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文在寅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岛的一个难民收容所，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由于家庭条件十分困难，幼年时期的文在寅经常需要跟随家人前往教会领取救济物资以维持生计。到他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全家搬迁至釜山影岛的一片棚户区居住。因为家境贫寒，年纪尚小的文在寅很早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他曾帮助母亲挨家挨户地运送蜂窝煤，也曾为了填饱肚子而到教堂去蹭饭。在小学三年级时，出于内心对平日里关怀他们的修女们的深深感激，文在寅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一九六五年，文在寅从釜山南港小学顺利毕业，并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当地知名的庆南中学。三年后，即一九六八年，他从庆南初中毕业，并升入庆南高中继续学业。在高中阶段，文在寅虽然学习成绩相当优异，尤其对历史学科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让老师头疼的“问题学生”，时常参与抽烟喝酒，还曾因与他人打架而受到停学处分。一九七一年，文在寅从庆南高中毕业，在学校老师和家人的共同劝说下，他报考了首尔大学商学院，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被录取。在此之后，他选择了复读一年，重新准备升学考试。纵观其中学时期的经历，文在寅的成长轨迹已显现出复杂而多面的特点。
一九七二年，文在寅成功考入韩国庆熙大学法律系，并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资助。在其大学求学期间，文在寅曾因活跃不羁的性格被同学们称为“捣蛋包”，他不仅时常抽烟饮酒，还曾先后四次因违反校规而受到劝退处分。一九七三年，当文在寅升入大学二年级时，韩国社会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对维新体制的斗争浪潮，这场运动以首尔大学文理学院学生的示威活动为开端，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大高校，形成了广泛的学生抗议风潮。到了次年，即文在寅大三阶段，庆熙大学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占领示威事件。受此氛围感染，文在寅与若干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策划并组织了反对维新体制的校园示威活动。在示威进行期间，部分带头学生遭到警方逮捕，文在寅与同伴则暂时隐匿行踪以躲避追查。待该事件的初步处理告一段落之后，文在寅及其友人在学生科长的劝导下主动前往警察局自首，随后被处以拘留处罚。正是通过这次经历，文在寅与其同伴一跃成为庆熙大学校内学生运动的核心骨干力量。一九七五年四月，文在寅再次投身于反对维新体制的示威活动之中，此次斗争旨在抗议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推行的独裁统治。示威结束后，文在寅被警方逮捕，并拘押于清凉里警察署的拘留所内。在被拘留的同时，他还收到了学校开除学籍的处分通知。此后，经过司法审判，文在寅被判处八个月有期徒刑，缓期一年执行。
一九七五年八月，文在寅在结束监禁生活后，随即被强制征召进入军队服役，他被分配至韩国陆军特战司令部下属的第一空降旅第三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该旅的指挥官正是日后成为韩国总统的全斗焕，而他所隶属营的营长，则是后来执掌韩国情报机关的张世东。作为一名专攻水中爆破技能的特种部队士兵，文在寅在服役期间展现了出色的军事素养与专业能力，其表现得到了上级的认可。他曾在爆破作业及生化防护相关领域获得荣誉表彰，此外，他还荣获了韩国陆军特战部队内部颁发的“最优秀特战军人”称号，这充分体现了他在艰苦训练和任务执行中的卓越表现。直至一九七八年，文在寅完成了规定的服役期限，正式从军队退役。这段军旅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也为其日后的人生道路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文在寅从军队退役后不久，便遭遇了父亲突然离世的沉重打击。怀着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以及渴望进一步提升自我、追求人生价值的决心，他毅然决定投身于司法考试，以期延续并实现其内心秉持的法治理想。1979年初，文在寅成功通过了司法考试的第一阶段，这为他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然而同年10月，韩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釜马抗争”事件爆发，随后在10月26日，时任总统朴正熙遇刺身亡，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顿时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不安之中。进入1980年1月，此前因参与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们开始与校方协商恢复学籍事宜，文在寅因其资历与威望被众人推举为复学生代表；至3月初，他与一批同样处境的学生顺利恢复了在庆熙大学的学籍。4月，韩国多地大学掀起了以“反独裁、争民主”为主题的示威浪潮，庆熙大学校园内也涌现出相应的抗议活动，文在寅再次投身于这场追求民主化的学生运动之中。就在同月，他还全力以赴地参加了韩国第22届司法考试的第二阶段测试。5月，由于持续参与示威并违反当局颁布的“戒严令”，文在寅不幸再度遭到逮捕。在被关押于拘留所的那段艰难时期，他意外地获悉了自己已通过司法考试第二轮考核的消息，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慰藉。不久之后，他得以获释恢复自由。同年8月，文在寅正式从庆熙大学法学系毕业，为其波澜起伏的大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九八二年，文在寅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第十二届司法研修院的学业，然而由于他曾有入狱的“前科”记录，最终遗憾地未能获得担任法官的资格。在经历了一系列人生波折之后，他选择回到家乡釜山从事律师职业，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卢武铉。当时的卢武铉也正处于个人生涯的低谷时期。就在前一年，釜山地区发生了一起多名学生因私藏禁书而被逮捕的案件，这些学生在拘押期间遭受了残酷的刑讯。原本主要接手商业诉讼案件的卢武铉出于强烈的正义感，毅然决定接受委托为这些学生进行辩护。该案件虽然为他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但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却让他对前路感到深深的困惑与迷茫。卢武铉在日后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坦言：“正是文在寅的出现，为当时处于迷惘中的我打开了一扇认识现实社会的窗户。”文在寅本人对司法体系中的腐败现象极为痛恨，他始终坚持不宴请任何法官或检察官，也坚决拒绝通过人情关系疏通门路。正因为两人在理念与志向上高度契合，他们很快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创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一九八二年，他们正式创办了一家以为普通民众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为宗旨的律师事务所。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间，文在寅与卢武铉逐渐成为釜山地区备受尊敬的人权律师。在这段时期里，他们曾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勇敢地对当地警察局提起诉讼；一九八四年，文在寅受聘担任韩国海洋大学海事法学科的兼职讲师；一九八五年，他出任釜山民主市民协议会的常任委员；一九八六年，他又担任了《韩民族日报》（한겨레신문）的创刊委员。到了一九八七年，文在寅与卢武铉共同发起成立了釜山国本（即争取民主宪法的国民运动本部），其中卢武铉担任常任执行委员长，文在寅则担任常任执行委员，两人并肩协作，共同领导并推动了釜山地区的民主化运动进程。在律师职业生涯中，文在寅始终坚守岗位。一九八八年，卢武铉选择参加议会选举，正式踏入政界，而文在寅则决定继续留在釜山，专注于处理各类劳工权益案件。一九九四年，他出任了“为了劳动者的连带”劳动咨询所的所长职务。从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二年，他担任釜山地方律师会的人权委员长。此外，在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一年二月期间，他兼任法务法人釜山的代表律师。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二年，他又担任了“为了劳动者的连带”组织的共同代表。
