当时老师并非心存恶意，仅仅是想用调侃的方式调动课堂气氛，让学生们振作精神听讲。也正是经历了漫长的时光沉淀，席慕蓉才逐渐领悟到一些更深层的道理：一个汉族人可以与你成为一生的挚友，可一旦他退回自己的族群立场，以自身族群的视角去评判其他族群的文化、信仰乃至全部生活时，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便会显露无遗。至少在那堂地理课上，老师所描述的蒙古景象，与她从父母口中听到的、承载着血脉记忆的故乡，实在相差太远，宛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席慕蓉的父亲属于上一代的蒙古族知识分子群体，自1949年离开后，从台湾辗转至欧洲生活，直至去世都未曾重返故土。“他舍不得回去。因为他记忆中的故乡太美好，生怕现实会击碎那份珍藏的印象。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变迁之后，这种心情更为复杂。”席慕蓉这样回忆道。她清晰地记得，父亲生前与她同游欧洲时，曾感叹四周过于沉闷，不喜欢有任何事物阻挡在视野前方。那时的席慕蓉尚未踏足蒙古高原，心中充满疑惑：“我总觉得欧洲辽阔无比，风景秀丽，怎么会感到沉闷呢？我无法理解，难道连远方的群山也会成为你眼中的阻碍吗？”直到她亲自回到蒙古高原，才真正体会到所谓“眼前有遮挡”的含义。回到故乡的第一天，她远远望见一位牧民骑马从草原深处而来。“那人身穿蓝袍，即便隔着遥远的距离，我依然能看见他腰间那条黄腰带闪烁的光芒，仿佛一根针尖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事实上，我本是近视，但在草原上，一切竟如此清晰可见。”“啊！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的感受。”在那一刻，席慕蓉才真正深切地理解了父亲的心境。“这是一种跨越世代、流淌在血脉中的记忆。”席慕蓉曾对《青年周末》记者如此说道。若加以留意，便会发现1989年的蒙古之行确为席慕蓉创作生涯的关键转折点：在此之前，她承载着父母那一辈的乡愁；而此后，她开始书写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绵长而真切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