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童年时代起，屠岸便从母亲那里汲取了中国古典诗文的丰厚滋养，那份母爱的温暖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瑰丽意境，共同在他心灵深处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初中一年级时，他提笔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作《北风》，母亲那充满鼓励的眼神，仿佛一盏明灯，引领他正式步入了诗歌创作的道路。而后，就读于大学英文系的表兄向他推荐了《牛津英国诗选》与《英诗金库》等经典作品，这些著作极大地激发了屠岸对英语诗歌的浓厚兴趣与探索欲望。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求学期间，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钻研语音学，积极通过与外籍教师的对话来练习英语口语，并观看原版英文电影以沉浸于语言环境之中。在坚持诗歌创作的同时，他也开始尝试诗歌翻译的领域。他的第一部诗歌翻译作品，即惠特曼的《鼓声》，于1948年得以出版，这部译作是在他的兄长和未婚妻的慷慨资助下自费刊印的。惠特曼作为自由诗体的开创者，其作品本身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中，惠特曼坚定支持北方的林肯总统，而战争最终以北方的胜利告终，屠岸借此隐喻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力量必将战胜以南京为代表的南方蒋介石政权。屠岸的另一项重要翻译成就，即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译本，出版于1950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与其最杰出的戏剧作品在文学史上享有同等崇高的地位，屠岸深深为其思想的深邃与韵律的精妙所吸引，但也曾担忧这些作品可能与当时的革命氛围不甚协调。正是胡风先生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顾虑，胡风先生指出：“文学作品是作用于人的灵魂的，这样的作品不仅对当下的读者有益，对未来的读者也同样具有价值。”令屠岸倍感欣慰的是，即便在“文革”那段艰难岁月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依然在边疆的知识青年群体中秘密流传。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屠岸便对济慈的诗歌产生了特殊而持久的偏爱，这不仅仅是因为济慈以对美的执着追求来对抗社会的丑恶，这与屠岸个人的价值观深刻契合，更由于一种命运般的共鸣：济慈年仅二十五岁便离世，他在二十二岁时罹患肺结核，而屠岸本人也在二十二岁那年染上此疾，这在当时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病症。屠岸将济慈视为跨越时空的冥中知己，仿佛两人的生命与诗情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相遇相通。数十年来，济慈的诗句与他的灵魂相互浸润、交融，在困顿时期，阅读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歌甚至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在“文革”期间，身处“五七”干校时，他与妻子常常一同背诵济慈的《夜莺颂》和《秋颂》，以此驱散心中的苦闷与阴霾。尽管所有的书籍都被抄走，但镌刻在心底的诗文却是无法被夺走的，那些他们能够背诵的作品成为了内在的精神支柱。经过长年的积累与沉淀，屠岸于1997年出版的译作《济慈诗选》标志着其翻译生涯的一座高峰，该译著也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赢得了广泛赞誉。屠岸也曾翻译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作《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其中他将诗中的“rave”一词匠心独运地译为“狂喊”，这与巫宁坤先生所译的“燃烧咆哮”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体现了不同译者对原文的独特理解。屠岸认为，诗歌翻译相较于其他文类的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需要准确地传递原作的形貌，更至关重要的是要捕捉并转达原作的内在神韵与气息。在他看来，译诗应当是译者灵魂与原作者灵魂的深切拥抱，力求实现译者与原作者的合二为一，促成两种语言在碰撞中的交融与新生。译者必须深入原作的精神内核与情感世界，有人言“唯有诗人方能译诗”，此话颇有道理，因为只有进行诗歌创作的人，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原作者在创作时的微妙情绪与细腻变化，而只有理解了这种创作情绪，才能真正把握原作的精神实质。翻译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绝非被动的机械转换，对于一位身兼译者与作者双重身份的人来说，翻译活动能够反过来激发和促进自身的创作。由于译者必须深入原作的灵魂深处，翻译过程中获得的独特感受与视角，往往能使其在个人创作时眼界更为开阔，灵感更为丰沛。在屠岸先生看来，翻译的功劳与意义极为重大，它是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倘若没有翻译，中国便无从深入了解世界，世界也无法真正认识中国；缺乏翻译交流的世界必将陷入停滞，难以实现持续的进步与发展。译诗依赖深刻的悟性，写诗则倚仗瞬间的灵感。屠岸先生的诗歌创作与翻译事业始终齐头并进，即便年事已高，他也未曾停歇，至今仍在床头备有纸笔，每当灵感闪现便立刻记录下来。他的第一个诗歌创作高潮出现在1941年至1943年间，第二个高潮则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第三个创作高潮则从九十年代中期延伸至二十一世纪初。直至耄耋之年，他依然保持着充沛的诗情与创作活力，其诗篇既洋溢着澎湃的激情，又内蕴着深邃的哲思，恰如他某部诗集题目所精准概括的那样：深秋有如初春。