二零零二年，卢武铉成功当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便随之被任命为釜山选举战的本部长，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政治领域，开启了一段与政治紧密相连的生涯。在同年举行的韩国总统大选期间，文在寅于釜山担任选举对策委员会的委员长，全力协助卢武铉进行竞选活动，最终助力其成功赢得总统大选。二零零三年，卢武铉正式就任韩国总统后，韩国各大媒体纷纷将文在寅评价为此次胜选的“一等功臣”，充分肯定其关键作用。当年二月，在卢武铉的多次诚挚邀请下，文在寅接受了总统民政事务首席秘书一职。任职期间，文在寅作为卢武铉的核心幕僚，几乎每日都与总统形影相随，处理各类政务，因而在政界与媒体中获得了“卢武铉之影”这一形象绰号。然而，到二零零四年二月，由于长期积劳，文在寅深受青光眼、高血压等多种健康问题的困扰，不得不向总统递交辞呈。令人关注的是，文在寅刚刚离开岗位，政治对手大国家党便迅速针对卢武铉发起攻势，正式提出了弹劾总统的动议。在执政党对卢武铉提出的弹劾案获得国会通过后，面对这一政治危机，文在寅毫不犹豫地重新回到卢武铉身边提供支持，并亲自担任弹劾审判代理人的总指挥，统筹应对法律与政治层面的挑战。最终，卢武铉成功恢复总统权力，并于二零零四年五月任命文在寅为市民社会首席秘书官。此后，在二零零五年一月，文在寅又重新恢复了民政首席秘书官的职务，继续在核心岗位上发挥作用。二零零六年五月，文在寅一度离开总统秘书岗位，但仅仅五个月后，卢武铉再次将其召回青瓦台，委以政务特别助理的重任。从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二零零八年二月，文在寅出任卢武铉任期内的最后一任青瓦台秘书室室长，亦即幕僚长，全面总揽青瓦台的各项事务，成为卢武铉政府中极具影响力的关键角色。在此期间，他还负责筹备了卢武铉与当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历史性南北峰会，并亲自陪同卢武铉前往平壤参与会谈。值得一提的是，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媒体记录下了卢武铉（前右）与文在寅（前左）密切交谈的瞬间，这一画面也成为了两人深厚政治协作关系的生动写照。
二零零八年，随着卢武铉政府任期结束，文在寅选择在庆尚南道梁山山麓购置了一处住宅，开始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平静生活。他日常前往釜山的律师事务所处理工作，而在闲暇时光里，则乐于在山脚处养鸡、种植蔬菜，享受着一份难得的田园安逸。就在同一年，韩国检方启动了对前总统卢武铉涉贪腐问题的调查，文在寅毅然接受了委托，以法律顾问的身份挺身而出，为卢武铉进行辩护。然而，事件的发展急转直下，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卢武铉因不堪承受巨大的压力，在其故乡选择跳崖离世。面对全国媒体的镜头，文在寅以沉痛而镇定的姿态，向全体韩国国民公布了卢武铉逝世的消息。他随后坦言，那一天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这一幕深深烙印在许多民众的记忆之中，不仅体现了他的忠诚与担当，也成为了他日后被广泛视为“卢武铉接班人”的重要转折点与历史契机。
二零一一年，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逝世两周年的追思活动上，众多曾在卢武铉政府担任要职的重量级人士几乎悉数到场，他们共同呼吁并推动一直处于幕后的文在寅走向政治前台。次年二月，在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前期民意调查中，文在寅所获支持率已与强劲对手朴槿惠旗鼓相当。到了四月，韩国举行国会选举，文在寅作为最大在野党“民主统合党”推举的候选人，在保守派阵营“新世界党”的传统优势区域、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脱颖而出，成功当选代表沙上区的国会议员。六月十七日，文在寅正式公开宣布参与总统角逐，并提出一系列竞选主张，包括“增加国民福利”、“推动南北对话”以及“打破少数特权阶层垄断”，这些政策方向与十五年前卢武铉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因而获得了韩国普通民众及年轻群体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九月十六日，“民主统合党”正式确定由文在寅代表该党出战总统选举。十二月十九日总统大选投票结果显示，文在寅以微弱差距惜败于前总统朴正熙之女、“新世界党”候选人朴槿惠。朴槿惠最终获得一千五百七十七万零九百一十票，得票率为百分之五十一点五六，文在寅则获得一千四百六十八万九千九百七十五票，得票率为百分之四十八点零二。自二零一二年起，文在寅担任民主统合党常任顾问，并于五月三十日正式就任第十九届国会议员。二零一五年二月，他当选为当时最大在野党新政治民主联合的党首。随后，该党更名为共同民主党，文在寅继续担任党首职务直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二零一六年四月，文在寅重整旗鼓，率领共同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一百二十三个议席，使该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同年十月，韩国政坛爆发“亲信干政门”事件，民众要求“政权更替”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在寅的民意支持度迅速攀升，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潜在总统候选人。十二月，韩国国会通过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的总统职权被即时中止，由国务总理黄教安暂代总统职务；同月内，文在寅正式宣布参加第十九届韩国总统选举。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韩国宪法法院最终通过对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被立即免去总统职务，成为韩国宪政历史上首位遭弹劾下台的总统。依据宪法规定，韩国需在六十天内举行大选以选出新总统。三月十四日，共同民主党内部四名总统候选人参加了首次电视辩论会。三月二十四日，文在寅正式公开宣布角逐第十九届总统选举。四月三日，他在党内初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五月九日，文在寅在最终投票中大幅领先执政党候选人洪准杓以及另一位左翼在野党候选人安哲秀，成功当选韩国第十九任总统。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正式公布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数据显示，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共获得超过一千三百四十万张选票，得票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一点零八。会议确认文在寅当选为新一届韩国总统，标志着其五年任期就此拉开序幕。就职以后，文在寅政府推行了涵盖内政外交的多项政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方面所付出的持续努力。二零一八年二月，朝鲜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韩朝双方更组建联合代表队参赛，借此契机，两国关系出现明显缓和迹象。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从板门店朝方一侧跨越军事分界线，与等候在此的文在寅握手会面，实现了双方领导人的历史性“破冰”。金正恩此举使其成为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首位踏上韩国领土的朝鲜最高领导人。会谈结束后，文在寅与金正恩共同签署了《板门店宣言》。随后在五月二十六日，两人于板门店朝方一侧再次进行了事先未公开的“闪电会晤”。同年九月十八日，文在寅正式访问朝鲜，成为继金大中、卢武铉之后，第三位在平壤与朝方领导人举行会晤的韩国在任总统。访问期间，文在寅在朝鲜劳动党总部大楼的留言簿上题写了“和平与繁荣，民族一条心！”的寄语。 在国内事务方面，文在寅上任初期即推出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房价调控政策，试图通过限制购房贷款、提高持有房产的税费、以及增加市场房屋供应量等多种手段来稳定房地产市场并提振经济活力。然而，这项以“坚决抑制投机行为”为核心目标的政策，却在实践中意外刺激了市场的购房需求，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性购买心理，导致多地房价不降反升、大幅飙升。这一结果使得房地产问题被舆论形容为“韩国经济的定时炸弹”，同时家庭债务规模也随之持续扩大、问题日趋严峻。此外，文在寅政府所推行的私人登记租赁业务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演变为一种规避房产相关税收的途径，客观上进一步助长了房价上涨的趋势。 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韩国也受到严重冲击。