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该人士考入河北农业大学开始本科阶段的学习。二零零六年，他顺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以硕博连读方式攻读农村发展专业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他深入走访了全国数十个乡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逐步构建起自身关于乡村发展的系统性见解。二零零八年，他获得资助前往美国一家生态农场进行实习，这段海外经历促使他开始深入思考工业化农业体系与传统农耕方式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同年年底回国后，他便积极参与到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筹备工作中。二零零九年，作为国内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实践与推广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这一创新农业模式的广泛讨论与关注。二零一二年，他正式创办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一步推动CSA模式的本土化发展。截至目前，借鉴其理念与实践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项目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到约三百至五百家。目前，他担任分享收获CSA项目的创始人及负责人，同时出任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并兼任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的联合主席，持续致力于生态农业与城乡互动的探索与推广。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石嫣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求学，然而她并未踏入常规的校园，而是径直来到了明尼苏达州一个名为“地升农场”（Earthrise Farm）的田园之中，潜心探究一种创新的农业运营模式，由此开启了为期六个月的海外务农体验。她心中怀揣着一个宏大的愿景——在中国创立首个“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将新鲜健康的蔬菜直接配送到城市居民的家中。同年四月十八日，二十六岁的石嫣正式抵达“地升农场”开始实习。她当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决心：“我将告别以往那些略显矫情甚至带点小资情调的生活习惯，真正让双手沾染泥土的气息。”这成为了她这半年美国生活的序章。 与许多人想象中高度机械化的美国农场不同，“地升农场”由两位修女姐妹安妮特和凯创立，由一对夫妇负责日常管理，仅有三名实习生协助劳作，规模小而精。农场名字的灵感源自人类首次登月时一位宇航员的感叹：“我们目睹了地球从月球地平线升起的壮丽景象！”创办者希望这个农场能成为一种崭新范例，提醒人们无法脱离地球而独立生存。由于始终坚持有机环保的原则，农场严格禁止使用任何化肥、农药、除草剂或催熟剂等干扰作物自然生长的化学物质。整个农场仅有一台小型拖拉机，几乎所有的农事活动都依赖人力完成，劳动强度远远超出了石嫣最初的预料。 在农场工作的首日，清晨八点，石嫣就被农场经理尼克和琼夫妇带到温室，学习培育蔬菜幼苗的细致流程。对于农场里的各种植物和农具，石嫣大多感到陌生。自此，每周一到周五早晨七点半，她都会准时从居住的小屋出发，步行半小时前往种植区。她系统地学习从温室栽培到露天种植的全套技术，内容涵盖浇水、移苗、翻地、播种，再到除草、喂鸡、施肥、采摘成熟蔬菜，甚至包括亲手制作小型农耕器械以及驾驶拖拉机……忙碌总是持续到中午十二点。短暂的午餐休息后，下午依然是密集的劳作，直到傍晚五点半才结束。 在记忆里“最疲惫的一天”，石嫣不断用沾满泥土的双手扒开脚下的黑色土壤，将温室的菜苗一株株移植到地里。当最后一棵苗栽种完毕，她原本白皙的双手早已被阳光晒得黝黑。农场中繁重的除草任务完全依靠人工完成，石嫣需要长时间蹲在田地里，头顶烈日，汗水浸透衣衫，双手还不时被带刺的杂草划伤。 在农场，午餐由大家轮流负责烹饪。石嫣所做的中国菜尤其受到几位美国同伴的喜爱，其中的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更是广受欢迎。这得益于她出国前一周，放心不下的母亲对她进行的突击厨艺培训——此前，作为家中备受呵护的独生女，石嫣几乎从未下过厨。 