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梁祖籍浙江绍兴，于1934年出生于上海。他从六岁开始便跟随父亲练习基本功并学习戏曲技艺，逐渐对京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3年，他考入上海戏曲学校进行系统学习，并取学名为钱正伦。1950年，在原北京四维戏校的基础上，中国实验戏曲学校（即后来的中国戏曲学校）正式成立，并面向全国公开招收新生。得知这一消息后，钱浩梁立即前往北京参加选拔考试。在考场上，他完整演绎了《林冲夜奔》中的一个经典唱段，其扎实的功底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主考官周信芳的格外赏识。周信芳当场决定予以录取，并破格安排他直接插入学校的研究班进行深造；在研究班期间，钱浩梁得以师从尚和玉、迟月亭、沈三玉、茹富兰、傅德威等多位名家，接受了全面而严格的训练。1956年，钱浩梁作为中国戏曲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因其表现优异而被留校，进入该校附属的实验京剧团工作。在该剧团期间，他首先参与排演了《百骑劫魏营》，成功饰演了主角甘宁一角；随后又在新编剧目《挑滑车》中担纲主演，塑造了高宠这一重要角色，这两次演出均获得了观众与业内的一致好评。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向李少春、李生斌、盖叫天等著名表演艺术家请教和学习，不断汲取各家之长，丰富自身的艺术修养与舞台表现力。
一九五七年，青年演员钱浩梁参与了由岑范导演执导的戏曲影片《雁荡山》，由此开启了其艺术生涯的重要篇章。一九六一年，他随刘秀荣、谢锐青、刘长瑜等优秀演员一同赴上海进行演出，并在《伐子都》及《界牌关》等多部剧目中担任主要角色，其扎实的功底与舞台表现力开始受到业内关注，逐渐崭露头角。此后，他转入中国京剧院一团，有幸得到李少春、李洪春、高盛麟、李盛斌、刘砚芳、盖叫天等众多京剧名家的亲身指导与悉心点拨，艺术造诣日益精进。一九六二年，中国京剧院为充实演出队伍，决定从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遴选四十名优秀人才。剧院总导演阿甲与副院长张东川等领导在观看了钱浩梁主演的《挑滑车》后，一致认为这位青年演员资质出众、潜力巨大，是一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遂将其选调至中国京剧院。在等待具体工作安排期间，恰逢四团在吉祥剧院演出《伐子都》，然而原定主要演员因在前一日演出《雁荡山》时手部受伤，无法登台。副团长李殿华临时决定由钱浩梁顶替出演。当晚，江青恰好前来观戏，钱浩梁作为年轻武生所展现出的俊朗扮相与精湛演技，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凭借此次临危受命的突出表现，钱浩梁最终被分配至中国京剧院一团。当时，四十三岁的头牌老生李少春先生身体状况欠佳，剧院领导有意安排他带领并培养钱浩梁，为剧团储备新生力量。李少春对钱浩梁十分器重，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栽培。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国京剧院一团在排练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时，确定由李少春担任主人公李玉和的A角。按照惯例，剧组还需配备一名B角演员，李少春当即推荐了钱浩梁。在紧张的排练过程中，李少春对钱浩梁进行了手把手的悉心传授，尤其在唱功方面，从每一段唱腔的设计，到咬字吐音乃至用嗓技巧，无不细致指导。因此，钱浩梁始终对李少春恭敬有加，言必称“老师”。作为B角，钱浩梁在《红灯记》的演出中获得了频繁亮相的机会，更在当年第六期《戏剧报》的封面上获得了刊登其饰演李玉和剧照的珍贵机遇，由此声名鹊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走红。一九六五年初，《红灯记》剧组赴南方巡演，钱浩梁担纲主演。所到之处，新闻媒体对《红灯记》的宣传报道，总离不开钱浩梁饰演的李玉和、高玉倩饰演的李奶奶、刘长瑜饰演的李铁梅以及袁世海饰演的鸠山，这几位艺术家无形中被观众视为《红灯记》中无可替代的黄金搭档。在此期间，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一度超越了老师李少春。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正常的文艺演出活动被迫中断。至一九六七年，京剧《红灯记》被确立为首批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与此同时，江青亲自为钱浩梁改名为“钱浩亮”，这一事件使其在文艺界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随着京剧《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艺术片广泛放映，字幕上“浩亮”所饰演的李玉和形象深入人心，其名号可谓家喻户晓。一九七五年后，钱浩梁逐渐淡出舞台。