文在寅政府迅速构建了以大规模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和高效隔离为核心的“K防疫”体系，在疫情初期未采取大规模封锁措施的情况下，一度较为有效地控制了病毒传播。但随着疫情发展，防疫政策不断调整变化，其效果与合理性引发社会争议，同时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损伤也逐渐显现。文在寅在执政期间还多次公开表示要改革财阀体系、铲除政商勾结的积弊。以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为调查契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遭到韩国检方起诉，并于二零二一年一月被判处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当庭被捕收监。李在镕入狱一度被视为文在寅政府推动财阀改革取得的关键成果，但此前以“烛光民意”为支撑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未持久，仅维持了二百零七天。二零二一年八月，李在镕即获得假释，离开了首尔看守所。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在文在寅政府召开的最后一次国务会议上，旨在实质性限制检察机关侦查权的两项法律修订案——《检察厅法》与《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文在寅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敲响议事槌。他在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肩负着“烛光革命”赋予的时代使命，并在权力机关制度改革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同年五月九日，文在寅在青瓦台发表了总统任期内的卸任演说。五月十日，在出席候任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后，文在寅返回位于庆尚南道的私宅，正式开始了退休生活。
2022年5月，文在寅结束总统任期后，选择定居于庆尚南道梁山市的平山村，在此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专注于阅读各类书籍，并时常通过社交平台与公众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2023年4月26日，由文在寅亲自参与创立的“平山书房”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处融合书籍与文化的空间。同年5月10日，一部记录其退休后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我是文在寅》在韩国举行首映，该片吸引了近一万三千名观众入场观看，票房成绩在当时位列同期影片第三名，然而影片内容也引发了一些政治层面的讨论与解读。文在寅卸任后多数时间都在自家书房中静心阅读，其书房也成为他沉思与写作的重要场所。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3日晚间，韩国政坛出现重大变动，总统尹锡悦突然通过电视直播宣布全国实施“紧急戒严”。此后，韩国国会被紧急关闭，在野党支持者与警方在国会大门前爆发了激烈冲突，场面一度十分紧张。针对这一系列事件，文在寅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全体国民共同努力，守护并挽救韩国的民主制度。12月11日，他再次发声指出，尹锡悦的弹劾程序已不可避免，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代总统的人选，以稳定国家局势。2025年2月7日，文在寅在接受《韩民族日报》专访时，详细回顾了当年任命尹锡悦为检察总长的决策过程，并坦言自己在目睹戒严令颁布与弹劾风波时，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愧疚与反思。 同年11月，有消息传出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开始涉足新媒体领域，担任起视频博主的角色。他每周定期在视频网站YouTube的“平山书房”频道中露面，亲自向观众推荐各类优秀读物。由此，他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活跃于视频平台的前国家元首。在11月17日发布的一期视频中，文在寅重点推荐了两本与青少年成长教育相关的书籍，内容均聚焦于年轻一代的心理发展与人格培养。视频画面还穿插了文在寅与当地居民亲切交谈，以及他在庭院中细心修剪向日葵的日常生活片段，展现出其退休后平和而充实的生活状态。
在朴槿惠“亲信干政门”事件引发政治动荡之后，文在寅总统提出了“国民总统”的执政理念。他明确主张，韩国需要构建一个“公正国家”，并特别强调必须对检察系统、财阀集团以及媒体机构等进行深刻改革，指出“必须彻底改变那些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结构与陈腐惯例”。在财阀改革领域，文在寅表示将集中精力推动以三星为首的四大财阀的变革，旨在扭转其不民主的内部统治模式，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此前，对前总统卢武铉的调查过程，暴露出韩国政治体制中对总统与司法部门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的缺陷，尤其是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文在寅将检察机关的“权力结构改革”列为其任内的核心施政目标之一。2018年1月，韩国总统府正式公布了政府权力机构改革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原则在于分权与制衡，即通过分散各权力机关的职能权限，并强化机构之间的相互牵制体系来实现改革目标。青瓦台提出的权力机构改革基本方针包括：清算历史积弊、秉承“烛光革命”精神推动权力机构真正服务于民、依据权力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原则加强对公权力的管控等。根据这一方案，未来警察机构将新设安保调查处（暂名），以提升办案的专业化水平与责任归属；同时，还将引入自治警察制度，把警察的基本职能明确划分为负责调查的刑事警察与负责日常行政的行政警察，从而实现警察权限的分散化。在检察机构方面，改革措施包括调整检警之间的调查权分配；将针对高层公职人员的腐败调查职能转移至新设的高层公职者腐败调查处；除特殊重大案件外，大幅缩减检察机关直接侦办案件的范围，以此分散和制约检察机构的权力。青瓦台方面同时表示，在推进上述权力机构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一并清算这些机构过往存在的弊端。 2019年2月，文在寅在青瓦台亲自主持召开“国家情报院、检察、警察改革战略会议”，直接领导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进程。他在会议上强调，将全力推动改革，彻底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遗留的扭曲体制阴影，并使2019年成为国家权力机构改革的“元年”。文在寅指出，国家情报院、警察和检察机关应通过此次改革获得新生，转型成为全心全意服务国民的机构。他强调，这项改革无关政治斗争或政权私利，而是一项旨在树立正确的民主共和国价值的时代使命。文在寅还特别着重说明了将相关改革措施法制化与制度化的重要性。他表示，必须通过立法手段实现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牵制与均衡，并且总统、青瓦台乃至整个政府都应当成为被监督与约束的对象。文在寅同时呼吁国会顺应民意，加快立法步伐，为改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力争在当年内通过关于国情院改革、设立高层公职人员犯罪调查专职机构、调整检警调查权、建立自治警察制度等一系列法案。 2019年7月，曾主导调查李明博案和朴槿惠案的检察官尹锡悦获得文在寅的赏识，从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被破格提拔为检察总长。当时，韩国朝野各方对尹锡悦的任命意见分歧严重，甚至未能如期提交听证报告，但文在寅仍不顾反对意见行使了任命权，其核心目标在于强力推进以调整检警侦查权为重心的司法改革。然而，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既有利益集团的核心地带，从而激化了政党内部的矛盾与斗争。2020年，文在寅因任命身陷丑闻的法务部长曹国而面临要求其下台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因法务部与检察系统两大体系负责人公开冲突的混乱局面，向国民公开致歉。直至2022年5月3日，在文在寅政府召开的最后一次国务会议上，旨在大幅限制检方侦查权的两项修订案——《检察厅法》与《刑事诉讼法》获得批准通过，文在寅最后一次敲响了议事棒。 2019年，韩国男团BigBang前成员李胜利经营的夜店事件在韩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夜店涉及黄、赌、毒及性暴力等罪行，且存在警方庇护伞的情况被相继曝光，事件还牵连出已故艺人张紫妍的自杀案，使得韩国政商勾结与财阀势力的黑幕被层层揭露。