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苏童在江苏苏州出生。三年后的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这场持续多年的社会运动构成了他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背景，也深刻影响了他后来创作中对于“文革”历史情境的观察与思考。一九六九年，苏童进入齐门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然而在一九七二年，他不幸罹患严重的肾炎及并发性败血症，不得不中断学业，长期在家休养。这场疾病带来的肉体痛苦与精神压力，让他过早地体会到对死亡的恐惧，这种童年时期直面生命威胁的深刻体验，在其日后文学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他的作品里常常弥漫着对生命脆弱性与不确定性的沉思，以及人在死亡阴影下所产生的种种焦虑与不安。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零年间，苏童于苏州市第三十九中学完成中学学业，在校期间各科成绩优良，尤其作文常受教师赞誉，展现出早期的文字天赋。一九八零年，他成功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开始大量尝试诗歌写作，随后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小说。尽管初期投稿屡遭退回，这段经历却为他日后独特的叙事风格与文学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九八三年，作家苏童的文学之路正式开启。这一年，他以本名童忠贵在《飞天》第四期发表了处女作组诗，初步展现了其文学才华。随后，他的组诗《松潘草原离情》见于《星星》诗刊，短篇小说《第八个是铜像》则刊登于《青春》杂志，这些早期作品标志着他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至一九八五年底，苏童的职业生涯迎来一个重要转折，他被《钟山》杂志招纳至麾下，成为该刊历史上最年轻的编辑，这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学平台。同年，他的短篇小说《桑园留念》发表在《北京文学》第二期，这篇作品后来被作家本人视为其第一部真正具有成熟意义的小说创作。同样是在这一年，苏童于《收获》第五期发表的《1934年的逃亡》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令他声名鹊起，并迅速被归入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列。一九八八年九月，他的小说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其小说《妻妾成群》亦在《收获》杂志面世。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童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长篇小说领域。一九九〇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九二年，他的作品《妻妾成群》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影片的成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公众影响力；同年，他还荣获了庄重文文学奖。一九九六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米》。次年，即一九九七年，另一部长篇力作《菩萨蛮》出版。一九九八年，他远赴意大利都灵，参加了以“为何写作”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国际同行进行了深入交流。二〇〇二年，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问世。二〇〇三年八月，他出席了在新加坡举办的两年一度的“作家节”活动，并于八月二十三日主持讲座并发表演讲；同年，他还受邀担任了新加坡金笔奖的评委工作。二〇〇四年三月，他作为二十七人“中国作家团”成员之一，前往法国参与当年的法国图书沙龙；同年，他参加了在同济大学举办的“作家周”之“文学与人文关怀”大型文学对话会，并出版了中篇小说《红粉》与长篇小说《武则天》。二〇〇五年，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出版。二〇〇六年三月，他与约翰·班维尔、谢默斯·希尼等四十余位中外作家共同出席了以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Man香港国际文学节”；同年，他的小说《碧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发，该作品是全球首个同步出版项目“重述神话”中的首部中国神话题材作品，随后在全球十五个国家同步推出。