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秋季，北平市汇文第一小学的操场上升腾起一团炽烈的火焰。这火是由学校教导主任孙敬修亲手点燃的。为了响应抵制日货的号召，各个班级的学生纷纷将来自日本的玩具与学习用品上交至学校，短短三十分钟后，这些日货便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尽管后来那场全面的日本侵华战争此时尚未正式爆发，但沈阳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已使战争的阴霾日益沉重地笼罩在北平上空。当时，孙敬修在汇文一小担任音乐教师，他创作了数首以“抵制日货，消灭日寇”为主题的歌曲，并亲自教给学生们传唱。其中有一首名为《灭蝇歌》的歌曲，他以苍蝇隐喻日寇，灭蝇的寓意实则是号召民众消灭侵略者。汇文一小后来改名为“丁香小学”，至一九五六年，该校转变为公立的寄宿制小学。而汇文一小最初的全称为“北平特别市私立第一小学”，乃是由美国基督教会于一八四零年在北京创办的一所私立小学。从一九三零年汇文一小出版的一本校刊中可以查见，当年初级部的教导主任正是时年三十岁的孙敬修。一九三二年某日，孙敬修老师接到北平市教育局发来的一则通知，通知中提到北平广播电台邀请汇文一小的学生前往电台参与演唱节目。演播当天，孙敬修亲自带领学生前往电台。那天中午，孙敬修讲述的故事已通过无线电波，在广阔的北平城上空传播开来，那时的他全然无法想象，究竟有多少人正在收听他的声音。更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天竟成为他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对今人而言，收听广播是再平常不过的日常活动，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听广播仍是一个新鲜事物。美国人在二十年代末才建立起广播电台，而到了一九三一年，这项技术便已传入中国，只是当时收音机仅是少数人生活中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孙敬修的夫人名叫陈淑田，她十九岁时嫁与孙敬修，对这位为人师表的丈夫，她内心深感欣慰与满足。那时他们已有四个孩子，每日丈夫奔波于电台与学校之间，她便在家中悉心照料孩子与老人。然而，即便孙敬修不辞辛劳地兼差工作，所得仍难以维持全家生计。在众多子女中，孙敬修尤其钟爱二女儿爱来，因为这个留着齐耳短发、长着一双笑眼的小姑娘，性格中带着几分男孩般的爽朗与活泼。某天下午，爱来突然患病，精神萎靡不振，刚下班回家的孙敬修急忙抱起女儿，唤了一辆人力车直奔医院。怀中的孩子意识昏沉，父亲紧紧搂着女儿，然而车还未行至医院，女儿便在父亲的臂弯里停止了呼吸。孩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我的书包落在学校没拿回来，书包里还有一块白薯呢！”
甘肃人民出版社作为一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曾策划并推出了《怎样给孩子讲故事》以及《故事爷爷讲的故事》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出版物。此外，该社还出版发行了包括《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在内的多种优秀作品，这些书籍在各自领域内均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反响，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文化资源。
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前，孙敬修诞生于北京一个家境清寒的普通家庭。自二十余岁起，他便以一名平凡小学教师的身份，踏上了探索儿童教育事业的漫长道路。他那通俗易懂、亲切自然、绘声绘色而又爱憎分明的讲述风格，带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大众化气息，深深浸润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他那温和、慈祥而又充满感染力的嗓音，伴随着无数孩子的成长历程，成为了他们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亦最受敬重的良师与益友。经由他声音塑造出的那些活灵活现的故事人物形象，长久地驻留在孩子们的心田之中，让他们在聆听中逐渐分辨什么是真诚、善良与美好，什么又是虚伪、丑陋与邪恶。在成千上万孩子纯真的心目中，孙敬修永远是那位不会老去的“故事爷爷”。孙敬修一生所讲述的故事数以万计，除了亲自创作之外，他还广泛汲取古今中外民间故事里的精华素材，并依据儿童好奇心强、喜爱想象的心理特点，精心缩编了大量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故事篇章。孩子们不仅从这些故事里获得了欢乐与启迪，也渐渐懂得了如何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正直磊落的人。其中，由孙敬修亲自播讲的系列儿童故事《西游记》，曾经受到几代孩子的深深喜爱，也是他所有播讲作品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系列之一，具备着恒久的艺术欣赏价值与珍贵的收藏意义。他将为孩子们讲故事视作自己终生的事业，并将其当作一门需要不断钻研的艺术，一门蕴含教育规律的科学。他讲述的故事总是那样生动活泼、情感饱满，以声传情、以情动人，其深远的影响跨越了时代，滋养了接连几代青少年的心灵世界。