在听取关于李胜利夜店事件及张紫妍事件的报告后，文在寅下达严厉指示，要求“赌上警方和检方的命运，彻底查明真相”。他直言，如果连社会特权阶层内发生的事件都无法查明真相，那么这个社会就称不上是正义社会。最终，李胜利被判处三年监禁并处罚金，但许多韩国民众认为刑罚过轻，且事件背后真正的财阀势力仍未浮出水面。不过，文在寅挑战特权阶层的强硬姿态，使其支持率在短期内显著上升，并将公众的焦点进一步引向了财阀问题。 2019年8月，在李在镕涉及的“亲信干政”案中，韩国最高法院在终审判决中，撤销了二审法院对李在镕、前总统朴槿惠及其亲信崔顺实等人的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2021年1月，李在镕被判处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被当庭逮捕入狱。李在镕的入狱一度被外界视为文在寅推动财阀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但“烛光市民”对总统的信任仅仅维持了207天。2021年8月，身着西装的李在镕面色平静地走出首尔看守所，他获得了假释。此举引发韩国国内多达1056个民间组织的共同谴责，他们指责文在寅政府“背弃了民众的愿望，让财阀凌驾于法律之上”。有韩国网友引用电影《寄生虫》中的经典台词进行嘲讽：“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烫平了。”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声，青瓦台首席秘书出面解释称，文在寅总统深知公众对李在镕获假释存在不同意见，但也有许多民众希望李在镕能在半导体与疫苗等关键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并强调“这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作出的艰难选择”。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参与总统竞选期间，便将改善年轻人低工资状况作为其重要的竞选承诺之一。在其正式执政后，政府随即公布了2017年至2020年的最低时薪调整计划，目标依次定为6470韩元（约合34元人民币）、7530韩元（约合40元人民币）、8682韩元（约合46元人民币）以及11000韩元（约合58元人民币），旨在使最低工资水平在数年内实现累计约70%的大幅提升。这一政策设计的初衷，是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改善民众生活品质，并试图践行一种“以收入增长驱动经济增长”的宏观发展路线。然而，实际推行后，许多企业因人力成本上升而被迫缩减雇佣规模，反而使得本已有限的就业机会变得更加紧张，部分抵消了政策预期的积极效果。 在住房领域，文在寅政府于上台初期便推出了被称为“最严房价调控政策”的一系列措施，试图从严格限制购房贷款、大幅提高房产持有税以及积极增加市场房屋供应等多个维度入手，稳定房地产市场并激发经济活力。但韩国媒体后续分析指出，其中一项关于私人登记租赁业务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演变为一种规避税收的途径，无形中助推了房价的上涨。《朝鲜日报》也分析认为，文在寅的房地产政策虽以“抑制投机”为核心口号，却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市场的恐慌心理，引发了更为集中的抢购行为，最终导致房价加速飙升，这一问题甚至被形容为“韩国经济的定时炸弹”。与此同时，家庭债务规模也随之膨胀，风险日益凸显。 由首尔大学、汉城大学、西江大学等机构的二十四位金融经济领域专家共同撰写的《混沌时代、清明经济学》一书中提到，在文在寅政府执政初期，公众对其推动财阀改革以及实施以收入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抱有极高的期待，希望其能实现“机会均等，过程公平，结果公正”的社会目标。然而，书中指出，由于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市场与企业层面的反馈”，在其五年任期内，韩国国债规模持续滚雪球式增长，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原本相对平稳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暴涨，致使许多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感到“生活境遇骤然恶化”，购房安居变得遥不可及。房价的持续上涨也衍生出广泛的社会心理问题。根据2021年4月韩国某求职匹配平台进行的一项调查，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失去了努力工作的动力，因为他们认为即便辛勤工作也难以负担购房成本，并对“工作的根本意义何在”产生了深刻的迷茫。 尽管政府在五年内接连推出了超过二十项房地产调控政策，文在寅本人也倾注了大量政治资本，但韩国房价却陷入了“越调控越上涨”的怪圈。2021年，韩国首都圈房价同比暴涨近18%，这是十五年来首次出现两位数涨幅。更让民众感到不满与失望的是，媒体随后曝光了多起公职人员参与房地产投机的事件，涉及金额巨大，连青瓦台的反腐败秘书也因被指控涉案而被迫辞职。文在寅本人也曾因建造新宅而申请贷款，直至2022年初出售旧宅后才还清债务。直到任期临近结束，他才公开承认房地产市场的痼疾盘根错节、牵涉极广，远非短期政策或个人努力所能轻易根除，并为此多次向公众致歉。 在产业政策方面，文在寅政府将未来汽车产业列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三大战略产业之一。2019年1月，韩国政府发布了名为“搞活氢经济”的详细发展蓝图。为了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普及，政府计划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建设520座加氢站，并通过放宽规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该路线图还提出，到2022年要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目标。作为产业龙头，现代汽车集团则计划与124家主要零部件供应商展开合作，并在2030年前投入7.6万亿韩元用于技术研发与设备投资。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韩国政府预计到2040年，“氢经济”每年能创造高达43万亿韩元的附加值和42万个就业岗位。 2021年5月12日，文在寅进一步提出了雄心勃勃的“K半导体战略”，其核心目标是到2030年，使韩国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该战略还规划在韩国中西北部地区，依照“K”字形地理布局，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基地集群。政府承诺将通过加强技术研发支持、提供投资税收减免、增加财政直接投入、保障产业能源供应以及制定专门的半导体产业法律等一揽子措施，全力扶持该产业发展。基于半导体产业的战略重要性，韩国主要企业也展现了强烈的投资信心与决心。根据《韩国经济新闻》的消息，韩国SK集团决定向半导体及半导体材料领域投资142.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36亿元），旨在构建一个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三星电子也公开表示，其未来五年的巨额投资计划中将有相当大比例投入半导体领域，并计划借助EUV极紫外光刻等尖端微细加工技术，进一步巩固其在存储芯片市场的全球领先地位。 然而，“K半导体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行业反响。2021年由韩国国会通过的、包含半导体产业支持条款在内的《国家尖端战略产业特别法》，其后续落实进度较为迟缓。此外，相关法律在半导体产业投资激励、税收优惠以及对尖端技术人才培养的支援力度方面，仍被业界认为有所不足，导致韩国半导体行业长期面临的人才紧缺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缓解。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韩国也受到了显著冲击。时任总统文在寅主导推出了被称为“K防疫”的应对体系，该体系在疫情初期并未采取大规模城市封锁等极端手段，而是通过高效的检测、追踪与隔离，较为迅速地控制了病毒的扩散。韩国在疫情早期的这些成功举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从而为其塑造了一个应对有力、科学有序的正面国家形象。当时，许多国家正深陷疫情困境而难以抽身，相比之下韩国的表现尤为突出。即便在后续阶段，韩国又接连遭遇了几波规模较大的疫情反复，但政府通过持续推行以检测、追踪、治疗为核心的“3T策略”，并灵活运用分四个阶段动态调整的社交距离规范，最终成功渡过了这些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其先前建立的抗疫声誉。 然而，文在寅政府的防疫政策在后期阶段出现了频繁的调整与转变，这些变化引发了国内不少的争议与讨论。同时，长期防疫措施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损耗也逐渐显现，经济受损的问题日益受到公众关注。