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

1926年5月4日，地处辽海之滨的辽宁省辽中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响亮的啼哭声，一个叫邹魁升的农民家里又添了一个男婴。对于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邹家来说，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邹家又添新丁，忧的是邹魁升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第五个孩子的到来，给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生活又增加了一张吃饭的嘴巴。但朴实厚道的邹魁升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儿子，日后竟然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人——他就是王珏教授。邹魁升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取了一个有分量的名字——邹绍臣。童年时代的邹绍臣记忆最深的事情，一是下田帮父亲和哥嫂干农活；二是一到下雨天，家里的房屋就漏雨，他便拿着脸盆帮父亲和哥嫂接雨。邹魁升虽然识字不多，但他深知读书对于改变命运的用处，于是，他便把家族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省吃俭用把邹绍臣送进私塾读书。看到父亲让大哥去二姐家里的杂货店做店员，让二哥和两个嫂子种地，却让自己去上学，小绍臣十分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在私塾里，他学习十分用功，三年之后进小学和高中读书，后来便考取了辽中县国民高等学校。当时的辽中县被日本侵占，因而学校也是伪满州国开办的。学校对中国学生实行奴化教育，每天早晨早操前，学生都要集体学念日本“天昭大臣”的昭书。学校里有三个日本教员。其中一个教体育的教员是日本退伍兵，对待学生十分凶恶，经常肆意打罚同学，动则用日本战刀的刀背砍学生的肩部。有一次在体育课上，这个日本人又用战刀砍学生，邹绍臣便领头发动同学罢课。最后学校追究下来，要定他一个“反满抗日”的罪名。多亏了一个中国翻译给讲情，才罚他在供奉日本“天昭大臣”昭书的房门前罚站。从早晨上课，直到晚上放学，整整站了8个小时。这个处罚还算是轻的，否则就要被抓到日本去做劳工了。这件事情在少年邹绍臣的心目中埋下了屈辱、悲愤和仇恨的种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行经充满刻骨仇恨的邹绍臣，此时的心情无比激动，他很快便联络了几名同学组建了辽中县青年同盟会，并被推举为干事。青年同盟会很快就发展到100多人。邹绍臣和会长裴恩凯带领青年同盟会接管了日本人的一个名为兴农合作社的单位，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油印机自已刻蜡版，办了一份名为《早辉》的小报。他们先后迎接苏联红军和八路军进城，并与部队的政治部取得联系，把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政治部提供的国内外信息刊登在小报上，使《早辉》成为了商户和市民爱看的进步刊物。这段时间，每天一大早，邹绍臣就和会员们一起把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精神和苏联红军援助解放东北内容的小报发到商户和市民的手里。8月底，苏联红军和八路军退出县城，党的地方组织接管了辽中县城，青年同盟会很快与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的辽中县委书记李正亭（解放后任中纪委副书记）送给邹绍臣两本书，一本毛主席的《整顿三风》，一本是朱德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不久，青年同盟会会长裴恩凯被调到辽中县中苏友好协会工作，邹绍臣和一个叫杨彬的同志负责组建辽中县军政干部训练班，杨彬任指导员，邹绍臣任队长。邹绍臣发动辽中国高中学进步学生和社会进步青年150多人参加了训练班。这期间，由杨彬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一个月之后，县委开始在培训班的基础上组建农村工作团，分四批下派到辽中县农村开展组建农会和减租减息运动。邹绍臣和杨彬作为第四批农村工作团到第一区开展工作。一区任务完成后，杨彬到五区工作；邹绍臣到六区工作，任工委书记（即区委书记）。这时，东北地区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开始对党的地方政权疯狂袭击。邹绍臣的入党介绍人——六区书记杨彬被土匪包围后杀害，敌人残忍地用砸刀砸下杨彬的头颅，挂在街头示众。斗争越来越残酷，但邹绍臣并没有退缩，而是提高了警惕。一天傍晚，群众举报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很像土匪。邹绍臣摸清情况后先不声张，然后带领几名队员在凌晨4点直扑土匪住处，他们把门一脚踹开，土匪还在睡梦中就被抓获了。经审问，此人正是前来刺探情报的，准备天亮回去引敌人来包围五区。形势越来越严峻，时过不久，国民党的新六军又开始对辽中进行清剿。这时，县委要求各个区组成武工队，然后和县大队一起向辽阳地区转移。成立武工队后，邹绍臣便和大家一起在辽南地区的辽阳、海城、鞍山等山区打游击。这时，考虑到家人的安全，他就把名字改为了王珏。他只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王”和“珏”两个字加在一起有三个“王”，另外，“珏”字的意义非常好，是洁白无暇的玉。打游击期间，王珏利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了当地一个姓张的土匪头子，这个土匪头在王珏的教育下，为武工队提供了很多方便。王珏带领部队撤退时，这个姓张的土匪头送给王珏一匹走马（是一种很稳的战马），一把盒子枪，一双靴子。王珏带部队撤至辽阳的盖县山区，继续打游击，一直打到1946年的5月。这段时间，王珏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他带领几个队员下山买粮，正在家民家里吃饭，忽然一发炮弹就打在他的面眼。原来是远处的国民党的部队，漫无目标地用日本的“60炮”打了一发炮弹。第二次是王珏带领武工队员下山买粮后与县大队失散，他带着大家跑了一整夜才在海城的一个叫山岔子的村庄与县大队汇合。