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龄先生于1966年顺利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随后在1981年完成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班的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开启其书法教育与创作生涯。1989年，他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邀请赴美讲授中国书法，先后担任该校及加州大学教授，并在哈佛大学、伯克莱大学等二十余所知名高校举办系列讲座与作品展览，积极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国际交流。1992年底，他响应国家教委招聘回到国内，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从事专业工作，两年后的1994年重返中国美术学院执教。1996年，他前往韩国汉城参与“第四届国际茶文化书画艺术展”，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艺术对话。1998年2月，其巨幅草书作品入选纽约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次年又相继参展巴黎“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展”、东京“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以及韩国汉城“现代文字艺术展”与澳大利亚“China46”艺术展，持续活跃于世界艺术舞台。2001年3月，他参与中国兰亭国际书法节，其个人书法展览及专题艺术讲座均获得观众热烈反响。2012年，他在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选中荣获艺术奖，彰显了其深厚的艺术造诣。至2025年12月26日，兰亭书法社举行换届选举大会，经投票表决，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名书法家王冬龄先生再次当选，连任社长一职。
二零二一年十月，一场名为“从头开始 | 王冬龄书法艺术60年”的重要展览在位于杭州的浙江美术馆隆重举行，全面回顾并展示了艺术家王冬龄先生长达一个甲子的书法艺术探索与实践历程。同年稍早的六月，王冬龄先生还积极参与了“好奇无界——米奇艺术展全球巡展”这一国际性艺术项目，其作品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的展览中呈现，为上海的艺术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体验。这两次展览分别于杭州和上海这两座重要的文化城市举办，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共同体现了艺术家在传统书法与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持续活跃与深刻影响力。
其艺术作品曾先后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多个国家成功举办个人展览累计达二十余次。众多作品已被国内外多家重要机构永久收藏，其中包括中国的中国美术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以及海外知名的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北达科他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莱大学和德国石荷州美术学院等。
这位书法家拥有广泛的海内外影响力，不仅曾受邀在中央电视台主讲书法艺术，还接受过美国BS电视台的专题访问。其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包括《王冬龄创作手记》、《王冬龄谈现代书法》、《王冬龄谈名作名家》、《书画艺术》、《中国书艺参考资料史》、《书法篆刻教程》、《林散之》、《王冬龄书画集》以及《王冬龄草书唐诗三十首》等一系列作品。基于其卓越的成就与贡献，其名字被收录于国际权威名录之中，例如伦敦的《世界名人录》以及芝加哥的《北美华裔艺术家名人录》，这充分体现了其在全球文化艺术领域所获得的认可与尊重。