进入2022年3月后，韩国政府的防疫方针发生了显著转向，从原先以遏制确诊病例增长为核心的应对模式，逐步过渡到重点减少危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数的“与病毒共存”日常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陆续解除了此前实施的营业限制规定、疫苗通行证制度以及针对隔离人员的“安心电话”服务等一系列措施，同时也逐步缩减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数量。针对这一系列政策转变，《中央日报》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其评论指出：“保障国民健康与安全本是政府应尽的核心责任，然而现行政策却将这份责任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个人肩上。这种近乎‘各自求生’的防疫模式，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疑问：政府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如果仅从应对新冠疫情的角度来看，大韩民国当前的状态几乎无异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在2017年，围绕备受争议的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一事，时任总统候选人的文在寅在竞选期间曾多次公开表示，这一重大决策应当由韩国下届政府进行充分而深入的讨论，并且必须经过完整的国民协议程序之后才能最终确定。同年5月，随着文在寅领导的新政府正式上台，政府以保障“民主正当性与程序透明性”为由，开始着手落实部署萨德系统所需的各项国内法律与行政程序。新政府试图采取一种“战略模糊”的策略，一方面有意延缓萨德系统在韩国的实际部署进程，以缓和中国政府对此事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也避免直接得罪强力推动萨德入韩的美国。到了9月12日，驻韩美军完成了剩余6辆“萨德”发射车及相关设施的施工部署，标志着“萨德”系统事实上已进入可作战运行的状态。同年11月，韩国政府对外提出了著名的“三不”承诺，具体内容包括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反导体系、以及不谋求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时间来到2021年10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确保国家与地区的持久和平正是韩国致力于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根本原因，他同时表示韩国正在努力打造一支依托尖端科技的新型现代化军队。文在寅进一步强调，韩国将凭借其无人敢轻易挑战的综合防御能力，全力以赴地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还提出，韩国将持续发展国防工业，并将其视为“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关键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在同次讲话中，文在寅明确表示韩国将加大对航天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特别是专注于航天运载火箭固体推进剂等核心技术的研发。此外，韩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22年度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55.2万亿韩元（约合468亿美元），这一数字与2017年的国防预算相比，增幅达到了37%。在军事指挥权方面，韩国军方的作战指挥权被划分为平时作战指挥权和战时作战指挥权，其中至关重要的战时作战指挥权长期以来由驻韩美军掌握。正因为韩国自身缺乏战时指挥权，其军队的所有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计划的制定、军事演习的开展等，实质上均需听从美国的安排。文在寅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曾多次向美方表达希望能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前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工作的意愿，但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较为消极。根据双方协商的“收权”计划，韩美两军原本预定分三个步骤，对由韩军将领指挥的未来联合司令部是否具备行使战时作战指挥权的能力进行检验与评估。其中，作为第一阶段的初始作战能力评估已经完成。然而，后续的第二阶段完全作战能力评估和第三阶段完全遂行任务能力评估，截至2022年4月，均未能按计划启动实施。
在安保与外交领域，文在寅总统提出了以“责任、合作、和平、民主”为核心的四大原则，致力于推动韩国早日建立自主的国防力量。他主张采取积极而灵活的策略，通过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双边与多边对话机制，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并最终签署和平协定。文在寅多次强调，韩美关系与韩中关系对韩国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自就任总统以来，他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韩国政府就“萨德”问题作出了郑重表态，双方通过协商就阶段性处理这一敏感议题达成了若干共识。在回应外界对其政府“亲华”的批评时，文在寅明确表示，韩国应当与中国保持和谐而良好的双边关系。他承认美国是韩国“非常重要的、唯一的同盟国”，并指出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但同时他也指出，中国作为韩国的邻国及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至关重要。因此，他认为韩国需要同时与中美两国维持平衡、友好的关系。面对“韩国可能在美中矛盾中陷入外交两难”的言论，文在寅回应称，韩国不应被外界压力所左右，被迫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单一选择。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文在寅总体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当半岛局势趋于紧张时，他曾提出四项具体构想：一是支持对朝鲜实施类似“阳光政策”的接触策略；二是加强同朝鲜的沟通与人道主义援助；三是赞成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区，以促进南北经济合作；四是学会在必要时对美国说“不”，以维护韩国的自主立场。2019年6月26日，文在寅在接受新华社等多家国际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指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并未陷入“停滞”，对话以及持续推动对话的努力对于半岛和平至关重要。他强调，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与建立永久和平机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并重申了通过对话增进互信的核心意义。 在韩美同盟关系上，文在寅曾表示韩国不能完全追随美国，而应致力于构建更具独立性的同盟关系。然而，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文在寅政府在“萨德”部署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多次调整，这种政策上的波动为后朴槿惠时代的中韩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同时也引发了国内民众的疑虑与批评。在历史问题上，文在寅对日本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立场。针对日韩慰安妇协议，他主张需要重新谈判，并要求日本明确承担法律责任并作出正式道歉。在领土争议方面，文在寅于2016年曾亲自登上韩国主张拥有主权的独岛（日本称竹岛），以彰显韩方在相关争端上的立场。
