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二级解放勋章，以表彰其在革命战争年代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至一九八八年，鉴于其长期以来的卓越功绩与忠诚服务，他再次获得表彰，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一九二七年，王胜投身农民协会的革命工作。至一九二九年七月，他积极参与才溪武装暴动，在此期间担任才溪区少先队团代表，并于同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攻打下王反动民团的战斗，积累了初步的军事经验。一九三〇年夏季，王胜带领才溪少先队的一个武装排前往县苏维埃集中整编，该部随后合编为上杭县独立营，他担任独立营连政治指导员，负责部队的思想与政治工作。一九三二年，他进入彭杨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特务连任排长，其后又调任师部作战科科员，并曾担任武平独立第十师参谋。此后，王胜被选送至中央红军学校干部队深造一年，毕业后出任福建军区教导营青年队队长。一九三四年五月，他调任闽西独立第八团连长，率领一百多人的队伍前往上杭、永定边界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该部后来编入红八团第四连，他继续担任连长职务。同年秋季，王胜升任红八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在岩永杭边境一带领导游击作战，并参与了开辟闽南苏区的相关斗争。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闽粤边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王胜正式升任红八团副团长兼参谋长。至一九三六年底，他调任红三团参谋长。在“漳浦事件”发生后，王胜果断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冲破国民党军的严密控制，成功实现突围，随后迅速集结一百余人，重新组建了红三团，并立即赶赴永定地区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汇报事件经过与部队情况。
一九三七年冬季，闽西地区的国共两党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原活跃于闽西南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王胜同志被任命为支队司令部的参谋，承担起军事筹划与协调工作。次年春天，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他调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参谋长，随即率部开赴江苏、安徽一带的抗日前线，投身于艰苦的敌后作战。一九三九年，为进一步提高军事指挥能力，王胜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的高干班学习，系统接受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培训，结业后返回二支队，担任司令部参谋长，协助支队领导开展各项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随后部队进行整编，原二支队改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王胜同志继续担任旅参谋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于苏南、茅山、太湖及宜兴周边地区领导军民开展反“清乡”、反扫荡斗争，有力打击了日伪军的封锁与进攻。至一九四二年底，他奉命前往华中党校学习，深入研读党的理论与政策，结业后被派至浙东纵队，出任第五支队支队长，亲自参与并指挥了开辟和巩固苏南、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多次战斗与建设工作，为敌后抗日力量的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解放战争初期，他担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副旅长，随后又历任山东军区西海第三分区副司令员及司令员等重要职务。至1947年，其工作发生调动，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承担起更为关键的军事谋划与协调职责。在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期间，他再次奉命调动，转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参谋长，全力负责战役后勤支援与前线保障的指挥工作；此后又出任警八旅旅长，并同时兼任苏州军分区司令员，肩负起地方防卫与军事管理的双重任务。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他先后参与指挥或参加了澉浦、胶州、泰安、西海、孟良崮以及渡江等一系列重要战役与战斗，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随着战局的发展，1949年7月，他奉命率领所属部队南下，向福建地区进军，继续执行解放战争的后续任务。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王胜同志先后担任了多项重要军事职务，包括福建军区第八（龙岩）军分区司令员，随后在军委装甲兵系统内历任第一战车学校深造班主任、装甲兵坦克预备学校校长以及第六坦克学校校长等职，为装甲兵人才培养和院校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后，他又出任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副院长，继续致力于军事教育与训练工作。在地方政治生活中，他曾当选为安徽省政协委员，参与参政议政。王胜同志于1996年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