凭借这部小说，苏童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〇〇六年度杰出作家提名，并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苏童新作《碧奴》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苏童以九百万元的版税收入位列第四，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二〇〇七年七月，他参加了“中德·名城·名家·名作”城市推广交流活动，与德国文学家米歇埃尔·罗斯博士作为两国代表，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互访；同年，他应歌德学院邀请，前往莱比锡担任驻市作家，在那里生活了三个月，并创作了《莱比锡日记》，这段德国之旅成为了他一段美好的海外经历，长篇小说《河岸》的构思与动笔也正是在此期间开始的。二〇〇九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河岸》，该作品相继荣获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以及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二〇一〇年，他的短篇小说《茨菰》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二〇一三年，其长篇小说《黄雀记》的删改版在《收获》（二〇一三年第三期）发表；同年，该作品的完整足本《黄雀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苏童受聘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四位驻校作家。同年八月十六日，他的长篇小说《黄雀记》荣获中国文学最高荣誉之一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二〇一八年，他出版了合著作品《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其长篇小说《黄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系列；同年，他又凭借短篇小说《玛多娜生意》获得了百花文学奖。二〇二一年二月，他受邀担任第一届凤凰文学奖的评委。八月，他以朗读者的身份参与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朗读者第三季》。九月十九日，由他参与的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中国大陆上映。十二月，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二〇二二年十一月，《我在岛屿读书》节目邀请余华、苏童、西川、房琪作为“书屋主理人”常驻。二〇二三年三月，他受聘担任苏州城市学院文正书院的兼职教授。四月，他参加了由《典籍里的中国》与抖音电商“抖音全民好书计划”联合打造的《春日阅新正当时》活动。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参与了《2024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节目。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八时，作家余华、苏童以及《收获》杂志的主编程永新一同做客董宇辉的“与辉同行”直播间，畅谈他们与《收获》之间的故事。当地时间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岛屿读书3》中希文学交流会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希腊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本季节目嘉宾作家余华、苏童、孟非、程永新、叶子作为代表，向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图书馆赠送了图书。十月十七日，由苏童等人参与的文化类节目《我在岛屿读书3》正式播出。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他担任了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凤凰文学之夜·第三届凤凰文学奖颁奖典礼”的终审评委。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好天气》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春卷》，苏童与编辑家程永新、评论家张学昕、青年学者叶子一同做客朵云书院·戏剧店，围绕“好天气好朋友好心情”这一主题与广大读者展开了亲切而深入的讨论。同年九月五日，他参加了二〇二五海浪电影周中的「海浪对话」单元活动。