文在寅正式就任韩国总统后，在其执政的前七个月内，便积极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先后访问了七个不同国家，并参与了超过四十场重要的首脑级会谈。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有效弥补上一届政府在外交领域留下的空白，并着力修复此前一度陷入混乱与停滞的对外关系。文在寅在阐述其外交理念时强调，韩国外交的核心必须始终将国家利益与国民福祉置于首位，致力于推行一种立足现实、讲求实效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通过这种务实的外交努力，不仅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还能确保外交政策的制定从根本上符合国民的长远利益。以此为导向，韩国外交将更好地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保障国民的安全与各项合法权益，最终为实现国家的持久安全与和平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2017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柏林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首次双边会晤，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与文在寅总统进行了会见；就在同一个月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也与文在寅总统举行了会谈，这连续的高层互动体现了双方对推进双边关系的共同重视。2017年12月13日，文在寅总统正式开启其就任后的首次对华国事访问，此次访问具有特殊意义，韩国方面还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该代表团由260余家企业构成，其中包括45家大型企业、29家中坚企业以及160余家中小企业，并涵盖了40多个相关机构与团体，充分显示了韩方对于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强烈意愿。12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文在寅总统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就新起点上中韩关系的长远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两国元首一致同意要准确把握双边关系的前进方向，确保中韩关系能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会谈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这些文件涵盖经贸、绿色生态产业、环境保护、卫生、农业、能源以及冬奥会等多个重要领域。12月15日，文在寅总统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了演讲，这是自韩国前总统李明博2008年5月在北大演讲后，时隔九年韩国总统再次在此发表讲话，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随后，文在寅总统分别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举行了会晤，之后就前往中国西部重要城市重庆继续访问行程。12月16日，文在寅总统首先参观了位于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以此缅怀历史，之后出席了韩中联合进军第三国产业合作论坛，探讨双方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潜力。当天下午，他还访问了现代汽车在重庆设立的第五工厂，实地考察了韩资企业在华发展情况，随后圆满结束此次访华日程回国。值得指出的是，在2017年12月14日当天，习近平主席为文在寅总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体现了中方对此次访问的高度重视。进入2018年，两国高层交往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同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日本东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与文在寅总统进行了会见。11月，习近平主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次会见了文在寅总统。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期间，与文在寅总统举行了会谈。同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了来华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文在寅总统；同月内，李克强总理在四川成都也与出席会议的文在寅总统进行了会晤。2020年，尽管面临全球疫情挑战，两国领导人仍通过电话保持密切沟通。当年2月，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文在寅总统通电话；5月，两国元首再次进行了电话交流。2021年1月，习近平主席又一次与文在寅总统通电话，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一系列密集的高层互动充分表明，中韩两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合作，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启程前往美国展开访问，这是他自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对美访问，此时距离其正式就职仅仅过去五十一天，这一行程安排创下了韩国历任总统上任后最快访美的历史纪录。此次访问共计为期五天。六月三十日，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举行了首次首脑会谈，双方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双边贸易议题以及美韩同盟关系等多项重要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特朗普在纽约会见了到访的文在寅总统。十一月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韩国，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行程，随后文在寅在青瓦台同特朗普举行了正式会谈。此次访问是时隔二十五年后美国总统再次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也是文在寅执政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在会谈中，两国总统一致重申韩美同盟关系依然牢固，并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同时重点讨论了包括修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多项双边经济议题。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文在寅总统抵达美国华盛顿，开始为期四天的对美访问。在此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路线图等问题进行了密切沟通与协调，致力于弥合朝美双方在无核化议题上的立场分歧。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文在寅启程前往纽约出席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并于当地时间二十四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此次韩美首脑会谈中，文在寅向特朗普详细介绍了此前韩朝首脑会谈的成果并作出评价，同时基于会谈进展与美方探讨了无核化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双方就如何寻找朝美无核化对话的突破口、推动韩朝关系与朝美关系形成良性循环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同年十一月，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再次举行会晤。二零一九年四月十日至十一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总统会面，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七次会晤。双方致力于推动重启朝美对话，以打破核谈判的僵局。同年六月三十日，文在寅与到访韩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同日，特朗普前往板门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文在寅随后也加入了此次会面。九月二十二日，文在寅再次启程赴美出席第七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并于二十三日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此次会晤是文在寅就任总统两年来与特朗普的第九次会面，文在寅为此行为美国带来了包含四个方面的“大礼包”，具体包括扩大对美国能源的进口、加强韩美产业合作、高度评价特朗普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成就以及介绍韩国的军购订单。此举旨在安抚美方情绪，修补韩美同盟关系，同时也希望通过利益交换换取美国对韩国外交政策的支持。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协作方案交换了意见。特朗普希望韩国能够提供用于抗疫的医疗设备，文在寅回应称，若韩国有剩余资源，将尽可能提供协助。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启程对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这是新冠疫情暴发后韩国总统的首次外访，也是拜登就任以来两国元首首次进行线下会面。此次访美，文在寅聚焦三大核心议题：疫苗合作、高新技术领域合作以及巩固双边同盟关系。五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美韩同盟、朝鲜半岛核问题以及两国在新冠疫情应对、新兴技术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的合作前景。文在寅（左）与拜登在此次会晤中展现了持续加强双边关系的共同意愿。
