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钱理群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概念，他们特别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当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三人共同撰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他们进一步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等多个维度，系统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内涵。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反响，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90年代，它始终是学界关注与讨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尽管在讨论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与补充，但这一概念本身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其影响甚至超越了文学研究领域，波及其他相关人文学科。此外，该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汉学界也激起了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学术影响。 钱理群随后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学者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在他执笔的长篇序言中，他明确尝试运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来统摄全书。这部著作具有教科书式的系统性与综合性，既广泛吸收了当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融入了作者们许多独特的发现与见解。无论是初版本还是后来的修订本，都清晰地体现了80年代与90年代该学科所达到的研究水平，为读者提供了经过严格筛选的、丰富的专业知识与学术信息。同时，该书充分注重科学性与准确性，并兼顾了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正因如此，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并于1997年被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推荐教材，这进一步扩大了其学术影响力。在本书中，钱理群在他负责撰写的关于“诗歌”与“戏剧”发展的章节里，有意识地进行了“文体史”写作的试验。他在描述文体发展轨迹时，着重突出了文体自身的内在特点：例如，他试图以“诗歌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变迁（连续、中断、断而复续等等）”为脉络来展现新诗的发展历程，并以“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的彼此消长、起伏”为主线来叙述中国话剧的历史。此后，他还与他的学生一同提出了“闲话风”、“演讲体”与“独语”这三种散文类型，为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新的理论线索与发展视角。他的这些探索在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绘图本中国文学史》的“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钱理群一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之中——这是他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尝试。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于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同时也意味着将一个世纪的文学置于数千年的宏大历史坐标中进行严格的审视与筛选。于是，相当数量的作家与作品在这种大历史的叙述中淡出了研究视野，而另一些具有超前性与经典性的作家与作品，则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被凸显出来。本书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独立的文学史定位与判断。在历史叙述中，作者也力图摆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等文学史观的影响，更加重视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中断、反复、超前、滞后、偶然以及个别性等现象，以展现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此外，本书还将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论述，并将通俗文学正式引入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大家金庸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在描绘1949年以后的文学图景时，首次系统论述了“地下文学”的现象。这些都构成了本书鲜明的学术特色。本书也开始了对文学史叙述方式与书写体例的自觉试验。 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史述的同时，钱理群从80年代末开始，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对40年代中国文学的深入考察。在他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钱理群认为，这后五十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他称之为“共和国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与转换枢纽，深入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发展全局的作用。在进入40年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钱理群首先致力于原始资料的发掘与系统整理。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并与同事、学生一起编选了大型资料汇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同时重新发掘并评价了一批曾被忽视的作家与作品。这些扎实的资料工作为其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研究成果《寻找北大》既是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也是他个人化、非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一次崭新尝试。该书在文学史的结构与叙述方式上进行了大胆试验：它打破了以往文学史常见的线性结构模式，特意选择了“1948”这个最能体现40年代历史转折与时代交接特质的典型年份，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争论、期刊动态、作品生产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细致描述，瞻前顾后，梳理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从而揭示出40年代乃至50年代初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能够将宏大文学史叙述常常忽略或省略的人物与事件重新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那个年代普通人的文化生活，比如一般知识分子阅读什么书籍、喜欢聆听什么音乐、观看哪些电影、街头巷尾流传着什么笑话等等。这样一些日常生活细节被具体而微地写入文学史叙述，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本身发生了某些深刻变化。本书在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重要地位，追求如报告文学般的丰富性、具体性与生动性，注重对典型现象、人物、事件及细节的描述，以营造强烈的历史现场感；同时又严格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个细节都有确凿的历史依据。本书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与叙述语调的把握上也作出了很大努力。 作为一名文学史家，钱理群不仅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的具体写作实践，而且始终深入思考写作背后所依托的文学史理论与独特方法。他曾连续撰写文章，阐释其导师王瑶先生（并上溯至鲁迅）的文学史理论与方法，以此作为自己研究与写作的理论指南。而他自己的每一次研究与写作实践，又都带有明确而自觉的实验目的，并及时进行总结与反思。他将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根本任务与目标，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他因此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必须与作家一样，对于‘人’（他的生存境遇、体验、困惑）保持社会、历史、文化的与形而上的双重关怀，既应深切关怀现实，又需具有超越现实的眼光”。在具体研究与操作中，他始终善于抓住“典型文学现象”，采取“突入一点而窥见全貌”的方法，既做到具体而微，又能体现历史发展的轨迹，这构成了他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他也由此提出，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在于对具体、生动的细节与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职业的敏感与兴趣，同时又必须具备发现细节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 钱理群还十分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时空关系问题。他认为，“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而书写历史的人则生活在此时此地，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体察与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如何以及为何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从而产生了某种历史命题；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这些选择（命题）在展开与实现过程中所带来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后果，这些后果往往是历史当事人所无法预知的。因此，他提出了“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两项基本原则。此外，钱理群指出在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抓住两个关键的“中介”环节：一是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本身之间的“文化”中介。后来，他根据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进一步从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提炼出“出版文化”、“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这三大与文学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要素。二是在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与具体的作品“文本结构”之间，还存在一个中介，即文本的创造主体——“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钱理群还强调，在关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更新的同时，不可忽视文学史写作的形式问题，如结构安排、叙述方式等，并由此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这一概念。他的这些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理论思考，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及相关著作《寻找北大》的出版接受采访时，曾道出一个深刻的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称为“钱理群之忧”。许多人认为，通识教育的深化与推广或许是解决这一忧虑的可能方向。“钱学森之问”与“钱理群之忧”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现行学校教育中真实存在的关键问题，前者关乎顶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后者则涉及更为广泛的公民与精英的培养，是一个更为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这本质上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正如其所言，“是教育的首要问题”。鉴于其卓越的学术贡献，钱理群于2023年6月10日荣获“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