“其文字虽未超过五千之数，其内涵却贯通儒、释、道三教之精义。于内可修养心性、安顿生命，于外能辅佐治国、安定民生，堪称诸家学说之纲领，万物运行之根本……”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上午，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体育馆的一层大厅内，著名书法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王冬龄先生，展开了一幅长达三十七点五米、高达五米的特制宣纸，随即凝神聚气，挥洒翰墨，现场创作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巨幅狂草作品——《老子·五千言》。在他行云流水般的笔锋之下，洋洋五千余字连绵不断、一气呵成，其笔势雄浑磅礴、起伏跌宕，令在场所有观者无不深感震撼，叹为观止。这幅堪称书法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狂草杰作，原是王冬龄为筹备二零零七年即将于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三次个人书法展览，特别依据美术馆展厅的实际空间结构与视觉呈现需求而精心构思创作的。相较于王冬龄曾于二零零四年完成的另一巨幅狂草《庄子·逍遥游》，此番创作的《老子·五千言》在整体篇幅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实践，作品开篇三百余字，每个单字尺寸约达两尺见方，与后续篇章中的《老子·五千言》在形态与节奏上形成鲜明而有力的对比，既展现出迫人心魄的宏观气势，又于细微处体现了运笔的精湛与掌控之妙。为保障这件超级书法作品的创作顺利进行，专用的磨墨机已提前连续运转数日，备足所需墨汁；而王冬龄本人也预计将投入数日时光，全心沉浸于这一漫长而恢弘的艺术创作过程之中。
在青年时期，书法家王冬龄曾远赴美国与日本进行长期讲学，这段跨越东西方的旅程持续了数年之久。浸润于欧美文化氛围之中，他所经历的种种艺术思潮与生活方式的冲击，深刻影响并重塑了其书法艺术的探索方向。在创作中，他勇于突破传统书法的既定框架与常规束缚，积极吸收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艺术的表现理念与手法，从而在现代书法领域开辟出独具个人特色的崭新境界。这段海外生活经历，无疑在他的人生轨迹与日常习惯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他观察到，西方社会虽存在一些不够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如普遍偏爱快餐与油炸食品，但他们对于体育运动的热情与坚持却十分值得借鉴。东方文化历来注重静心养性，而西方理念则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王冬龄巧妙地将这两种养生哲学融合于自身生活实践之中。他既习练舒缓圆融的太极拳，也热衷于在泳池中挥臂畅游；平日步履迅捷，甚至幽默地自称保持着“纽约速度”。纵观历史，书法家群体往往享有较长的寿命，王冬龄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书法本质上是一门动态的艺术，书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极佳的养生方式。他描述道，每当提起毛笔，身心便仿佛进入一种纯粹而空明的状态，脑海中纷杂的念头顷刻消散，全部感知都凝聚于线条的流动与形态之美之中。书写实则也是一种深度的情感宣泄，随着笔锋在宣纸上起伏行进，书写者似乎得以踏入一个独特的意境——挣脱所有外在与内心的束缚，融入自然造化的宏大循环，将生活里的种种得失顺随笔墨倾泻而出，而重新吸纳的则是天地间最为清正浩然的蓬勃之气。这样一种“运动”，已超越寻常的肢体活动，而臻于养心怡神、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广阔天地中，王冬龄始终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创作者，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为书法界注入新的活力，其独具匠心的作品屡屡在书画领域激起层层涟漪。二零零七年七月，于中国美术学院体育馆内，王冬龄完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巨幅草书《老子》。这件作品高达四点九五米，宽达三十七点五米，以其惊人的尺幅与艺术表现力，又一次刷新了当代书坛的创作纪录。书法创作不仅是对精神与意志的深度消耗，也是对体能的极大考验，正如王冬龄所言，这“是对自己心力、体力、功力以及创造力的全方位、多层次挑战”。因此，为了以最佳状态迎接这次创作，他在动笔前两个月便有意识地开始了体能储备，频繁通过游泳来锻炼身体，并主动减少各类社交应酬。直至书写前的两三天，他更是关闭手机，摒除外界干扰，全心沉浸于养精蓄锐的状态之中。王冬龄虽谙熟太极拳法，却更偏爱游泳这类需要爆发力与全身协调的运动。其实，他的运动习惯由来已久，早在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便已坚持每日锻炼。“那时在校内，常去练习单杠和双杠，起初纯粹是年轻人为了强健体魄、塑造身形，带着几分玩闹的心态，并未长远地想到这是为日后书法创作积蓄臂力。”未曾料到，早年无心积累的锻炼基础，却在日后挥毫泼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观赏王冬龄现场创作，本身便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他手握碗口般粗壮的巨笔，俯身凝神，时而足下稳立，连续书写数字，笔势如古藤盘结般绵延不绝；时而又随一笔纵逸之势疾步后退，宛若飞瀑直泻，气势磅礴。他的身体仿佛具备了某种自觉的韵律与控制力，随着笔锋的起承转合而自然摆动，令在场观者不禁产生一种人与笔墨浑然合一的深刻错觉。
