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阮玲玉的母亲前往上海谋生，受雇于一户张姓的富裕家庭担任女佣。次年，即一九一八年，为了让女儿接受教育，母亲将阮玲玉送至张家附近的一所私塾就读，并在入学时为她取定“阮玉英”这一正式学名。到了1919年，母亲向她所服侍的张家老爷恳请帮助——因张老爷恰是当地崇德女校的校董——经其出面协助，阮玲玉得以半价学费进入这所由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学校学习。然而其后不久，阮玲玉因个人原因选择主动退学，自此离开了崇德女校的校园。
一九二六年，在张慧冲的引荐之下，她顺利加入了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明星影片公司，并由此正式踏上了自己的演艺之路。同年，她参演了个人首部电影作品《挂名的夫妻》，这标志着她艺术生涯的开端。不久后，她与杨耐梅、郑小秋等知名演员共同主演了剧情电影《北京杨贵妃》，在片中她生动诠释了擅长歌舞的交际花杨小真这一角色，展现了其表演上的潜力。此外，她还与丁子明搭档，主演了另一部剧情电影《血泪碑》，进一步积累了银幕经验。到了一九二八年，她与龚稼农合作，出演了古装神话题材的电影《蔡状元建造洛阳桥》，拓展了表演的戏路；同年，她又与胡蝶、郑小秋联袂主演了爱情电影《白云塔》，在片中饰演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儿蒲绿姬，其表现获得了更多关注。一九二九年，她的演艺工作更为繁忙：先是主演了由朱瘦菊执导的武侠电影《火烧九龙山》，随后又与郑基铎合作，主演了爱情电影《情欲宝鉴》，在片中细腻刻画了一位默默暗恋画家的少女情怀；紧接着，她再次与郑基铎搭档，共同出演了另一部武侠电影《大破九龙山》。此外，她还主演了由李萍倩自编自导的剧情电影《劫后孤鸿》。同年，她还在李萍倩执导的电影《妇人心》中饰演了邢淑芳一角。除此之外，她的作品还包括主演朱瘦菊执导的电影《珍珠冠》以及郑基铎执导的电影《银幕之花》，这一年可谓是她早期创作的高产期，为其在影坛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九三零年，阮玲玉与刘继群携手合作，出演了轻松诙谐的喜剧短片《自杀合同》；同一年内，她又与金焰、刘继群一同担纲主演了爱情题材影片《野草闲花》，在片中生动塑造了从受灾地区漂泊至上海、以卖花为生的少女丽莲这一形象；除此之外，她还与王瑞麟、林楚楚共同主演了剧情电影《故都春梦》，成功诠释了那位曾经声名远扬的歌妓燕燕的角色。进入一九三一年，阮玲玉再次与金焰搭档，主演了另一部爱情电影《桃花泣血记》，她所扮演的是一位生长于贫困乡村却气质清丽的姑娘琳姑；也是在这一年，她主演了根据华罗琛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爱情电影《恋爱与义务》，将文字中的情感世界呈现于银幕之上；随后，她又与金焰、高占非一同联袂出演了爱情电影《一剪梅》，延续了其在情感题材影片中的精彩表现；此外，她还与叶娟娟共同主演了爱情电影《玉堂春》，进一步丰富了其在这一年的创作历程。至一九三二年，阮玲玉与陈燕燕、金焰合作，共同主演了剧情电影《续故都春梦》，展现了她在不同叙事作品中的持续参与。一九三三年，她与黎莉莉、袁丛美联合主演了剧情电影《小玩意》，在片中细腻刻画了以制作小玩具维持生计的叶大嫂这一底层女性形象；同年，她又与金焰共同主演了剧情电影《城市之夜》，饰演一位在纱厂辛勤工作的女工，呈现了当时平民生活的真实侧面；此外，她还与陈燕燕、金焰再度携手，联合主演了剧情电影《三个摩登女性》，在片中成功塑造了积极投身于劳动大众为争取生存与自由而斗争的进步女性周淑贞。
一九三四年，阮玲玉在银幕上展现了多元的表演才华。她首先与黎铿合作，主演了剧情电影《神女》，于片中塑造了一位为生计与抚养儿子而被迫出卖身体的妓女形象，其表演深刻动人。同年，她又与郑君里携手，共同主演了剧情电影《新女性》，成功诠释了在婚姻中遭受挫折的知识女性韦明，细腻地呈现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苦闷。此后，她与林楚楚、黎铿一同出演了剧情电影《人生》，进一步拓展了其合作范围。此外，她还与高占非、黎铿联袂主演了剧情电影《香雪海》，在片中扮演了一位贤惠而美丽的少女，展现出角色纯洁善良的特质。也是在这一年，她主演了由朱石麟执导的剧情电影《归来》，该片由高占非、黎铿、尚冠武等共同参演，阮玲玉在剧中饰演了名为琬的角色，以精湛演技丰富了人物内涵。同年，她还主演了由郑基铎执导的电影《再会吧，上海》，持续活跃于影坛。一九三五年，阮玲玉与黎莉莉共同主演了剧情电影《国风》，她在片中饰演了身处大上海纷繁复杂、充满诱惑的环境之中，却始终能够保持自身清白与独立的坚强女子张兰，这一角色彰显了其塑造正面女性形象的能力。至一九三八年，她与宣景琳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舞宫血泪》正式上映，为其艺术生涯再添重要作品。二零零五年，在第十四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阮玲玉被评选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最杰出的一百位电影演员之一，这无疑是对其艺术成就的崇高肯定。而在作品《神女》中，她还饰演了妈妈一角，进一步展现了其戏路的宽广。