一九八八年，《中国戏剧》杂志刊登了由吴钢撰写的题为《浩亮近况》的文章。一位与钱浩梁阔别二十三年的老朋友读到文章后，专程前去探望。叙谈之中，这位老友萌生了给同样喜爱京剧的宋任穷同志写信的想法，希望有助于推动钱浩梁重返京剧舞台。这封信经宋任穷批示后，转至文化部处理。同年，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届校友为母校募集教育基金，计划于十二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为期三天的义演，在拟定的演出阵容中列入了钱浩梁的名字。由此契机，钱浩梁得以重新回归阔别已久的舞台。一九八九年元旦，时任天津市市长、同样酷爱京剧艺术的李瑞环同志，指示天津电视台邀请钱浩梁出演《艳阳楼》。此次演出录像在天津电视台元旦特别节目中播出后，引起了热烈反响，全国各地的众多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向他发出演出邀请。同年，因苦于缺乏合体的行头，钱浩梁借款一万余元，特意在上海定制了全套戏装。为了尽快偿还这笔借款，他更加辛勤地奔波于各地舞台，甚至常常在同一出戏中先后饰演多个不同角色，频繁上场，不辞劳苦。同年十月，《新体育》杂志为庆祝创刊四十周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专题晚会，经向文化部请示并获得同意后，特邀钱浩梁夫妇登台献艺，消息传出，广大戏迷欣喜不已，奔走相告。当晚，钱浩梁与夫人曲素英合作演出了《白毛女》的经典选段。一九九零年十月，钱浩梁赴上海演出。尽管主办方仅在《新民晚报》的中缝位置刊登了一则小小的广告，但戏票仍在几天之内被抢购一空。演出时，他曾向观众坦言，自己正处在艺术状态的全面恢复与调整时期。值得一提的是，钱浩梁演出《群借华》时，一直采用“一赶三”的演法，即在前部饰演鲁肃，中部饰演孔明，后部饰演关羽，充分展现其多面化的表演才能。一九九二年一月，钱浩梁应邀赴济南出演《龙凤呈祥》，同样以“一赶三”的形式呈现，前演乔玄，中演鲁肃，后演赵云。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奔波与劳累，时年五十八岁的钱浩梁在演出期间突发脑溢血，不幸倒在了舞台之上。一九九二年底，钱浩梁被批准病退回北京休养，当时病情相当严重，出现了半身瘫痪并丧失了语言能力。经过近一年的积极治疗与康复，其身体状况逐渐有所好转。一九九八年，钱浩梁开始尝试恢复基本功训练，并谨慎地重返舞台进行演出。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石家庄于河北艺术中心举办“中国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钱浩梁与曲素英作为压轴嘉宾出场，首先合作演出了《白毛女》选段。之后，钱浩梁又独自演唱了《洪羊洞》和《红灯记》的经典选段。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钱浩梁等人再次联袂演出了原版《红灯记》中的精彩选段。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七日，钱浩梁、曲素英夫妇应“红金赣2004中国景德镇第二届中华京剧票友艺术节”组委会之邀，前往景德镇献艺。在闭幕式演出中，二人登台表演了《白毛女》唱段，随后应现场观众的热烈要求，又加演了京剧《红灯记》的唱段。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办的“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上，钱浩梁与妻子曲素英携手表演了《白毛女》、《野猪林》以及《红灯记》的选段，其艺术生命力依然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一九五九年，当时尚不满二十五岁的钱浩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一九六八年，他被组织任命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随后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零年五月起，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的相关工作，介入对全国文艺事业的领导事务。一九七五年第四届人大召开后不久，钱浩梁进一步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肩负起更重要的职责。然而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钱浩梁经历了隔离审查，最终被认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一九八一年，组织正式对其问题作出结论：按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定开除其党籍，降低一级工资，并将其调离北京，前往外地安排工作。此后不久，钱浩梁的工作安排便有了明确结果，他回到了曾经长期工作的单位——中国京剧院，同时也将名字恢复为本名钱浩梁，只是不再担任副部长职务。