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白洋淀东北方向，沿着蜿蜒东去的大清河水，坐落着一个名为昝岗的古镇。这里水网密布，草木丰茂，物产极为丰富，自古便是钟灵毓秀、人才辈出的宝地。虽然地处乡野，但此地艺术气息却十分浓厚，其中西河大鼓这一曲艺形式就在民间流传甚广，深受百姓喜爱。著名的西河大鼓北口“王派”创始人王振元，在雄县乃至整个说书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其子王魁武作为北口“王派”的第二代传人，不仅精通诸多传统书目，更满怀家国情怀，亲自创作并演出了反映抗日斗争的经典作品《昝岗惨案》以及描绘土地改革历程的书目《减租减息》，这些作品影响深远，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王魁武在三十出头之年喜获麟儿，这便是王润身。王润身自幼成长在这样一个艺术世家，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而然地爱上了这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他本可顺理成章地跟随父亲学艺，成为北口王派的第三代接班人。然而，父亲王魁武却有着不同的打算，他坚决不让儿子学习大鼓，而是执意送他去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够走出更广阔的天地，成就一番事业。于是，王润身八岁便进入学堂，起初在镇上的官学就读，后来转入私塾学习。私塾的教育除了国文、算术、历史等基础课程外，尤其注重古典文学素养的培养。他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龙文鞭影》开始学起，进而研读了四书中的经典篇章《孟子》。这段虽然只有四五年的基本正规教育，却让王润身受益匪浅，使他的文化水平达到了相当于初中的程度，这在当时的乡村环境中已算得上是颇有学识的人了。后来，王润身的父亲逐渐觉得，孩子会唱些鼓词也并非坏事，既然他天生是一块搞艺术的料子，便转而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他默许了王润身学习西河大鼓，并且让他开始接触和练习弹拨三弦、拉奏二胡等伴奏技艺。王润身于是跟随父亲的戏班，走乡串镇，四处进行演出。在舞台上，他既能弹拉伴奏，又能开口说唱，很快便成长为家庭戏班中不可或缺的多面手，成为一名真正的西河大鼓民间艺人。昝岗镇是声名远播的西河大鼓之乡，而与之相距约九公里的开口镇，却是一个武术重镇，那里汇聚了各门各派的武林高手，每逢武术赛事，场面总是热闹非凡。当地的年轻人既爱听大鼓，也热衷于习武，昝岗镇上也有不少练武之人。王润身在学艺和读书的闲暇之余，也常常与伙伴们一同练习武术。十一岁那年，他曾正式拜在武林名家高振东先生门下，系统学习“形意门”派的武术，几乎将全套功夫都学到了手。他挥枪舞棒之时，架势十足，已颇得形意门的精髓。这段早年看似无意的习武经历，为他日后从事表演艺术打下了意想不到的基础，带来了极大的助益。
王润身先生（1924—2007）是中国影坛备受尊敬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曾担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名誉理事，并荣获第八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荣誉奖。他出生于河北雄县，自1947年投身革命文艺工作，加入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北进”文工队开始，便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表演艺术。1949年，他调至河北军区文工团，1952年转入华北军区文工团，随后于1955年进入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工作。1956年，王润身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由此开启了辉煌的电影生涯。他先后在《激战前夜》《长空比翼》《战上海》《回民支队》等多部影片中担纲主要角色，以其扎实的表演功底逐渐赢得观众与业界的认可。 1960年，王润身在故事片《林海雪原》中成功塑造了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一经典形象，其精湛传神的演绎深入人心，给全国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紧接着，他又在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饰演了起义将领关敬陶，进一步展现了其驾驭不同角色的宽广戏路。