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教授是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并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其学术生涯长期专注于隋唐史以及敦煌吐鲁番学领域的深入探索，已出版了包括《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敦煌民间结社研究》、《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以及《唐高宗的真相》在内的多部重要学术论著。目前，他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国学院副院长一职，同时亦是博士生导师，在历史学教育与研究方面贡献卓著。当《百家讲坛》计划播出《玄武门之变》时，节目组邀请孟宪实担任主讲人，这使该节目成为《百家讲坛》中首个全面聚焦唐朝历史的系列专题节目。孟宪实(照片1)之所以被《百家讲坛》的编导选中，正是因为他具备将严谨的学术考据与大众的历史兴趣巧妙融合的独特能力。在正式录制节目之前，《百家讲坛》内部有一项不成文的惯例：每一位新加入的主讲人需首先制作一个短篇系列，以此让观众逐步熟悉并接受这位主讲人的风格，随后再主导篇幅更长的大型系列节目。因此，孟宪实率先讲述了“玄武门之变”这一历史事件，将其作为《贞观之治》系列讲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孟宪实所述，《贞观之治》在严格遵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大量采用了现代影视特技镜头，生动再现了唐朝初年那段风云激荡、气象万千的历史画卷。为了进一步提升节目的观赏性与叙事张力，《百家讲坛》的编导还特意联络相关制作团队，将这些珍贵的视觉素材巧妙运用于《百家讲坛》之中，作为孟宪实讲述过程中穿插使用的片花，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节目的视觉效果，也通过设置悬念增强了叙述的吸引力，从而为整个栏目增添了显著的亮点与特色。
孟宪实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期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完成了本科学业，其毕业论文题为《论汉初的黄老政策》，该论文的指导教师为刘泽华教授。本科毕业后，自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四年，他于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教职，在此期间获评讲师职称。一九九四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深造，攻读中国史专业隋唐史方向的硕士学位，并于一九九八年完成了学位论文《唐前期括户研究》，该论文由吴宗国教授指导。在硕士学习期间的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经由北京大学派遣，他曾赴日本新潟大学人文学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短期留学。紧接着，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一年，他继续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唐前期军镇研究》，指导教师同样为吴宗国教授。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孟宪实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同年十一月，他进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他的工作关系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二零零三年十月，他顺利完成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并出站，其出站报告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研究》。二零零四年六月，他的著作《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凭借其学术成果，他晋升为副教授职称。二零零五年八月，他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工作。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他受邀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担任主讲，讲授内容为《玄武门之变》。随后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他又在《百家讲坛》栏目主讲《贞观之治》。同样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他的另一部作品《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出版面世。二零零八年五月，他出版了著作《唐高宗的真相》。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他的作品《孟宪实读史漫记》也得以出版发行。
在本次介绍中，首先呈现的是由孟宪实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通史II》，并附有作者本人的照片以供参考。其次，书目中包含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此外，还有《中国古代政治得失》也被列入其中。最后，《贞观政要》同样是本次重点展示的著作之一。这些作品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展现了丰富的学术内涵与研究价值。
在历史学的广阔领域中，有几个研究方向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首先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深入探究，这一领域致力于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演变、阶层关系的动态以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形态，从而揭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与独特性质。其次，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同样备受关注，它聚焦于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世界在物质、精神与制度等层面所进行的复杂互动与相互影响，旨在梳理文化传播的路径、融合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深远历史后果。再者，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基础性工作，其重点在于对诸如秦汉、唐宋等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细致入微的断代剖析，通过综合考察该时期的政治格局、经济状况、军事活动与文化思潮，以构建起清晰而连贯的历史叙事框架。这些研究方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与文明特质的多维视角。