这时，一股国民党部队也来到这个村，武工队便在这里与敌人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国民党军越来越多，武工队不断减员，到了1946年5月，王珏的队伍只剩下12个人了。根据形式需要，辽南地委决定把他们介绍辽东省委。就这样，王珏扛着一挺歪把子轻机枪带领武工队员，经过半个月的徒步跋涉才找到辽东省委。1946年6月，王珏被辽东省委分配到邻江县任第九区区长，两年后，任县委宣传部长。在任宣传部长期间，王珏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解放军掀起了土改运动，运动由东北开始，王珏负责邻江县九区的土改工作。由于土改比较成功，成为了全县的典型，因而被选送到全县土改座谈会上介绍土改的经验。在座谈会上，王珏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王珏回忆说，那天，陈云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很瘦，但精神。王珏介绍完经验后，陈云同志很和气的问了他土改的一些具体情况。王珏所在的九区的土改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功呢？原来，早在青年同盟会时期，王珏就受到了经济学启蒙。当时的青年同盟会的会长裴恩凯是伪满州国建国大学的学生，与当时地下党有着密切的联系。裴送了他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雇用劳动与资本》，读了这两本书后，王珏很受启发，从那时起，他就树立了一个信念：一定要站在穷人的一边，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战斗，为劳苦大众的幸福而耕耘。土改一开始，王珏就深入到农民家中调查研究，倾听农民的真实意见，并给农民讲清党的土改政策。然后再综合分析，最后再实施土改。结果是农民高兴、群众满意、领导赞扬，被推选为典型。王珏对陈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这次见面更坚定了他学习经济学理论的信心。当时，上级发放的学习材料《干部必读》是由马恩列斯著作中选出的，共有12本。当宣传部长期间，王珏把这12本书全部通读了，因此对马列主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时，东北最早出版发行了《资本论》，王珏在去省委开会时买了一部，还珍藏着。由于没有辅导，当时他只读懂了第一卷，二、三卷有些地方还读不懂。转眼间到了1950年6月，经组织上推荐王珏考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在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王珏选学了他喜爱的经济学。恰好《资本论》的翻译者郭大力先生正在马列学院任教，是马列学院的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在这里见到郭大力，王珏异常兴奋，因为他此前读过《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完全读懂。却能跟随郭大力学习，他感到机会难得，同时也兴趣倍增。郭大力的讲解十分易懂，王珏一边听课，一边认真学习研读，终于将《资本论》中的难题解决了，终于通读了《资本论》。1954年1月，王珏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从此，他便开始他的经济学研究与探索之路……王珏留校在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经济学教研室工作时，苏联著名的《资本论》专家左托夫正在中央马列学院主讲《资本论》。王珏为左托夫当助教，另外一名叫吴振坤的同志给左托夫当课堂翻译（后来也成为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研究专家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当时，左托夫主讲，吴振坤作课堂翻译，王珏主要是辅导学员学习，帮助学员解决具体问题。这种工作一直持续了两年。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左托夫回国。王珏就开始给学员讲《资本论》了。给学员讲《资本论》本身对自己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王珏边备课边讲解，同时更加深了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全国又开始“大跃进”、“大炼钢铁”，中央党校便停课不招生了。教员就下放到各地挂职锻炼。王珏被下放到上海锅炉厂任党委副书记。到了1959年，中央党校恢复招生，王珏又被抽回中央党校重新开讲经济学。从1954年留校任教开始，直到1964年受到无端的批判，王珏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他用了十年精力，精心研读《资本论》，写出了90万字的《资本论解读本》，作为教材在校内印发学员，成为国内最初解读《资本论》的教材。“文革”结束后，王珏把《资本论解读本》加以整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重读资本论》。《重读资本论》出版后，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深受广大学员的喜爱。该套书籍的出版，为国人学习《资本论》这本深奥的著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化读本。几十年来，王珏教授一直没有停止对《资本论》的继续研究。他说，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要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不是把它搞清楚就算了，而是应用它的原理研究和解决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不可能也不会准确地预见到当今世界乃至中国的具体情况。只有与时俱进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一提起“文革”，我们已习惯称之为“十年文革”。然而对于王珏来说，他所经历的“文革”却是12年。王珏的“12年文革”主要是祸起他的《资本论解读本》。王珏的《资本论解读本》1964年初就受到了批判。当时，正在批判原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王珏是株连对象。