孙敬修的夫人名为陈淑田，在她十九岁那年，便与孙敬修结为连理。对于这位清瘦温和、在小学担任教员的丈夫，陈淑田内心充满了满意与敬重。平日里，丈夫忙碌地奔波于电台与学校之间，她则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照料家中老人与孩子的责任。在众多子女中，孙敬修尤为疼爱他的二女儿——爱来。然而不幸的是，爱来在九岁那年因病夭折。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沉重地打击了孙敬修，使他从此对上帝的信仰产生了根本的动摇。许多小听众曾将自己的照片寄给他，孙敬修将这些珍贵的影像细心剪贴，装订成册，并在每一张照片旁认真标注文字。他时常说道，这些便是孙敬修的小朋友，而他们每一个，都将是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孙敬修继续在北平广播电台进行播音工作，同时亦投身于儿童期刊的出版事业（刊物为三十二开本）；在此期间，他为孩子们播讲的许多故事以及教唱的儿歌，都深深浸透着对当时社会种种弊端的批判以及对少年儿童真挚的怜爱，例如那首经过重新填词的歌曲《好大的西北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通过了《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自此，我国的儿童节也确定改为“六一国际儿童节”。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市少年宫举办了隆重的成立典礼。同年秋天，孙敬修接到了来自北京市教育局的调令，自此开始在少年宫专职为孩子们讲述故事。他的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崇文门外幸福大街的幸福楼，这里同时也是孙敬修在新中国成立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家。然而，恰恰是在这个地方，他却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黯淡与痛苦的十年。据张胜利回忆采访时的叙述：“他说，我走到楼下，想摸摸几个孩子的头，可孩子们都躲开了。我讲了一辈子的故事，怎么忽然就成了反革命呢？”另一位采访对象曹灿亦回忆道：“他说，曹灿啊，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一直坐在话筒前，讲下去，讲下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孙敬修在自家楼下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更名启事”，他毅然舍弃了已使用了六十五年的本名。他在当天的日记里郑重地写下：“经电台同志们同意，我改名为‘孙灭修’，并已在派出所完成登记。”那段被孤立与冷漠所笼罩的岁月，几乎将孙敬修推向绝望的深渊。唯有他的老伴儿，始终是他精神世界里不可撼动的支柱。一九七七年冬天，这根支撑他多年的精神支柱也骤然崩塌——与他相濡以沫五十五载的妻子陈淑田因病与世长辞……孙敬修生前常把自己比作一支小小的蜡烛头，他说这支蜡烛已经燃烧了八十多年，火光已然微弱，但他仍愿用这残存的光亮，去温暖和照亮孩子们的心灵。一九九零年三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他拥有了一个永恒的归宿。在这个宁静的家中，长久陪伴他的，除了挚爱的老伴，还有一条孩子们曾经赠予他的、鲜艳的红领巾。
孙敬修先生是我国备受尊敬的儿童教育家，他终其一生都将为孩子们讲述故事视为毕生追求的事业，并将其作为一门精深的艺术和严谨的科学来对待。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他所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格外生动鲜活、充满趣味，讲述时语言绘声绘色、情感真挚饱满，这种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深刻影响并滋养了连续几代青少年的成长历程。
