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朴正熙出生于当时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朝鲜庆尚北道善山郡龟尾面上毛沙谷洞（即现今的龟尾市境内）。其所属的高灵朴氏家族在朝鲜王朝时期曾涌现出著名大臣朴文秀，然而此后家道逐渐中落，并且从文职转向武职，连续数代均有成员考中武科。朴正熙的父亲朴成彬同样在朝鲜高宗年间通过了武科的初试，获授效力副尉一职（属西班正九品），还曾参与东学党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凭借能言善辩在临刑前获得赦免。此后因沉溺饮酒导致家产耗尽，不得不从漆谷郡若木面迁至善山郡龟尾面，依靠耕种亲家墓祭田维持一家生计。朴正熙降生时，其父已四十七岁，他在父亲朴成彬与母亲白南义所育的五子二女中排行最末。朴正熙幼年时曾在私塾接受汉文教育，随后于一九二七年四月进入龟尾普通学校（相当于小学阶段）就读，至一九三二年毕业。在小学期间，他每日需独自徒步二十里山路往返学校，尽管如此，他始终成绩优异，长期担任年级长职务。毕业时，除体育科目外，其余各科成绩均显著高于同窗。虽然学业表现突出，但因家境贫寒，朴正熙于一九三二年选择进入大邱师范学校继续求学。在小学阶段他性格孤僻，很少与同学一同玩耍；到了大邱后，他逐渐改变了这一习性，开始乐于参与社交活动，尽管内心仍时常感到些许拘谨。为了强健体魄、弥补先天不足，他特意选修了田径与击剑两项课程。尽管在这些项目上投入了大量时间，每逢考核时他的成绩却仅勉强及格。不过此时的朴正熙体能已相当充沛，能够连续完成数十个腹部绕杠动作。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朴正熙与同郡桃开面女子金浩南（亦作金好南）成婚。金浩南是通过居住在上毛沙谷洞的亲戚介绍而为朴成彬所知，当时朴成彬已病情沉重，并坚持要求小儿子朴正熙在自己去世前完婚，朴正熙因而被迫接受了这门亲事，婚后育有长女朴在玉。一九三七年，朴正熙从师范学校毕业，随后在庆尚北道闻庆普通学校担任教师，负责班主任工作，并教授朝鲜语与体育课程。次年，其父朴成彬去世。父亲朴成彬与三哥朴相熙严厉的行事作风，对朴正熙日后性格与处世方式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朴正熙自幼便怀有深厚的军人情结。童年时期，他在龟尾山谷目睹日本军人进行战斗训练的场景，由此对军队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向往。此外，在他所阅读的历史书籍中，最为崇拜的两位人物——李舜臣与拿破仑——皆是杰出的军事统帅，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军人身份的认同。即便后来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朴正熙依然无法割舍内心的从军梦想。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也渴望前往中国战场建立功业，因此每周末都会组织学生进行战争模拟游戏，并安排聪慧的学生扮演日军，反应稍慢的学生则扮演中国军队，而游戏结果总是以“日军”获胜告终。他还亲自编写剧本《志愿兵出征》，指导学生演出朝鲜人加入日军、参与侵华战争的情节。然而，由于年龄超出限制，他无法报考日本军校，于是转而将目标投向招生条件相对宽松的伪满洲国军校。为此，他写下表达“尽忠报国”（意指效忠日本）之意的血书，寄往伪满首都“新京”（今中国长春）的军校，这封血书后来被《满洲日报》刊登。曾在大邱师范学校担任教官的日本军官有川主一中佐当时正在伪满任职，得知此事后决定协助朴正熙，便邀请他前来伪满面谈，鼓励他积极报考。随后，朴正熙成功获得应试资格，于1939年10月再次前往伪满，在牡丹江伪满军第六管区司令部的军官俱乐部参加入学考试并被录取。考试结束后，他返回学校继续工作了数月，直至1940年3月才辞职北上（朴正熙执政后曾宣传自己是因为剪发问题与该校日本人校长有马近芳产生冲突而毅然辞职，甚至声称报考军校是为了积蓄抗日独立运动的力量，但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并不高）。1940年4月，朴正熙正式成为伪满洲国“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学生。在校期间，他学习极为刻苦，成绩优异，连校长南云亲一郎都知晓他的表现。完成两年的预科学习后，朴正熙与两名日本学生、两名中国学生共同获得优等奖状（据其同学李翰林和金默回忆，朴正熙在240名毕业生中位列第一），并得到溥仪赏赐的一枚金表作为奖品。随后，他与预科毕业的240名日本学生、7名中国学生以及另外两名朝鲜学生一同前往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攻读本科（第57期），时间约为1942年10月。在伪满军校就读期间，朴正熙全家响应朝鲜总督府推行的“创氏改名”政策，改姓“高木”（“高”取自本贯高灵，“木”则为“朴”字的偏旁），朴正熙本人取名为“高木正雄”。1944年4月20日，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朴正熙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派往齐齐哈尔关东军635部队担任见习军官。三个月后，朴正熙又被调至伪满洲国军步兵第8团，驻扎于热河省兴隆县半壁山。该团团长为中国人唐际荣，除朴正熙外，团中还有他在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李周一、方圆哲，以及毕业于奉天陆军训练处的申铉俊等朝鲜人。上任后，朴正熙即以小队长的身份参与了对冀东八路军游击队的讨伐作战，但据同期中国同学高庆印所述，朴正熙并未与八路军发生直接交火。大约两到三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团长副官。根据申铉俊和方圆哲的回忆，担任团长副官后的朴正熙不再亲赴前线，因此不必像方圆哲那样学习汉语，且时常饮酒取乐。当时，在朝鲜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吕运亨派遣潜伏在伪满军中的飞行队员朴承焕与八路军指导的朝鲜义勇军（前身为朝鲜义勇队）取得联系，试图策反伪满军中的朝鲜人，联合朝鲜义勇军反攻朝鲜。据称，朴正熙也曾被朴承焕策反，成为吕运亨组建的朝鲜建国同盟满洲分盟的成员，但也有观点认为，朴正熙虽与这些人有所接触，却不会主动参与其活动。1944年12月23日，朴正熙被授予伪满洲国军少尉军衔。1945年7月1日，晋升为中尉。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伪满洲国随之覆灭。当时伪满军第8团为抵御苏军而北上多伦，直至8月17日抵达兴隆县城时才得知这一消息。朴正熙获悉后心神恍惚，向高庆印询问对策，高庆印建议他跟随第8团行动。此时，团长唐际荣为观望国共两党动向，率部转移至密云。朴正熙、李周一、申铉俊三人则决定前往北平（今中国北京），于是辞别唐际荣，乘火车抵达北平，入住朝鲜人经营的德景楼客栈，时间约为1945年9月21日。在北平期间，他们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东北办事处长崔用德取得联系，并被编入韩国光复军第三支队驻平津大队。当时光复军内部左右派对立严重，朴正熙虽然对吕运亨评价较高，但对于共产主义者忽视年龄与级别、以平辈相称的人际交往方式并无好感，因而对共产主义持排斥态度。
朝鲜半岛自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旋即因美苏两大国的介入而沿三八线被分割为南北两个占领区。由于美国当局拒绝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其所属武装力量韩国光复军的合法地位，朴正熙不得不以普通难民的身份辗转返回故土。1946年4月29日，朴正熙与光复军平津大队的同伴们一同离开北平，于5月6日在天津港登上美国海军提供的运输船，两天后抵达釜山。在完成必要的检疫程序后，他于5月10日正式下船，随后在首尔（当时普遍译作汉城）的难民收容所短暂停留数日，便动身返回家乡庆尚北道龟尾。在家乡期间，朴正熙与其兄长朴相熙因政治立场分歧而产生激烈争执：朴相熙积极支持左翼领袖吕运亨的主张，而朴正熙则更倾向于右翼代表人物李承晚的路线。从军时期的朴正熙朴正熙朴正熙在故乡居住了约三个月后，再次前往首尔谋求发展。应昔日伪满时期及日本军校同窗李翰林的邀请，他于1946年9月24日入学朝鲜警备士官学校（即后来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成为该校第二期学员。同年10月，“大邱十月抗争”（亦称大邱10月事件）爆发，进而引发庆尚北道地区的大规模左翼民众暴动，其兄朴相熙作为龟尾地区的运动领导者，在冲突中被警方击毙。由于朴正熙与这位三哥感情最为深厚，此事对他造成巨大冲击，一度使其政治倾向转向左翼，并对美国产生强烈憎恶，时常口出“美国佬”（미국놈）等愤慨之词；他曾向李翰林激烈表示，甚至想炮轰景武台（当时盟军驻南朝鲜司令霍奇的官邸，即今青瓦台所在地）。1946年12月14日，朴正熙以同期第三名的优秀成绩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并分配至本部设在春川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第8团（团长为元容德）。1947年9月，因其在策划和组织野外机动训练中表现突出，被破格直接提拔为大尉，随后调任朝鲜警备士官学校担任中队长职务。进入军队体系后，朴正熙与南朝鲜劳动党干部李在福建立了频繁联系，同时与潜伏在军队内部的南劳党地下党员崔楠根交往甚密。受此影响，朴正熙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并秘密加入了南朝鲜劳动党，内心怀有为兄长复仇的强烈意愿。在首尔期间，朴正熙偶然结识了梨花女子大学的学生李现兰，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深刻的恋情，甚至打算与当时的妻子金浩南分手，转而与李现兰订婚；而事实上金浩南此时也已另有感情牵扯，两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正式宣告成立，李承晚就任首任总统，原南朝鲜国防警备队随之改组为大韩民国国军，朴正熙因而自动转为韩国国军军人，其军衔也晋升至少领（相当于少校）。同年10月19日，受南劳党思想影响的驻全罗南道丽水市韩国国军第14团发动起义，先后占领丽水与顺天两地，酿成著名的丽水-顺天事件。朴正熙被紧急调往讨伐司令部担任作战军官，主要负责整理战报公告板、编写作战总结报告等事务。该事件不久后被镇压平息，朴正熙返回首尔后，调任至陆军本部作战教育局担任课长。然而此时韩国军队内部正大规模开展整肃军纪运动，全力搜捕潜伏在军中的南劳党成员。第15团团长崔楠根率先被捕，朴正熙得知消息后，因不舍得离开李现兰而未选择逃亡，最终于11月11日同样被捕，关押于西大门刑务所，并遭受严厉刑讯。朴正熙很快写下悔过自白书，供出了他所知晓的军中南劳党地下党员名单及相关活动情报，并在审讯过程中向陆军本部情报局局长白善烨苦苦哀求。白善烨被其悲怆恳切的态度所打动，决定给予其一条生路，朴正熙遂于1949年1月底获释。此次整肃最终使韩国国军内的南劳党组织几乎被彻底清除，共有69名涉案官兵经高等军法会议审判定罪，其中朴正熙被减刑为10年有期徒刑，同时获得免除实际执行的特赦；其余大部分涉案人员，包括崔楠根在内，均被判处死刑并执行。
朴正熙获释之后，白善烨将他调至情报局战斗情报课担任课长一职。然而不久，朴正熙因过往事件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尽管获得免除实际执行，却仍被剥夺公职与军籍，其原职由柳阳洙接替。即便如此，白善烨依然设法将朴正熙留在了情报局内部，安排他作为柳阳洙下属的“非正式文官”，改穿西服继续工作，并每月从机密经费中拨出一部分作为他的薪金。1949年8月，情报局局长职务由李龙文接替白善烨；同年10月，局长再度更迭为张都映。在这段人事变动期间，朴正熙始终留在情报局工作，实际上承担了状况室长的职责，其主要工作是为其他军官代笔撰写各类文件。由于朴正熙长于撰写报告，委托他代笔的人络绎不绝。在1949年12月由朴正熙执笔完成的《年末综合敌情判断书》结论部分中，他预测朝鲜将在1950年3月之后进攻韩国，并判断苏联不会直接参战，而中国则会介入。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朴正熙因母亲逝世一周年返回故乡龟尾，得知开战消息后，他于6月26日下午紧急赶回首尔，并于27日抵达情报局。此时陆军本部已经撤离。朴正熙与其他尚未撤离的军官驾车驶向汉江大桥，却遭遇大桥被爆破阻断。一行人只得弃车，徒步向西冰库方向奔走，随后乘船渡过汉江，继续赶往水原，最终成功追上了陆军本部。情报局长张都映对朴正熙的及时归队深感满意，当即向陆军本部申请恢复其现役军官身份。陆军本部退至大田后，下达了朴正熙以少校军衔复归现役的命令，他仍担任情报局战斗情报课课长，随后随部队撤至釜山。同年9月15日，朴正熙晋升为中领（中校）。“联合国军”收复首尔后，他随陆军本部返回首尔。10月中旬，张都映调任新编第九师团长，并推荐朴正熙担任该师团参谋长，驻扎于大田。朴正熙出狱后与初恋李现兰分手，在撤退至釜山期间，经由战斗情报课同事宋在千少尉介绍，结识了前来避难的忠清北道沃川郡的名门之女陆英修（宋在千姨母的女儿）。1950年11月，朴正熙与元配金浩南离婚，并于12月12日在大邱溪洞天主教堂与陆英修结婚。1951年4月，朴正熙晋升为大领（大校）。同年5月，新任情报局长金宗勉举荐他担任新设立的情报学校校长。1951年12月，已调任陆军本部作战教育局长的李龙文准将又大力推荐朴正熙出任作战教育局次长。1953年1月，朴正熙被选派至炮兵学校学习，同年7月结业后，被任命为第3军团炮兵团长，负责创设新的炮兵团。在此期间，朴正熙表现突出，被美军军事顾问团长莱恩称赞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卓越人才”，白善烨也肯定他“虽初入炮兵领域，但朴正熙大令不仅具备稳重的作战执行能力，还拥有炮兵所需的出众敏感度与计算能力”。1953年11月25日，朴正熙晋升为陆军准将，并被派往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希尔堡的美国陆军野战炮兵学校接受军事培训。完成深造后，他于1954年6月回到韩国，担任第2军团炮兵团长，同年10月转任炮兵学校校长。在第2军团长张都映的推荐以及陆军参谋总长白善烨的关照下，朴正熙于1955年7月升任第5师团长。1956年9月，他进入陆军大学进修，1957年3月毕业，随后出任第6军团副军团长。同年10月调任第7师团长，并于1958年3月1日晋升少将。1959年2月宋尧赞出任陆军参谋总长后，于同年7月将朴正熙调任负责警戒京畿道的第6管区司令官。1960年1月，他转任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5月担任陆军本部作战参谋部部长，12月出任第2军副司令官（司令为张都映）。在朴正熙的升迁历程中，不断有人以其曾参与南劳党的“前科”进行非议，但均在张都映、白善烨等人的庇护下得以化解。
