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坚（1900—1986）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早年进入长沙岳云教育专科学校学习，在校期间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并发起创办了乐群书社这一进步组织。1924年冬季，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天，受党组织派遣，他先后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多地宣传湖南的革命发展状况，随后返回平江深入发动工农群众，为北伐军提供有力支援。1927年，吴克坚担任平江县革命政府教育局长，同时兼任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副所长，并出任中共平江县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他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日事变爆发后，他与余贲民等人共同领导，成功保存了约千人规模的平江工农义勇军，随后奉命先后参与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8年，吴克坚转赴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汉口三区区委宣传委员。此后他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中央特科工作，历任交通员、第三科“打狗队”（即红队）队员以及秘书等职务，以灵活机动的方式严厉打击叛徒和特务。1932年6月，他前往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深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并担任中共民族部支部委员。1936年6月，他被派至法国巴黎，负责主持中共秘密创办的《救国时报》（巴黎版）的运营，担任总经理，同时开展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1938年初，吴克坚回到国内，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并兼任周恩来的随身副官；之后又被派往重庆，筹备继续出版《新华日报》，在此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南方局新闻组组长兼社会部委员。他与潘梓年、熊瑾玎等同志并肩协作，在极其艰险复杂的环境中，成功将《新华日报》打造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舆论阵地。1943年8月，他进入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1945年4月，作为南方局的代表之一，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克坚加入中共代表团，跟随周恩来先后奔赴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参与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工作。1946年后，他被派往上海、浙江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任务，凭借非凡的胆略和过人的智慧，精心组织和挑选了一批久经考验、智勇双全的无名战士，深入渗透到敌人的诸多要害部门，成功获取了大量极具价值的重要情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传递回来的关键情报被作为会议材料印发，得到了与会领导的高度评价与嘉奖。1949年夏天上海解放后，吴克坚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华东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对资本主义改造办公室主任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重要职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蒙冤入狱长达七年之久；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才获得彻底平反，随后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12月4日，吴克坚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吴克坚同志于1900年11月14日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贫苦的理发工人家庭，曾使用过吴黑撑这一别名。他在完成高小学业后，便以教授初小课程维持生计。五四运动期间，他在家乡积极发起并组织了乐群书社等进步团体，同时创办平江工人通俗夜校，通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来启发工人的思想觉悟。1924年冬季，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他考入长沙岳云教育专修科，在校期间主要投身于学生运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学委以及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深入开展当地的革命斗争，并参与组织和发动了平江煤油案反帝风潮。在革命斗争中，吴克坚（右一）曾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编辑。1926年夏季，因遭到反动军阀政府的通缉，他受党组织委派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多地宣传湖南工农革命的发展形势，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毛泽东同志详细汇报了湖南工农运动的实际状况。同年秋天，他返回湖南，参与发动并组织农民武装力量支援北伐战争，期间历任中共平江县委委员、平江县教育局局长、平江秀野农村师范学校校长，同时兼任平江县农运讲习所副所长。1927年4月，他以正式代表身份赴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日事变发生后，他坚决抵制陈独秀右倾错误所提出的“交枪”命令，成功保存了平江地区一千多人的农民武装，这支队伍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暴动，并逐步发展成为井冈山工农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他调至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第三区宣传委员。后因当地组织遭到破坏，他转往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自1929年起，他先后出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区委工运委员、沪东区区委宣传委员、中共江苏省工委秘书长以及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职务。1930年至1931年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6月至1936年春季，受党组织派遣，他前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进修学习，在校期间担任学院党委委员和中国班支委书记。1935年，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年4月，他远赴法国巴黎，出任《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同时兼顾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组织进步华侨支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扩大党在海外的影响力，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援。1937年，应周恩来同志电召，他回国投身抗日战争。1938年2月至10月，他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副秘书长；同年3月至10月，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党报委员会委员、秘书，以及汉口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同年春季至10月，他还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武汉沦陷后，他随组织撤退至重庆。自1939年1月起，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分管报馆工作。