西班牙一位记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是世界上受到崇拜人数最多的人。”对于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而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在那个节目中，孙敬修爷爷总是以绘声绘色的方式讲述各种故事，孩子们也随着他学会了许多童谣和儿歌。这些生动的内容潜移默化地传递了真、善、美的价值，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幼小的心灵。作为一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创造性地以讲故事为载体，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儿童启蒙教育方法。如今，他的名字或许已不再被频繁提起，但他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却深深镌刻在无数成年人对遥远童年的温馨回忆之中。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战争的阴影迅速笼罩了整个中国。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三省的噩耗，很快传到了当时北平市的一所小学校园里。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北平汇文第一小学的全体师生聚集在大操场上，举行了一场庄严的仪式。学生们将平日珍爱的日本玩具和学习用品，毅然投入操场中央熊熊燃烧的火堆中。短短三十分钟后，所有日货都被焚毁殆尽。这场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正是由学校教导主任孙敬修发起并组织的。不久之后，孙敬修又亲自为学生们编写了多首抗日歌曲，其中一首将日寇比作苍蝇的作品，被收录在《灭蝇歌》之中。这份刊物是汇文一小1930年的校刊，记录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校园生活。当时三十岁的孙敬修，担任汇文一小首任初级部主任。上任之初，他所管理的仅有一位教师和不足六十名学生。在日常教学中，孙敬修常常刚上完这个班的图画课，便匆匆赶往另一个教室，弹起风琴带领学生们学唱歌曲。在老教师眼中，这位年轻人与孩子们打成一片，甚至显得有些“人来疯”。然而，众人又不得不佩服：只要孙敬修上课，学生们总是全神贯注，没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尤其是每到周六晚上，学生们更是像着了魔一般涌向学校大礼堂，连家都顾不上回，只为等待孙老师的到来。这里是北京的亚斯里基督教堂。1910年，九岁的孙敬修在此接受了洗礼。他的父亲孙长清曾远赴非洲挖掘金矿，历经三年艰辛，回国后不久便因病去世。自记事起，孙敬修便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宿玉恒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了抚养孩子，她曾担任教堂布道员，也曾做过三等护士。这位坚强的女性从未在儿子面前流露过生活的艰辛，反而常在劳作之余，给儿子讲述各种有趣的小故事。十五岁那年，孙敬修考入位于北平卢沟桥附近的京兆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官办学校，不仅提供食宿，还免收学费。孙敬修在此学习了国文、算术、英文、心理学与管理法等课程，其中一门名为“修身”的科目，专门教导学生如何成为有道德的人。1921年，二十岁的孙敬修从京兆师范毕业，正式成为一名小学教员。一年后，他进入由美国教会创办的汇文私立第一小学任教，并在此坚守了整整三十五年。1932年的一天，汇文一小接到北平市教育局的通知，得知北平广播电台邀请学校的学生前往电台参与节目录制。那天，孙敬修亲自带领学生前往电台。中午时分，《狼来了》的故事通过电波在北平市上空传播开来。当时的孙敬修完全无法想象，究竟有多少人听到了他的声音；更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一天竟成为他人生一个全新的起点。对今人而言，收听广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听广播仍是一个新鲜事物。美国人在二十年代末才建立起广播电台，而这一技术于1931年传入中国。当时北平除了官办的北平广播电台，还有多家私营电台。白天教书，下课后赶往电台，晚上甚至常常饿着肚子为富人家孩子做家教——这便是孙敬修每日奔波的生活写照。孙敬修生前曾先后出版过三本唱歌集，但狡猾的出版商从未支付给他一分钱稿酬。这是他当年发表在报纸上的连环简笔画《铁丝姑娘》。内战时期，北平对各小学教师实行裁员减薪政策，孙敬修的薪水骤减至原来的一半。恰在此时，他的第五个孩子刚刚出生，家庭负担日益沉重。这幅收音机写生画出自孙敬修亲笔。画中的收音机曾是他家中最珍贵的宝物，他几乎倾尽所有积蓄才将其买下，只为让妻子和孩子也能收听到他每天在电台讲述的故事。孙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