“恬淡虚无”是王冬龄天性中一以贯之的底色。他虽长期坚持运动，却从不拘泥于刻板的计划，例如规定自己何时必须运动或每次要持续多久。这既是由于日常工作的繁忙，更是源于一种理念：若将运动完全视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为运动而运动，那便“成了精神上最大的不束缚”。王冬龄行事讲究率性而为，在他看来，生活中的许多事都讲究机缘，就如同书法创作一般，只有当身体里积蓄的艺术激情达到某种饱满的程度，再也无法隐藏时，再让它自然而然地流淌与宣泄，一切方能水到渠成。刚一落座，王冬龄便热情地招呼在场各位选择饮品，我们都要了新鲜果汁，而他则为自己要了一杯热拿铁。“看来各位都比我会养生啊，”他笑道，“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爱吃三分补’。咖啡是我所好，每天享用一两杯，并无大碍。”他认为，在品尝食物之前，若总要盘算其是否具备营养，那简直是对食物本身的一种亵渎。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主张倾听身体内在的声音，凡事只要把握适度即可。既然已经阐述了这样的理念，再去按部就班地讨论一日三餐具体该吃什么，显然已是多余的了。
在王冬龄漫长的书法艺术生涯中，曾有过三次创作巨幅作品的深刻经历。这三次经历中的两次，他分别选择了书写《逍遥游》与《老子》这两部经典文本。如此选择绝非随意或偶然，而是源于他内心对东方传统智慧的深切认同与反复体悟。每一次重新阅读这些代表着东方哲学与思想精髓的文献，他总能从中汲取新的灵感与生活的智慧，使其艺术生命不断获得滋养与更新。艺术家的创作道路从来不是单一的，往往伴随着多元的声音与复杂的评价。正如现代书法作为传统书法界中一个独特现象的出现，必然面临纷繁各异的质疑与讨论——是选择妥协还是坚定前行，是成为附庸还是坚持自我，这些都是需要深刻思考的命题。作家渡边淳一曾出版过一本新书，名为《钝感力》，书中提倡的“钝感力”恰恰启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需要保持一定的从容与屏蔽力，不必过于受外界纷扰所左右。王冬龄面对来自各方的众多声音，始终保持着一种坦然而平和的心态，唯有对自身艺术追求怀有深信不疑的信念，才能以如此幽默而豁达的智慧来应对。不论是外界的褒扬还是尖锐的批评，他往往一笑置之，真正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在他看来，批评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有时反而能转化为推动自己前行的动力与反思的契机。他对艺术始终怀着一颗极为真诚的心，全情投入于每一笔每一划之中，正因如此专注，人的思绪反而变得更为单纯，心理上的负担也随之减轻。无论面对成功或是暂时的挫折，他都能维持一种乐观而积极向上的心态。在与王冬龄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很难被外界引导的采访对象，他拥有非常独立而清晰的思路与主见，其坚持既坚定又纯粹，毫不掺杂功利与浮华。我想，倘若没有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与坚守，他定然不会成为今天这个在书法艺术上独具风貌、成就卓著的王冬龄了。
十一月的杭州已染上深秋的韵致。画室之中，六十二岁的王冬龄身着咖啡色系的休闲装束，神情沉静而专注。他时而缓步踱至画室中央，俯身细观那一幅幅在地面徐徐铺展的墨色长卷；时而放松地倚靠在宽大的扶手椅里，轻抿一口杯中清润的绿茶，稍作沉思。窗外，秋光正悄然流转，树影摇曳，斑驳的光点洒落室内，仿佛与室内的墨香悄然呼应。此刻，他正全心投入，为即将于十二月第三次在中国美术馆揭幕的个人书法艺术展《共逍遥》进行最后的筹备与打磨。纵观漫长历史，书法始终被尊为“心画”——一种能够深刻传达内心世界与个人性灵的艺术形式。而其中，草书尤以其奔放不羁的线条与变幻无穷的韵律，被视作足以酣畅淋漓地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与人类丰富情感的艺术载体。历代众多书法家皆珍视艺术创作中自我精神的抒发与投射，并将这种表达奉为崇高的艺术理想；一旦时机与条件成熟，他们便会倾尽心力去追寻与实践。草书因此仿佛蕴藏着某种引人入胜的魔力，在文化传承中几乎演变为一个充满魅力与想象的神话。此次展览，王冬龄意图向观众集中呈现的，正是他在大字、多字及草书领域深入探索的成果，以期带领观者走进他那磅礴而深邃的笔墨世界。
作为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等二十世纪传统书法大师的亲传弟子，王冬龄并未拘泥于师门脉络，而是以极大的勇气从深厚的传统根基中迈出，毅然投身于现代书法的广阔天地，成为一名极具开拓精神的探索者。他曾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艺术立场：“人与社会早已浸润在‘现代意识’之中，书法艺术又怎能对此毫无反应？”这番直言不讳的诘问，充分展现了王冬龄对书法艺术那份真挚而炽热的情感，也让我们透过他的实践，窥见中国书法不仅能够发展为一种独立自足的现代艺术形式，同时也有望成为世界视觉艺术领域中一个独具魅力的重要分支。近年来，王冬龄的创作重心又转向深邃博大的古典中国哲学世界，他纵情挥毫，以狂草笔意书写《离骚》，畅怀诠释老庄思想，因为他深信“《老子》是世间最具智慧的典籍之一”，而书法正是中国文化灵魂与精神气质最直接的映照。这份对书法艺术的专注与虔诚，体现在每一笔提按转折的瞬间，他将个人生命的体验与深沉的感动，透过线条的节奏与韵律，清晰地传达给观者，引领人们步入那线条翩然舞动的奇妙境界，进而开启一段内在自我的探寻与发现之旅。 