朴正熙长期以来一直怀有通过“下克上”方式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野心。早在1952年5月，时任总统李承晚为谋求连任，不惜强行推动修宪，并在临时首都釜山实施戒严令，从而引发了著名的釜山政治风波。就在这一时期，担任陆军本部作战教育局次长的朴正熙与其上级李龙文密谋发动军事政变，意图推翻李承晚政权，转而扶持国务总理张勉上台。他们还成功联络到当时拒绝执行李承晚戒严命令的陆军参谋总长李钟赞，寻求其支持。然而，由于美国方面明确表示反对，这一兵变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到了1960年3月，李承晚政权在选举中公然舞弊的行为激起了广泛的民众愤怒。此时已调任釜山军需基地司令官的朴正熙再次活跃起来，他与浦项的海军陆战队第1登陆师团长金东河、安东的第36师团长尹泰日等军方人士秘密策划新一轮兵变。他们原定于陆军参谋总长宋尧赞访美之后的5月8日行动，并推举李钟赞担任“革命最高指导者”。但计划赶不上变化，随后爆发的四一九革命浪潮使得这次政变谋划被迫中止。同年5月，朴正熙公开上书，要求参谋总长宋尧赞为3·15选举舞弊事件承担责任并引咎辞职。与此同时，以金钟泌（朴正熙的侄女婿）、金炯旭等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生为核心的少壮派军官也发起了所谓的“整军运动”，强烈呼吁所有中将及以上级别的高级将领集体辞职。宋尧赞曾试图铲除朴正熙以消除威胁，但在国防部长官李钟赞施加的压力下，最终自己被迫辞职。 1960年8月19日，以张勉为国务总理的民主党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韩国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开始，文官出身的玄锡虎被任命为国防部长。9月10日，金钟泌、金炯旭等人试图会见玄锡虎，讨论军队整顿问题，却因玄锡虎不在而未能如愿，甚至还一度被宪兵带走接受讯问。当晚，这些军官聚集在首尔的忠武庄，秘密商议发动兵变，史称“忠武庄决议”。在这次密会之后，“忠武庄决议”的参与者们共同推举朴正熙作为兵变行动的领导人。1961年2月，对朴正熙有提携之恩的张都映接任陆军参谋总长一职，这一人事变动使得整体局势进一步向有利于朴正熙的方向发展。朴正熙及其同谋者最初计划在4月19日，即四一九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当天起事，他们预估届时社会将出现骚乱，从而为军队出动提供借口。然而当天并未发生预期中的混乱，于是政变日期被推迟至5月12日。随后又因内部有人告密，行动日期再次后延，最终定在5月16日。在政变前夕，相关风声实际上早已泄露，但参谋总长张都映多次向政府保证绝不会发生兵变，导致张勉内阁未能采取任何有效的预防措施。 1961年5月16日凌晨，伪装成进行“烽火军事演习”的政变部队开始行动。以海军陆战队为先导，总计约3600人的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旅团第1大队所属的第1、2、5中队、空输特战团、第6军团炮兵第633大队、第933大队、第822大队、第911大队以及第1重炮大队）向首尔市区进军。部队在通过汉江大桥时与守卫宪兵发生了短暂交火，随后未遭遇重大抵抗便迅速控制了市内所有关键战略据点。凌晨4时30分，朴正熙等政变领导军官率领空输团一个排的兵力占领了中央广播电台（KBS），并以陆军参谋总长张都映的名义向全国播报了事先拟好的“革命公约”。该公告强烈谴责民主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宣布军方已采取行动接管国家一切权力，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并承诺“将反共定为国策之首，彻底肃清所有腐败与旧恶，着力解决民众面临的饥饿与贫困问题”，同时表示在完成“救国”使命后，政权将交还军队。上午8时，政变当局宣布在全国实施戒严令，封锁所有港口、码头和机场，并规定每晚7时至次日凌晨5时实行宵禁。朴正熙本人也在首尔市政府前首次公开露面。这就是韩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5·16军事政变。自此，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三次武人统治时期（前两次分别为高丽时代的武臣政权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正式拉开帷幕。
1961年5月16日军事政变爆发后，韩国政局陷入剧烈动荡。原总理张勉在混乱中几经辗转，最终逃入圣衣会修道院寻求庇护，因孤立无援而被迫辞去职务；与此同时，张都映接受了朴正熙的邀请，出面组建新的政权机构。时任总统尹潽善虽身处虚位，却暗中对政变势力表示偏袒，而美国当局在确认朴正熙具有明确的反共立场后，也采取了默许甚至乐见其成的观望态度。借此契机，朴正熙迅速解散了原有国会，并于5月19日将军事革命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由张都映担任议长，朴正熙本人则出任副议长并实际掌控大权。随后在6月10日，朴正熙进一步设立了直接受其指挥的特务与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并任命亲信金钟泌为首任部长。待军政府初步稳定后，朴正熙开始对军队体系进行大规模整肃。同年7月2日，张都映被免去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及内阁首班（总理）职务，朴正熙接任议长，随后更以涉嫌“反革命阴谋罪”为由，逮捕了张都映及四十余名担任军政要职的高级军官，从而清除了可能威胁其统治的政敌。此后在8月11日，朴正熙晋升为陆军中将，至11月1日又擢升为陆军大将。在担任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期间，朴正熙大量起用昔日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窗，例如任命李周一将军为副议长、金东河为财务经济分科委员长、金润根为交通递信分科委员长。在当时决定政府政策的最高会议常任委员会九名委员中，来自该校的校友便占据四席。此外，朴正熙还委任尹泰日、朴林恒、崔昌彦、崔周钟、方圆哲等同样出身该校的同窗担任各项要职。国家再建最高议会统揽了立法、司法与行政等全部国家权力，成为当时实质上的最高权力机关。1962年3月，总统尹潽善辞职后，朴正熙又兼任了代总统职务。在军政时期，朴正熙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包括解散既有政党与社会团体、检举乃至肃清被指为“容共分子”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关闭舞厅及其他高级娱乐场所等。另一方面，军政府通过了《不正当储蓄法》，依据该法强制回收的所谓“不正当储蓄金”高达七点二亿韩元。为重塑国民思想意识，朴正熙专门设立了“重建国民运动本部”，推动生活节约化、家庭计划、扫除文盲等社会运动。同时，他对农村与渔村盛行的高利贷现象进行了整顿，并实施了货币改革政策。此外，朴正熙着力推动对长期闲置荒废土地的开发，积极着手实施经济开发计划，从而开启了韩国经济高速现代化的历程。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韩国军政府正式公布了第五号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在于彻底废除第二共和国时期所实行的责任内阁制度，转而确立以总统为中心的权力架构，并推行单一议会制度。次年二月二十六日，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的主导势力组建了民主共和党，此举旨在为后续向文官政府移交权力奠定组织基础。朴正熙最初曾承诺在军人执政两年后还政于民，然而军方内部部分强硬派系要求延长军政时期，因此朴正熙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发表公开声明，计划将军政延长四年，但不久后由于遭遇舆论的强烈反弹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该决定被迫撤回。同年八月三十日，朴正熙留下“希望今后不再出现像我这样不幸的军人”这一广为流传的发言，正式脱下军装，退出现役转为平民身份。退役之后，朴正熙随即出任民主共和党总裁，并成为第五届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在该年十月举行的第五届总统选举中，朴正熙与民政党候选人尹潽善展开角逐。由于当时在野党阵营因总统候选人单一化问题发生内部分裂，朴正熙借此机会渔翁得利，最终以四百七十万二千六百四十票、得票率百分之四十六点六的微弱优势当选总统，仅比尹潽善多出不足十六万张选票，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宣誓就职。朴正熙的当选标志着大韩民国第三共和国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就任总统后，朴正熙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其一系列政策举措使韩国逐步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成就为其后续执政积累了民意支持。因此，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举行的第六届总统大选中，朴正熙以五百六十八万八千六百六十六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一点四的明显优势，战胜再次参选的新民党候选人尹潽善，成功获得连任。此后，朴正熙开始寻求长期执政的途径。一九六九年十月，国会通过了被称为“三选改宪”的宪法修正案，使得已连任两届的朴正熙获得再次参选并连任的资格。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的政治争议与社会波澜。在一九七一年举行的第七届总统大选中，新民党候选人金大中作为政坛新秀对朴正熙构成了严峻挑战。选举期间，朴正熙利用“安保争议”这一核心议题对新民党候选人金大中展开攻势，声称若金大中当选将会使韩国陷入危险境地，甚至公开表示“我的竞争对手不是在野党候选人，而是金日成”，最终以约九十五万票的优势（六百三十四万二千八百二十八票、得票率百分之五十三点二）第三次当选总统。朴正熙就任后意识到既有政治体制难以保障其长期执政，于是继续推动修宪进程，着手制定所谓“维新宪法”。一九七二年十月，朴正熙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一韩民族最高理想，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为由，宣布实施非常措施，开启了“十月维新”。随后，由当局组织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制定了旨在选举新总统的“维新宪法”。根据该宪法，总统任期延长至六年，且无连任次数限制；总统不再由全民直选产生，改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间接选举。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千三百五十九名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代议员在奖忠体育馆举行总统选举，即所谓“体育馆选举”。朴正熙在选举中获得两千三百五十七票，当选第八届总统。整场选举实际上仅为朴正熙一人参选并必然当选的政治安排，被广泛视为一场闹剧。大韩民国第四共和国由此建立，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为“维新独裁”时期。
