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钟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出生在山东省长岛县。幼年时期因家境贫寒随家人逃荒至东北,并在当地的织布厂里开始了学徒生涯。一九四八年,怀揣着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他凭借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及一首带着浓郁胶东口音的诗朗诵,成功考入了东北电影制造厂(该厂后来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入学后不久,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之他出身良好且天资聪颖,便被选拔进入该厂举办的第四期培训班以及专门的化装训练班进行系统学习。一九五零年,王希钟被调往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并在此一直服务至一九九一年离休。在解放初期,北影厂的生产主要以新闻纪录片为主,每年仅拍摄少量故事片。在此期间,王希钟参与了包括《吕梁英雄》、《新儿女英雄传》以及《智取华山》在内的多部影片的化装工作。为了深入学习彩色电影的摄制技术,一九五四年,时任厂长的汪洋率领中国电影赴苏实习团前往苏联考察学习,王希钟有幸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进行了为期十五个月的深造。这段经历对他整个艺术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九五六年,中国开始自主生产彩色故事片。学成归国后,王希钟立即将所掌握的先进知识投入实践,着手对传统黑白电影的化装技法进行改革与尝试。基于自身的工作经验,他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在《电影艺术》刊物上首次撰文,对当时流行的假定性化装模式以及浓妆艳抹的倾向提出了个人独到的见解。一九六三年,在“全国电影化装专业会议”上,王希钟再次发表学术论文,提出了具有深远见地的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化装艺术的理论发展与进步。在“文革”期间,王希钟参与了八部样板戏电影中四部半的化装造型工作,其中包括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鹊山》以及《龙江颂》,而那“半个”则是指他为八一电影制造厂拍摄的《红灯记》中李奶奶一角所进行的化装设计。“文革”后期,他又先后参加了电影《海霞》、《山花》以及多部戏曲资料片的拍摄工作。可以说,在那个普遍强调“政治挂帅”、业务工作常受冲击的年代里,王希钟的专业技能不仅没有荒废,反而在政治觉悟与业务能力上都变得更加成熟。在化装工作中,王希钟始终秉持一丝不苟的态度,勤奋刻苦,不断钻研。通过长期实践,他创造并改良了数十种化装技法,例如塑型化装法、绢纱整复法、肤蜡雕塑法等,这些贡献对中国化装事业的专业化与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在肖像化装造型领域,他尤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电影电视事业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王希钟也由此进入了个人化装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一九九一年,他荣获国家一级电影美术师的职称,同时因其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突出贡献,开始享受国家颁发的特殊津贴。王希钟真正将化装提升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文革”之前,中国电影艺术片中不允许出现仍在世的中央领导人的形象。“文革”结束后,这项限制得以解除。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渴望将那些为共和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再现于银幕的夙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也为王希钟提供了一次极其珍贵的发展机遇。他十分珍惜每一次创作机会,除了为影视作品中的领袖人物进行肖像造型之外,许多话剧团体也慕名前来请他协助,他总是有求必应,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并从中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一九八零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西安事变》,特邀北影厂的艺术家成荫率领摄影师高洪涛和化装师王希钟等人前往西影厂协助拍摄。《西安事变》是中国电影史上出现领袖人物最多的一部影片,也是第一部将十几位正反两面历史人物同时呈现于银幕的作品。当时领导要求所有历史人物的造型必须首先做到形似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神似。王希钟与西影厂的化装师李恩德通力合作,经过反复尝试与努力,最终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西安事变》于一九八二年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化装奖,王希钟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化装师。 