1978年，王润身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此后陆续接拍了《北斗》《春眠不觉晓》《明天回答你》《不该发生的故事》《鞘中之剑》等众多影片，并均担任重要角色。在此期间，他的艺术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活跃于长影，还积极参与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及广西电影制片厂等多部电影的拍摄工作。此外，他还投身电视剧领域，参与了超过三十部电视剧的演出，为荧屏也贡献了许多生动角色。 2007年9月27日，王润身先生因心脏功能衰竭不幸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他的追悼会在长春市殡仪馆庄严举行，著名表演艺术家陈汝斌、其学生王刚，以及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影集团的领导均到场沉痛悼念。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赵实敬献了花圈，中国电影学会也专门发来唁电，各界以不同形式表达了对这位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
《野火春风斗古城》饰关敬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军队进驻雄县昝岗镇，当地生活陷入动荡。王润身既无法继续学业，也失去了练武的平静环境，更无心从事大鼓说唱，那段时光令他倍感苦闷，成为一段痛苦而难忘的记忆。随后，国民党部队也抵达昝岗镇，王润身不愿留在家中，听闻大清河以南地区有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部队中还设有文艺演出队，便与几位年轻同伴一同冒险穿越封锁线，悄悄抵达大清河以南，投身八路军，加入了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北进文艺工作队。经过两个多月的短期集训，他于1947年10月正式参军，成为文工团的一员。凭借其能拉会唱、善舞能跳、兼通枪棒的身手，王润身很快在团内脱颖而出，成长为艺术骨干。当时文工团并未细致分工，倡导“一专、三会、八能”的要求，团员需具备多种技能，承担各类任务。后来，三级军区文工团建制撤销，王润身所在团队进行整编，百余人中仅保留十一位成员，他有幸被选中，调入新成立的河北军区文工团，并随之迁往省城保定。1952年，文工团再次调整编制，王润身被编入华北军区文工团，与田华、张良、李炎等成为同团战友。在这两个文工团期间，他先后参与了多部话剧的演出，包括《赤叶河》《为谁打天下》《白毛女》《刘胡兰》以及《战线南移》和《在战斗里成长》等作品。在其中两部剧目中，他分别饰演了侦察参谋与一名普通战士的角色。后来这两部话剧参加全国话剧汇演，《战线南移》荣获一等奖，王润身也因此荣立个人三等功；《战斗里成长》则获得二等奖，他再次荣立三等功。1955年夏季，文工团经历新一轮整编，王润身与田华、王心刚、张良、李炎等人一同被调入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继续其艺术生涯。
一九五六年夏季，王润身与田华、王心刚、张良、李炎等一批文艺工作者一同被选调至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不久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了演员剧团，王润身由此转为专业的电影演员，开启了他的银幕生涯。进入八一厂后，王润身参与拍摄的首部影片是由王冰与冯毅夫联合执导的《激战前夜》。他在片中担纲主演，饰演侦察科长鲁维智。这一角色机智果敢、思维敏锐，成功侦破了潜伏的特务网络；他更通过化装深入敌特内部，最终将特务组织一网打尽。初次在水银灯下进行拍摄，王润身起初颇不适应，心情也有些紧张。导演鼓励他说：“王润身，我看过你之前的表演，你是块当演员的料。放松下来，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别去顾虑灯光、场面这些技术问题，大胆放开就好。”这番话让王润身逐渐消除了拘束感，表演也越发自然流畅。凭借多年积累的舞台经验，他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随后，导演王冰再次邀请王润身出演空战题材影片《长空比翼》，让他饰演片中的飞行师长。根据剧本要求，角色有两场滑冰的戏份。开拍前，导演询问王润身：“你会滑冰吗？”王润身摇头表示不会。导演便说：“片中的滑冰戏份需要你亲自完成，不安排替身，所以你必须学会滑冰。”王润身问：“有多少时间练习？”导演答：“一个月。”王润身又问：“滑冰难学吗？”