进入“维新”时代后，朴正熙政府不遗余力地宣扬“10月维新、100亿美元出口、1000美元收入”的宏伟目标，并大力描绘私家车时代即将到来的繁荣图景，各类宣传材料中处处洋溢着所谓“幸福美满”的形象。然而，韩国的青年学生并未被这些光鲜的口号所迷惑，他们持续为争取民主化而展开不懈斗争。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亦是暗潮汹涌，各种矛盾与权力角逐在表面平静下悄然滋长。1973年4月发生的尹必镛事件，更为日后朴正熙遇刺埋下了深远的种子。时任首都警备司令官的尹必镛不仅是朴正熙极为倚重的心腹，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的核心人物，更是军中秘密组织“一心会”的精神教父。就在十月维新推行前后，尹必镛曾向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私下议论朴正熙“年事已高”及政权接班等敏感问题。1973年，此事传至朴正熙耳中，引发其震怒，遂下令将尹必镛等数十名军官拘捕至保安司令部，部分人员被投入监狱，部分则遭革职处理。李厚洛为重新获取朴正熙的信任，在四个月后于东京策划并实施了绑架流亡日本的金大中的行动，即震惊国内外的金大中绑架事件。这一暴行激起了广泛愤慨，其中旅日韩侨文世光在获得朝鲜方面的资助后，于1974年8月15日光复节纪念仪式上，在首尔国立剧场向出席活动的朴正熙开枪行刺，朴正熙虽侥幸躲过子弹，但其夫人陆英修却中弹不幸身亡。陆英修去世后，总统警护室长朴钟圭引咎辞职，由车智澈接任该职。1978年7月6日，朴正熙在毫无竞争的情况下获得全票，再度当选总统，并于同年12月27日正式就职，开启其第五个任期。但此时失去妻子的朴正熙在精神与体力上日益憔悴，车智澈则趁机扩张个人权势，干预政事。陆英修离世后，朴正熙的私生活逐渐走向糜烂，据传与其有过关系的女性超过两百人，演艺圈内的女明星大多与其有所牵连。此外，崔太敏牧师与朴正熙之女朴槿惠之间的种种非法行径，以及朴正熙对此二人的刻意偏袒，也引起了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等高层官员的强烈不满。朴正熙及其家族在晚年时期，已然面临诸多内部危机。与此同时，社会相对贫困现象的深化、长期执政所积累的负面效应以及持续不断的反维新民主化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着朴正熙的执政根基。为稳固自身权位，朴正熙转而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竭力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诉求。自1970年代以来，为应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朴正熙政权先后两次颁布“非常戒严令”，两次实施“卫戍令”，三次下达“休学令”。1973年12月，张俊河、千宽宇等人发起“百万签名运动”，旨在推动维新宪法的修改；1974年3月21日，庆北大学学生公开发表《反独裁救国宣言》，紧接着在4月3日，梨花女子大学学生也发表《民众、民族、民主宣言》；1976年3月1日，金大中、尹潽善等人在首尔明洞圣堂联合发表《3·1民主救国宣言》。面对这些对维新体制的公开挑战，朴正熙接连发布总统紧急措施，对相关人员进行逮捕和判刑。此后，以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学生及宗教界人士为核心的民主化运动，连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劳动者和农民为保卫基本生存权而发起的斗争，愈演愈烈。随着反对党势力不断壮大，美国政府与朴正熙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执政的民主共和党内部逐渐分化为两大派系，郑升和成为稳健派的代表，而车智澈则坚决拥护朴正熙的强硬路线。至1979年，由朴正熙一手建立的维新体制已濒临崩溃边缘。当年8月，YH贸易公司的女工为抗议停业措施，在新民党大楼内展开静坐示威，期间一名女工不幸身亡。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在同年9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公开要求美国“撤销对朴正熙政权的支持”，执政党遂于10月4日在国会强行通过剥夺金泳三国会议员资格的决议案。10月16日，釜山和马山两地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18日，当局在釜山地区发布戒严令。亲赴现场视察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对坚持主张武力镇压的警护室室长车智澈产生了极度反感和对立情绪。由于朴正熙明显倾向于车智澈的强硬主张，金载圭最终决定在10月26日——即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纪念日——采取行动，意图以极端方式劝阻朴正熙改变政策。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在出席插桥川防潮堤落成剪彩仪式后，乘直升机返回青瓦台。当晚6时，他在车智澈陪同下，前往宫井洞的“安家”（中央情报部秘密据点“安全家屋”的简称）用餐。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总统秘书室长金桂元在场作陪，席间还邀请了女大学生模特申才顺和女歌手沈守峰助兴。用餐期间，朴正熙严厉批评金载圭在釜马事件中情报工作不力，并断言事件背后由新民党操纵，车智澈亦在一旁不断强调强硬应对，使金载圭深受刺激。片刻后，金载圭暂时离开用餐的里屋，决心刺杀朴正熙与车智澈两人，遂前往办公室取出一把32口径瓦尔特PPK手枪，随后吩咐忠于自己的礼宾课长朴善浩、随行秘书朴兴柱等人，待里屋枪声响起后立即击毙守在外面的七名总统警卫。布置完毕后，金载圭返回里屋。约晚7时40分，趁朴正熙正在唱歌，金载圭突然拔出手枪，说道：“阁下，带着这种虫豸一样的家伙，还能搞什么政治！”（据申才顺事后回忆，金载圭当时并未说出“虫豸”一词）话音未落，他便向车智澈开枪，击中其右手腕；未携带武器的车智澈慌忙躲进室内洗手间并呼叫警卫。朴正熙见状怒吼：“你要干什么！”金载圭随即调转枪口向朴正熙射击，子弹命中其右胸。里屋枪声响起后，朴善浩、朴兴柱以及被拉拢入伙的宫井洞警备负责人李基柱、司机柳成玉等人迅速行动，将朴正熙的警卫和司机全部击毙。此时金载圭的手枪突发故障，他走出房间检修，遇到赶来的朴善浩，便夺过其38口径左轮手枪，返回屋内将试图逃跑的车智澈击毙。朴正熙倒在申才顺膝上，连说两次“不要紧”，而已经杀死车智澈的金载圭又朝朴正熙头部补开第二枪，致其当场死亡。金载圭被捕后，在调查过程中曾对暗杀情景进行模拟重现。朴正熙死后，遗体被送至国军首尔地区医院。国军保安司令官全斗焕于10月27日凌晨1时迅速将金载圭及其同伙逮捕归案。从一审至最高法院审理期间，金载圭始终声称自己“以野兽般的心情射向了维新的心脏”，主张其暗杀行为是为了恢复自由民主主义，最终他与数名同伙均被判处死刑。1979年11月3日，崔圭夏代理政府为朴正熙举行国葬，这也是韩国历史上首次举行国葬（在2011年国葬与国民葬制度合并前，仅朴正熙与金大中两人享有国葬待遇）。葬礼历时九天，众多韩国民众沿途痛哭为其送行。其墓地位于首尔铜雀洞的国立显忠院。
朴正熙通过5月16日发动的军事政变掌握政权之后，在其提出的“革命公约”中将“视反共为国是之第一要义”明确列为第一条核心纲领。因此，在其整个执政期间，反对共产主义成为贯穿始终的基本国策，对左翼进步人士采取严厉镇压措施，尤其在政权建立初期这一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1961年5月16日，军事革命委员会颁布“第1号令”，规定对言论、出版及新闻报道等实施事前审查制度，并授权当局可对所谓“有害于治安维持”的人员随时实施逮捕、拘留乃至判处极刑。同月18日，《民族日报》社遭到武装袭击与破坏，包括社长赵镛寿在内的13名职员被逮捕。自5月20日起，大规模逮捕行动全面展开，众多政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学校教职员以及进步学生被投入监狱，仅20日当天就有2014人被捕，其中包括各政党成员606名、社会团体成员256名、教职员546名与学生70名，其中被归类为进步派的人员超过1900人；次日又有2000余人被捕，使得总被捕人数迅速突破4000人。5月28日，依据23日发布的针对言论机关的“规制措施”，军政府一举关闭了370余家出版机构，同时查封了830余种中央与地方报刊、杂志，这一数量约占当时韩国全部言论机关的78%；根据“第6号令”，截至5月31日，共有5个政党与238个社会团体被强制解散。6月21日，最高会议公布了用于搜查与审判所谓反国家、反民族的腐败行为及“反革命”行为的《革命裁判所法》和《革命检察部组织法》；22日，又颁布“特殊犯罪惩罚特别法”，规定对在政变期间泄漏情报、政党及社会团体干部违反国家保安法、与“反国家团体”（指朝鲜）有联系者，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新设立的“革命检察部”逮捕了超过7800人，其中社会党委员长崔谨愚与组织部长崔百根等人被判处死刑。7月3日，最高会议公布了经修改的张勉政府时期起草的《反共法》，该法以“强化反共体制”与“封锁共产系统的活动”为主要宗旨，明确规定凡加入、劝诱、赞扬或鼓舞“反国家团体”和“国外的共产系统的活动”，或“以其他方法有利于反国家团体”者，可判处五年或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接受反国家团体及其成员指令从事犯罪”或重犯者，则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同时对“反共有功者”给予各类奖励。朴正熙政权甚至曾计划拘留并集体屠杀约2.8万名所谓“容共分子”。尽管最终未实施集体屠杀，但随后政权就留学生间谍团事件、越北者家属间谍团事件、旅日韩国留学生间谍团事件以及被朝鲜截走渔民间谍团事件等展开了一系列调查。1967年，在西德和法国的韩国艺术家及留学生经常出入朝鲜驻东柏林大使馆及平壤等地，朴正熙指示情报部门将这些人绑架回韩国，并对其施以严刑拷打。1974年4月，韩国大学生发起大规模反军事独裁示威，遭到当局强力镇压。学生组织“人民革命党建委员会”中的23名成员被捕并被起诉，其中8人被判处死刑，在18小时内即被迅速处决。 朴正熙在5·16军事政变时提出的“革命公约”中曾宣誓要“肃清腐败”，因而在其执政期间，打击贪污腐败成为一项持续投入的重点工作。上台后，他首先对官僚体系进行了大规模换血。由于对李承晚政权“腐败、堕落、胡作非为”的深刻厌恶，新政权对旧政权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政变后几周内，新政权逮捕和开除了1.7万名所谓“腐化”官员和2000名“腐败”军官，并以各种理由解雇了3.5万名旧行政人员。军政府时期，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大多由军人担任，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中83%以上的职位由军人出任。在42家大型国有企业中，有33家由退伍军人负责管理。这种军人统治给韩国政治风气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反腐败之所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注的议题之一，一方面源于朴正熙对腐败在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因其出身农村，对腐败怀有天然的憎恶。因此，朴正熙时期的反腐败行动既包含理性的制度构建，也夹杂着强烈的道德情感驱动。在大规模更换政府官员的同时，朴正熙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察体系。中央设立监查院，地方设置监察室，实行责任包干制，监察方式既包括公开检查也包含暗中调查。1962年5月，在对新政府中高级官员进行的首次监察中，一次性处分了350人。这些人受处分的原因不仅涉及贪污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延伸至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聘请家庭教师、打高尔夫球等行为。朴正熙本人则以身作则，他从不打高尔夫球，到乡下视察时常光顾小吃店，食用大众化食物。在其长期政治生涯中，他本人从未受到任何腐败指控。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腐败现象在韩国社会重新蔓延。朴正熙执政前五年，政治大体保持清明，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公职人员的腐败之风再度抬头，官员经济违纪案件数量每年以约30%的速度增长。为此，朴正熙发动了一场名为“庶政刷新运动”的大规模反腐运动。他宣布该运动的目标，一是“消除所有腐败现象”，二是“消除社会浪费和不公正”，第三也是最终目标是实现“精神革命”，即“最终升华为树立健全的国民精神的精神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是由中央发动、自上而下推进的，各级政府部门均组织了专门的指导班子。运动覆盖所有政府部门及行政环节，对腐败采取坚决彻底甚至堪称苛刻严厉的态度。打击对象既包括贪污受贿者，也涵盖“拥有豪华住宅者”“有情妇者”“不适合作官员的讨厌者”，甚至还包括“喝咖啡者”和“不当日报销者”。同时实行株连政策，被查处官员的上级领导也会被记过。“庶政刷新运动”最直接的成果是清除了数万名素质较低的行政人员，并规定永不复用。1974年和1977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肃正”，仅1977年一次就惩处行政人员51468人。由于朴正熙严厉、认真、强硬的个性，这场运动并未流于形式，而是不折不扣地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朴正熙政权通过一波接一波的反腐败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府机构的效率，遏制了腐败之风的大规模泛滥，从而使中央的经济发展政策得以相对顺利地推行。但另一方面，朴正熙不断采取自上而下的强硬措施，未能积极推动政治民主化和官僚机构的“文官制”改革，导致政治专制色彩日益加强，政治制度结构逐渐失去弹性，最终也为其本人遭遇暗杀埋下了伏笔。 朴正熙政权的两大支柱，一个是军队，另一个则是其新设的特务机关——中央情报部。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的模式，根据1961年6月10日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公布的《第619号法》（史称“中央情报部法”）组建而成。其组织基础来源于前陆军情报局的谍报部队（HD）、防谍队（CIC）、宪兵以及空输部队的武装特工队。依据《国家再建最高会议法》第18条规定，韩国中央情报部的职能是为国家安全在国内外搜集情报，并“铲除共产势力的间谍侵犯和执行革命任务的障碍”。实际上，在朴正熙的直接领导下，该部门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包括为确保军部权力策划总统大选与国会选举、镇压和瓦解在野党、监视政敌动向、牵制对国家最高权力的挑战者、控制舆论以及对美游说等，在朴正熙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金钟泌出任中央情报部首任长官，1963年1月以后由金容珣、金在春、金炯旭、金桂元、李厚洛、申稙秀、金载圭等人陆续接任部长。全斗焕上台后将其改名为国家安全企划部，即现今的韩国国家情报院（国情院）。 朴正熙在结束军政府统治后继续担任总统，虽然作风强势，但初期仍处于民主政治框架之下，在野党的存在尤其令他感到棘手。经过多年与在野党的博弈斗争，他认为西式民主体制浪费且低效，不适合韩国国情，因而决定建立独裁体制，并将其美称为“韩国式民主主义”。1972年，在与朝鲜发表《7·4南北共同声明》后，朴正熙秘密组织一批法学家起草符合“韩国式民主主义”理念的宪法。同年10月17日晚，朴正熙突然出动军队控制首尔，宣布实行非常戒严，解散国会，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采纳哲学家朴钟鸿和林芳铉的建议，援引中国古书《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及《书经》中“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的典故，将此次非常措施命名为“维新”，史称“十月维新”或“维新政变”。随后，朴正熙颁布象征“韩国式民主主义”的维新宪法，于11月21日交付国民投票通过。12月15日，依据维新宪法规定，在韩国1630个选区选出2359名代议员，组成统一主体国民会议。12月23日，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选举，朴正熙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总统。1973年2月27日，朴正熙重新组成维新国会，规定三分之二的议员由选民直接选出，另外三分之一则由总统提名并经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通过产生，这些议员单独组成“维新政友会”。此举确保执政党在国会内始终保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同时，以妨碍国政履行为由，取消了国会的国政监查权。通过维新体制，朴正熙大权独揽，有效打击了政敌，削弱了反对势力，旨在确保自己实现长期执政乃至终身担任总统的政治欲望。