该论文发表于学术期刊《试论刘邦用人》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度的第4期之中，其具体刊载的页码范围为第88页至第93页。这两份刊物均为该研究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出版物，此次发表为相关学术讨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参考与理论依据。
本论文发表于学术期刊《麴氏高昌祀部班祭诸神及其祭祀制度初探》与《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具体刊载于第71页至79页。该文随后得到了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的关注与评议，相关评论内容收录于该研究会出版的《会报》系列出版物中，具体见于该系列的第89号。
该论文发表于学术期刊《新疆文化研究的新思路——〈维吾尔—其人与其文化—〉一书的启示》之中，具体刊载于《新疆艺术》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其内容分布于该期杂志的第四页至第八页之间。
在学术研究领域，孟宪实所撰写的论文《吐鲁番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的性质与发展》发表于《新疆地方志》1993年第1期，具体刊载于第40页至44页以及第11页。此外，孟宪实（照片4）的另一篇论文《关于麴氏高昌王朝地方制度的几个问题》则刊登于《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位于第24页至30页。该文后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于1993年第11期转载，转载内容涵盖第45页至51页。此文亦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在其刊物《会报》第104号上发表了相关评论。 另一篇论文《吐鲁番出土张行伦墓志考读》发表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具体页码为第67页至73页。此文同样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收录，见于1993年第9期的第48页至54页。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亦对此文进行了学术评议，相关评论刊载于其出版物《会报》第106号。 此外，还有论文《试论唐朝在高昌推行州县制的历史与文化基础》发表于《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内容占据第128页至136页。另有一篇由孟宪实与刘玉锋共同署名的论文《〈盖蕃墓志〉与唐太宗西州移民》，刊登在《新疆地方志》1993年第4期，页码为第26页至30页。在书评方面，有一篇针对《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新疆卷》的评论文章，见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3年第1期，具体位于第7页至13页。
在学术研究领域，《统一后西州人故乡观念的转变》一文发表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的第2期，具体刊载于该期的第39页至51页。此外，由侯灿与孟宪实两位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吐鲁番出土墓砖题录》亦收录于《新疆文物》1994年第2期之中，其内容覆盖了第74页到89页的篇幅。另一篇重要的研究成果《都市牧人——试论周涛独特的文化传承》则刊发在《昆仑》1994年第6期上，该论文的起止页码为第168页至174页。这些文献均为相关学术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依据。
该篇论文《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由孟宪实与宣红两位学者共同撰写，最初发表于学术期刊《西域研究》1995年的第2期，具体刊载于第16至25页。此后，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纂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转载，收录于《中国古代史 先秦至隋唐》专题1995年第9期之中，转载内容位于第111至120页。此外，另一篇相关论文《高昌国的覆灭》亦被刊发，它登载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5年第4期，具体页码为第37至43页。
在学术文献方面，孟宪实与姚崇新合作撰写的论文《从“义和政变”到“延寿改制”——麴氏高昌晚期政治史探微——》被收录于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三位先生共同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之中，该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6月出版，具体刊载于第163页至188页。此外，孟宪实（照片6）的另一篇论文《关于麴氏高昌晚期纪年的几个问题》则见于王元化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第十卷，此卷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1997年8月发行，论文位于该卷第298页至309页。关于书评部分，涉及《吐鲁番出土文书》壹与贰两篇的评述，同样被编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该卷同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6月出版，评述内容分布于第163页至188页。翻译工作方面，则有对池田温著作《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的评介译文，该译文发表于《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具体刊载于第139页至141页。