当地时间2018年4月27日上午9时30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从板门店跨越具有象征意义的军事分界线，与早已等候在此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亲切握手，实现了历史性的初次会面。在随后举行的正式会晤中，双方进行了上午和下午共计两个半天的深入面对面会谈。会谈结束后，文在寅与金正恩共同签署了备受瞩目的《板门店宣言》，这份《宣言》涵盖了结束半岛战争状态、确立以半岛无核化为共同目标、承诺定期举行首脑会谈、推动离散家属团聚活动等一系列外界高度关注的重要共识。宣言中明确表示，韩朝双方将“划时代地全面改善并发展双边关系”。韩朝共同宣布“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具体措施包括争取在当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致力于将停战协定转变为稳固的和平条约，逐步推进阶段性裁军，并自5月1日起全面停止在边境地区的宣传喊话，同时重申以“完全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为双方的共同目标。同年5月26日，文在寅前往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与金正恩再次举行会晤，这是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面对面交流，双方就切实履行《板门店宣言》以及即将举行的美朝领导人会晤等关键议题，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沟通。当地时间9月19日上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晤的第二轮正式会谈，会谈结束后，双方共同签署了意义重大的“9月平壤共同宣言”。回顾2018年4月27日，文在寅和金正恩在首次会晤中签署了《板门店宣言》。2019年6月30日，文在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板门店实现了历史性的三方会面，并进行了简短的三方会谈。然而，在此之后，朝美关系与朝韩关系的改善进程逐渐陷入僵局。朝方多次公开批评美韩两国继续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敦促美方彻底放弃其对朝鲜的敌视政策。2020年1月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首尔发表新年致辞时强调，韩国将致力于推动韩中关系持续发展，加强韩朝之间的合作，并为重启陷入停滞的朝美对话付出积极努力。2021年9月，文在寅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郑重提议由相关各方共同发表终战宣言。这一提议被视为文在寅执政末期为了重启半岛和平进程而投下的一次重大赌注，但在当时严峻且复杂多变的安全局势下，该提议未能获得各方的积极回应与实质推进。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派遣的特使文喜相抵达日本东京，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时长约三十分钟的正式会谈。会谈期间，文喜相郑重转交了文在寅总统致安倍首相的亲笔信函。文在寅在信中明确表达了希望尽快促成韩日两国首脑会谈的意愿，并期待通过持续而积极的对话与交流，逐步增强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推动中断已久的韩日“穿梭外交”得以早日重新启动。此次互动标志着韩日领导人之间在相隔近五个月之后首次恢复直接沟通。随后，在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于日本东京召开。会议期间，文在寅总统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专门的双边会谈。这次访问不仅是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以来首次对日本进行的正式访问，同时也意味着韩国总统在时隔六年零五个月之后再度踏足日本进行国事活动。进入二零一九年六月，韩国总统文在寅再度前往日本，此行目的是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在会议期间与日方进行了多层面的接触与会谈。
文在寅的父亲祖辈世代居住于咸镜南道的兴南地区（该地现今位于朝鲜境内），在朝鲜战争期间，他跟随当时因“兴南大撤退”而形成的庞大难民队伍，一路辗转迁移至韩国釜山及其周边区域。文在寅本人则出生在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岛上一处专门收容难民的临时场所，他在家中排行最长，身后还有两位弟弟与两位妹妹。其家族原籍位于“三八线”以北，父母原本在朝鲜咸境南道生活，1950年12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搭乘美国军舰撤离，最终抵达巨济岛暂居。文在寅的童年时代家庭经济条件十分拮据，时常需要前往当地教会领取救济物资以维持生计，这段经历也促使他后来皈依了天主教。2010年，文在寅（右侧）与母亲姜韩玉（中间）、妻子金正淑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家庭合影。
文在寅与夫人金正淑的缘分始于庆熙大学校园，两人是关系亲密的学长与学妹，自学生时代相识后便携手同行，历经长达七年的真挚恋爱，最终共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他们养育了一子一女，组成了幸福的四口之家。在文在寅投身政治生涯的漫长岁月里，金正淑始终如一地陪伴在其身旁，给予他坚定的支持与鼓励。回忆起当年的求婚情景，文在寅曾透露，那时自己正与朋友相聚，夫人金正淑突然前来找他，并直率地问道：“在寅，你要不要和我结婚？要还是不要，快点回答！”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他一时惊讶不已，随即赶忙回应道：“知道了。”这段充满生活气息的趣事经媒体报道后，因其自然真挚的情感流露，一度在年轻群体中广为流传，引发了众多人的共鸣与喜爱。
文在寅先生对围棋有着深厚的个人兴趣，其棋艺水平达到了业余4段的程度。他曾公开表示：“围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瑰宝，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目前韩国在围棋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学习围棋对于引导青少年远离网络游戏成瘾来说，是非常有效且有益的选择之一。”文在寅与韩国多位顶尖职业棋手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例如著名棋手李世石就曾于5月6日通过SBS电视台的公开演讲，为其竞选活动助阵拉票。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于5月10日凌晨公布的最终计票结果，文在寅成功当选为韩国第19届总统。值得注意的是，“19”这个数字在围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标准围棋棋盘正是由19条纵横线交错构成，这一数字上的关联，或许可以视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巧合。