朴正熙时代的经济政策被总括为“开发独裁（개발 독재）”，即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实行独裁，同时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经济。他上台时，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6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9美元，人均GDP为82美元，贸易逆差为3亿美元，达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6%。朴正熙在“革命公约”中发誓解决韩国民众的饥饿与赤贫问题。他认为，韩国贫穷的原因在于事大主义和懒惰，决心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首要课题。发动军事政变两个月后的1961年7月22日，便成立了经济企划院，负责制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开发政策以及编制政府预算。1961年（檀纪4294年）5年经济开发计划案1961年11月，经济企划院推出了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目标定在构筑基础以建立“自立经济“。但资金无源，于是强行展开货币改革。朴正熙听信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财经分会委员柳原植的建议，对韩国华侨财产和所谓“隐形资金”展开搜刮，并把货币单位由“圜（환）”变为“圆（원）”，每1圜兑10圆，规定只能人均兑换500圆现金，剩余的全部强制纳入冻结账户，变为长期储蓄，其实是强制低息借给政府。这侵犯了财产权，也引发了巨大的经济混乱。美国也以有损市场经济为由表示反对。于是朴正熙中止货币改革，柳原植这类强烈国家统制主义倾向的经济幕僚被弃用，金正濓等了解美国经济及日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经济实务专家上位。朴正熙本来不懂经济，通过军政府时期的试错与学习，终于摸索出经济发展的道路。到1966年，韩国经济开始起飞，经过4次五年计划，到1979年韩国就踏进了产业化时代。起初朴正熙将张勉政府打算引进日本等国外资的构想批为“卖国”，并打算搞“自立经济”。1962年货币改革失败，令朴正熙从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两条经济发展路线中转向了后者。本来，朴正熙是想走进口替代的路线，随即转向引进外资推进工业化及培育出口产业，靠“民族资本”建设国营炼油厂被放弃了，改成了引进外国公司来投资。同时，朴正熙政府效仿日本战后发展路径，确立了依托韩国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贸易立国”和“出口第一主义”的口号。在20世纪60、70年代所谓“开发独裁”时期，朴正熙最关心的就是出口。自1965年2月以后，他几乎每月召开“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在会上与各部门长官、企业界代表、银行行长、其他出口有关组织的100多名代表对各品种、各地区出口业绩逐一进行讨论。如果贸易业界提出所需政策和面临的困难，总统和所有出席者都进行记录，相关部门要在下月报告事后措施结果。每到年末，商会为完成当年的出口目标，忙得焦头烂额。业界总动员，鼓励每天装船，努力提高业绩，甚至不惜亏损出口。当时，总统被称为总司令，发动了一场国家“出口战争”。20世纪60年代初，出口主力是矿工、农夫和渔夫，韩国的5大出口商品是大米、钨、铁矿石、生丝、琼脂。进入70年代，取而代之的是假发、鞋和纺织工厂女工。远洋渔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尔光化门广场前庆祝突破100亿美元出口的彩楼1977年12月22日，在首尔奖忠体育馆举行的出口日纪念会上，朴正熙宣布：“亲爱的诸位国民，我们终于突破了出口100亿美元大关。”整个韩国陷入了兴奋之中。经济开发计划启动的1962年，韩国的出口额仅为5000万美元，1964年才达到1亿美元，1970年跨过了10亿美元大关。出口突破100亿美元，可以说是“汉江奇迹”结出果实的象征。但是，出口第一主义也导致产业与产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资源分配的扭曲、工资水平的差距、对特定企业的金融优惠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长期困扰韩国经济的负面因素。1967年9月，朴正熙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金玩熙邀请到青瓦台，表达了对韩国仍在出口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的现状的不满，并指示他协助韩国发展电子工业。从此，金玩熙奉命跑遍全球，终于在1968年8月1日将《电子工业振兴调查报告书》递交到朴正熙面前。他说：“目前韩国的技术力量远不如世界水平，所以独立开发技术时间会过长，应该想尽办法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出口产品。必须得到政府全面支援，在短期内培养电子工业。”朴正熙当即批准电子工业综合五年计划。朴正熙成为《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人物从此之后，韩国电子产业突飞猛进。1966年，生产首批国产电视机的金星（LG前身）公司当起了领头羊，另外，因糖精走私案受到重创的三星公司也于1969年1月成立“三星电子工业株式会社”，投入到竞争体系中。1965年仅为180万美元的电子产业出口额，到1976年就超过了10亿美元。电视机和收音机、集成电路、聚光器、录音机、显像管等跃升为韩国主要出口产品。1974年成立了韩国半导体株式会社，由此奠定了发展成为电子国家的基础。所以韩国被认为是赶上了“电子兴国”的末班车。1972年12月31日，朴正熙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持续4个小时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要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有必要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要将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同时并进，赶超朝鲜。朴正熙表示赞成，并于1973年1月12日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发展重化工业。从此，韩国走上了同时振兴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原子能等技术密集型核心产业的道路。总统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负责总指挥，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原则，各领域选定一两个民间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1973年7月3日，韩国重化工业的象征—年产103万吨的浦项钢厂经三年建设得以竣工。在朴泰俊的领导下，浦项钢铁的产量在1978年达到550万吨，1981年增至850万吨。朴正熙还劝说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不要放弃造船工厂，于是郑周永飞到西欧，获得贷款，于1975年建成现代造船厂。1976年现代汽车开始出口“小马（PONY）”车。在朴正熙政府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政策引导下，1973至1979年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了16.6%，1980年重化工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54%。其中钢产量由1965年的22.7万吨增至1981年的1270万吨；造船工业能力由1974年的110万吨增至1980年的240万吨；汽车产量由1970年的2.7万辆增至1979年的20万辆；电子工业产值由1966年的0.22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28.5亿美元；机械工业产值由1970年的5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105亿美元。“重化工业立国”的战略极大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为“汉江奇迹”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韩国在急速发展重化工业的过程中，造就了支撑国家经济的大批财阀，是韩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政治与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朴正熙任内大搞“国土开发”，兴建基础设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建设京釜高速公路。1964年朴正熙访问西德，当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给了他极大的震撼。回国后，朴正熙也经常抽时间在纸张上勾画公路图。1967年，朴正熙在竞选总统时承诺，如果当选将“建设连接首尔和釜山的高速公路”。当时的韩国人对“高速公路”的名称还很陌生，因此以在野党为中心形成了强烈的反对舆论。批评意见认为“是要建造为富人服务的游览路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42美元的韩国没必要建造高速公路”，但朴正熙顶住了舆论压力，于1968年2月1日在今首尔良才洞教育文化会馆附近按下了爆破按纽，正式启动了京釜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早在举行开工仪式的3个月前，朴正熙就在没有一分钱预算的情况下，投入陆军工兵团，率先进行了首尔至五山段的公路建设。路线、工程计划、推进方式等全都是总统在做决定。后来，商工部长官金正濂回忆说：“朴正熙就像面临战争一样，亲自指挥战斗士兵进行‘作战’。”朴正熙在没有日程安排的日子里，经常会乘坐着凯瑟吉普，风尘仆仆地奔赴现场。大田至大邱的施工段难度最高，其中的沃川隧道更是地形险要的魔鬼地段。在2年5个月的施工期间，共有77人殉职。1970年7月7日，总长为428公里（后经直线化改造等缩短为416公里），包括305座（现为353座）桥梁和12个隧道的京釜高速公路全线开通，而且是提前1年竣工。朴正熙对此表示：“这是造价最低（每公里约1亿韩元）、建成速度最快的大艺术作品。”并把一瓶香槟洒在路边。自此，整个韩国处于“一日生活圈”之中，为汽车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据韩国道路公社估算，该公路的年经济效益为13.55万亿韩元。韩国的京釜高速公路是在一无经验、二无技术的情况下，完全凭借实干精神建成的朴正熙的杰作，被韩国人称为“祖国近代化和经济开发的象征”。朴正熙在京釜高速公路上洒香槟然而，朴正熙只重视建设高速公路，却相对忽略了铁路的多轨化和高速化，以及既有道路的扩张建设，是其不足之处。朴正熙政府通过扩大劳务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来确保外汇收入、缓解就业压力。首先是派遣矿工和护士到西德，被称为“派德（독파/独派）”。1962年，朴正熙政府首次派遣了20多名护士校学生，1966年至1976年共有1.3万名护士被派往西德。1973年，在西德各医院工作的韩国护士总人数超过了6000人。她们凭借对年老患者的精心看护和熟练快速的工作能力赢得了西德人的好评。另一方面，1963年夏天，朴正熙政府打出了招募前往西德挖矿的矿工的广告，在西德挖矿的三年期间，每月可获得159美元的工资。