导演只是笑笑说：“你试试看吧。”那时王润身已三十四岁，从年龄上说已非学习滑冰的最佳时期，但既然剧情需要，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练出个样子来。当时摄制组驻扎在丹东浪头机场，机场内设有滑冰场。恰巧长影演员杨光也在剧组中，饰演飞行员的爱人护士长，她滑冰技术很好，便主动提出教王润身。王润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独自到冰场偷偷练习；杨光发现后，也赶到冰场，手把手地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耐心指导。刚开始练习时，王润身刚滑几步就摔倒在地，但他一次次爬起来，身上沾满了冰雪。那时正值十冬腊月，东北天气严寒，经过十几天的苦练，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大腿和臀部也因反复摔跤而疼痛难忍，甚至肿得不敢触碰。开拍前，导演来检查进度，问王润身：“滑得怎么样了？”王润身回答：“您看看吧。”说罢便滑了几圈。导演高兴地说：“不错，已经有那么点意思了，可以过关了。”随后便正式投入拍摄。影片完成后，由空军最高首长刘亚楼审查，刘亚楼司令员对影片表示赞赏，导演十分欣慰。他特意找到王润身说：“首长对影片评价很高，对你的表演也很满意。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以后还要继续努力。” 同年，王润身又接连参演了王冰导演执导的另一部作品《战上海》。该片反映了一九四七年我军解放上海时，在苏州河沿岸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激烈战斗。王润身在片中扮演老班长赵永生。拍摄时正值七月酷暑，上海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路上行人只穿短裤、打着阳伞仍汗流浃背，而演员们却需要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手持真枪实弹进行拍摄。摄制组在苏州河一带布置战场，封锁交通、戒严行人，敌我双方数百名人员展开真刀真枪的巷战拍摄。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冲锋陷阵的镜头反复拍摄，每次拍完，汗水都将衣服彻底浸透。王润身后来回忆说：“我演的是班长，每次冲锋都必须冲在最前面，一冲就是几十米。敌人的枪弹扫射过来，我要率先倒下，所以折腾得最厉害的就是我。但我没有丝毫怨言，一遍又一遍，从不厌烦。连续拍了四天，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有一天，一对老年夫妇提着两个大西瓜来到摄制组，说道：“我们就住在旁边那栋楼的三楼，天天看你们拍戏。以前总以为演员工作很轻松，这几天看你们实在太辛苦了。要不是为了再现当年解放上海的战斗场景，谁愿意受这份罪呢！我们没什么能帮忙的，买两个西瓜给你们解解暑吧。”王润身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仍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拍戏的艰辛打动了这对老年夫妇，而他们的善意也同样深深感动了我们。” 影片拍摄完成后，经过剪辑送审。当年指挥上海战役的陈毅元帅审看了影片，认为整体拍得不错，但也提出了意见。据王润身回忆：“当时导演王冰送审回来，向摄制组传达了陈毅元帅的审查意见。大意是：影片虽然表现了解放上海的艰苦，但战争场面过于残酷——画面中尸体堆积、血水染红苏州河的河水，容易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刺激，这样谁还敢送儿子参军？如今修正主义正在鼓吹‘战争残酷论’，你们这样表现战争，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例证。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做些修改。”据悉，根据相关审查意见，影片后来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修改过程中，王润身的戏份被大量删减，原本他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成为战斗英雄的结局，被改为没有牺牲、最终英姿飒爽地归来与母亲胡朋团聚。王润身对此表示：“原来我在戏里战死了，后面的剧情也就没有了。战场拼杀的戏被大量删减后，又补拍了一场新戏——从战场回来与母亲胡朋相见。这倒也算是件好事：我没死，活下来了。只不过，之前那四天的苦算是白受了。”