在日常生活中，王冬龄酷爱饮茶，终日与茶相伴，他践行着“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这一人生追求。在他看来，品啜佳茗不仅能滋养创作灵感，助益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其过程本身更是一种深沉的陶醉与纯粹的幸福。他回顾自己漫长的习书生涯时说道：“我自童年时期便执笔习字，东涂西抹已有数十年光阴，倘若说对书法艺术略有心得，那便是我逐渐体悟到‘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以及‘人书俱老’这些古训的深刻内涵。”他正是这样一位将全部人生理想与心灵感悟都寄托于书法艺术之上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一位身处纷繁世俗社会，却始终保有赤子般纯真情怀的人。他并非人们想象中那种摒弃一切世俗欢愉、仅为艺术而苦修的典型，他的为人并不晦涩，也不阴郁，更不偏激。在待人接物之中，他始终展现出温文尔雅、谦和有礼的君子风范，那是一种内蕴深厚、含蓄而克制的激情。
王冬龄细致地展开此次《共逍遥——王冬龄书法艺术展》的布展规划草图，耐心地逐一指点每件作品的陈列位置与方式。其中，巨制《老子·五千言》将被精心布置在中国美术馆圆厅的中央核心区域。这幅王冬龄的书法作品堪称书法史上篇幅最为宏大的狂草杰作，是艺术家特意依据中国美术馆独特的展览空间与视觉呈现要求而构思创作的。与他早在2004年所创作的巨幅狂草《庄子·逍遥游》相比，《老子·五千言》在规模上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创作，作品前半部分的三百余字，每个字径约二尺，与后半部完整的《老子·五千言》篇章形成鲜明而有力的对比。因其尺幅巨大、用笔狂放不羁，整幅作品迸发出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曾有评论家指出，以如此庞大的篇幅创作出这般令人惊叹的佳构，无疑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精彩绝伦的一笔。《老子》与《逍遥游》同样展现出非凡的艺术魅力，二者共同成为中国现代书法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两件作品。许多人至今仍对那个夏天王冬龄创作《老子·五千言》时的书写现场记忆犹新。现场异常安静，静得仿佛能听见空气中心跳般的脉动。王冬龄右手轻拈斗笔，左手托着一叠纸巾，他深深吸一口气，凝神定气，随后弯腰俯身，墨汁先掠过纸巾再渗向宣纸，紧接着便是毛笔在纸面上飞舞跳跃的细微声响……到了精彩酣畅之处，王冬龄神采飞扬，挥运直至墨汁几乎枯竭。观看王冬龄写字，总让人不禁产生这样的想象：仿佛置身原野，望见一匹奔腾的骏马。一片又一片的土地在它的蹄下飞跃、跨越。它走过一个季节，又穿越另一个季节。王冬龄为何从不停歇？为何不愿止步？只因为他始终铭记内心那份最纯美、最准确的判断。对书法艺术深沉的热爱，正是王冬龄心底那份最纯美、最准确的判断。“我深爱书法，因为在书法中我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宇宙人生的玄奥与困惑，在毛笔提按顿挫的线条律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印证与心灵的解脱。山川湖海是造物主挥就的‘大块文章’，而书法则是万物之灵精神意境的‘雪泥鸿爪’。”1989年，王冬龄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之邀前往讲授中国书法，借此机会游历了许多地方，并与众多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艺术家结下了深厚而特殊的友谊。他们的创作理念也时常触动王冬龄的思考——例如，西方艺术家的工作室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家的书房之间的差异、东西方对艺术材料运用的不同方式、创作过程与最终作品之间的关联，等等。由此，他开始探寻一种更为契合的切入点，以寻求一条书法发展的共通之道。在王冬龄看来，书法的发展并非一句形而上的空谈，尤其在当代社会，书法早已不再是案头把玩那般简单。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以满足精神需求为目的，但同时，因为欣赏的“场域”发生了转变——例如展厅、具有现代感的房间等——除非固执地视而不见，否则就必须从旧有的思维模式中跳脱出来。王冬龄所追求的书法艺术，正是这样一条不断向前探索的道路。 王冬龄创作的根基，始终深植于古典中国。从《离骚》的无语凝噎、《逍遥游》的激情四射，到《易经》的目眩神迷、《老子》的淡定从容……王冬龄呈现给观众的作品，题材广泛涉猎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但每一次创作，对他而言都是一次深刻的思考。这思考并非仅仅关于如何演绎笔墨技巧，更是关于如何解放笔墨的精神。因此，满纸流动的书法线条，散发出的依然是纯粹而浓郁的中国韵味。书法艺术发展至今，固然需要独特的创意和精湛的技艺，但更不可丢弃的是中国的内在精神底蕴。文学经典给予王冬龄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始终存在。