当时韩国的失业率为8.1%。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对在发达国家西德工作并能获得高工资待遇非常感兴趣。第一批申请前往西德的人就有1万4千多名，结果，250多人被选为第一批派往西德的矿工。第一批矿工于1963年12月21日出国。他们要在地下1000米忍受30度的地热，工具也重达50公斤。3年后，他们回国时，大部分人都曾经历过骨折。加上后来几批，在西德工作的韩国矿工共有8300人。1964年12月，朴正熙访问西德，在鲁尔接见了韩国矿工和护士，称他们的辛苦是“为子孙后代打下繁荣的根基”，所有人员热泪盈眶。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危机。每桶2.8美元的油价至翌年3月涨了四倍。朴正熙政府一方面展开“节省10%原油的运动”，另一方面在1974年1月14日实行第3号紧急措施，降低低收入人群的负担，扩大了对电视和冰箱等“奢侈品”的征税范围，从而渡过难关。朴正熙政府还使用了“化危机为机会”的逆向思维方式，决定从中东赚回买石油的钱。1974年1月30日，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向朴正熙建议在中东建工厂并输出建筑劳动力。从此之后，从越南撤回的韩国企业大举进军中东。中东热潮达到顶峰的1978年，在中东工作的韩国劳工达14万人。1975年至1979年期间从中东赚取的205亿美元近占同期韩国出口总额的四成。后来的全斗焕政府继承了朴正熙政府扩大劳务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的政策，截至1986年，韩国承包的工程合同额高达812亿美元，对缓解韩国政府赤字起了重要作用。朴正熙视粮食自给为摆脱贫穷的首要任务以及国家安全的根基，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下令开发粮食新品种。1971年，韩国农村振兴厅开始推广改良自东南亚品种的新稻种。正式名称为“IR667-98-1-2”，被人们称为“统一稻”。通常一个稻穗会有80至90个稻粒，但“统一稻”大都有120至130个稻粒，有的甚至能达到200至300个稻粒。“统一稻”作为适合韩国土壤的高产品种逐渐获得了韩国农民的认可，1972年为16%的粮食普及率在1977年猛增至55%。“统一稻”为粮食增产，起到了火车头作用。粮食产量于1974年突破3000万石，1975年韩国终于实现了粮食自给。在产量突破4000万石的1977年，全韩的稻产量为每1000平方米平均494公斤，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在这个时期，韩国也实现了东南亚国家凭借新品种开发完成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后来，统一稻因口感不是很好，逐渐被其他后续品种取代了。朴正熙手迹新村运动和四大江流域综合开发构筑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为“绿色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四大江流域综合开发是1972年树立的第一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的一个环节，通过建设昭阳江坝（1967-1973）、安东坝（1971-1976）、大清坝（1975-1980）等水利设施，减少了洪水灾害，并让大多数农田变为没有旱灾的稳产高产田。“绿色革命”让韩国摆脱了延续数千年的饥饿。1970年10月2日，朴正熙政府决定开展“新村建设运动”，给全韩每个村庄提供355袋水泥，引导人们改善农村环境。但新村运动的目的不止于处理水泥库存。当时的总统秘书室长金正濂说，新村运动蕴含朴正熙“要消除共产主义者可渗透的土壤‘贫困’的打算”。1971年向取得事业成效的1.6万多个村子再次提供水泥和钢筋，新村运动就此正式拉开帷幕。新村运动虽然是政府主导的运动，但坚持只支援业绩好的村子的原则，引进了竞争机制，让村与村进行竞争，这就是“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精神中的自助。从此，朴正熙作词作曲的以“晨钟敲响，新的一天开始了”起头的《新村之歌》便通过广播喇叭传遍了全韩农村。屋顶改成石板瓦，农村道路加宽，路边种树，村里建会馆、仓库和畜舍，还架设了电线和电话线。农家户均收入从1971年的35.64万韩元增加到1981年的368.79万韩元，增加了10倍多。从新村研修院培养出的农村领导人对此作出很大贡献。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以非常具体而实际的目标取得了农民的信赖，并且选择了与传统的农本主义相反的“发展主义”。换言之，新村运动不是出于保护农民既得权利的民粹主义，而是培养农民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运动。朴正熙时代，60万多名离农者涌入城市，这些人大多数沦为城市贫民。其中，大多是就职于纺织、电器等劳动密集型出口领域，长期从事于收入低、难度高的劳动领域。这些贫民在首尔各地区国家公有的土地上形成大片棚户区，被称为“月亮村”。1971年8月，在政府将这些人群集体移居至城市外围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对此强烈反抗的“广州大园区（今城南市）事件”。由于朴正熙忽视底层劳工的福利，导致他们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合法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1970年11月14日发生青年工人全泰壹自焚事件，引发韩国社会的关注，同时亦点燃韩国工运之火。朴正熙劳工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确保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提供适宜的劳动力市场。从人道主义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朴正熙时代的劳工政策可以被看成一个败笔。朴正熙时代劳工政策的一贯性体现在将劳工看成一种生产要素而从经济上加以动员，同时尽可能在政治上让劳工处于解组状态，从而避免劳工运动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带来威胁。这种狭隘的发展主义和国家安全导向的劳工政策导致工人与体制的异化程度不断加深，促成了底层劳工与社会民主力量的结盟。
在文学艺术领域，5·16军事政变之后，朴正熙政权迅速采取行动，解散了当时所有的文学艺术团体。1962年1月，由军政府主导设立的“韩国艺术文化团体总联合会”取代了李承晚时期的“全国文化团体总联合会”，这一组织转变标志着政权开始构建一套服务于其统治需求的新御用文人体系。为了强化军部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朴正熙政府大力宣扬民族主体性的口号，同时推行一系列复古主义的文化政策，着重强调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恢复与保护，这些举措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文化界脱离社会现实、偏向保守复古的倾向。在电影产业方面，朴正熙政权表面上倡导电影应提升艺术水准，为民族艺术的振兴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强针对电影内容的审查力度，并对电影公司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1962年，朴正熙政权颁布了《电影法》，该法此后历经四次修订，其中1973年的第四次修订尤为严厉，将电影公司的设立制度由注册制改为许可制，仅允许二十家电影公司从事电影制作与外国影片进口业务。此外，政府通过审查机制与优秀电影评选等手段，严禁制作任何与维新体制相抵触的影片。每年年初，政府会公布电影供求计划、外国电影进口权补偿办法、优秀电影制作奖励政策，以及电影振兴公社和配给协会的运营方针等一系列措施，从而实现了国家权力对电影产业的直接掌控。朴正熙政权将那些以反共、维新体制和新村运动精神为主题的“国策电影”评选为优秀作品，并以补偿外国电影进口权作为激励，促使电影公司大量制作宣传国家政策的电影。同时，政府明确列出了四项电影审查标准，包括违反维新宪法、侵害公序良俗、毁损国际友谊以及松弛国民精神，所有电影必须经过文化公报部的严格审查后方可公开上映。 朴正熙上台后，逐步确立了一种以军事文化为核心的军学体制。其在教育领域颁布的首项法令是1962年2月1日推出的《关于教育的临时特例法》。依据该法，原先以市、郡为单位的基层教育自治组织被全面撤销，教育管理权完全收归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两年后，虽然恢复了部分教育自治组织，但仅限道一级，各道重新组成教育委员会，其六名委员包括道知事在内均改为任命产生。教育监事同样由教育委员会推荐后由总统直接任命。至此，韩国教育体系中本就薄弱的自治性几乎丧失殆尽。朴正熙第三共和国教育政策的核心是所谓“发展教育论”，即将教育视为开发人力资源的工具。1968年12月5日，《国民教育宪章》正式出台。《国民教育宪章》的颁布进一步强化了“主体性”教育与安保教育体制，同时通过新村教育推动了产学协同机制的加强。所谓主体性教育，其标榜的目标在于清除殖民地残余影响，并在朝鲜半岛对峙格局中确立韩国的正统地位。为此，朴正熙政府以加强“国籍教育”为名，于1972年成立了“国史教育强化委员会”；1973年，又统一编纂了初中和高中的国史教科书。与此同时，各级学校中以反共教育和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国民伦理”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点在“维新”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维新教育、新村教育、忠孝教育等不断强化，韩国教育实质上已成为灌输单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1978年6月27日，延世大学教授成运来、宋基淑及全南大学的十二名教授联合发表《我们的教育目标》宣言，倡导“真正的民主教育与人性教育”，并对“维新”教育的理论根基——《国民教育宪章》展开公开批判。朴正熙政府随即将这些教授全部开除公职，并逮捕入狱。 1968年，朴正熙为推行民族主义，下令自1970年起在公文中禁止使用汉字，并强行废除教科书中的汉字教学。面对社会舆论对废除汉字教育的强烈批评，朴正熙政府开始调整全面废除汉字的政策。1972年决定恢复中学阶段的汉字教育，1974年进一步规定学习一千八百个基础汉字，其中初中与高中各九百个，并允许在国语和国史教科书中的汉字以括号内标注的形式使用。然而，在韩文表音文字广泛使用的社会环境下，青年一代对学习汉字普遍缺乏兴趣，大学入学考试也不包含汉字相关知识，导致学生学习汉字缺乏动力。因此，朴正熙的汉字政策被广泛认为使韩国社会的汉字理解能力急剧下降，造成了一代人不识汉字的深远后果。
朴正熙执政后，在维持原有“60万常备军”的基础上，开始筹划建立一套更为广泛的预备役军事体系。1961年12月，其政府正式颁布了《乡土预备军法》，然而该法令在随后的数年间并未得到有效推进与落实。直至1968年1月21日，发生了朝鲜派遣31名特种部队士兵潜入首尔并袭击青瓦台的严重事件，这一被称为“青瓦台事件”的突发安全危机，极大地震动了韩国社会与政府。事件直接促使朴正熙政权下定决心加速强化国防力量建设，其中一项紧迫任务便是尽快建立本土化的预备军事组织。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68年3月7日颁布了乡土预备军设置法实行令，并随即于3月15日正式启动预备军的组建工作。 韩国的乡土预备军主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居民居住地为基础编成的“地区预备军”，另一种则是以企事业单位为核心组建的“职场预备军”。兵员来源主要包括符合条件的预备役官兵、补充役官兵以及部分自愿参与的民间志愿者。在装备方面，乡土预备军普遍配备卡宾枪等轻型武器，日常承担军事训练任务，并时常与韩国正规军进行联合演习，以期在发生安全威胁或突发事件时能够被迅速动员并投入行动。该组织在创立初期，其基本编制单元为中队，每个中队规模大约在180人左右。后来，由于职场预备军的规模迅速扩张，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又在职场预备军体系内增设了更高层级的建制单位——大队，每个大队规模可达约1000人。 据统计，至1968年底，韩国全国共建成乡土预备军中队3218个，总人数达到2,050,531人。到1971年，规模进一步扩大，中队数量增至5241个，并建立了18个大队，总人数攀升至2,336,032人。具体构成中，预备役官兵为1,865,495人，补充役官兵为453,366人，志愿者则为17,171人。在实战运用上，乡土预备军于1968年6月24日首次参与被称为“县内作战”的军事行动，协助清剿渗透至江原道高城郡县内面的朝鲜武装人员；此后，在蔚珍、三陟等一系列边境冲突与安全事件中，预备军均被及时动员并参与了实际战斗。作为韩国整体国防架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乡土预备军的制度一直延续发展至今。 回溯历史，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的国家安全长期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军事保护。然而，国际形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发生变化。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7月在关岛提出了著名的“尼克松主义”，其核心内容表明美国虽不会完全从亚洲撤离，并将继续为盟友提供适度且持续的援助，但亚洲各国必须承担起自身防卫的首要责任。紧接着在1970年，美国决定从韩国撤出约两万名驻军，使得驻韩美军总数从6.3万削减至4.3万。到了1977年，新上台的卡特政府更是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撤军计划，意图在1982年之前撤走所有驻韩美国地面部队及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与此同时，朝鲜持续的军事挑衅行为，以及中美之间开始接触对话的战略态势，都加深了朴正熙政权对于美国可能逐步减少甚至放弃对韩安全承诺的忧虑。 在这种内外压力交织的背景下，朴正熙政府从1970年代起，毅然启动了以强化自主国防能力为核心目标的一系列国防现代化建设。其主要举措包括推动国防工业自主化、加大军事研发投入、扩充军备以及提升军队独立作战能力等。在此过程中，朴正熙本人也多次视察部队、慰问官兵，例如他曾亲自慰问被派往越南参战的韩国将士，以此鼓舞士气并彰显其对国防建设的高度重视。