CSA是“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的缩写，它是一种旨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新型农产品产销模式。在每个种植季节开始时，消费者（即份额成员）会预先支付一整年的农产品费用，这相当于成为了农民的“股东”，与农民共同分担种植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自然风险；而农民则承诺采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确保食品的安全健康。这种模式去除了中间商环节，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既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让消费者获得了可靠的有机农产品。CSA最早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瑞士和日本，并于八十年代传入美国。石嫣解释说：“它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永续农业’，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为了践行这一理念，农场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其中第一类专门收集可转化为肥料的废弃物，如腐烂的菜叶和厨余垃圾，这些需经过长达一年的发酵才能投入使用。灌溉用水全部来自屋顶收集的雨水。每周一次为份额成员配送产品，所有包装箱和容器都循环利用。有一次配送过程中，因为箱内的芦笋受冻变色，尼克焦急万分，他们给所有已收货的家庭逐一打电话致歉，并将尚未送出的芦笋全部更换为新鲜产品。石嫣对此总结道：“在这种经营模式中，诚信既是最高原则，也是最低底线。只有共享成员信任农场，农场的运作才能持续下去。”在这个小镇上，“信任”仿佛是一张比任何手续都更为便捷的通行证。石嫣初到镇上银行申请办理银行卡时，本以为像她这样仅停留半年的访客，通常因无法核查信用记录而会被拒绝，但银行工作人员却告诉她：“只需要凯尔修女的签名证明即可办理。” 石嫣对农场生活及其背后理念的理解与适应，是通过一次次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碰撞”逐步完成的。起初，她惊讶地发现室友爱玛在小便后从不冲马桶。当她提出疑问时，没想到尼克夫妇非常支持爱玛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水资源极其珍贵，冲厕用水与饮用水一样，都是达到直接饮用标准的洁净水。刚到美国时正值播种季，农场还没有当季蔬菜产出。习惯了中式菜肴的石嫣想去附近小镇购买蔬菜，却被农场同仁严肃劝阻，她当时感到十分委屈甚至落泪。后来她才明白，在农场人们看来，宁可食用罐头也不应购买来源不明、违背自然规律的反季节蔬菜，因为后者不仅不符合作物生长时序，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成本和环境负担。于是，石嫣不得不度过了一个月主要依靠储备蔬菜罐头的日子。 在地升农场，蔬菜是自家采用有机方式种植的；肉类和牛奶来源于附近散养牲畜的农户；面包用自己种植的小麦磨粉烘制；鸡蛋产自农场散养的母鸡；咖啡选用的则是“公平贸易”产品（确保种植者获得合理报酬，价格高于普通咖啡）；至于草莓酱、酸奶、比萨等也都是亲手制作。石嫣感慨道：“人们通常认为美国人的生活奢侈浪费，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美国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勤劳而节俭。国人对美国人的实际生活与思想观念了解还相当有限。” 在小镇参加家庭聚会时，石嫣既看到了庞大的沃尔玛超市，也在农贸市场上见到了依然坚持使用马车等原始畜力、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阿米什人。在食品商业帝国操控与农业资本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保护艰难生存的小农？——“食在当地，食在当季”（Buy local, buy fresh）的标语在这里随处可见，印证着“为本土商业留存生机”的切实努力。这样的理念与生活方式深深触发了石嫣的思考：中国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的精耕细作有机农业，在商业浪潮冲击下，短短几十年就发生了巨变。当我们的生命屡屡受到三聚氰胺等问题的威胁时，究竟什么才是我们应当追求和坚守的生活方式？ 二零零八年六月八日，农场举行了自设立以来的第十三届“地球安息日”庆典。仪式上，石嫣被推选为入场旗手。当日讨论的主题是“我们是否选择帮助宇宙来相信人类？”每一位参与者都如同参加宗教仪式般沉静而虔诚。