关于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这一学术组织的概况介绍，曾先后发表于《会报》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两份刊物之中。其中，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24至126页上，刊载了该研究会的详细介绍；而更早一些，在《西域研究》1998年第2期第96至99页上，也已刊登过一篇关于日本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的简介性文章。这两篇文献为学界了解该研究会的成立背景、主要宗旨及学术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基本信息。
在学术论文方面，孟宪实（照片7）所撰写的文章收录于由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三位先生共同主编的《麴文泰与玄奘》之中，该文具体刊载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内，此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12月正式出版，文章所在的页码为第89页至第101页。在专著贡献上，孟宪实参与了《思想者的产业——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一书的编写工作，独立负责撰写了该书的第二章与第三章，这部专著由海南出版社于1999年10月出版，其所撰章节共计从第38页延续至第96页。此外，在书评发表方面，孟宪实亦有重要成果：其一篇书评被收录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叁）（肆）之中，并同样见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该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12月发行，书评内容位于第581页到第586页。同期还有学者王素的两篇书评发表：其一为《吐鲁番出土文献编年》，其二为《高昌史稿 统治篇》，这两篇书评均刊载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之中，这两卷同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12月出版，前一篇书评的页码范围为第590页至第596页，后一篇书评则位于第596页至第600页。
在相关学术出版物中，专著《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由刘诗平与孟宪实合著，并由广东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此外，学术期刊《倡导学术书评》在2000年第3期上刊登了相关研究，同期《中国图书评论》也收录了署名史末再录的文章；而《新华文摘》在2000年第7期的205至206页中亦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述。关于百年敦煌的专题研究，则集中体现于《不设防的年代》、《中国学者来了》以及《千年记忆》等系列文章之中，这些成果均完整刊载于《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出版的第22版与第23版两个整版版面。在书评方面，学者李鸿宾撰写的《唐朝朔方军研究》一文，被收录在《中国学术》第四卷中，该卷于2000年10月出版，具体刊载于第328页至331页。
在学术研究领域，以下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论文《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发表于《北京理工大学学报（文科版）》2001年第1期，具体页码为第25至30页。该文随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于2001年第5期转载，转载页码为第28至33页。其次，学者孟宪实（照片8）所撰写的论文《科举制是怎样完结的》刊登于《文史知识》2001年第3期，内容涵盖第4至13页。另一篇论文《敦煌社邑的分布》收录于《敦煌文献论集——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中，该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5月出版，该论文位于该书的第422至435页。此外，论文《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则见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此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5月发行，论文内容占据第147至160页。 在书评方面，王素对《高昌史稿·交通篇》的评介文章刊登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2001年5月），位于第398至401页。同时，学者宁可与郝春文对《敦煌社邑文书集校》的评论，以及山本达郎、土肥义和、石田勇作对《社组织及其相关文献》的评述，均一并收录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中，具体页码为第413至418页。最后，论文《论科举制的完结》发表在《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上，详细内容分布于第72至79页。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该年度相关学术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论文最初发表于《论唐宋时期敦煌民间结社的组织形态》与《敦煌研究》2002年的第1期，具体刊载于第59页至65页。此后，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纂的《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于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收录。此外，学者孙继民曾针对此文撰写书评，该篇书评刊载于《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之中，并具体收录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2002年8月出版）内，位于第409页至413页。