正因如此，王冬龄曾说，自己最喜爱的书籍莫过于《庄子》和《老子》。他将自己的创作比拟为撰写长篇小说，希望扎扎实实地创作出有厚度、有深度、有内容的“一部书”。不久前，在北京机场偶遇转机前往意大利的王冬龄，当他得知我们将前往莫斯科时，便诗意地建议我们：“带一本普希金诗集去吧。” 生活流动的速度太快，急剧变动的社会如同一个被频繁搬动和打扫的大房间，但王冬龄的内心始终保持着一种安静。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置身于画室之中，四壁堆叠着满满的书籍与碑帖。他抚摸着它们，感知着那扑扑跳动的历史脉动，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远远近近的生命，如同星辰般缀在夜空，一颗一颗，闪烁着智慧的光束。每个清晨，他必定要做的功课就是临写这些碑帖。这一写，便是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反复的思绪缠绕，不倦的开拓求索。这劳作只存在于他个人的感知与把握之中，无人能够替代。社会变迁，通俗艺术高度繁荣，经济起步，周遭充满喧哗与骚动，从疲惫走向稳定……但王冬龄并不排斥生活的变化，他甚至曾将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也写入自己的作品。他深知，生活每一次发生跃进，都是其潜在核心的诗意与真实被挖掘出来的结果。我们所能做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这诗与真加以解释、说明和传播，是普及与实践，是顽强地寻找表述它的方式，将深奥费解的玄思转化为通俗的、可感的、可以触摸的形态。我很欣赏王冬龄在中国书法艺术上所进行的种种尝试，那是一种传承有序的自觉选择。长期以来，王冬龄一直在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表达形式之间的契合点，并成功地将这些中国符号转化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理解和欣赏的艺术语言。“我希望创作出来的作品、所宣扬的气韵，将来人们能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想我可以做些事情，使它在新时代具有意义，能够与今天的人沟通、对话，即使失败了也不太要紧。”他语调温柔，笑容和煦。王冬龄给人的感觉，是睿智、包容而淡定的。与这样一位长者交谈，他首先带给你的是一种极致的优雅，也许他的皱纹提醒着你他所经历的岁月，但在言谈之间，他流露出的气质却宛如孩童般天真浪漫。书法，是王冬龄的存在方式，也是他保持年轻心态与和煦性情的秘诀。在最近的一次书法聚会上，王冬龄在一片赞美声中感慨道：“其实最大的艺术是生活的艺术。”他的一位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在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上，王冬龄老师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契合点；他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寻觅，已然感悟到平常生活所蕴含的深沉底蕴，这使他的书法走向一种博大、充满生机、生生不息的气象；反之，书法艺术也使他的生活更富情趣与魅力。温煦只是他的外在形貌，热烈才是其内在核心。 相比起此前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如今的王冬龄能够沉湎于更深的思考，追溯到更久远的传统。他可以比以往更为沉着和宽泛地探究生命的一切奥秘，玩味和注视内心滋生的一切感悟。书写诸子百家的作品，对王冬龄而言更是在品味诸子百家的人生境界。他时常自问：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诸子百家曾如鲜花般灿烂绽放，他们将个人的生命、情趣、利益与宏伟的抱负、开阔的山河融为一体，那么现代的艺术家能否像他们一样潇洒练达，像他们一样真实勇敢？“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是我所追求的。”严格说来，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正在于人生。觉得生活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懂得生活，就看你对于多少事物能够欣赏。“奥运会期间中国夺得最多金牌，我也倍感振奋，曾用印有运动照片的报纸创作了一幅《欢天喜地》，我希望我的书法能更贴近现实生活。此外，报纸和其他印刷品因其幅面、色彩、印刷大小等因素，也会使书写产生各种不尽相同的效果，平添了许多创作趣味。”“前段时间，中国美院改造拆迁，当我将工作室的物品清空后，遥望空空四壁，顿时产生了强烈的书写欲望。于是研墨疾书，完成后我拍摄了一些照片，也算是一种纪念吧！艺术家有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这大概就是一种典型。”在王冬龄看来，度过一世生活好比书写一篇好字，完美的生活都应具备上品艺术所应有的美点。“逍遥友能事，感激在知音”，在这次展览中，王冬龄说这十个字最能表达他的心声。因为逍遥游更是一种令人神往的人生态度。