朴正熙能够成功上台并推动韩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持续支持。在美国看来，采取强硬反共立场的朴正熙比此前软弱的张勉政府更符合其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对五一六军事政变采取了默许和不直接干涉的政策。当1962年韩国推出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时，朴正熙最初倾向于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并重点发展重工业，但由于这一计划未事先与美国充分沟通，且发展重工业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可能大幅增加美国对韩援助的负担，美国以该计划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为由表示强烈反对，最终促使朴正熙将经济发展思路转向出口导向型模式。在这一阶段，韩国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自美国援助，或是在美国积极斡旋下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引入。此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生产的大量出口商品也主要销往美国市场，这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经济联系。朴正熙曾与多位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包括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以及吉米·卡特，这些高层互动反映了两国关系的紧密程度。1964年，随着美国逐步深入介入越南战争，朴正熙主动向美方提出派遣韩国军队参战的请求。同年春季，朴正熙指示韩国驻美大使金贞烈向美国政要反复强调防御越南的重要性，并正式表达韩国愿意出兵协助的意愿。朴正熙此举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认为越南一旦共产化将对东南亚地区及韩国自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二是希望通过主动参战来预先阻止美国从驻韩美军中抽调兵力投入越南战场的可能性。1964年9月，韩国首批派遣包括移动医院部队在内的约140名人员赴越；1965年2月，又派出由工兵和运输部队组成的2000人队伍；同年10月12日，规模更大的战斗部队——包括海军陆战队青龙部队和陆军猛虎部队在内的约2万名官兵，在三十万韩国民众的欢送下启程前往越南。直至1973年3月全面撤军，韩国累计共有312,853名军人参加了越战。在超过一万次大规模战斗和五十五万余次小规模交火中，韩军共歼灭敌方约四万一千人，但自身也付出沉重代价：超过四千名官兵阵亡，一万七千多人身受重伤，同时还发生了韩军屠杀约八千名越南平民的悲剧。参战的三十多万韩国军人中，约有十万人遭受“橙剂”毒害，其中两万余人因此死亡。尽管代价惨重，出兵越南客观上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地位，并推动美国与韩国签订了《韩美行政协定》，据此美国取消了在韩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另一方面，参战也为韩国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由于战场所需物资和人力大多从韩国国内调拨，韩国对越出口急剧增长；通过参与越战，韩国获得了超过十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笔资金成为其第二和第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重要财源。与此同时，借由出兵越南，韩国在对美军事外交中逐渐摆脱被动地位，不仅更新了军队装备，初步建立起自主的军事工业体系，还进一步强化了韩美军事同盟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战，韩国军队获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大幅提升了军队士气与军官的现代化指挥能力，从而显著增强了国防实力。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着手调整全球战略，提出尼克松主义，并计划撤出约两万名驻韩美军，这标志着约翰逊时期韩美关系的蜜月阶段宣告结束。随后，双方围绕驻韩美军去留问题产生争议，朴正熙通过旅美韩侨朴东宣、前驻美大使金汉祚等人贿赂部分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以影响决策，此事于1976年被美国媒体曝光，引发“韩国门”丑闻；次年，美国媒体又披露美国对青瓦台进行窃听，导致韩美关系进一步恶化。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推行人权外交，发布韩国人权报告，公开批评朴正熙政权独裁统治，同时认为朝鲜的威胁被韩国夸大并用作向美国施压的筹码，因而坚持撤出驻韩美军的方针，计划到1982年全部撤军（虽然后被参议院否决），此举加速了朴正熙推进自主国防建设的进程。在韩国发展重化工业及核开发问题上，尤其是后者，美国表达了强烈反对。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前夕发生的金泳三除名事件，导致美国自1958年以来第二次召回驻韩大使以示抗议，韩美关系陷入低谷。尽管经历这些波折，韩美同盟的基本框架并未动摇：从1976年起，韩美两军每年举行代号为“协作精神”的联合军事演习；1978年，韩美联合司令部正式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已于1975年撤销）。由此可见，韩国在安全上依然仰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而美国也不愿真正从亚太地区收缩力量，因此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终究有限。韩日两国自1951年至1960年间曾就关系正常化举行过五次会谈，但均告失败。朴正熙及其政府核心成员因早年经历与日本有特殊关联，故上台后一改李承晚时期的对日强硬政策，试图利用以日本首相岸信介为代表的所谓“满洲人脉”来深化韩日接触。尤其关键的是，朴正熙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而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被视为重中之重，在确立出口导向战略后更显紧迫。其原因在于：第一，韩国推行的出口导向模式正是效仿日本的经验；第二，至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时，日本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韩日两国一衣带水，韩国希望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吸引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否则日本企业家会因担心韩国的反日情绪及投资缺乏保障而不敢对韩投资。朴正熙曾强调：“如果只沉溺于过去，我们与日本确实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即便昨日仇恨深重，为了我们的现在与未来，也必须与日本携手合作。”因此，他积极推动韩日建交进程。1977年，朴正熙会见了访韩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1961年10月20日，韩日第六次会谈因双方分歧严重及各自国内反对而进展缓慢；同年11月，朴正熙访问日本，双方就加快关系正常化谈判达成共识。1962年10月，朴正熙派遣中央情报部长金钟泌访日，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达成《大平-金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日本将通过无偿及有偿经济合作资金的方式，处理韩国提出的财产请求权问题。1964年初，这份文件内容被披露后，朴正熙政权面临严重危机：韩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以廉价贷款代替日本对殖民统治的谢罪与赔偿，在野党和学生团体纷纷发起大规模街头抗议，其规模为四一九革命以来之最。3月24日，首尔市五千名大学生率先上街游行“反对屈辱外交”，此后示威持续近两个月；6月3日，首尔地区的抗议演变为骚乱，部分示威者闯入派出所纵火、抢夺军用卡车，甚至一度冲垮青瓦台外围的警察防线。当晚九时四十分，朴正熙政府宣布在首尔市区实施紧急戒严。在长达五十五天的戒严期间，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人被捕，包括首尔大学示威主导者金重泰、玄升日以及高丽大学商学院学生会长李明博（后任韩国总统）在内的三百四十八人被拘留。1965年6月22日，韩国外务部长李东元与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东京首相官邸签署《韩日基本条约》，标志着韩日关系实现正常化。该条约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八亿美元经济合作资金，但以此替代了对侵略历史的明确谢罪，因此长期被批评为“屈辱外交”。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次相对成功的谈判。1973年8月，朴正熙政权派人于日本绑架金大中，引发日本舆论强烈谴责，韩日关系开始紧张。在内外压力下，朴正熙不得不撤换主导此事的中情部长李厚洛，并派遣总理金钟泌赴日道歉以缓和关系。一年后的1974年8月，又发生旅日韩侨文世光刺杀朴正熙未遂、却击毙其夫人陆英修的事件，朴正熙政府试图追究日本责任，要求日方道歉并加强对在日韩国人的管理。尽管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亲赴首尔参加陆英修葬礼，但并未对韩方做出让步。加之韩国对日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及历史问题争议，韩日关系陷入不稳定状态。朴正熙时期，由于韩国处于冷战格局下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没有任何外交接触，而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1964年8月，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访韩会见朴正熙，双方大谈“团结反共”；同年10月，朴正熙派遣总理丁一权访问台湾，并签署《韩台友好条约（中韩友好条约）》。1966年2月，朴正熙访问台湾，蒋介石与其进行了三次长时间密谈，重点讨论“如何加强亚洲反共国家的反共团结问题”。双方认为除应强化台韩军事互助外，还应号召亚洲反共国家结成联盟。同年6月14日至16日，亚太地区九个“国家”（日本、韩国、南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台湾）的外长第一届年会在首尔召开，朴正熙在开幕式上呼吁建立亚洲暨太平洋大同盟，并形成永久性组织以应对社会主义阵营。台湾当局表示呼应，南越和菲律宾也表示赞成，但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均不主张成立此类军事组织或联盟，其中日本反对最为坚决，导致台韩推动的亚洲“反共军事同盟”计划最终流产。1969年2月，蒋经国访韩，与总统朴正熙、总理丁一权多次会晤，继续磋商台韩建立军事同盟事宜，但由于美国不愿其盟友内部私自结成军事同盟，该构想无果而终。朴正熙时代，韩国与台湾基于内部政治统治的相似性及“反共”的共同目标，维持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双方关系不仅限于政治层面，还逐步扩展到经济、社会等领域：例如多次签署跨城市合作盟约，1966年高雄与釜山、1968年台北与首尔结为姐妹城市，使双方关系进入黄金期。朴正熙与蒋介石私交甚笃，据第三共和国时期外务部长李东元回忆：“朴总统生前受恩惠最多、最喜欢的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但在心里最敬重的可能是蒋介石。”1966年，朴正熙还曾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相关会议。