石嫣后来回忆说：“这个活动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地球未来的一份憧憬、一种誓言，也是对自我心灵的一次净化与反思。” 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农场里的农民们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大多数农场拥有自己的图书馆，有为女性特意组织的聚会，还常常组建乐队并创作自己的歌曲。石嫣就曾受邀担任一支名为“泥胶鞋乐队”的鼓手。时至今日，她仍清晰记得乐队里最特别的乐器——两块搓衣板。此外，美国独立日的游行也让石嫣大开眼界：队伍中，插着星条旗的农用拖拉机刚刚驶过，冒着烟的联合收割机便紧随而来；驾着马车的农民载着家人孩子，悠闲地行进在队列之中。“原来可以这样做农民。”石嫣笑着感叹道。 石嫣如此介绍自己：“我是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项目的负责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始人。访问我们的网站，您能看到分享收获的真实农妇生活。”她最后诚挚地表示：“欢迎大家的支持。”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三日，石嫣结束了在纽约的短暂停留，启程返回中国。她的母亲专程来到北京迎接女儿。这位四十年前曾在中国农村插队劳动的母亲，虽然自己也经历过风吹日晒的岁月，但当女儿走出机场出现在她面前时，还是忍不住感到惊讶。她未曾料到，半年前那个皮肤白皙、面色红润的宝贝女儿，在经历了半年的“洋插队”之后，竟变得皮肤黝黑、身形清瘦，俨然一副农家姑娘的模样。作为在美国农场劳作留下的特殊印记，石嫣的手心里布满了粗糙坚硬的老茧。然而，石嫣对此毫无怨言，反而坚定地表示：“如果我不亲自去体验、去劳作，我就无法真正深入地理解农场劳动者的生活。尽管人们常说健康食物至关重要，但若不亲身参与一次种植，你永远无法切实体会到这究竟对生活意味着什么。”回国之后，石嫣立即投身于创建中国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的实践中。 谈到引进“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初衷与面临的种种困难，石嫣分析道：“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传统道德中存在于城乡之间的信任纽带正在逐渐断裂，食品安全问题也因此日益严峻。许多农民会特意留出一小块不施用农药化肥的土地，专门种植自家食用的蔬菜，而对外销售的蔬菜则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将会更加割裂。当然，这并不能单纯责怪农民。这涉及到整个农业体系的问题——几乎没有人指导农民农药应该稀释多少倍才算安全，而且农民普遍收入偏低，由于对年终收成没有把握，他们往往倾向于施用更多农药化肥以求提高产量。”她进一步指出，“我国的农民主要以‘家庭承包土地’的形式进行耕作，人均土地面积仅一亩多，一个三口之家拥有的土地通常也不过四亩左右。如果单靠一个家庭来组织CSA模式，最多只能满足一到两户家庭的日常蔬菜需求。同时，如果只有个别田块进行有机耕作，周围农田的病虫害就容易集中侵袭这片土地。相比之下，美国的农场周围往往是大片林地，不易受到邻近耕作的影响。此外，国内消费者的观念也有待转变，许多人更愿意购买廉价食品，却愿意为价格高昂的名牌服饰买单。” 石嫣强调，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相互承诺、共同承担风险的信任关系，正是CSA模式的核心精神。然而，预先付费的做法挑战了中国人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借鉴美国经验，石嫣最初的招募广告仅通过电子邮件在老师和朋友之间“口口相传”。中国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背景，以及她的导师温铁军教授和她本人的声誉，都为初期赢得客户信任增添了分量。最终，位于凤凰岭脚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成立，石嫣将自己在这里的工作称为新时代的“土插队”。农园距离北京市中心至少有两个半小时车程，坐落在六环外凤凰岭山麓的一个绿色生态种植园区内。这个亲切的称呼自有其渊源：石嫣的博士生导师、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当年在河北定州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免费培训农民时，就曾饲养过小毛驴。后来，温铁军教授牵头成立的北京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将实践基地迁至北京，甚至还考虑过把那些毛驴也一同带来。