由吴宗国先生主编的学术专著《唐代前期的使职问题研究》一书，全书篇幅约七万字，已于2003年8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中由作者撰写的第七章内容，具体刊载于该书的第176页至第264页。此外，作者所著的学术论文《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一文，则发表在《中国史研究》期刊的2003年度第3期上，该期期刊的出版时间为2003年8月，论文的起止页码为第101页至第109页。这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随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收录于《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专题的2003年第6期之中，转载的具体页码为第40页至第47页，以及第77页。作者的另一篇论文《略论高昌上奏文书》，则刊载于《西域研究》期刊的2003年第4期，文章位于该期的第26页至第37页。还有一篇题为《唐宋时期的敦煌官人结社》的论文，被收录在由刘泽华先生主编的论文集《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之内，该论文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12月出版，该论文的收录位置为第133页至第150页。在书评方面，有一篇针对相关著作的评论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读李冬君》，发表于《[###《盛唐政治制度研究》0###]》期刊的2003年第10期，文章占据第23页和第24页。另一篇题为《[###《盛唐政治制度研究》1###]评略》的书评文章，则刊登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2###]》期刊的2003年第4期上，该期实际出版于2003年12月，文章位于第93页至第95页。这篇书评后来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见于《[###《盛唐政治制度研究》3###]》专题的2004年第2期，转载的页码为第76页至第78页。
这篇题为《西汉戊己校尉新论》的论文，最初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的第1期，该期期刊的出版日期为2004年1月15日，论文的具体页码为第128页至135页。此后，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转载，收录于《先秦秦汉史》2004年的第4期中，转载的页码为第85页至92页。另一篇论文《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则刊载于《敦煌吐鲁番研究》这套丛书的第七卷之中，该卷由中华书局于2004年1月出版，论文位于该卷的第1页至12页。此外，论文《试论麴氏高昌的绾曹郎中》发表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页码范围为第48页至53页。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一文，可见于《文史知识》2004年的第5期，具体在刊物的第47页至52页。同年出版的一部重要专著是《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该书由齐鲁书社于2004年5月正式发行。论文《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被收录在《西域研究》2004年的第2期之内，其篇幅覆盖了第17页到26页，这一期期刊的标注日期为2004年6月15日。同时，有一篇由石云涛撰写的书评，题为《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刊发于《中国学术》2004年第1期，该期实际出版于2004年10月，书评内容占据第371页至374页。最后，《论渠人社》这篇文章，由黄留珠与魏全瑞共同主编，收录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这套资料的第三辑中，该辑由三秦出版社在2004年11月出版，文章的起止页码为第121页至145页。
《试论敦煌的妇女结社》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由中华书局于2005年1月出版，其相关内容可参见该卷的第89页至104页。此外，《唐官修谱牒与王权主义》一文收录于《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之中，该书由崇文书局在2005年7月发行，该文的具体页码范围为第387页至400页。另一篇文献《新发现的陈寅恪书信》则发表于《光明日报》2005年11月8日的版面上。同时，《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与《唐研究》第十一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其中涉及的部分位于该卷的第543页至558页之间。
该文献最初发表于《官法与乡法--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为中心》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的第1期，具体刊载于第99至105页。此后，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纂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收录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4期的第56至62页。此外，该文献亦被收录于《论敦煌民间结社的社条》之中，具体见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此卷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5月出版，文献在该卷中的位置为第317页至第337页。
这部名为《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的专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的作者是孟宪实，书中还附有作者本人的照片以供读者参阅（见照片9）。这部著作内容详实，体现了作者在该领域深入的研究与思考，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学术成果方面，作者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唐高宗的真相》，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当年5月正式发行。此外，作者也参与了由荣新江与李肖两位学者联合主编的讲座合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此合集收录了与“百家讲坛-唐高宗真相”相关的讲座内容，并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在论文集方面，作者有文章收录于黄宽重教授主编的《论敦煌民间结社与佛教寺院的关系》之中，该论文集由（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相关机构联合出版，属于社会与思想研究卷册，并于2008年7月初版，作者的文章刊载于该卷第119至132页。同时，作者亦在饶宗颐先生主编的《华学》第九、十辑合刊（第三册）中发表了文章，该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8月出版，文章具体位于第1029至1039页；需要说明的是，此文原为2006年12月香港大学等单位为庆祝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另一篇论文《<安乐公主墓志>初探》则被收录于《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之中，该出版物由文物出版社在2008年10月推出，文章刊载于第315至323页。作者还在期刊《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2期上发表了文章《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以武则天研究为例》，该文见于该期第43至47页。此外，在《唐研究》第十四卷（2008年12月出版）中，亦收录了作者的文章《唐令中关於僧籍内容的复原问题》，此文位于该卷第69至84页。最后，作者与孟宪实、刘丽合作的文章《吐鲁番新出赵同墓志初探》被收录于《西域文史》第三辑，该辑由科学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文章刊载于第187至195页。