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就像“头三脚难踢”一样。对于王润身而言，他的起步可谓一脚比一脚更为出色，这与他自幼学习艺术并长期从事舞台表演的经历密不可分。在接连参与三部电影的拍摄之后，他不仅个人信心大增，外界对他的评价也日益提升。就在刚刚完成《战上海》的摄制工作后，导演刘沛然已经开始筹备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60年的重点影片《林海雪原》。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自1957年问世以来，便在广大读者中引发了热烈反响，据说在短短九个月内就售出了五十万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书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也随之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王润身读完小说后，心中不禁萌生一个念头：若是能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并由自己来扮演杨子荣这一角色，那该是多么过瘾的一件事。当他得知刘沛然导演正计划将这部作品拍成电影时，便悄悄关注着导演的一举一动。而那时，刘沛然导演正因为挑选饰演杨子荣的合适演员而费尽心思。当时，全国各地的多种戏剧形式——包括话剧、评剧、京剧乃至曲艺——都在纷纷上演《智取威虎山》。刘沛然导演并未多言，而是带着王润身去观看了各个剧种的演出。在观摩了不同舞台上的多个杨子荣形象之后，导演才向王润身发问：“你觉得哪一个杨子荣演得最好？”王润身坦诚地分享了连日观戏的感受：“我感觉这些杨子荣似乎都缺少了一点什么。”导演追问：“这话怎么讲？”王润身解释道：“我们已经听过曲波同志的数次报告，如果仅仅把人物塑造成胆大心细、群众关系好、天不怕地不怕、乐观朴实的老侦察员，当然可以，但这样似乎与小说的整体风格有些不尽统一。”导演继续问道：“那你打算如何演绎呢？”王润身回答：“我认为可以在这个人物身上悄然增添一抹中国武侠的色彩。如果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能带有些许武侠风味，这个角色一定会更加丰满立体。”导演认真地看向他：“如果是你来演这个人物，你会怎么做？”王润身按捺住内心的欣喜，平静地说道：“我倒确实具备一些条件：小时候读过不少武侠小说，也学过武术，还会跳舞，加上在戏剧舞台上扮演过多种角色，演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像画家手中握着笔，面对景物，心里想画什么，手自然就能画出来。”导演见王润身如此自信，便说道：“那么这样吧：你先准备两段戏——一段是舌战群匪，另一段是进山献图。”于是，王润身找到化妆师试了造型，花了两天时间准备这两场戏，随后主动寻到刘沛然导演，将自己准备好的表演呈现给他。导演观看后十分满意，当即拍板决定：“就这么演！杨子荣就是你了！”就这样，经过导演的多轮筛选，王润身最终接下了在《林海雪原》中饰演杨子荣的重任。影片的故事背景原本设定在小兴安岭的牡丹江地区，最初也计划在当地选取外景。然而，当时吉林通化军分区对这部影片的拍摄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极力邀请摄制组前往通化进行拍摄。盛情难却之下，摄制组来到了通化，被安排在军分区附近一座靠近山林的小招待所住下，并在长白山的深山老林中选定了一处外景地。那时正值东北最严寒的季节，气温常常低至零下三十到四十度。门外便是没膝深的积雪，每天需要步行数公里才能到达拍摄地点。无论是追剿土匪、雪地行军，还是与当地百姓的互动戏份，都在山林之中进行。可以说，每天的拍摄工作几乎都是在雪地中艰难跋涉完成的。拍戏时，一个镜头往往要反复多次，人在深厚的雪地里来回走几趟，就会累得双腿难以迈步。加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伙食条件相当艰苦，摄制组在一个工人用餐的大棚子里吃饭，尽管当地军分区给予了多方照顾，但营养仍然跟不上。那种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王润身后来回忆道：“那年冬天，东北的雪下得特别大，头一天走过的路，第二天就被大雪完全覆盖，进山时常常迷失方向。有一次我因为化妆耽误了时间，独自一人进山，自以为走对了方向，结果走了半天也没见到拍摄景地。我不顾沟壑纵横，低头继续向前，却被一位伐木工人大声喝止，他严厉地训斥我：‘你不要命啦？’我不解地问：‘怎么了？’工人用嘴朝前方一片林子努了努，说道：‘你没看见吗？前面立着牌子：行人止步，前面危险。那里的石头都是风化石，松散得很。一脚踩空，掉进万丈深渊，必定粉身碎骨！前不久，这里还死过人呢。’”王润身吓得连忙停住脚步，心中更觉一阵寒意。后来，这位工人将他安全送到了拍摄景地，才避免了一场意外。