他待人真诚，人缘极佳，人气旺盛，亲和力强。他的学生回忆道，上课时早到的学生总会为他沏上一杯茶放在讲台上，他一边品茶一边娓娓道来，使得课堂充满了思念与温情，宛如促膝谈心。他曾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书籍扉页上题道：“一瓣心香，献给我的父母和老师。”“五十年前一位老人告诉我，荷花夹在书中可防虫蛀。我夹了七八朵，这片荷叶伴随我浪迹天涯，笑傲江湖。”该书的第一页，便是这片荷叶的照片，色泽泛黄，布满岁月的痕迹，引人无限遐思。 他喜欢在人多的大空间里挥写狂草，因为“这么多人看着，大家给我长气了”。创作完《逍遥游》后，王冬龄深刻体会到“神足气旺”是大幅作品成功的根本；创作时他与观众气息相应，也就是与“审美受众”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他说古人所谓的“若有神助”，或许便是这般境界吧！艺术家所呈现的一切，永远都是从社会与生活中吸收、反刍，再重新展现的结果。作为中国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浙江省书协副主席、杭州市书协主席，作为在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领域均享有盛誉的著名书家，这些年来，王冬龄最念念不忘的，便是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开创一片新天地。十二月，在阔别中国美术馆十年之后，王冬龄带着他的作品再次回到这里。中国传统文化如水波般潋滟、蜿蜒，在玲珑精致的现代文明映照下依然熠熠生辉。陶醉在暖暖秋阳中的王冬龄，畅想着这个日子，也热切期待着这个日子。2007年12月3日至9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隆重推出“共逍遥·王冬龄书法艺术展”。这是王冬龄继1987年和1994年之后，第三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范迪安先生为此次展览撰写了序言。由许江主编、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作品集《王冬龄书法艺术》在展览期间首次发行。随后，在数十名观众的簇拥下，王冬龄教授在中国美术馆圆厅中央设置的一幅长600厘米、宽200厘米的长方形平台上即兴挥毫，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共逍遥”三个古朴苍劲的榜书草字跃然纸上，将展览气氛推向了高潮。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文化部副部长常克仁，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冯远，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苏立清，国防科工委原副政委葛焕标中将，新华社原副社长徐锡安，九十七岁高龄的著名楚辞学者文怀沙，日本国每日书道社最高顾问稻村云洞，中国书协顾问欧阳中石、刘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赵长青，中国书协副主席、北京书协主席林岫，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作协党组书记吴天行，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毛雪非等文艺界人士三百余人出席了开幕式。许江、王冬龄分别致辞。孙孚凌、文怀沙、欧阳中石、稻村云洞为展览剪彩。著名主持人杨澜主持了开幕式。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两件超级书法巨制格外引人注目。其一是一幅两万余字、长达五十余米的《易经》长卷，以及五千言的《老子》，它们书写在高4.95米、长37.5米的巨幅宣纸上，布满了中国美术馆圆厅的整面墙壁。如此大字多字的草书作品是前所未有的。其二是一件书写在名为“乾坤木”装置上的水墨草书。该装置由长715厘米、宽80厘米、半径50厘米的两块对称半原木组成，“乾木”上书写的是《易经》乾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木”上书写的是《易经》坤卦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整体酷似一副硕大的立体对联，成为展厅中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 现场表演之后，在中国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了“王冬龄的书法艺术”研讨会，会议由林岫、陈洪武主持，白煦、杨炳延、邱振中、稻村云洞、李刚田、刘恒、任平、朱培尔、叶培贵、吴震启、刘洪彪、李木教、赵雁君、黄一民（台北）、刘墨、韩天雍、沈浩、张荣庆、胡萍（按发言顺序）等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当天下午还举行了“作为当代艺术的书法”主题研讨会，范迪安、许江、张颂仁、朱青生、邱振中、陈大利、贾方舟、高士明、斯舜威、赵立中、余丁、王志纯、李永林、王新元、王天德、管怀宾（按发言顺序）等参与了讨论，陈履生主持了会议。