阮玲玉的父亲名为阮用荣，他生前在上海浦东亚细亚油栈从事工人工作。一九一六年，当时阮玲玉年仅六岁，阮用荣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身体不堪重负，最终因肺痨病逝。此外，阮玲玉在成长过程中还曾领养了一名被遗弃的女孩，她为这个孩子取名为张妙蓉，日常则以“小玉”作为其亲切的昵称。
一九一七年，年轻的阮玲玉在上海一户张姓富庶家庭中担任女佣，正是在那里，她初次结识了比她年长六岁的张家少爷张达民。至一九二五年末，当时仍在崇德女校就读初中二年级的阮玲玉，选择离开学校，与张达民在鸿庆坊开始了同居生活。在这段关系中，阮玲玉虽然能得到张达民提供的有限生活费用与口头上的温存，却几乎丧失了个人自由，生活处处受其制约。一九二六年，阮玲玉逐步踏入电影界，开启她的演艺生涯；与此相反，张达民缺乏谋生能力，反而开始不断勒索日渐走红的阮玲玉，依靠她的收入维持生活。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局势动荡，阮玲玉为躲避战火前往香港，在一次社交场合中结识了经营茶叶生意的富商唐季珊。不久后，阮玲玉返回上海便决意离开张达民，随后搬入唐季珊在新闸路购置的一栋三层西式洋房，与其共同生活。然而张达民并未罢休，转而向阮玲玉与唐季珊两人进行勒索，并最终向法院提起诉讼，使二人卷入官司纠纷。与此同时，阮玲玉察觉唐季珊已与另一位女性梁赛珍交往，自此之后，唐季珊对阮玲玉的态度急转直下，甚至时常出现打骂行为。一九三四年，阮玲玉在参与拍摄电影《新女性》期间，与导演蔡楚生在工作往来中逐渐建立起较为亲近的关系。可惜蔡楚生在乡下已有原配妻子，因顾虑自身家庭与名誉，他最终未能与阮玲玉走到一起。阮玲玉的生活经历由此更添曲折，其情感道路的坎坷与事业发展的交织，折射出当时社会环境下女性处境的复杂与艰难。
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于上海新闸路沁园村的寓所内，留下了两封充满悲郁与决绝的遗书，随后吞服了三瓶共计三十粒安眠药，以极端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日下午六时三十八分，因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阮玲玉最终香消玉殒，其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五岁的芳华之年。同年三月十四日，她的灵柩从上海万国殡仪馆移出，送往位于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安葬。下午一时十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十二位电影界的同仁与挚友共同扶灵，将棺椁郑重抬上灵车。葬礼当日，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众多亲友与影迷前来送别，众人瞻仰遗容，无不为之哀痛惋惜。
阮玲玉的外表端庄大方，气质清丽脱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拥有精湛纯熟的演技，更秉持着严谨而认真的表演态度。在电影《神女》中，她将阮嫂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其塑造的银幕悲剧角色深深打动了观众，令人久久难以忘怀。阮玲玉的艺术视野十分广阔，她积极关注并热衷于观摩不同国家的影片，从中汲取养分。在表演时，她的神态往往凝聚于一双超凡的眼睛之中，那眼神蕴含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意味，具有强烈而动人的情感诱惑力。在她后期的艺术创作中，她也格外擅长捕捉并运用这种极具表现力的眼神。在电影拍摄现场，阮玲玉的表演流畅自然，情感收放自如，仿佛与角色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她并非如电影《挂名的夫妻》中那般仅仅依赖直觉感受进行表演，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感性体验升华到理性把握的深化过程。在电影表演领域，阮玲玉无疑具备出众的艺术天赋，但更为关键的是她后天持续不懈的刻苦努力。此外，阮玲玉还始终致力于追求电影艺术的创新与突破，展现出一种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创作精神。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国电影家协会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于北京共同组织并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纪念阮玲玉逝世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活动，与会者围绕阮玲玉的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展开了深入探讨。随后在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期间，为隆重纪念阮玲玉诞辰一百周年，著名电影艺术家秦怡在上海影城策划并主持了“首届上海中外无声影片展”，该展览通过放映一系列珍贵的无声电影作品，向这位早期电影明星致敬，并促进了国内外无声电影文化的交流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