苏童的父亲是一名市级公务员，长期在当地的某个政府机关工作，拥有稳定的职业与生活；他的母亲则曾是水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于1990年因病离世。在个人生活方面，苏童于1987年与自己的中学同窗魏红步入婚姻殿堂，两人相识于少年时期，感情基础深厚。至1989年2月，他们的家庭迎来了新成员——女儿苏童天米诞生，孩子的到来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温暖与牵挂。苏童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举行。在此次重要会议上，经过严格的民主选举程序，著名作家苏童先生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新一届主席团委员。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杰出代表，其多部作品如《###BOOKTITLE_1###》等均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声誉，此次当选也体现了文学界对其创作成就与行业贡献的充分肯定。
苏童在描绘少年生活时，往往并不追求完整地呈现其全貌，而是倾向于截取几个关键片段或某个特定阶段，这些片段与阶段始终围绕“成长”这一核心话题展开。作家最为敏锐且感触最深的，正是从少年迈向成人的那个关键转折期，这一阶段本身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叙事可能。在苏童的笔下，成长故事大多被遗憾、痛苦与忧伤所笼罩，很少能让人看到成长所带来的希望与愉悦；对于他作品中的孩子们而言，成长似乎并非一件值得憧憬的事。这些少年人物很少能从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动力，相反，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过早的生命萎顿与青春凋零。苏童的创作不仅是对童年生活的记录，更深深浸透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作家本人忧郁而富于想象力的童年或许曾对生活怀有许多美好憧憬，但疾病的纠缠却使他无法尽情享受童年的欢乐，他深切体会到不快乐的童年是一种深刻的缺憾。因此，他以少年成长为题材的作品，除了偶尔流露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更多承载的是难以磨灭的伤痛记忆。苏童所呈现的青春往往显露出残酷的一面，除了承受来自成人世界有意或无意的心理伤害，还有一种伤害值得单独予以探讨，即肉体上所遭受的摧残。这种伤害不仅来源于成人，甚至也来自同龄的加害者。肉体的伤害往往突如其来、猛烈异常，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常常给人带来强烈的战栗感。因此，这种伤害不仅作用于人物的身体，更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苏童也常常在作品中探讨现实生活中女性与男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者将写作重心置于女性群体之上，着力表现她们各自的社会地位、权力关系、内心欲望、为维护自身地位所采取的各种手段以及她们的最终结局。通过对女性之间关系的刻画，作者进一步深入挖掘了女性的命运轨迹。他的意图并不在于展现封建制度压迫下的痛苦命运，亦非旨在抨击旧社会的黑暗或抒发女性身不由己的哀怨，而是更关注女性自身在人生战场上的生存姿态。通过揭示女性的真实处境，苏童实际上昭示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苏童还十分热衷于在小说中探讨人性，尤其偏爱揭露人性中的负面因素，经常将笔触伸向人性恶的深渊。如果说人性本身并无善恶的绝对分野，那么人性理应同时包含向善与向恶两种倾向，然而在苏童的小说里，许多人物不是令人厌恶，便是使人憎恨。暴力是苏童特别热衷表现的主题，他的小说中处处弥漫着暴力的气息，书中人物时常面临暴力的威胁。暴力能够极为有效地传达苏童关于人性恶的观念，在许多作品里，暴力甚至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那些角色——不仅是成人，也包括孩童——频繁地使用暴力。在苏童的小说中，与暴力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复仇主题，在仇恨的压榨之下，人性往往只剩下冷酷与暴力，暴力被视为最彻底的复仇方式，也成为苏童笔下人物首选的解决途径。苏童在作品中书写了许多复仇故事，但这些故事往往剥离了传统复仇文学所承载的各类崇高意义。从某种意义上看，仇恨只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叙事动机，作者认为暴力根植于人的本性，只要稍有诱因便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在他的作品里，读者常常会看到许多无端的仇恨，或者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嫌隙就展开疯狂报复的情节。