杨献珍的罪名是用“合二而一”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思想。给王珏逻织的罪名是用《资本论》抵制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犯了严重错误。最让王珏心痛的是，刚刚印刷的《资本论解读本》教材只有少数发到了学员手中，其余大部分都在这次批判中被送到了印刷厂销毁做了纸浆。批判之后，王珏被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1966年下半年，“文革”全面爆发。王珏又被从京郊农村“请”回了中央党校，接受“抢救”。谈话的人对他说：“你的问题很严重，现在要对你进行抢救，否则，你的问题就由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了。”造反派给他定了三条罪状：一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二是走白专道路，三是散布修正主义观点。把他关在党校西侧的办公室内反醒，要他写检讨，交代自己的问题。门口有人看守，出门必须请假。对于这种横加在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王珏一直不服气。造反派说他是“一本书主义”，他反驳说：“你们错了，《资本论》是三本书，不是一本书”。在一次批判会上，面对造反派对他的批判，王珏气得站起来把笔一摔说：“真没想到，马克思与毛主席之间还有阶级斗争！”1969年8月，王珏又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县“五七”干校劳动。1974年，中央开办了一个工农中委（即中央委员）读书班，主要培训工人、农民阶别的中央委员。王珏被抽回中央党校做辅导员，直至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党校复校。王珏的夫人宋志兰也一直在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工作，她对丈夫坚持真理的精神十分钦佩。宋志兰生前说：“我一直支持他（王珏）的观点，我当时也给学员讲《资本论》，我认为老王的观点没有错”！宋志兰与王珏是在抗战时期结为伉丽的，王珏任区委书记时，宋志兰是区委副书记，他们是一见钟情，是地地道道的患难夫妻。谈起自己的夫人，王钰十分庆幸地说，他这一生，只所以不怕批判，一是他个人的秉性使然，另一个原因就是夫人一直与他共甘苦、共患难，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理论观点和事业。2012年5月3日，王珏的夫人宋志兰因病辞世，享年83岁。夫人宋志兰走了，期颐将至的王珏仍在人生道路上不懈地求索着。如今，王珏先生虽然听力和视力都下降非常厉害，但是听力和视力的下降都未能阻止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思考与求索。在经济学界，有一种“王珏现象”，这就是，王珏的经济学观点和理论，一般要等三至五年后才被认可。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王珏是一个观点超前的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六十余年来，他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的理论品质，以科学、严谨、求真的态度，使马克思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中国话语建构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王珏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有一个三段式结构：一是吃透原著；二是深入调研；三是独立思考。在这三段式结构的基础上，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因此就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马克思理论的支撑；二是观点超前；三是经得起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王珏教授的观点之所以超前，并且有些观点能反映在中央的重大决策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起来，使他的观点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实际要求。王珏教授说，他的经济学理论观点都是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作为后盾，与中国当前的改革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受到启发，然后经过独立思考，在思想上形成一套符合逻辑的观点，再反复思考，自己先想清楚了，才出去讲；先在党校校内讲，再到校外讲，讲完之后看大家的反映怎么样，多数人认同之后，再把它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这样一个理论观点才最后形成了。对于自己的观点，王钰教授自始自终都完全负责，不错的永远坚持，错了也大胆地承认并及时改正；不讲假话、空话，讲真话、实话；不怕站在少数人的队伍里。1994年，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南海的一个座谈会，讨论“十五计划”及改革发展方向的问题。在会上，王珏教授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要“抓大放小”的观点。当时，江泽民同志说：“王珏同志，你提出的这个意见很重要，但这个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这个观点，还有许多不同意见。”1995年，中央就支持并推行了“抓大放小”。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前，理论界有一场“要素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当时，持“要素价值论”观点的占多数，王珏是持“劳动价值论”观点的少数。