朴正熙在掌握政权之后，虽然高举起“胜共统一”的鲜明旗帜，但其具体内涵并非指在军事冲突中直接战胜对方，而是致力于培育能够全面压倒朝鲜的综合国力。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国不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明显落后于朝鲜，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与此同时，朴正熙政府摒弃了前任李承晚所一贯推崇的、单纯依赖武力推进的“北进统一”策略，转而提出“先建设，后统一”的务实方针，并设想在联合国监督之下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实现统一。然而，他在这一过程中也坚决拒绝向朝鲜作出实质性妥协，公开指认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为战犯，表示不会与其进行直接对话，并在外交层面坚持效仿西德的哈尔斯坦主义，体现出强硬的对立姿态。在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朝鲜与韩国各自专注于内部发展，积极提升本国实力，双方处于完全隔绝、毫无正式接触与对话的严峻敌对状态。1965年，金日成曾试图利用韩国派兵参与越南战争的机会谋划南下统一；1968年1月21日，发生了朝鲜派遣31名特种人员潜入首尔企图刺杀朴正熙的青瓦台袭击事件；紧接着在1969年10月，又有朝鲜武装特工渗透至韩国东海岸的蔚珍郡和三陟市一带进行活动。据统计，仅在1968年这一年之内，朝韩之间在非军事区附近爆发的各类武装冲突就高达356次，造成了双方共计518人丧生。在这一系列紧张对峙与冲突的背景下，朴正熙政权一方面着力塑造了少年英雄李承福的典型形象，通过宣传强化反共反朝的意识形态教育；另一方面则在实尾岛秘密训练特工人员，策划针对金日成的暗杀行动，以此作为对青瓦台事件的直接报复。直至1971年，金日成仍对朴正熙领导韩国实现超越的能力表示怀疑，然而韩国的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于1970年追平并赶超朝鲜，这使朴正熙在对待朝鲜问题时增添了更多的自信与底气。加之当时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收缩海外力量，中美关系走向和解，同时韩国国内反对派在统一议题上不断施加压力，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朴正熙在朝韩关系上转而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策略，将其原先“先建设，后统一”的路线调整为“先和平，后统一”的新方针。1970年8月15日，在纪念光复节的公开大会上，朴正熙正式提出了关于和平统一的构想方案，呼吁“让南北双方展开一场良性的竞争，以此验证民主主义与共产独裁这两种制度，究竟哪一种更能改善国民的生活福祉、哪一种社会更能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条件”。这份被称为“8·15统一构想宣言”的讲话，实质上为朝韩双方开启正式对话创造了历史性契机。1971年8月12日，大韩红十字会总裁崔斗善率先提议举行朝韩红十字会会谈，商讨离散家属团聚等人道主义议题，随后双方于8月20日在板门店举行了首次预备性会谈。进入1972年5月，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与朝鲜第二副首相朴成哲相继互访平壤和首尔，分别与金日成和朴正熙举行了高级别会晤。同年7月4日，朝韩政府共同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7·4南北共同声明》，其中明确了“祖国统一三大原则”，即“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这是自朝鲜半岛分裂以来，双方在统一问题上达成的首份共同文件，因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李厚洛代表韩国政府随后发表的《7·4南北共同声明》进一步阐述了相关立场。1972年8月30日，朝韩第一次红十字会正式会谈在平壤召开。同时，依据共同声明的精神，双方还成立了“南北调节委员会”，并先后进行了六轮对话。这一时期，朝韩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缓和态势，和解气氛日益浓厚，甚至让许多人产生了统一即将实现的乐观预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朴正熙与金日成均在各自内部不断加强个人集权体制。朴正熙在宣布实施“十月维新”强化总统权力之前，曾两次向朝鲜方面进行事前通报，以至于后来出现了“金日成将来首尔庆祝寿辰”的传闻。然而，朝韩双方之间仍存在深刻的分歧，尤其在是否撤走驻韩美军、以及是否废除韩国《国家保安法》等关键法律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再次发表了重要政策宣言，即《关于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宣言》，又称“6·23宣言”。该宣言不仅宣布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还提出了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倡议，这实际上意味着韩国放弃了此前坚持的哈尔斯坦主义，转而承认朝鲜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但朝鲜方面对此反应消极，认为这是企图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因而拒绝接受。随着1973年8月发生金大中在日本被绑架的事件，朝鲜于8月28日单方面宣布中断与韩国的所有对话。1974年8月15日发生的文世光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恶化趋势。尽管面临诸多挫折与挑战，朴正熙仍坚持其和平统一的既定路线，于1974年1月主动提议签署《南北互不侵犯协定》，并于1979年1月公开呼吁朝韩举行无条件的高层首脑会议。直至其遇刺身亡前夕，朴正熙仍在秘密筹划和准备《祖国统一纲要》，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的途径，推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与自主的统一。
朴正熙的个人生活作风以简朴务实著称，这种特质在其著作《国家、革命和我》中有着清晰的表露。他曾在书中如此写道：“我毕生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朴素、勤劳、正直和诚实这些平民品质为根基的、真正实现自主独立的韩国。若用更简洁的话来概括，我渴望自己从平民中诞生，在平民环境中成长，始终为平民的事业而工作，并最终在平民的认可与接纳中走完人生旅程。”作为当时掌握韩国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朴正熙不仅自身秉持这样的信念，还致力于通过政策倡导与精神动员，将这种他所推崇的积极价值观与进取精神，系统地灌输并渗透到每一位国民的思想深处，以期塑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之子朴志晚计划采取法律途径，要求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将其父相关记载从《亲日人名辞典》中移除。针对这一举动，民族问题研究所选择公开一份历史文献，即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满洲日报》所刊登的一篇题为“写血书报名军官，朝鲜半岛的熏陶”的文章。该文详细记述了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朝鲜小学教师朴正熙渴望成为军官的经历，其中提到他为表达对日本的忠诚而写下血书，这一行为在当时被描述为令人动容。报道进一步披露，在伪满洲国军官学校招生过程中，朴正熙首次申请时因未满最低年龄标准十九岁而未能通过审查；至一九三九年第二次报名时，他毅然提交了血书以明志。血书内容写道：“我身为日本人，以精神与气概，义勇奉公，以死报国的决心报名当军官。为满洲国军、为满洲国，有为日本国献身的觉悟。”此文公之于众后，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广泛而深远的震动，许多民众对此感到震惊与不解。随后，韩国各大网络平台上的网友纷纷发表意见，多数人表达了对前总统朴正熙过往行为的失望与批评，这一事件也促使公众重新审视和讨论历史人物评价的复杂性。
朴正熙对音乐怀有深厚的热爱，终其一生，他常常借助吹奏号角、放声歌唱、弹拨吉他以及吹响短箫等多种艺术形式，来抒发和抚慰内心积郁的愤懑或深藏的痛苦。后来，他所创作的《新村之歌》广为流传，唱遍了整个韩国，此外他还陆续谱写了《我的祖国》《再见，金乌山》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除了音乐，朴正熙也极其钟情于书法艺术，每逢新年之际，他都会亲自提笔挥毫，以毛笔题写贺词。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新年题词是在1979年新年，所写的汉字是“总和前进”，这幅题词后来几经流转，最终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手中，并于2016年9月作为礼物赠送给朴正熙的女儿、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与夫人陆英修的热恋时期，朴正熙还曾写下不少充满情感的诗篇，其中一首题为《春天的随想》的诗中写道：慈爱地护掩着如绣的桃花向幽密处划去？这些文字细腻地流露了他当时内心柔软而深沉的情意。
朴正熙在韩国历史上常被评价为一位“足球狂”，他对足球运动抱有极高的热情与关注。这一特点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朝鲜队爆冷以1比0战胜了实力强劲的意大利队，并成功晋级八强。这一赛事结果对朴正熙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启发，促使他决心推动亚洲足球的发展。为此，他亲自倡议并创立了一项名为“朴总统杯争夺亚洲足球赛”的国际性足球赛事，旨在提升亚洲地区足球运动的竞技水平与国际影响力。在每一届大赛的开幕式上，朴正熙都会亲自出席并为比赛开球，以此表达他对这项赛事的高度重视以及对足球运动的持续支持。
1964年12月，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对西德进行了正式访问，其间特别安排参观了位于柏林的自由柏林工科大学。在校长保罗·希尔比的陪同下，朴正熙被引至电气工学系的大型演讲室内，当时现场已聚集了一千余名西德学生等待他的到来。当朴正熙走上讲台时，台下的学生们立即以当地常见的表达热情的方式——用力敲击桌面并高声呼喊——来对他表示欢迎。然而，由于朴正熙当时正深为韩国国内频繁的学生抗议运动所困扰，精神处于高度敏感状态，因而将柏林工大学生这种充满活力的欢迎仪式误解为是针对他的示威和抵抗，脸上随即浮现出不悦的神情，并略显生硬地开始照稿宣读演讲内容。当第一部分讲话告一段落时，学生席中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与持续的敲桌声响，在朴正熙听来，这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误解，导致他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情绪逐渐低落，表达也越发缺乏自信。不过，随着现场气氛的持续以及校方人员的低声解释，朴正熙后来逐渐意识到学生们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喧闹的方式向他致以热烈的欢迎，最终他调整了心态，在逐渐平息的不安中顺利完成了余下的演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上午，韩国总统朴正熙正式启程，依次对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展开访问。此次出访行程原本还包括菲律宾，然而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以日程安排已满、抽不出时间为理由，婉拒了朴正熙的访问请求。韩国外务部长官李东元随即前往青瓦台，向朴正熙汇报了这一突发情况。得知消息后，朴正熙感到十分不悦，他带着怒气说道：“这真是无礼的举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韩国一定能够迎头赶上并超越菲律宾。不仅如此，十年之后，韩国必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菲律宾则会长期停滞，始终难以摆脱落后国家的状态。”就在同月，即一九六六年二月，朴正熙夫妇与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及其王后留下了历史性的合影。时间来到同年秋天，马科斯总统通过外交渠道向韩国外务部长官李东元传递讯息，表示自己计划在访问日本途中，顺道对韩国进行短暂访问。对此，朴正熙的态度异常坚决，他毫不迟疑地指示下属予以回绝：“立刻给对方发电报，明确告知他，我目前没有时间接待他的来访。”这一回应清晰地反映出当时两国领导人之间微妙而紧张的关系。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在相继访问了欧洲与亚洲多个国家之后，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抵达了位于韩国的金浦机场。此时的尼克松正经历政治生涯的低谷：他在一九六零年的总统大选中败给了约翰·肯尼迪，随后又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中遭遇失利。对于尼克松此次到访，驻韩美国大使温斯洛普·布劳恩曾向青瓦台秘书室探询，询问是否能为尼克松安排一场欢迎晚宴，然而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反应却显得相当冷淡。最终，出面接待尼克松的仅是韩国外务部长官李东元。李东元在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感受，他写道：“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位前副总统总有一天会当选美国总统，而朴总统今日对他的怠慢，将来或许会让韩国付出不小的代价。”后来的历史发展印证了李东元的预感，尼克松果然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在其任内，韩美关系确实一度转向冷淡，朴正熙与尼克松之间的互动也始终显得疏离而缺乏默契，两人在许多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