文在寅夫妇在规划卸任后的生活时，最初选定了梁山市梅谷洞的梅谷村作为定居地，然而出于安全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这一计划最终发生了变更。他们决定改在距离原选址约三十多公里的梁山市下北面平山村，新建一处私人住宅。该住宅的建设工程于2020年4月便已启动，其中土地购置等费用均由总统个人承担，而警卫人员所需的相关配套设施则由青瓦台警卫处负责另行建造。这座私宅的建造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屡次成为舆论焦点，并受到了韩国在野党的密集质疑与批评。面对不断涌现的争议，文在寅在2021年3月罕见地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发文回应，指责反对者的言论显得“不够大气”。到了同年4月，私宅工程正式动工，但开工伊始，当地便有十七个团体悬挂出反对建设私宅的横幅，以此表达抗议。这些团体指出：“青瓦台警卫处与梁山市方面未能就施工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噪音污染等问题进行充分且有效的协商。”与此同时，周边村庄的部分居民也因日常生活受到干扰而深感不满，同样挂出了抗议横幅，导致工程施工一度被迫暂停。在此之后，青瓦台警卫处与当地居民以及梁山市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多轮沟通，详细阐述了工程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带来的影响，经过反复协调，各方逐渐化解了分歧，最终使得这场冲突得以平息。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日，正值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卸任首日，一项针对他的举报便随之而来。当天，约有两千六百名普通民众及多个民间团体的代表共同联署，向韩国大田地方检察院正式提交了举报材料。举报内容指出，文在寅在任期内推行其核能淘汰政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联名者据此要求检察厅对此展开全面调查。时隔数月，至同年十月，韩国检方正式启动了针对前总统文在寅执政时期一项太阳能项目的调查程序，该项目被指涉嫌存在违规与舞弊情况，检方的介入标志着对相关指控的调查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在连续二十天被示威者围堵于私宅之外并遭受公开辱骂后，最终决定采取法律手段。他通过委托代理人正式向警方报案，要求对四名来自保守团体的人员追究责任。文在寅方面指出，这四名被举报人长期在其住所附近进行针对性的言语攻击，不仅反复使用侮辱性言辞，还持续散布与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对其个人名誉造成了严重损害。此外，这些人的行为也涉嫌违反韩国关于集会游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他们所组织的聚集活动持续时间长、声势大，不仅干扰了所在区域居民的日常出入与生活安宁，也对周边居民的心理健康与生活环境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韩国海洋水产部公务员李大俊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小延坪岛附近，乘坐渔政船执行例行公务期间突然失踪；次日，即九月二十二日，他在海上被朝鲜军人发现并遭到枪击，最终不幸身亡。文在寅政府于当月二十五日对外表示，朝方已就这一事件向韩方进行了正式通报并提供了相关解释。然而，事件发生后不久，韩国国防部及国家情报院依据通过监听等特殊情报渠道所收集的信息，对外释放了李大俊可能意图“投靠朝鲜”的推测性判断。这一说法随即引发了李大俊遗属的强烈不满，他们以“诽谤”为由向有关部门提起了法律诉讼。遗属方面进一步指出，时任总统文在寅在收到事件的初步书面报告后，并未及时下令采取有效的海上搜救行动，认为其存在明显的失职行为。 到了二零二二年十月，韩国监查院以调查“西海公务员命案”事件为名，向前总统文在寅发送了书面调查通知。对此，文在寅本人反应强烈，他愤怒地表示这一做法“是非常无礼的行为”。与此同时，韩国国内两大主要政党在此事上的立场截然对立、针锋相对：执政的国民力量党要求文在寅积极配合监查院的调查工作；而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公开指责此举是一场带有“政治报复”性质的阴谋。 直至二零二五年九月，韩国检方就该事件作出了最终司法决定。针对遇难公务员遗属对前总统文在寅提出的玩忽职守及诽谤罪指控，检方经过审查后决定不予起诉。这一决定为这起持续数年、牵涉多方并引发广泛政治与社会争议的事件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其背后所涉及的真相追问与责任归属，仍在韩国社会舆论中留有持续的讨论与回响。
2023年9月6日，韩国报勋部部长朴敏植在韩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公开指称，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已故的父亲文龙炯为“亲日派”，这一带有强烈历史定性色彩的表述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文在寅本人对此言论反应极为迅速且强烈，就在同一天，他通过相关渠道公开声明，表示将针对朴敏植涉嫌损害其父亲文龙炯名誉的行为提起法律诉讼。随后，事件进一步升级，至9月12日，文在寅方面正式采取了法律行动，以毁损名誉的罪名对朴敏植提起诉讼，其委托的秘书官已将完整的诉讼材料递交至庆尚南道梁山警察署，标志着这一政治言论纠纷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
二〇二四年八月，韩国全州地方检察厅正式从法院获取了对前总统文在寅及其配偶的金融账户进行追查的扣押搜查令，此举旨在深入调查文在寅夫妇是否曾在其前女婿徐某涉嫌“入职泰国易斯达航空并享有特殊优惠”的案件中提供过任何形式的协助。同年八月三十日，全州地方检察厅刑事三部派出执法人员，对文在寅女儿文多惠位于首尔的住所实施了查抄行动，并在相关查抄法律文书中明确将前总统文在寅列为涉嫌受贿的犯罪嫌疑人。检方在调查中提出，徐某在受聘于泰国易斯达航空并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期间所收取的超过二亿韩元薪酬（按当时汇率，约一千韩元折合五点三元人民币），实质上可被视为流向文在寅的贿赂款项。检方公开强调，当前调查完全依据已掌握的证据与相关法律原则推进，不会掺杂或考量任何政治性因素。根据检方初步判断，共同民主党前议员李相稷曾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出任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负责人之后，利用职务之便，为毫无航空业从业经验的徐某谋取了泰国易斯达航空的职位，并协助其家人迁居泰国，而这一切被认为是为了换取其自身获得任命的对价。 针对检方的一系列举措，同年九月一日，以国会议员尹建永为代表的一批曾在文在寅政府及青瓦台任职的共同民主党议员公开表达了强烈反对。进入九月后，全州地方检察厅正式将文在寅列为一起贪腐案件的嫌疑对象。在此期间，检方人员突击搜查了文多惠在首尔的居所，以进一步搜集与李相稷涉嫌行贿案件相关的证据。不仅李相稷本人，连文在寅政府时期的数名前高级幕僚也相继接受了检方的调查。时间推移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全州地方检察厅再度发布消息，确认文在寅之女文多惠已于当年二月底因涉嫌受贿被正式立案调查。检方表示，后续调查重点将集中于文在寅与文多惠父女二人是否存在共同受贿的行为。三月二十八日，韩联社援引韩国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检方已依据涉嫌受贿的指控正式传唤前总统文在寅，并正在与其法律团队就具体讯问时间进行协调。 当地时间四月二十四日，从相关渠道获悉，韩国检方最终以受贿嫌疑正式对文在寅提起起诉。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共同民主党的强烈谴责。该党发言人朴炅美随后发布书面评论，严正指出检方的行为清晰暴露出垄断起诉权的检察机关所存在的制度性弊端，不仅是对文在寅个人的公然羞辱，亦是在企图于共同民主党内制造分裂，堪称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起诉”。同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尹建永在记者会上透露，文在寅已就自身因涉嫌受贿被起诉一事初步表明立场，认为检方此举“荒唐无稽”，实质上是“对尹锡悦总统面临弹劾局势的一种报复性起诉”。翌日，即四月二十五日，文在寅本人亲自就涉嫌受贿被起诉事件公开表达立场。他明确指出，韩国检察机关“正在日益政治化并公然滥用其权力”，而他所遭遇的起诉，正是这一危险趋势的一个鲜明例证。
在韩国政治生态中，腐败问题始终是最为严峻且深层的挑战，历届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曾不同程度地牵涉进各类腐败丑闻之中。然而，文在寅在其执政期间，却较为罕见地维持了一种“清廉的形象”，这种形象在朴槿惠因一系列腐败指控而最终遭到弹劾并下台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和难能可贵。尽管在个人操守方面获得了一定认可，但文在寅政府在经济治理领域所交出的成绩单却相当不尽如人意，其表现可谓相当惨淡。无论是就业市场、投资规模、出口贸易，还是工业生产与民间消费等关键经济指标，均未能展现出令人称道的亮眼成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政府虽然一直以“就业政府”自我标榜，强调创造工作岗位的重要性，但实际取得的就业数据却近乎一场灾难，青年群体的就业形势格外严峻。所谓的“体感失业率”持续攀升，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这反映出许多年轻人对就业市场的主观感受与官方统计数据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进一步凸显了经济政策在落实效果与民众实际体验之间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