更重要的是，小毛驴本身也是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的一个象征。 正值蔬菜瓜果丰收的季节，记者特意探访了这位博士创办的农园。“小毛驴”始终将生态健康作为根本宗旨，农场的日常管理讲究科学和专业。这里种植的所有蔬菜都使用农家肥料，保证百分之百有机。猪舍则采用自然养猪法，在特殊设计的圈舍内铺设锯末和农作物秸秆等垫料，通过微生物发酵分解粪便污物，使得猪舍既没有臭味、也不产生污染，同时还节约饲料、节省人力。农场拥有九名固定实习生和五名管理人员。通常，周一到周五是常规的耕种时间，周末则需要进行蔬菜配送并接待来访市民。由于几乎所有的农活都依赖手工完成，每个人的工作量都相当繁重。 “小毛驴”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种类型：普通份额和劳动份额。两者都需要在种植季节开始前与农场签订为期二十周的协议，并提前支付费用——这意味着农业生产中的风险由农场和客户共同承担。每个周末则是检验农场一周工作的时刻：周六要给普通份额的客户配送蔬菜，而选择劳动份额的客户也需要在周末两天来到自家认领的菜园进行劳作。随着收获季节大量蔬果成熟，工作人员开始了辛苦却充满快乐的配送旅程。他们常常清晨四点就起床，抬头望去，天色还未完全放亮。在虫鸣鸟啼的陪伴下，大家分工合作，将新鲜的蔬菜从地里小心采摘出来，经过整理、装箱、装车，最后运往各处。这些年轻人的辛勤付出赢得了大多数份额成员的支持与认可。小毛驴的第一个份额家庭——钟大哥一家，一直保持着收集家庭厨余（如果皮、菜叶）的习惯，还不定期将装满的堆肥桶运送到农场。“那正是连接城市与农村循环链条的希望所在。”钟大哥的孩子楚楚曾对石嫣说：“阿姨，黄瓜真好吃，我连皮都吃掉了。”每每想起这句话，石嫣总会忍不住露出笑容。 谈及CSA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前景，石嫣认为CSA首先是一种创新的营销模式。只要建立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链条，它就能很好地解决小农场的市场销售问题。一旦营销流通渠道构建起来，即使是边远山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只要他们的农产品符合市民的需求，依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有机农产品的销路。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成为CSA农场的客户？是由财力决定，还是由认知水平决定？在美国，经常购买有机食品的人群年收入约为四万三千二百八十美元，而频繁购买者中也有年收入低于一万五千美元的群体。石嫣认为，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识程度高低，更直接地决定了他们是否会选择有机食品。因此，对消费者的教育和宣传显得尤为重要。 据相关了解，有研究表明，从化学农业转向有机农业的过程中，只要平稳度过三年的转换期，作物产量能够维持在相当的水平。例如，威斯康星州整合作物系统试验项目在该州南部进行了长达十三年的研究，结果显示转换期结束后，在气候条件较好的年份，玉米和大豆的产量能达到常规农业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八，有时甚至超过化学农业的产量。对于未来，石嫣怀有自己的期望：“最好能够推动国家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既然可以对农药化肥提供补贴，那么在转向生态农业的三年减产过渡期内，是否也能给予农民一定的补贴呢？” 石嫣身穿一件沉静的浅褐色方格长裙，打扮朴素得体，神态平和沉稳。交谈时，她总是带着邻家女孩般亲切的微笑，耐心回应每一个问题。她的言谈中没有许多年轻人特有的张扬，却透露出一种坚定的力量。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阐释过中国农民的“土”。石嫣深知，“土”是一个非常贴切的词，但这不应该被理解为贬义。“因为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泥土。就像我们在种植幼苗时，经常需要跪在或坐在土地上。正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石嫣动情地说道。“食物还是药，能够为身体和心灵患病的人疗伤。”她接着说，“我认为它是一种连接。土地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你把腐烂的蔬菜等废弃物埋进土里，它能增加土壤的肥力，并孕育出新的植物。健康的食品源自健康的土地。当你真正参与种植，经历从播种到收获、最终成为食物的全过程，包括饲养家禽牲畜、见证它们的成长，这其实是对人的一种重新洗礼。