一九八三年，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对钱浩梁颇为赏识，他委托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安耀光出面，邀请钱浩梁前往河北艺术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在艺校的京剧科，钱浩梁承担起为一批代培的四川学生进行“开坯子”即启蒙训练的任务，并在此期间精心编写了《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功》这一教材。此外，在为三个高年级学生教授身段和剧目课程时，钱浩梁亲自为他们排练了盖叫天派代表剧目《一箭仇》与《雁荡山》。教学期间，因学生曾临时返回邯郸，钱浩梁又不辞辛劳地赶赴邯郸继续指导，确保教学进度不受影响。至一九八八年，河北省文艺界开展技术职称评定工作，钱浩梁凭借其专业贡献与教学成果，被评为高级讲师。
钱浩梁先生的父亲是上海京剧界享有盛名的表演艺术家钱麟童，他长期担任上海新华京剧团的麒派主演，曾正式磕头拜师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门下，可惜未满六十岁便不幸离世。在家庭中，钱浩梁在七个兄弟里排行第二，他的大哥名叫钱浩栋，三弟则名为钱浩森。他们兄弟七人当中，最终选择继承父亲京剧事业、投身于戏曲行业的并不多。钱浩梁的女儿名叫钱红南，她也是这个艺术家庭的一员。
钱浩梁先生的妻子是著名京剧演员曲素英，两人早年曾同校学习，但并不同班。曲素英在艺术道路上成就卓著，她原本是《红灯记》中李铁梅一角的首位扮演者，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1963年，钱浩梁与曲素英结为连理，组建了家庭。次年，在《红灯记》的演出中，曲素英继续在B组承担李铁梅这一重要角色。然而，当《红灯记》筹备拍摄电影版本时，钱浩梁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说服了妻子曲素英放弃出演电影中的李铁梅。此后，曲素英不幸罹患乳腺癌，需要住院接受手术治疗。手术过程十分艰巨，刀口范围从腋下一直延伸至腰间，术后她的身上同时插着输血管、输液管和氧气管，情况令人揪心。在这段艰难时期，钱浩梁始终不离不弃，亲自在病床前陪伴照料，整个家庭也因此度过了异常艰辛的岁月。当时钱浩梁的身体亦不便，他常常拄着拐杖搭乘公共汽车前往医院，悉心照顾病中的妻子。曲素英手术出院后，每次需要前往医院复查，钱浩梁都会先用自行车稳稳地推着她出行，到达公共汽车站后再小心搀扶她上车，一路护送。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妻子曲素英始终与钱浩梁相濡以沫，用深厚的感情与坚定的陪伴，共同支撑他度过了晚年那些孤独的时光。
2020年9月3日上午11时20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钱浩梁先生于北京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七岁。钱浩梁先生一生致力于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其在舞台上的精湛技艺与鲜明角色塑造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离世是中国戏曲界的重大损失，令众多同行与戏迷深感痛惜。在此，我们通过其生前的生活照片，回顾这位艺术大家平凡而温暖的日常瞬间，以寄托无尽的哀思与缅怀。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钱浩梁先生应邀出席了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隆重举办的“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这场汇聚了众多京剧界名家的演出盛会，为观众呈现了一系列经典剧目中的精彩选段，而钱浩梁先生的登台参与，更为此次活动增添了重要的艺术分量。
在指导学员们演练“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这一唱段时，钱浩梁亲自进行了示范，尤其着重展示了与“党员”二字相关的唱腔及身段动作。他将表演的关键字眼和身段力道的核心凝聚在“党”字上，在唱腔处理上运用了一个极具力度与技巧挑战的上划音，使得声音的强度、穿透力与身段动作的幅度都达到了十分饱满而强烈的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员”字的唱腔处理，收音迅速而果断，干净利落，显得格外短促有力。钱浩梁指出，唱腔必须做到吐字清晰，注重发声时的共鸣控制，特别要精准把握鼻腔共鸣的运用技巧。在艺术风格上，唱腔应追求质朴与通俗，避免过于繁复华丽的修饰，始终以让观众听得明白、学得容易为根本宗旨。念白方面则采用京白，并非普通话音韵，而是遵循京剧艺术规律与审美特征的特殊道白形式。他进一步强调，念白需兼具口语化、艺术化与生活化的特点，要精准拿捏语句间的语气变化，使念白真正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传递出角色内心的真实情感。在不同的人物关系、物件互动及情境变化中，演员必须准确区分语境的差异，灵活调整用语和语气。此外，他还特别讲解了脚下的站法，要求以“丁字步”站稳后，保持姿态稳定，不可随意晃动。步伐应当简洁大方，避免琐碎与小气；手势则需简练而准确，强调身段动作宜精不宜繁。在做任何身段时，都必须运用腰部的力量，以腰为动作发力的中轴，遵循“行肩跟背，逢进必退、逢左必右”这一身段运动的基本法则，使表演兼具劲道与韵律。