正是童年时期的所见所闻，塑造了苏童那种超越年龄的成熟视角，令他早早地体悟到世事的复杂。当他提笔开始文学创作时，便深刻意识到童年经验所具有的奠基性意义。因此，童年视角始终是苏童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手法。这种视角并非源于社会学的理性分析，也非依托成年人的既定世界观，更不是对孩童目光的简单模仿；它更像是一种最原始、最本真的创作冲动，驱使作者去捕捉和书写那些记忆深处碎片化的印象与感受。苏童相信，童年生活实际上在每个人身上持续延伸并不断生长，他将这段生命历程视为个人写作中最核心、最私密的源泉。新历史主义理论提出，历史本质上是人类对过往的一种“书写”，是由各种档案与文本构建而成的叙述。正因这种“书写”行为，历史便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浓重的主观色彩，其客观性因此受到根本性质疑，甚至可以说，历史本身便是表达不同群体利益的话语建构。由此，历史不仅未必是对历史事件的真确记录，在整体上反而与文学相似，同样具有虚构的特质。基于这种认识，新历史主义小说所呈现的历史，往往是作家们虚拟或假想出来的历史图景；或者说，他们为自己笔下的生活故事披上了一件“历史”的外衣，即便其中涉及真实的历史事件，也常常只是作为无关宏旨的背景点缀。例如，在苏童的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中，所描绘的燮国宫廷完全是他“随意搭建的宫廷”，其中演绎的故事也是他“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在这里，历史仅仅成了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登台表演的布景，作者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历史为道具，深入描绘和探索人性中那些错综复杂的层面。苏童的《妻妾成群》同样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其核心意念在于展现一夫多妻制下封建家庭内部成员相互倾轧的人生图景及由此衍生的生存法则。由于整部小说基本遵循颂莲的单一视角展开叙事，苏童得以充分施展其细腻精微的文字魅力，他擅长捕捉女性角色身心世界的微妙波动，在透视生存景象的同时，融入了深邃的人性思考。对苏童来说，那些被打碎的故事、分裂的叙事、零散而不完整的片段，都曾为他带来叙述上的独特乐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应当从对“西方”叙事模式的模仿与依赖中挣脱出来，开始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自《妻妾成群》起，他在创作路径上主动“向后退了两步”，而非一味向前突进。他不再倾注全部热情于小说形式的前沿探索，这种“后退”是退回到传统的民间叙事资源之中，这种写作策略或可被称为“旧瓶装新酒”。所谓“旧瓶”，主要指小说的物质外壳，即其外在形式与结构；但如前所述，苏童的小说绝非对传统形式的简单复制。而“新酒”，则指向小说的精神内涵与当代关怀，这部分正是苏童小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价值精髓所在。“旧瓶装新酒”的实践虽然看似放弃了形式上的激进实验，却依然体现出作者对小说技艺的高度重视。苏童的许多作品都流露出一种对“中国古老的故事原型”进行再创造的“虚构的热情”。在这些故事里，读者能依稀辨认出那些沉淀于中国人集体记忆深处的传统故事元素，经过作者的精心剪辑、拼贴与重组，它们得以焕发新的容颜。这些故事往往呈现出热闹、绚烂、腐朽乃至诡谲的气质，同时也扎实地衬垫着小人物世俗生活的底色。例如，《红粉》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妓女与恩客之间情感纠葛的古老母题，其中每个人物对生活的选择，无非是单纯地想把日子过得更加舒心一些；《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则可被视作“妻妾成群”主题的另一种变奏，只是女人之间的算计与争斗主要不是为了争宠，而是为了宣泄怨气或出于其他更为琐碎的缘由；《园艺》则是一个融合了夫妻怄气、逆子出走、金屋藏娇、死于非命等多种混杂主题的故事，其情节铺陈宛如一份休闲小报的社会新闻版面。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却往往与那些时代的宏大事件保持距离，读者从中看到的，是一群小人物在逼仄的屋檐下生活，他们斗嘴吵架、街谈巷议、吹牛夸口、沉溺白日梦，争夺些微的蝇头小利，偶尔也会鼓起勇气冒一点险，由此演绎出世间百态、人生万象。
苏童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之所以显得尤为深刻与独特，首先在于他能够将女性置于叙事的核心，使其成为故事的绝对主角，从而着力呈现一个由女性自身构成的内在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性不再是依附于男性主角的陪衬或背景，而是拥有独立意志与生存逻辑的主体。作者深入挖掘她们的内心轨迹与行为动机，使读者得以窥见其完整的生命图景。其次，苏童的描写往往有意跨越世俗道德的常规边界，将笔下的女性人物置于各种极端或困顿的境遇之中。在资源有限、压迫重重的环境里，她们为了生存与实现种种欲望而彼此争斗，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其人性中更为本质、乃至暗黑的一面得以赤裸裸地展现。实际上，这种人性深处的复杂面貌，无论男女皆可能存在，但女性群体因其长期所处的独特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形成了有别于男性的生存策略与情感模式。