1979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韩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此次访问之前，卡特政府曾多次向朴正熙政权施压，公开威胁称如果韩国不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国内严峻的人权状况，美国将考虑撤走其驻扎在韩国的军队。卡特抵达韩国后，有意表现出与韩国当局的距离感，他拒绝了朴正熙邀请其下榻国宾馆的礼节性安排，破例选择入住位于首尔龙山区的美国第8集团军军营内，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为一种鲜明的政治信号。在随后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中，朴正熙以强硬的姿态占据了大量发言时间，他用超过四十分钟向卡特系统阐述了美军撤离朝鲜半岛可能带来的诸多战略风险与安全弊端，几乎像是一堂冗长的政策说明课。卡特对此感到极度不满与不耐烦，会谈期间他愤怒地向身旁的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递了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如果这个人（指朴正熙）不在两分钟内停止讲话，我将立即起身离开会场。”这场充满紧张与对立的高层会晤，使得朴正熙与卡特之间的个人关系与工作互动陷入了冰点，在战后韩美同盟的历史上，他们的关系被普遍认为是历届领导人中最不融洽、矛盾最为公开化的一对。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已故前总统朴正熙的声望突然显著上升。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开始追忆朴正熙执政的时代，并对他的历史角色给予相当积极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朴正熙政权统治期间，那些生活条件最为艰难、承受社会压力与束缚最为深重的底层贫苦阶层，反而成为了对其最为支持与怀念的群体之一。这一社会情绪的转向，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给该国经济与社会带来沉重打击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和普遍。学术界与舆论界将这种广泛存在的、对威权发展时期复杂而矛盾的情感与历史评价，概括为“朴正熙综合症”。而随后李明博与朴槿惠相继成功当选韩国总统的政治现实，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这种社会心理与集体记忆在政治层面的延续与具体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众对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国家导向的复杂心态。
朴正熙全家福（前排朴正熙与陆英修，后左起槿令、槿惠、志晚）
自2006年2月起，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启动了名为“朴正熙总统故居周边公园化项目”的规划，累计投入资金达286亿韩元。在该项目中，朴正熙故居周边的道路被正式命名为“朴正熙路”，并于2011年竖立起一座高达5米的朴正熙总统铜像。铜像后方设立了大理石壁，上面镌刻着朴正熙亲笔题写的诗作、与其妻子陆英修的合影照片以及新村歌曲的歌词等内容。大理石壁附近长期播放新村歌曲，营造出特定的纪念氛围。在铜像后方区域，同时推进着“新村运动主题公园”的建设工程。故居周边还陆续建成了“朴正熙总统民族中兴馆”“朴正熙总统历史资料馆”及“新村运动主题公园”等一系列纪念性设施。值得一提的是，龟尾朴正熙故居旁最终建立的铜像（左图因设计被认为与金日成形象相似而被弃用）在2016年12月1日遭遇人为纵火破坏。犯罪嫌疑人白某在接受调查时声称，其作案动机是由于对时任总统朴槿惠拒绝下台的不满，因而故意实施纵火行为。 另一方面，朴正熙在5·16军事政变前曾居住的首尔新堂洞故居，于2008年被首尔市政府指定为文化资产，并由市政府负责日常管理。2013年朴槿惠就任总统后，首尔中区厅一度计划在该地兴建朴正熙纪念馆和纪念公园，但因引发社会争议，且未获得朴槿惠本人的支持，最终计划未能落实。直到2015年3月，经过复原修缮的新堂洞朴正熙故居正式向公众开放。 除龟尾故居的铜像外，朴正熙的纪念铜像还在韩国多地设立，包括龟尾小学（1991年设立）、浦项市新村运动发祥地（2009年设立）、清道郡新村运动发祥地广场（2011年设立）以及首尔永登浦区文来近邻公园等地，这些铜像在造型设计上各有不同。 在金大中总统任职期间，政府从“与历史和解”的立场出发，承诺建立朴正熙纪念馆，并在1999年至2001年间拨付了208亿韩元的国库补助金以支持该项目。纪念事业会自1999年起着手推进纪念馆建设，馆址选在首尔麻浦区上岩洞。然而工程在卢武铉执政时期遭遇波折，政府以基金募集不力为由拒绝动用国库补助金，导致建设一度中断。纪念事业会为此与政府进行了法律诉讼，直至2010年3月，才利用已筹集的国库补助金和基金重新启动工程。纪念馆最终于2012年2月20日正式开馆，时任新国家党非常对策委员长的朴槿惠、纪念事业会会长金正濂、青瓦台秘书室政务首席秘书李达坤、行政安全部长官孟亨奎、前国务总理南德祐及预备役大将白善烨等两百余名各界人士出席了开馆仪式。该纪念馆为三层建筑，占地5272.5平方米，一层及二层部分区域设有遗物陈列和纪念录像展厅，二层与三层则设有一般及特别资料阅览室（图书馆）。 朴正熙纪念馆开馆后，曾两次遭到恶意涂鸦破坏：2012年外墙被喷涂“破坏宪法罪”字样，2017年馆内石碑则被涂写“狗崽子（개새끼）”等侮辱性文字。 2002年，龟尾市体育馆更名为“朴正熙体育馆”。至2024年，时任大邱市长洪准杓指示将东大邱站广场命名为朴正熙广场，并计划设立朴正熙铜像；同年，他还要求将大邱图书馆内的公园定名为朴正熙公园，并在其中安置大型铜像。 应龟尾市推动“朴正熙学”研究的倡议，韩国岭南大学将相关研究领域调整为“朴正熙领导才能”，并于2009年成立了“朴正熙领导才能研究院”，这也是韩国首个专门研究朴正熙的学术机构。 每年在朴正熙的生日（11月14日）和忌日（10月26日），龟尾市都会举办“诞辰节”和“追悼节”等纪念活动。2017年11月14日，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首尔国立显忠院举行，参与者以保守团体成员为主，规模约八百余人。许多活动参加者挥舞着太极旗、星条旗以及新村运动旗帜，高呼“朴正熙万岁！”“朴槿惠万岁！”等口号。活动结束后，人们依次向朴正熙墓碑敬献鲜花。大韩爱国党共同代表赵源震以及朴正熙的次女朴槿令均出席了此次纪念活动。
卢武铉就任总统之后，韩国社会开始兴起一股全面清理日本殖民时期亲日派即所谓“韩奸”的历史风气。2004年3月，韩国国会正式审议并通过了《日帝强占下反民族行为真相纠明特别法》，随后依据该法律成立了专门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真相纠明委员会”，系统性地对日本统治时期的亲日及反民族行为展开调查与清算。与此同时，韩国民间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机构民族问题研究所也主动整理并公布了亲日派人物名录，其中前总统朴正熙的名字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名单之中，这包括该研究所2005年首次发布的《亲日人名辞典》收录预定者名单，以及2009年最终刊印的确定版本。面对父亲被列为亲日派，朴正熙的子女朴槿惠与朴志晚等人均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坚称这是对先人历史地位的歪曲；保守派政治力量也批评此举是执政阵营针对在野势力的一种“政治迫害”手段。朴志晚在公开辩解时指出，“朴正熙当年并非服役于‘日军’，而是隶属于‘满洲军’，并且从未参与过对朝鲜独立军的任何军事围剿行动”，他还计划采取法律途径，正式要求民族问题研究所将其父亲从《亲日人名辞典》中移除。为回应相关争议并澄清事实依据，民族问题研究所随后公开了1939年《满洲日报》报刊上所登载的朴正熙亲笔所写的忠日血书，试图以此杜绝外界不必要的猜测与争论。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下属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真相纠明委员会在处理此事时则始终保持审慎立场，该委员会在2006年、2007年及2009年先后分批公布的共计1005人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单里，均未将朴正熙列入其中，其解释理由是尚未掌握能够确切证明朴正熙存在亲日言行的充分证据。2009年11月，就在韩国政府即将公布第三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单的前夕，民族问题研究所再次披露了载于《满洲日报》上的朴正熙忠日血书，此事立即引发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可参见“轶事典故-忠日血书”相关记载），许多人视这份血书为证实朴正熙亲日立场的关键铁证。然而，稍后正式发布的名单中依然没有包含朴正熙的名字。对此，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真相纠明委员会委员长成大庆作出说明，表示由于该忠日血书是在名单即将付印前夕才被公开，因此来不及将其纳入审议程序并据此把朴正熙收录进名单之中。关于朴正熙是否属于亲日派的长期争议，立场倾向于保守派的媒体《中央日报》曾刊发评论文章提出不同看法：“究竟朴正熙是否算得上背叛祖国的亲日派呢？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很容易以今日之标准谴责朴正熙为亲日派。然而，倘若朴正熙本人仍在世，他很可能坚持认为自己从未背叛祖国。因为在朴正熙接受教育和成长的时代，他并没有一个真正完整独立的祖国可供背叛。朝鲜王朝遗留的封建传统带给他的更多是痛苦记忆，朴正熙深深厌恶旧式王朝的腐败与无能。他的父亲曾是致力于推翻封建秩序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斗士。从朴正熙个人的立场来看，他确实没有理由去反对那个给予他教育机会和晋升途径的日本体制。他只不过希望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为自己争取发展的机遇。如果后世一定要将这判定为一种错误，那么他曾说过的那句‘往我的墓地上吐口水吧！’或许正反映了他对历史评价的复杂心境。”
朴正熙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中，其个人廉洁形象通常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然而，围绕其是否曾向海外转移秘密资金的争议始终存在。根据2017年2月23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的披露，共同民主党议员卢雄来援引了一份历史文件——即1978年由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下属国际机构小组委员会所发布的《弗雷泽报告》（亦称“关于美韩关系的调查”），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指控。卢雄来指出，朴正熙执政时期在办理海外贷款及引进外国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系统性侵吞约10%至15%资金作为佣金或手续费的违法行为。为管理通过这些方式累积的秘密资金，朴正熙据称在瑞士联合银行利用多个他人名义开设了不公开账户。此外，卢雄来进一步推测，这些巨额黑钱后来可能经由朴槿惠与崔顺实在德国设立的数百家空壳公司进行层层清洗，其规模可能高达数万亿韩元。他因此呼吁韩国政府积极与瑞士、德国等相关国家协作，对朴正熙时期的海外秘密资金流向展开彻底调查。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的诈骗事件也曾发生：早在2013年，就有一名韩国人虚构能将朴正熙遗留的秘密资金从海外调回国内，并以需要打点贿赂为借口，骗取了一名企业家共计9亿韩元。这名诈骗者最终因罪行确凿而被逮捕归案。
关于韩国前总统朴正熙遇刺事件，在历史研究与民间讨论中长期存在着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即认为直接实施刺杀行动的金载圭并非真正的幕后主使，而是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暗示乃至直接操纵，从而策划并执行了对朴正熙的谋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朴正熙暗中推进的核武器研发计划，这一举动严重触动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在美国看来，一旦韩国成功拥有核武器，将显著削弱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和战略主导权，进而可能改变整个区域的力量平衡。因此，有推测认为，正是在朴正熙的核计划接近取得关键突破的1979年，美国出于阻止其核野心的目的，借助金载圭之手清除了朴正熙。然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种将美国视为背后操纵者的说法至今仍缺乏确凿的文献记录或实质性证据支持，更多是建立在历史情境分析与间接推论的基础之上。
（以上部分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