在探讨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这一角色的面部表情表演技法时，钱浩梁着重强调了人物所应具备的“精气神”，也就是必须通过细腻的演绎，将李玉和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内在风貌完整而鲜明地呈现出来。他进一步阐释，在表演实践中应当做到内紧外松，使内在情绪与外在形态高度统一，达到形与神相互交融、彼此映衬的境界。具体到形体控制上，他要求演员注重收腹、立腰并运用脖颈的劲力，保持站姿如松树般挺拔，坐姿如钟鼎般沉稳，行动如清风般流畅有力。关于眼神的运用，钱浩梁特别指出需避免长期瞪眼、频繁皱眉或目光涣散无神等常见问题，主张眼神应随着角色的内心活动而灵活传递情感。此外，他还提出演员需掌握表演中的“变脸”技巧，即依据剧中面对的不同人物、处理的不同事件以及身处的不一样语境，在面部表情上做出相应而细致的变化，从而更生动地刻画角色的复杂性与层次感。
钱浩梁自六岁起便跟随父亲学习戏曲并刻苦练习基本功，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他年仅十六岁，此时其基本功已相当扎实，武戏表演也具备了一定水平，只是尚缺乏独立完成整场演出的信心。当时，他的父亲持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唱腔艺术方面北方地区更具优势，这主要是由于谭派、马派等重要流派皆发源并兴盛于北方，加之父亲本人对自身的演唱始终怀有更高的追求，因而便寄望于钱浩梁能够前往北京继续深造。在这样的期望下，钱浩梁毅然放弃了当时在上海已有稳定收入的生活，凭借一身所学进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开始了新的求艺历程。
关于《红灯记》，钱浩梁所塑造的经典形象中，那一手提着灯、一手自然垂放于身侧的标志性剧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舞台记录，成为这出戏深入人心的视觉象征。这张剧照所凝固的瞬间，恰恰是京剧传统表演程式在现代题材剧目中经过巧妙转化与高度提炼后，所凝结的艺术精华。钱浩梁曾深入谈及创作过程中的挑战，他指出，许多动作设计必须同时兼顾现代工人的真实感与传统京剧步伐的韵律感，这其中的平衡极为不易。为了精准捕捉人物神韵，当年他们曾专程前往北京火车站实地体验生活，细致观察工人的日常举止。然而，仅有生活积累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朴素的日常动态进行艺术化的舞蹈提炼与程式化处理，最终达到一种“似像非像”、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境界。具体到表演层面，首先需要将生活化的行走姿态提炼为具有美感的舞台台步，这一提炼过程本身就蕴含着严格的规范。完成程式化提炼后，每一个动作还必须具备严谨的规格：手的位置、脚步的移动、面部神情的变化，都需要协调统一、丝丝入扣。演员既要全身心地投入角色情境，感受人物的情感，同时又必须保持一定的艺术抽离，以驾驭形式美的呈现。即便是看似简单的喝酒动作，也需讲究工架的饱满与造型的优美，例如手肘需保持圆润的弧线，另一只手则需做出相应的配合姿态，从而在细微之处彰显出京剧艺术深厚的程式底蕴与独特的审美追求。
钱浩梁先生的舞台台风沉稳而练达，举手投足间气度非凡，其功架尤为扎实精湛，嗓音宽厚洪亮，唱腔韵味醇厚动人。在艺术道路上，他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最终成长为一位技艺全面的出色文武老生。置身于这个人人都似乎不得不“臣服”于传媒关注与表达的时代，钱浩梁却显得格外不同，他不仅是少数在访谈中常常欲言又止的受访者，而且在话音最终落下之际，神情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终于得以从聚光灯下逃离的隐约快慰。人生岁月已逾八十载春秋，那段闹哄哄、乱糟糟的历史年代所留下的深刻印记，依然在他身上难以完全掩去，那份沉淀于记忆深处的复杂感触依稀可辨。然而，他并未急于为自己过往的际遇多作辩解，叙述往事时，言语常常被一声悠长而意味深长的叹息所打断或替代。对他而言，人生的进与退、起与伏，远非“一碗酒”那般可以轻易慨叹与消解。曾经，那盏“红灯”照亮了他艺术生涯的前行道路，赋予了他瞩目的舞台光芒与时代角色；但与此同时，那光芒也投下了长长的影子，为他的人生轨迹埋下了诸多难以厘清、亦不易化解的伏笔，让他的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呈现出复杂而耐人寻味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