与自然——土地、阳光、水、动植物——的接触，会让你在内心对自己有新的认识。” “过去，我偶尔会有一种感觉：在田野调研时，我完全成为了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但一旦回到城市，反而有些格格不入。”石嫣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作为石嘉辰和耿素芬的独生女，石嫣从小在城市（河北保定）长大。父亲在保定供电局工作，母亲退休前则在化工厂上班。当年高考，石嫣的第一志愿就是河北农业大学。那时“三农”问题正成为社会热点，曾作为下乡知青的父母对女儿的选择给予了全力支持——他们当年正是在农村劳动时相识、相知并最终结为伴侣的。成长过程中，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的父母时常向石嫣讲述下乡时的往事，比如挣工分、放电影等，这让她从小就对农村和土地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本科期间，石嫣阅读了大量知名“三农”专家温铁军的著作，深受触动并心生敬佩。因此在研究生推荐免试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温铁军作为未来的导师，并最终如愿以偿。 石嫣坦言，导师对她影响最深的就是强调实践的务实精神。现实中的她并不喜欢过多地与他人争论，而是坚持“先去调查实践，才有发言权”。这句话正是导师温铁军常说的。他时常告诫学生，当你还没有能力去争论时，就不要争论，而是默默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石嫣曾多次跟随导师下乡调研，深切感受到导师对事物的判断与实际情况的高度吻合。温铁军导师“将做学问和做人结合得特别好”，他务实严谨、朴实随和、没有架子，善于与农民沟通，“在田地里用毛巾擦汗的动作与农民无异”，下乡调研时从不在饭桌上喝酒。这些言传身教不断坚定着石嫣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 石嫣向来不是一个热衷于打扮的女孩。她对穿着有自己的审美，但并不追求名牌，而身边的同学却常常谈论这些。有一次，一位相貌出众的女孩交了一位经济条件优越的男友，对方给她买了一个两万元限量版手提包，引得众人羡慕。“我想说，那个包真的值那么多钱吗？两万元够多少农民吃多少顿饭啊！但这种话能说出口吗？”石嫣摇了摇头。“社会中有很多人病了，包括身体和心灵，因为他们远离了土地。我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离开农村，如何在城市里更快地让钱包鼓起来。很多年轻人总想着不付出什么就能得到一切，这是整个社会风气推动的结果。”她还坦言，对于安妮宝贝等作家笔下那种让人沉溺的忧伤文字，她持审慎态度。“现实中其实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做，而我们却沉浸在虚无的忧伤里。”“但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如果自己不参与、不讨论，似乎就无法与大家交流。因此内心常常感到矛盾。” 赴美之后，石嫣曾和农场的朋友谈起过两万元手提包的事。大家常开玩笑说，我们干一年的收入，还买不起那样一个包。在那里，石嫣发现自己并不孤独，原来有很多人与她想法相似，并且生活得很快乐。“当你说自己是农场实习生时，大家都会非常羡慕，认为这是很棒的工作和选择。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实现的，是可以作为一生道路的。我们并不需要改变自己太多。” 不久前，石嫣通过参与“首都高校博士生挂职实践”活动来到江津。一路上与其他七所北京高校的博士生们交流时，她感到自己似乎很难再像那些一直待在象牙塔里的同龄人那样思考了。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言谈方式，空对空、“不接地气”，让石嫣感到难以理解。交谈中大家谈到为何到基层挂职，几乎一致认为这有利于将来在政界或官场上的发展和晋升。石嫣感到异常别扭，她认为到基层挂职应该是让大家在工作前有机会了解农村，从而为将来更好地服务或改变农村做好准备。但她不知如何表达，只得显得沉默寡言。 最后，我探访了石嫣位于后沙涧村的住所。时近傍晚，大家正在忙着准备晚饭。住所坐落在村子中央，简朴而宁静，远离都市喧嚣，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村四合院，里面住着她的同事以及来自各地的实习生。这里的夜晚静悄悄的，没有喧闹，也看不见霓虹灯光。谈及未来的计划和打算，她说：“CSA肯定是我未来最主要的选择，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我看清了前方的路，也看到这条路值得我一辈子走下去……”
2024年8月，入选北京榜样·最美互联网从业者提名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