摄制组在长白山密林深处连续拍摄了一百多天，直到北京街头的树木都已长出嫩绿的新叶，大家才终于返回北京。内景拍摄阶段正值七八月份，此时的北京酷热难当。摄制组在长白山经历了数月的严寒考验，现在又要忍受炎热的煎熬。许多戏份都需要穿着厚重的冬装进行，一动就是满身大汗。王润身咬牙坚持着，好在拍完后还能冲个冷水澡，相比山区的条件总算好了不少。看来，做演员既要能忍受严寒，也得能承受酷热才行。王润身依照自己的设想，牢牢把握住导演设定的基调，克服了寒冷与炎热等种种困难，认真对待每一个镜头的拍摄。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润身成功地将我军侦察英雄杨子荣的飒爽英姿、胆大心细、临危不乱、威武不屈以及豪侠仗义的非凡气质，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上映后，受到了全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使得“王润身”这个名字一时间光芒四射，为人所熟知，他也由此跻身于明星的行列。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将王润身与王晓棠、王心刚并称为“三王”，王润身的事业至此达到了一个高峰。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炎筹备拍摄《独立大队》时，曾邀请王润身饰演片中那位从“天、地、人”三不管的绿林好汉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的马龙一角。而与此同时，八一厂的严济洲导演正在为《野火春风斗古城》物色合适人选，随即力邀王润身加盟，请他扮演片中那位原为伪治安军团长、后来被我方争取、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的关敬陶。这是王润身塑造的第五个银幕形象。当我请他谈谈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时，王润身首先连连感叹：“遗憾，真是遗憾。”我问道：“怎么回事呢？”他向我介绍了片中最后一场戏自己未能准确把握的经过。他说：“那场戏是年三十晚上，夫妻二人在屋里喝酒，这时有人敲门，从门缝塞进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共产党送来的。信的内容是劝我多做好事，不要帮助敌人，并祝新年快乐。我当时表现得过于惊慌，缺乏人物应有的自持，可以说那一刻演的不是关敬陶，而是我本人王润身。看完标准拷贝后，我深感后悔，但那时已无法修改重拍，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这真是让人遗憾终生啊。”王润身的这番话，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位老演员对自身艺术的严格要求。不过，瑕不掩瑜，一处表演的微小失当，对于整部影片的整体效果影响并不大。《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国六十年代一部优秀的军事题材影片，王晓棠在片中一人分饰金环和银环姐妹两角。她将姐姐金环演绎得如同“写意水墨画”般洒脱传神，而将妹妹银环刻画得似“工笔画”一样细腻精致，姐妹二人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具备的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都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影片也因此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誉。
在成功完成了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拍摄工作之后，演员王润身的艺术事业与社会声望正处于稳步上升的阶段。然而，就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降临到了他的生活中：他被迫离开熟悉的电影工作环境，返回自己的原籍所在地——河北省雄县昝岗镇。这一转折，恰好应验了早年算命先生对他命运轨迹的预测，使他的人生从此步入了一个如同马鞍形状般的漫长低谷时期。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持续的岁月里，王润身始终未曾离开昝岗镇，他远离了曾经聚焦的舞台与镜头，在这片乡土之间默默生活。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处境也带来了一丝意外的平静：由于脱离了公众视野，他并未因“电影明星”的身份而遭到揪斗或批判，也没有人指责他“为文艺黑线卖力”，更未被扣上“文艺黑干将”之类的政治帽子。尽管如此，他的日常生活依然充满了艰辛，在安静却劳累的漫长时光中默默度过。直到十多年过去，当王润身再次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田华、王晓棠以及王心刚等人重逢聚首时，他心中不禁涌起万千感慨。面对旧友，田华和王晓棠也深有感触地表示：“这些年来，我们同样经历了种种波折与动荡，谁也没有机会真正投身于电影的拍摄工作。”这番对话，透露出一个时代背景下艺术工作者共同的无奈与沧桑。