但，王珏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贡献是“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的基础理论，论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是否定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最后，中央支持和肯定了“劳动价值论”观点。有一个时期，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质疑的错误思潮，对此，王珏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观点，并专门发表了《坚持现代企业的改革方向不能改变》的理论文章，对否定改革和不要改革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六十余年来，王珏在市场经济、生产力经济、乡镇经济、区域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已出版和发表的著作约1300万字。代表性著作有《重读资本论》、《论现代公有制》、《中国的繁荣需要现代企业制度》、《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纲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丛书》等。自从事经济研究和教学六十余来，王珏有十大理论观点引起了经济学界和中央高层的关注，这十大观点分别是：1、宏观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尊重价值规律，按价值规律办事（1978年）；2、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经济（1980年）；3、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和它的具体形式应区别开来（1984年）；4、社会主义应使无产者变为有产者、投资者（1986年）；5、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应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1987年）；6、社会主义应建立财产劳动者个人所有与社会占有相统一的社会公有制（1994年）；7、国有企业改革要依靠工人阶级，培养利益主题（1997年）；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民有经济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1998）；9、国有企业改革应“抓大放小”（1994年）；10、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形式的发展过程可能是国有、民有、劳动者个人所有（1999年）。做学问求真务实，敢于说不；做人则生性豁达，淡泊名利。这是王珏教授一直到90多岁高龄仍容光焕发的重要原因。1988年，王珏随中国经济学家考察团去美国，在美国的一个华人金店里买了一枚金戒指，戴在手上，后来有人就此批评他说：“这哪里像党校的教授，分明像香港的教授”。对此，王珏一笑了之。他仍然戴着那枚金戒指。王珏对笔者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工人阶级既是劳动者也应是财产所有者。”王珏对自己一生的自我评价是：前半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后半生则是为共同富裕而耕耘。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91岁高龄的王珏向中央组织部缴纳了2万元的特殊党费，并起草了一份近2000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言书。2018年5月4日，迎来王珏教授的92岁寿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向中央党校一次性捐助10万元扶贫基金。自1950年7月到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之后留校任教，王珏先后担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央党校特级教授，中央党校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本应60岁正式离休的王珏，在历任校领导的极力挽留下，一直工作到85岁高龄才正式离休。2010年8月，王珏因听力和视力严重下降，向中央党校校委提交了离休申请报告，2011年3月组织上批准了王珏的申请。2013年3月1日，为了感谢王珏教授六十年来所作的贡献，中共中央党校为他颁发了“为中央党校贡献六十年荣誉奖”证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王珏教授用中国话语重写《资本论》，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语言所写的八卷本经济学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丛书》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对于我们完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艰巨任务将会有所启示。中国能有一万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无所畏惧地从国内外实际出发加以实践的人，科学社会主义就等于实现了95%。——这是写在王珏教授八卷本经济学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丛书》封面上的一段话。“无所畏惧”四个字用在王珏教授身上，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他的经济学研究风格。谈起自己的理论观点，王珏说：“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经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但我仍然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信念，不断努力，多出成果，等待实践去检验，这是我的选择。”王珏教授的这个选择，正是一位“理性的守夜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