在艺术评论界与学术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共识：王冬龄先生本质上是一位根植于书法本体的艺术家。他所创作的巨幅狂草作品，往往突破常规的尺幅与视觉极限，其艺术实践既深深植根于对传统书法精髓的继承与领悟，又凭借其极具冲击力与震撼性的表现形式，成功推动了书法艺术向当代语境的转化与延伸。此次展览尤为突出地展现了两个核心特征：其一，艺术家以极为诚挚的书法心性与笔墨功夫，潜心书写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经典文献，例如《易经》《论语》《老子》《庄子》《坛经》等；与此同时，他又以充满浪漫色彩的书法情怀，纵情挥洒于《诗经》《离骚》以及诸多唐诗宋词的意境之中，甚至将笔触延伸至当代流行歌曲的歌词文本，展现了其艺术视野的广阔与包容。其二，展览整体以现代艺术创作理念来诠释和表现中国传统书法所蕴含的博大精神，从每一件作品的独立创作、精心装裱，到整个展览空间的整体设计与氛围营造，均被赋予了鲜明的专业性、高度的艺术性与强烈的现代感。此外，展览也深刻包涵了双重当代意义：一方面是传统道家“逍遥”思想中所蕴含的自在情怀，其所揭示的追求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的价值，与现代社会理念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则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古老智慧，通过将作品置于公共空间展示，邀请公众共同分享一个充满“逍遥”意趣的艺术世界。专家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王冬龄的艺术实践有效地构建起一座连接传统艺术精髓与当代文化精神的桥梁，为缓解乃至消解传统与现代之间常被认为存在的对立与矛盾，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路径与卓越的贡献。 王冬龄先生出生于1945年12月，籍贯为江苏如东。他身兼多职，包括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重要职务。“书法在当代不会失落。”这位著名书法家日前在其个人书法展的学术研讨会上明确表达了这一坚定信念，而他本人数十年的艺术生涯，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创作与探索，亲身实践并深刻阐释着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力和可能性。在近期圆满落幕的“共逍遥———王冬龄书法艺术展”中，王冬龄以其独特的现代艺术视角，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书法的博大精深。展览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件巨制：一件是书写两万余字、长度超过五十米的《易经》宏篇长卷；另一件是五千余言的《老子》。这两幅作品铺陈于中国美术馆圆形展厅的整面主墙之上，其尺幅高达4.95米，长度更达37.5米。如此规模宏大、字数浩繁的狂草巨作，在书法史上堪称前所未有，极大地拓展了书法艺术的视觉表现维度与现场感知体验。
在本次学术研讨中，评论家们着重指出，王冬龄本质上是一位以书法为根基的当代艺术家；从多个维度来看，他不仅关注传统笔墨技艺的承袭，更将创作重心置于对新鲜美感的追求与时代思想力量的表达之上。“他所创作的巨幅狂草作品，在规模上已超越常规极限，这既深深植根于对传统书法精髓的继承，又以极具震撼力的方式推动书法艺术向现代表现形态转型。那些宏大空间中所蕴含的，既是笔墨技巧的巅峰展现，也是思想深度的极致延伸。”谈及王冬龄巨幅狂草的内在价值，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提出，这些作品实际上已突破了书斋创作的边界，笔墨在此完全被精神所灌注，而精神又从具体的书写轨迹中抽离并升华；它们为观者带来的不再仅仅是视觉上的观看，更是一种全身心的情境沉浸与情感共鸣。“这种独特情境源自艺术家沉静深邃的思索与自由超逸的兴味二者融合，正因如此，他的书法既属于书法的范畴，又超越了寻常书法的定义，成为一种‘超书’——它跨越了具体点画形式的束缚，与宏伟的经典文化脉络相连，抵达了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王冬龄本人则在交流中表示，当今书法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喧嚣的公共空间时代，这一时代背景既是历史赋予书法家的严峻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素来因擅长大字创作及跨界书法实践而广受赞誉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冬龄，于八日在香港再次拓展了“跨界”创作的边界。活动当日，他使用一支特别改装、笔杆装有微型摄录机的毛笔，在香港城市大学现场挥毫，完成了一幅长达三十米、宽达二点五米的巨型草书作品。该校教学研究人员后续将对书写过程记录的影像进行艺术化处理，将其转化为另一件融合传统书法与现代表达手法的全新“跨界”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