长春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一部反映陕北民间艺人生活的故事片《北斗》（上下集），该片导演周予早年曾在华北军区文工团担任戏剧队长，期间与王润身有过共事经历，深知王润身早年曾有过说书艺人的背景。经过多方打听与寻找，1978年4月，周予终于在远离城市的昝岗镇找到了已息影十多年的王润身，并邀请他在片中饰演两个重要角色：一个是本性老实、后因地主逼迫而精神失常的农民喇叭匠申多余，另一个则是以说书作为掩护的刘志丹秘密交通员、盲人安兆祥。王润身接到邀请后喜出望外，当即整理行装，随周予前往北京，并与该片编剧胡苏见面。周予和胡苏妥善安排了王的住宿，嘱咐他仔细研读剧本及相关背景资料，经过一个月的休整与准备后，王润身正式抵达长春电影制片厂报到。昔日的老朋友们听说长影再次邀请他参与电影拍摄，都由衷地为他高兴，纷纷叮嘱道：“这次机会来之不易，你一定要格外珍惜，必须全力以赴，把角色演好，争取借此重返电影界。”王润身暗自下定决心，绝不辜负导演和友人们的殷切期望，务必以最好的状态完成表演。他仔细阅读剧本后认为，饰演农民说唱艺人这一角色，无论是从外在的化妆造型，还是内在的人物气质，对自己而言都不成问题，无需过多准备；然而剧中人物需要表演的“陕北说书”（一种特定曲艺形式），与他所熟悉的另一种曲艺“西河大鼓”在风格和技巧上存在明显差异。导演周予自然也清楚这一点，特意安排王润身前往陕西，向当地著名的“陕北说书”盲艺人韩起祥拜师学艺。王润身抵达延安后寻至韩起祥家中，进门便先哼唱了几句西河大鼓，以此表达拜师学习的诚意：“俺本是西河大鼓一艺人，为学‘陕北说书’走进韩家门，学书为了拍电影，不学出味来不能回长春。但请老师多指教，学生王润身这厢有礼了……”言罢恭敬行礼。韩老师听罢立即高声回应：“打住，打住。”随即也即兴哼唱了几句“陕北说书”作为答和：“同行见面莫客气，有事请您说仔细。学书学唱都容易，请坐唱茶慢慢提……”并连声招呼：“请坐，请坐！”原来二人皆是曲艺行内人，彼此之间顿生亲切之感。王润身详细说明来意后，韩老师热情表示必将倾囊相授。在陕西为期一个月的学习期间，韩老师悉心指导，王润身不仅迅速掌握了“陕北说书”的独特韵味与唱腔技巧，还对陕北地区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学成之后，王润身谢别恩师，胸有成竹地返回长春。经过进一步准备，他随摄制组奔赴陕西外景地，投入紧张的外景拍摄工作。尽管已远离摄影棚十多年，但王润身的一举一动依然自然流露出农民特有的质朴气质。他所扮演的老一代农民申多余，在旧社会的深重苦难中绝望挣扎，满腔冤屈无处申诉，导致精神恍惚、喜怒无常，在痛苦无法自拔之际仰天质问：“老天爷，要到多咱才能有穷苦人的好日月呀……”而他所饰演的安兆祥，则身背三弦云游四方，以说书为掩护宣传红军，言行间充满诙谐幽默；当他的真实身份被军阀甘文戎识破并中枪倒地时，仍乐观地弹起三弦，说唱起歌颂刘志丹的鼓词。两个角色都被他演绎得鲜活而生动，尤其是对刘志丹地下交通员安兆祥的形象刻画，得到了广泛认可。该片由黄中秋和李元华分别担任男女主角，由于影片在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各方面整体达到了较高水准，荣获了当年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这部电影的成功，为王润身重返电影界铺平了道路。1979年10月，王润身正式调入长影演员剧团，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80年，他再次在苏里导演的作品《春眠不觉晓》中饰演了农垦局副局长刘广厚一角，随后又在王亚彪导演的《明天回答你》中出演角色。连续参与多部电影的拍摄，使王润身迅速从事业低谷中走出，重新找回了作为演员的创作感觉，其表演也越发从容流畅。此后，长影决定将一篇描写某生产队在划分作业组时五名党员全部遭到冷落的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改编成电影，导演张辉特邀王润身饰演片中的前任党支书、现任党小组长梁财。有人听说王润身要饰演一个落伍且不受群众欢迎的老党员，好心提醒他：“这个角色你可要慎重考虑，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当时，不少人对这部涉及“尖端”题材的影片都心存顾虑。