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间，屠岸先后完成了小学与中学的学业，随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深造。在大学阶段的后期，他积极参与了秘密组织的读书会，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创办了油印诗刊《野火》，同时投身于一系列进步的学生运动之中。一九四六年二月，屠岸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同一年，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与外国诗歌翻译生涯。一九四八年，他翻译的惠特曼诗选集《鼓声》正式出版。上海解放后的一九四九年，屠岸进入上海市文艺处，主要从事戏曲改革方面的工作，其后担任华东《戏曲报》的编辑职务，在此期间翻译并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与《诗歌工作在苏联》。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出任《戏剧报》的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翻译出版了南斯拉夫剧作家努西奇的著名剧作《大臣夫人》。一九六三年之后，屠岸调任剧协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七三年起，他转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直至担任总编辑。因其在文化出版领域的杰出贡献，屠岸于一九九二年获得国务院授予的专家特殊津贴。一九八四年，他曾以中国出版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率团访问英国。在文学交流方面，屠岸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诗人代表团团长访问台湾，并参加了“两岸女性诗歌学术研讨会”。二零零一年九月，他应英国诺丁汉大学邀请赴英讲学，在该校发表了题为《诗歌与诗歌翻译》的演讲。二零零七年十月，时年八十四岁的屠岸应西班牙政府外交部“亚洲之家”邀请前往西班牙，在巴塞罗那“亚洲之家”以“与西班牙朋友们谈中国诗歌”为题发表了演讲。其译著《济慈诗选》在二零零一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二零零四年，他被中国翻译协会列入文学艺术资深翻译家名录。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屠岸获得“二零一一年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奖项。二零一二年五月，他当选为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五时，这位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屠岸先生的著作颇为丰富，其中包括《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屠岸诗选》《诗爱者的自白――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诗》《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诗选》《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诗论·文论·剧论――屠岸文艺评论集》《夜灯红处课儿诗》等一系列作品。在翻译领域，他的贡献同样卓著，译介了多部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例如，他翻译了惠特曼的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以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约翰王》和长篇叙事诗《鲁克丽斯失贞记》（其中叙事诗是与屠笛合作翻译的）。此外，他还与妻子方谷绣共同翻译了斯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国》。他的译作范围广泛，亦涵盖《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英美儿童诗精品选》三种版本、采用英汉双语呈现的《英语诗歌精选读本》、与卞之琳等人合译的《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以及与杨德豫等合译的《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美国诗选》，还有《济慈诗选》《英国诗选》等。在编辑工作方面，他曾担任副主编，参与编纂了《田汉全集》；并与章燕合作，共同选编了《外国诗歌经典100篇》。值得一提的是，其《济慈诗选》译本因翻译水准出众，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的文学翻译彩虹奖，这充分体现了其在文学翻译领域的深厚造诣与杰出成就。
妻子方谷绣、女儿章燕都是英语翻译。
屠岸先生的原名是蒋璧厚。他的父亲蒋骥先生早年曾赴日本留学深造，回国后成为一位在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颇有建树的专业人士。母亲屠时女士于1912年自武进女子师范学校顺利毕业，作为该校首届毕业生，她先后在江苏、湖南、辽宁以及北京等多地的中学从事教学工作，不仅在教学岗位上尽职尽责，更在文艺方面展现出多方才华，她擅长写诗、作曲，亦精通绘画与弹琴，堪称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女性。屠岸先生后来选择以笔名从事文学创作，为表达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与敬意，他特意借鉴了鲁迅先生以母姓为笔名姓氏的做法，将母亲的姓氏“屠”与“岸”字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日后为人所熟知的笔名“屠岸”。
屠岸先生毕生致力于对光明理想的追寻，始终秉持高尚的道德良知，并在艺术与生活中不懈地践行真、善、美的价值准则。他在多个文学与文化领域均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诗歌创作以深邃的情感和精湛的技艺打动人心，文学翻译则精准传达了原著的精神风貌，为跨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此外，他在戏剧评论方面见解独到，富有洞察力，而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更是严谨认真，推出了大量优秀作品，滋养了几代读者。这些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共同构成了他厚重而持久的文化影响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特别筹办了一场主题为“有种东西比星星更永久”的缅怀活动，以此纪念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逝世一周年。这场活动通过回顾其生平与文学成就，表达了学界与文化界对屠岸先生的深切追思。随后在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一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导、中国现代文学馆具体承办的屠岸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于北京正式举行。此次座谈会汇聚了众多文学研究者、作家以及生前友好，共同探讨屠岸先生在诗歌创作、文学翻译等领域留下的宝贵遗产，并对其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作出的持久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