因此，在苏童的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系列妖艳、狡黠、虚荣、善妒的女性形象。她们所构筑的世界充满了嫉妒的目光、隐秘的窥探、无情的伤害与深沉的恐惧，每个人都必须时刻提防来自同性的算计与背叛。这些女性角色往往显得狠毒、嫉妒心强、自私、性情乖戾、内心弥漫着绝望，彻底颠覆了传统叙事中贤良淑德、贞洁隐忍的女性模板。她们的情感极端而摇摆，可以瞬间对同伴产生深切同情，亦能迅速转化为刻骨仇恨；她们之间的关系既存在某种深刻的相互需要与依存，又常常陷入水火不容、彼此撕扯的境地。总体而言，苏童笔下的女性总笼罩着一种绝望、凄苦与孤寂的氛围，其命运之沉重常令读者感到压抑与窒息。例如，小说《妻妾成群》就细致描绘了颂莲如何从一名女学生沦为大户陈家的四姨太，并逐渐深陷于大院妻妾间的争风吃醋，在目睹身边女性接连遭遇悲惨命运后，最终自身也走向疯癫；《红粉》中的秋仪与小萼，原本是茫茫人世中相依为命的姐妹，却因一个男人的介入而反目成仇，变得不共戴天；《妇女生活》里的娴，错误地将解放自我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支配她的男人，最终只能在对方短暂的温情里，走完自己心酸而坎坷的一生；《茨菰》中那位被家庭安排“换婚”的女孩，即便短暂体验过城市生活，仍无奈地回归农村，嫁给了原本那位患有羊癫疯的丈夫。这些女性角色虽处境各异，却共享着类似的心性与被束缚的命运轨迹。 与此同时，苏童的小说多以小人物为主角，以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为舞台，着力表现个体在生存中的苦恼、精神的追寻与随之而来的失落。他笔下的人物既有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一面，也不乏清醒认知与善良的瞬间；他们往往不去深究生活的宏大意义，而是更专注于如何在当下具体地“活着”。譬如，《妻妾成群》中的女学生颂莲，并未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那样叛离家庭投身革命，她更为现实地选择成为富人家的姨太太，并且主动甚至自觉地卷入妻妾间的明争暗斗。在书写这些小人物时，苏童的叙述语言始终保持一种平和、冷静、舒缓的节奏，并且他倾向于避免将人物简单塑造为受压迫、受侮辱的扁平化弱者形象，而是赋予其多面的复杂性。 此外，苏童还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十五六岁少年形象，他们大多生活在名为“香椿树街”的南方城北街区。这些少年既单纯又复杂，既表现出外在的强悍又内心脆弱，既保有天真的底色又可能滋生邪恶的念头，生活看似充实实则充满无聊与躁动。例如，《金鱼之乱》中的“我”与阿福；《乘滑轮远去》中的猫头；《桑园留念》中的我、肖弟、毛头；《舒家兄弟》中的舒农、舒工；《城北地带》中的小拐等。他们的故事背景通常设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尽管身处文革时期的中国南方，但作品更聚焦于他们个体成长中的反叛、迷茫、少年时期的困顿彷徨、青春期的无奈与那种无所顾忌的冲动。他们本质上是一群孤独而无助的孩子。苏童通过精准捕捉并呈现这些少年的心理状态，构筑起一幅幅微妙而鲜活的生命景观。这些少年往往具有双向矛盾的特质：一方面，他们内心怀有单纯的精神向往与纯净的憧憬，尚未被成人世界的规则完全同化、世俗化或异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并非拥有主动掌控能力的强者，常常陷入被动的尴尬境地。在纷繁复杂、充满压迫的成人世界面前，他们的反抗多是无奈且无力的，往往以徒劳无获告终。
苏童是一位习惯于在沉静中耕耘的写作者，他始终守护着内心的安宁与生活的平和，并常常以“老农”自喻，如同一位悉心照料自家菜园的农人，每日耕种、收获，再将新鲜的蔬菜携往市场。正是这份贯穿其生活与创作的静气，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深邃的平静，使他得以轻盈地跃出现实的藩篱，超越日常的琐碎，从而获得了一种灵动而鲜活的想象力。这种独特的视角，让他能够对人性的幽微、人心的复杂以及人情的冷暖进行更为深入的开掘与更为丰富的呈现。在叙事艺术上，苏童擅长运用隐喻的手法，常常布设下意趣盎然的“谜面”，悄然引领读者步入其中，一步步探寻并揭开最终的“谜底”。（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苏童始终笔耕不辍，其专注与笃定使他几乎未曾受到外界纷扰的侵蚀；尤为可贵的是，他并未固步自封，而是在自身的演进中不断尝试新的突破与探索。苏童是一个怀抱文学梦想的实践者，一位能够凭借语言匠心独运地构建世界的作家。他以一种温和而不失锋芒的叛逆、典雅而充满诗意的想象，以及语词自身丰沛的感性之美，逐步为自己建构起一个丰盈、浩大且自成一格的文学王国。这个王国的存在，本身便标示出当代中国文学在虚构疆域的拓展与精神想象的层次上所抵达的崭新高度。他的小说世界往往弥漫着一种纤细而敏锐的忧伤，以及一种近乎颓唐却动人心魄的美感，其中蕴含的黯然神伤与深切痛楚，总能萦绕读者心间，令人长久难以释怀。究其根本，苏童的写作是一种直抵灵魂深处的叙事，也是一门探究个体生命如何自我寻觅、自我展开的深邃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