王润身仔细斟酌后认为，这个人物本质并不坏，既然导演敢于拍摄，他便爽快接受了邀请。演职人员集中后，摄制组前往吉林省桦甸市一个名为苏密沟的山乡进行拍摄，王润身与饰演现任党支书的杜德夫等四人同住在老乡家的火炕上。电影尚未开拍，王润身便注意到杜德夫走路时身体不时摇晃、方向不稳，便关切询问：“你走路好像有点偏，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杜德夫并未在意，还说道：“我是老东影人，这次要为长影拍完最后一部戏。”然而刚开拍一两个镜头——王润身与杜德夫在捡粪路上相遇的戏份后，杜德夫自觉状态不佳，私下对王润身坦言：“我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了，你们继续努力吧。”不久后，杜德夫突然晕倒，紧急送医抢救后不幸离世。摄制组不得不临时更换演员，可谓出师不利。在后续的拍摄中，王润身的表演逐渐得心应手，无论是挥镐抡锹、刨粪担水，还是言谈举止，都与东北农民形象极其贴合。他将梁财这个曾经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如今生活安逸后只想当“社会主义老太爷”的心态演绎得淋漓尽致，生动表现出角色对工作和群众漠不关心的态度，准确把握了人物气质与剧情基调。然而接下来的拍摄过程依然“故事”不断：某日摄制组前往距离驻地十余公里外的村庄拍戏，收工时已近深夜，全组人员乘坐一辆大型空调车返回驻地，途中众人昏昏欲睡，突然感到车身翻转——原来车辆不慎滑入路旁沟中。大家纷纷从车窗爬出，所幸无人受伤。众人试图将车推回路面，努力一两个小时仍无济于事，后来有人提议到附近林场借来一台“爬山虎”拖拉机，才终于将车辆从沟中拖出，此时天色已近黎明。无独有偶，另一次因发电车司机饮酒过量，返程途中再次将车开入沟内。王润身等演员刚回到驻地尚未卸妆，便不顾疲惫立即赶回事发地点帮忙推车，又耗费两小时才处理完毕。在拍摄生产队召开大会划分作业组的大型群众场面时，屋内挤满了群众演员，屋檐下悬挂着一串串干苞米和红辣椒；正当王润身饰演的梁财准备发言时，一大串干苞米突然坠落，砸中一名群众演员的头部，幸好未造成严重伤害，但现场一度陷入慌乱。平静下来后，剧组重新拍摄梁财发言的镜头。正是在这场分组会议上，梁财与其他四名党员全部遭到群众冷落，这一打击使他从惊愕与尴尬中逐渐觉醒，重新振作起来；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主动与年轻人比赛刨粪，关心群众生活，主动让水送肥，以实际行动重新赢得群众信任，恢复了党员应有的形象。影片有力地反映出农村工作中端正与恢复党风的必要性，同时也证明我们党有能力克服自身缺点，带领群众继续前进。王润身所塑造的梁财这一艺术形象，堪称他重返影坛后最具光彩的代表作。他之所以能成功刻画这一角色，既得益于多年艺术实践积累的深厚功底，也与他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许多农活他无需临时学习，操作起来便与普通农民无异，因此他的表演格外质朴真实，富有感染力。导演张辉因长期深入东北农村生活，熟悉当地各类人物形象，使得影片呈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观众仿佛能触摸到北国雪天的寒意，闻到黑土地的芬芳，甚至感受到关东烟的辛辣味道。影片拍得真实生动，观赏性极强。由于该片触及了当时极为尖锐的社会问题，有人担心影片会引发争议，据说甚至有人准备撰写批判文章。然而影片尚未送审，便已引起文化部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胡乔木在长春审看该片后，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肯定，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可以作为整党教材”，“应在全国农村放映”。他还亲自致信导演张辉，对影片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影片经修改后在全国公映，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文汇报》、《大众电影》等报刊纷纷组织座谈会，并以大量篇幅刊登评介文章。1984年，该片接连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以及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同年的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当王润身激动地上台接过奖杯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友在台下高声为他欢呼：“王润身，把奖杯举高点！”王润身在重返影坛后的短短五年内，凭借自身的切实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上了新的艺术高峰，这实属难能可贵，可谓厚积薄发、宝刀未老。这或许可被视为王润身命运轨迹中马鞍型曲线的后一个高峰。