一九九零年,王希钟得知导演丁荫楠将要拍摄电影《周恩来》。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厚崇敬之情,他主动请缨,争取参与该片的化装工作。正是这份真挚的情感,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王希钟全身心投入其中,反复研究、精心雕琢、多次试装,致力于用“心”去刻画角色的外部形象。例如,在史诗性影片《周恩来》中,演员王铁成需要饰演晚年病中的周恩来,起初他感到心里没底,缺乏信心,难以捕捉到老年周总理的神韵。王希钟在为其进行化装定型时,特别重视眉毛的处理。他曾说:“别看这只是个小小的部位,却是表现周总理形似最为关键的特征所在。周总理的眉毛走向变化独特,边缘稀疏浅淡,中间则有几根微微上扬。为了做到浓淡虚实变化适度,恰到好处,我反复与历史照片进行比较,多一根或少一根都会显得不自然,真正是做到了根根计较。”同时,他还将王铁成的上眼皮略微向上调整,在眼睑周围适度勾画线条,在鼻孔和上下颌部位粘贴少许胶片,或描绘或粘贴上一些老年斑等。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处理,最终使银幕上的形象臻于准确和完善。专家们在观看后评价道:“一副仿佛会说话的眉毛,加上那双深邃、炯炯有神的眼睛,使得影片中的周恩来已经完全看不到王铁成本人的影子了。”王铁成本人也由此找到了表演的感觉,用“心”将周总理演活了,表演得情真意切、出神入化。王希钟凭借此片在一九九二年两度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化装奖。自此之后,王希钟在肖像化装领域一发不可收,几乎成了这一领域的“专业户”。他随后又为电视剧《遵义会议》、《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等作品完成了主要人物的造型设计,为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成功拍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说来也颇为奇妙,凡是王希钟正式参与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极少有不获得成功的。二零零零年,他还协助自己的学生崔洁,完成了电视剧《孙中山》中孙中山一角的造型设计;二零零一年,又帮助另外两位学生徐广瑞和于宝忠,完成了电影《邓小平》中由卢奇饰演的邓小平的造型设计,而且当时还有另外两部戏的创作任务在等待着他。二零零零年,他在电视剧《西游记续集》中担任人物造型设计。二零一一年,他在电视剧《中国1945之重庆风云》中担任造型设计。二零一八年,他仍在电视剧《换了人间》中担任造型设计工作,持续活跃在创作一线。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王希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俗话说,帽匠关心人头,鞋匠注意人脚,刽子手则专盯着人的脖子……那么,作为一名专业的化装师,王希钟自然对人的面孔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与敏感。这种长期职业习惯的浸润,使得即便在电影开拍前、导演为寻找合适演员而焦头烂额之际,他也从未停止过观察与思考。例如,在《西安事变》筹备阶段,扮演主人公张学良的演员迟迟未能确定,整个剧组都笼罩在焦急的氛围中。恰在此时,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金安歌因被选中饰演戴笠而来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王希钟与导演一见到他,便从其面容轮廓中捕捉到了塑造张学良的可能性,当即邀请他进行试妆。在化装室内,他们仔细对照张学良的历史照片,运用一系列精妙的化装技法:先以一小片假发调整其前额发际线,改变轮廓;再用肤蜡进行雕塑,使鼻梁呈现出微妙的拱形;通过整形化装手法调整眼型;最后借助绘画与粘贴技术,将眉毛修饰得更为细长而上挑。随着化装步骤一步步推进,演员的情绪也逐渐沉浸到角色之中,最终变得激动不已。当化装全部完成,演员对镜自视,仿佛已化身为张学良本人,他难掩兴奋地说道:“这才是真正传神的造型。” 在《西游记》的人物造型创作中,王希钟同样贡献了其卓越的才华。而关于《夕阳红》栏目主持人黄薇,她原本给众人的印象是一位低调、随和且温柔的女性,将节目主持、热线咨询与回复观众来信等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且充满热忱。无论是她本人,还是电视台的同事,都未曾预料到她会被邀请去饰演邓颖超。早在三年之前,北京电影制片厂便开始筹拍《李知凡太太》。这部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以“李知凡”为化名的周恩来及其战友的故事,也是邓颖超首次在影视作品中成为绝对的女主角。然而,临近开机,适合扮演邓颖超的演员却始终未能找到,试镜了几位均不理想。就在全剧组心急如焚的时刻,王希钟将目光投向了《夕阳红》栏目的主持人黄薇。当他提出黄薇的名字时,大家仔细端详,都觉得其神韵确有几分相似。于是,黄薇便从《夕阳红》栏目的演播室走上了大银幕,并随后在《日出东方》和《长征》中多次成功塑造了邓颖超的形象。此外,诸如《西安事变》中由郑州话剧团演员辛静饰演的杨虎城将军,以及青年周恩来的扮演者刘劲等,这些角色的选定背后,也离不开王希钟那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他慧眼识演员的本领在业内早已闻名,而有趣的是,他甚至还“识别”了一次自己。