1940年10月后，他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新闻组组长、重庆新华日报社总编辑等职；同年11月后，又成为中共南方局社会部成员。1943年8月，他前往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他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他跟随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参与国共和平谈判工作。1946年至1949年，他奉命负责党的地下工作，组织和领导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其中1946年5月至6月任中共中央南京局资料（情报）组组长，1948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在此期间，他曾协助国民党将军龙云筹划出逃，计划乘船前往北方解放区，但最终未能实现。1949年，他在上海负责领导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门开展策反工作，获取了大量敌方的军政战略情报，并参与组织、成功争取了多起国民党军事人员的起义行动，其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与多次嘉奖。1949年9月至1951年6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央社会部上海联络局局长；12月起至1953年1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51年6月至1954年11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部长。1952年7月至1953年5月，兼任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第二副书记。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他担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华东行政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对资改造第六办公室主任、华东体育委员会主任、上海对台办公室主任、华东行政委员会交通办公室主任等多个职务。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他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为国家的政权建设与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吴克坚同志曾因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浮夸”、冒进等现象提出反对意见而受到不公正处分；1961年被下放到南昌市教育局担任副局长，随后被开除党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迫害，入狱长达七年。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党籍。1980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一、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于1986年12月4日在北京逝世。
一九四八年冬季，随着国内战局的发展，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将其第二舰队调往长江水域，负责江阴至安庆段的江防部署，企图凭借这道水上防线阻挡解放军渡江南下。与此同时，隶属于蒋家王朝官僚资本体系的“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共拥有各类飞机约一百架，成为国民政府维持空中交通的重要力量。一九四九年春、秋两季，局势日益动荡的国民政府先后将“两航”从上海、广州两地迁往香港，以期继续保持其与西南地区及台湾之间的空中联系。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向吴克坚等情报工作者下达指示，要求加紧推动“两航”走向和平起义的道路。另一方面，担任第二舰队司令的林遵，作为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早年曾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具备深厚的海军专业背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吴克坚派遣林亨元秘密前往南京，与林遵方面取得联系并进行正式接触，代表中共与其深入沟通，最终促使林遵下定阵前起义的决心，选择回归人民的阵营。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正式破裂，毛泽东与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仓促应对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急忙下令第二舰队试图冲出长江。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之势强渡长江并占领南京，就在同一天，林遵在南京笆斗山附近的江面上公开宣布起义。毛泽东与朱德特意致电林遵及其所率领的起义官兵，表示：“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此次林遵率领第二舰队起义，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规模最大的一次舰艇集群起义事件。一九四九年六月，为了彻底切断国民党军事物资的空中运输通道，中共中央要求香港与上海两地的情报系统加速策动“两航”起义。吴克坚将工作重点聚焦于“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身上。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吴克坚这样记述：“我首先通过友人介绍，结识了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查夷平，协助他认清当前形势。概括而言，主要是传递两句话：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好比点一把火，照亮他们的前路；向他们发出呼喊，指明出路，并加以组织引导。于是，吕明与我便承担起了这一角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两航”员工在香港正式宣布起义。而在同年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秘密致电吴克坚，指示其全力保护并营救当时身处上海的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人，以防蒋介石当局采取极端手段。吴克坚如何在特务严密监视下展开营救行动？他运用了独具特色的情报工作方法：争取敌方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令其整个系统为我所用。此次营救中，吴克坚将目标锁定在杨虎身上。杨虎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表面看似闲职，但因其身为上海青帮首领，且其女婿周力行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他在上海仍拥有相当势力。此时的杨虎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日益加深，他宠爱的夫人田淑君虽为军统安插在其身边的眼线，却真心为杨虎的前途考虑。田淑君与锦江饭店女老板董竹君交往甚密，而董竹君正是吴克坚情报网络中的一员。通过这层关系，吴克坚多次亲赴杨虎住所，向其剖析时局、陈明大义，并提醒他：“你杨司令自己也早已上了老蒋的黑名单！”杨虎当即回应：“我绝不会让那个快进棺材的老蒋拉我垫背！”当时，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已下达指令，由担任警备区稽查大队大队长的军统特务聂琮负责抓捕张澜与罗隆基。当时张、罗二人正在虹桥疗养院休养，聂琮迅速带领十多名特务包围疗养院，就在即将动手之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直接执行毛森的命令，并未与警备区进行通报，而该区域正属于稽查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杨虎的亲信）的管辖范围。聂琮只得打电话联系阎锦文。阎锦文遵照杨虎的事先指示赶到医院，对聂琮表示：这两人病情严重、行动不便，只要找到可靠人员担保，做到随传随到，便可保证不出差错，借此理由将聂琮劝离。五月二十四日晚十时，阎锦文亲自驾驶一辆大型轿车，将张澜、罗隆基安全送至杨虎住所，而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正是早已等候在此的解放军便衣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