在成功出演《不该发生的故事》之后，王润身的演艺事业迎来了显著的转折，其个人声望与市场价值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片约络绎不绝。他相继在《瓜熟蒂落》《我不是猎人》《点燃朝霞的人》《舞狮人传奇》《男性公民》《鞘中之剑》《黑太阳731》等多部影片中塑造了各具特色的角色，展现了宽广的戏路。在电影拍摄领域，王润身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可谓片约不断、忙碌非常。然而，与他事业上的红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却显得颇为孤寂。他长期独自居住在一间条件简单的单身宿舍里，日常生活存在诸多不便之处。这一时期，一些曾经与他共事过的女同事在得知他的状况后，纷纷通过书信与他联系。她们在信中告知王润身，自己或已离异，或已丧偶，并表达了愿意与他共同度过晚年生活的意愿。但王润身考虑到自己当时的工作与生活根基已在长春确立，认为只能在长春安顿下来，因此对于外地朋友的好意，他都以温和而坚定的态度一一婉言谢绝了。恰逢当时有一个湖北的戏剧团体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进行拍摄工作，身边有人尝试将剧团中的某位女士介绍给王润身，他经过斟酌后也未予考虑。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润身应邀为导演尹一青的剧组客串拍摄几个镜头。正是在这个剧组里，他结识了当时带着小孙女在组内参与拍摄工作的长影厂一位女医生。通过日常的接触与交谈，这位女医生逐渐了解了王润身过往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当前独居的处境，内心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她随即联想到自己过去的一位女邻居，当时也正单身生活。于是，她热心地在中间牵线搭桥。这位女邻居是哈尔滨人，外貌白皙丰腴，仪态端庄富态，为人漂亮且大方，虽然年龄已超过五十岁，但风韵与气质依然出众。王润身在与她见面后，几乎立刻便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可谓一见钟情。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与了解，感情迅速升温，最终于1980年4月决定结婚。他们采取了旅行结婚的方式，一同回到女方的家乡哈尔滨，并邀请了她的兄弟姐妹等一众家人，举办了一场简单而热闹的家庭聚会。命运的巧妙安排，就这样将两位原本天各一方的陌生人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那么，这位女士究竟是谁呢？她便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剧场的广播员王苹。当时，王苹51岁，王润身57岁。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岁月里，两人相互扶持，彼此体贴，共同经营了一段美满和谐的婚姻生活。如今，王润身依然精神矍铄，身体也十分硬朗。王苹虽然年逾古稀，但她的容貌与精神状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岁。王润身性格偏于内向，平日话语不多；而王苹则热情开朗，处事灵活且考虑周全。两人在性格上恰好互补，相处起来相得益彰。他们居住在一套约一百平方米的住房里，室内环境收拾得整洁干净，布置得颇为高雅。王润身因为演艺工作需要，时常外出拍戏或拍摄广告，家中事务几乎无暇过问。王苹则主动承担起主持家政的责任，无论是家庭内部琐事还是对外的社交往来，她都处理得井然有序，妥帖得当。我曾半开玩笑地问王润身：“您拥有这样一位贤惠能干的伴侣，内心有何感想？”王润身听后高兴得一时语塞，不知如何用言语确切表达，只是微笑着感慨道：“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吧。”周围不知情的人们常常误以为他们是一对结发多年的原配夫妻，并纷纷送上祝福，祝愿二人能够白头偕老，携手共度百年人生。 然而，生命总有终点。2007年，王润身曾因股骨头摔碎而住院接受治疗。就在治疗进展顺利、即将康复出院之际，他的病情忽然出现反复，连续三次突发高烧，最终因心脏功能衰竭，不幸于当年9月27日晚间19时30分在长春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