1991年,北影厂拍摄《周恩来》,王希钟除了担任总化装师,还毛遂自荐饰演了林彪。在片中,他身着草绿色军装,手持红宝书,举止神态惟妙惟肖,加之那精心塑造的秃顶、脸型与眉形,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仅在外形的健硕程度上与历史中瘦弱多病的林彪略有差异。时间来到1995年,香港著名女导演张婉婷邀请刘劲参与电影《宋家皇朝》的拍摄。拍摄期间,刘劲偶遇造型大师王希钟,大师端详后的一句“你还可以演周恩来”,让当时的刘劲大吃一惊,却也为他后来的艺术道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在《西游记》中,王希钟更是创造了上千个新法模拟造型,并通过著书立说将其经验心得分享给众人。模拟化装造型是通过化装手段,将现实乃至神话、童话、科幻世界中的飞禽走兽、妖魔鬼怪等形象赋予演员。而在《西游记》的创作中,王希钟几乎倾注了数十年的生活积累与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他大胆创新,提出采用硫化乳胶制作假脸,并以真假脸结合的方式,成功塑造出集人性、神性与猴性于一体、活泼可爱的齐天大圣形象;此外,猪八戒憨态可掬的大肚子、龙王爷威严的龙头,也都得益于硫化乳胶工艺的运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艺术效果。其他上千个神仙鬼怪造型,无论是仪表堂堂的唐僧、宝相庄严的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如来佛祖、观音菩萨,还是阴险狡诈的白骨精、霸气外露的牛魔王、诡异凶悍的九头虫,每一个都栩栩如生、情态各异。特别是诸如八百罗汉、神兵天将、妖魔鬼怪、鱼虫虾蟹等数量庞大且要求绝不雷同的群体造型,更是让王希钟殚精竭虑,其中所耗费的心血与经历的艰辛唯有他自己深知。如今,这些经典造型早已深入人心,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专家们的高度评价。王希钟以其非凡的才华与辛勤的汗水,收获了艺术生涯中最丰厚的回报。
一九四三年,年仅十五岁的王希钟因为家中生计难以维持,不得不收起书本,跟随几位来自山东长岛的同乡踏上了“闯关东”的漂泊之路。抵达长春后,他进入一家织布厂做起了学徒,用他自己的话说,“放在今天,那时的我就是一个四处谋生的打工仔”。虽然背井离乡,总算能勉强维持温饱,可仅仅过了两年,工厂便因经营不善倒闭,王希钟又一次面临寻找出路的困境。所幸当时的老板心地善良,临走时对他说:“我给你两捆线当作路费,你去沈阳试试吧。”于是,王希钟背起简陋的行李,独自赶往沈阳。途经大连时,他忽然想起有一位表哥在此地生活,便决定前去投靠。表哥见到他后,语重心长地劝道:“别再到处奔波了,趁着年轻,应该多学点东西。”只有小学肄业学历的王希钟听从了建议,重新走进课堂,在一所夜校里开始识字读书,学习文化。 就在这段学习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希钟得知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招收学员。那时他已满二十岁,内心正渴望能做出一番事业,看到这则消息后顿时精神一振——拍电影听起来既新鲜又风光,似乎是个能“出风头”的行当。他当即报名参加面试。在考场上,他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唱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又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段关于李自成的剧本选段。出乎意料的是,幸运仿佛从天而降,他竟被录取了。这个“馅饼”为何会落到自己头上?王希钟事后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偶尔暗自思忖:或许是因为自己出身成分较好,看上去又比较单纯朴实吧。 尽管出身良好、性格单纯,王希钟最终并未被分配做演员,而是被安排去学习化装技术。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他生性乐观、随遇而安,并未多言,而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刚学习了三个月,北京电影制片厂因拍摄故事片急需化装人员,一纸调令下来,王希钟与三位同学奉命前往北京支援。那是一九五零年二月。四人凭着满腔热情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摸索。今天粘的胡子可能浓密整齐,明天却可能稀疏不匀,但他们干劲十足,热衷于钻研业务,一听说有什么新的化装手法,便迫不及待地尝试模仿,只是偶尔也险些闹出大乱子。 有一次,大家听说可以用石膏在脸上翻制模型,顿时兴致勃勃。王希钟自告奋勇充当模特,躺进一个木箱里,让同学将调好的石膏浆往他脸上涂抹。由于缺乏经验,众人并不清楚石膏的正确调和方法,只能调一点、抹一点,慢慢将石膏覆满他的面部。过程中王希钟实在憋闷难忍,便小心地将已经凝固的石膏层揭了下来,幸好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受伤。事后回想,他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幸亏当时石膏在搅拌后逐渐凝固,若是仍为液态时倒入,很可能造成严重意外。 就这样,在一次次尝试与摸索中,王希钟逐渐积累了经验。直到一九五四年,转机终于来临:他被选派前往莫斯科,接受系统化的电影化装培训。在为期一年零三个月的学习里,他基本掌握了人物化装的造型规律、肤色质感的描绘技巧等多种专业技法,对化装艺术的理解也由此跃升到了全新的专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