《试论唐代西域的民间结社》一文，最初发表于《西域研究》2009年的第1期，具体刊载于该期的第1至12页。随后，该文被收录于《报刊复印资魏晋隋唐》之中，并于2009年3月9日在该刊同年的第3期上再次刊发，此次发表的页面范围为第26至36页。此外，《传统史学、新史学和公共史学的“三国鼎立”——以武则天研究为例》这篇文献，则可见于《新华文摘》2009年第7期，位于该期的第65至67页。另一部重要著作《成熟的敦煌民间结社》，作为《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系列的一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3月正式出版，其中相关内容分布于该书的第425至438页。而《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这篇研究，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该期于当年5月20日出版，文章占据第136至143页。此文后来被全文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9年第5期，该转载版本于2009年9月9日刊出，页面为第49至56页。同时，《论敦煌民间结社内部的转帖》发表于《国学学刊》2009年第一期，该期于2009年3月25日发行，文章位于第71至83页。《新发现的寺院手实研究》则刊载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该期出版日期为2009年10月15日，文章页码范围是第170至179页。至2009年11月，学界还正式出版了《孟宪实读史漫记》这一著作。
孟宪实不仅是历史学者，还曾担任电视剧《贞观之治》的主要编剧之一。在这部剧的创作过程中，他与另一位编剧、著名作家阿城展开了深入合作。两人分工明确：孟宪实主要负责把控历史史料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确保剧情框架符合唐代初年的基本史实；而阿城则侧重对剧本进行文学性的修饰与艺术加工，使故事叙述更加生动且富有感染力。整个剧本的创作历时长达两年，最终才得以完成。在相关的影像资料中，孟宪实(照片10)《贞观之治》也提到，该剧在拍摄中运用了大量特技镜头，旨在生动再现唐初的社会风貌与历史氛围。为此，制作团队在《百家讲坛》中将这些视觉素材灵活嵌入孟宪实的讲述过程中，作为穿插出现的片花，既丰富了画面的视觉效果，也巧妙地增强了节目的悬念感。孟宪实在回顾创作时坦言：“最初我和阿城各自提交了一份剧本方案，后期才将两者融合。我原来的剧本中包含一条爱情线索，而阿城则希望突出宫廷斗争的篇幅。但当时根据相关部门要求打造历史正剧的指示，我们最终决定将这两条线索都大幅删减，尽力保持‘端正严肃’的基调。至于是否真实、是否忠于历史，这个问题本身很难严格界定，也难以完全量化。”不过，同样作为历史正剧，《汉武大帝》却取得了“既叫好又叫座”的成绩。对此，孟宪实分析认为：“电视剧创作注重戏剧冲突，而戏剧冲突往往需要鲜明的对立面。例如汉武帝一生有匈奴作为主要对手，其故事可以围绕‘如何解决匈奴问题’这一主线展开；但唐太宗在位时期却缺乏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敌对势力。有人提出突厥问题或许可作为剧情的大背景或主线，但实际上当时突厥势力已趋衰微，难以构成持续威胁。因此，创作团队曾考虑采用‘阴谋加爱情’的常见叙事套路，这样固然能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却又难免偏离历史真实。要在文学艺术性与历史真实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实际操作起来确实非常困难。”孟宪实(照片11)
一位能够兼任编剧的历史学家，必然深谙叙事的艺术。2006年，《百家讲坛》的策划人员联系到学者孟宪实，征询他是否有意向参与节目制作。当被问及最想讲述的历史主题时，孟宪实依然选择了“贞观之治”。他的理由在于，尽管此前播出的电视剧《贞观之治》在历史还原上已力求真实，但作为影视作品，其中仍不可避免地包含不少艺术虚构的成分。对于一位严谨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任何虚构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不踏实感，唯有讲述完全依据史实的、纯粹真实的历史，内心方能感到安稳与笃定。此外，电视剧因篇幅与形式所限未能深入展开的诸多历史问题与细节，也正好可以借助《百家讲坛》这一平台进行更为充分和系统的阐述。 然而，要想真正登上《百家讲坛》的讲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颇为复杂和严格的筛选过程，必须接连通过好几道关卡。第一关，节目组亲赴孟宪实任教的大学课堂进行现场录像，将授课实况带回仔细研究评估，以判断其学术内容与表达风格是否适合电视传播。顺利通过初步审核后，便进入第二关：节目组邀请孟宪实前往演播室，就一个指定题目进行试讲，进一步考察其在专业录制环境下的表现力。第三关则更具挑战性，节目组要求孟宪实尝试讲述一位历史中的小人物，这实质上是对其叙事能力与观众吸引力的更深层考验。只有通过这最后一关，讲座内容才能获得播出许可，否则所有前期工作都将付诸东流。 孟宪实凭借扎实的功底成功闯过了前两关，并在第三关开始了关于长孙皇后的讲述。在顺利完成两集录制后，节目组对他的能力给予了充分认可，于是直接邀请他进入核心的大主题，开始主讲唐太宗李世民。不过，孟宪实很快发现，在《百家讲坛》进行节目录制是一项极其耗费精力的工作，加之他本身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与研究任务，顿时感到时间捉襟见肘，难以兼顾。在巨大的压力下，他曾一度中途搁置了录制计划，萌生了退意。此时，《百家讲坛》的工作人员主动前来与他沟通，耐心劝解，希望他为了不辜负此前团队共同的努力，能够坚持完成系列讲座。在节目组的诚意挽留下，孟宪实调整状态，又匆匆补录了两集内容，最终凑齐八集，以《玄武门之变》为总标题正式播出。 该系列节目播出后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良好反响，收视率表现相当出色。因此，无论是电视台方面，还是孟宪实的同事与朋友们，都纷纷表达希望他能将这个深受欢迎的专题继续讲下去。顺应各方的期待，孟宪实再次以“贞观之治”为主题，精心筹备并录制了十二集新的内容。最终，这一系列共有十一集得以成功播出，为观众系统而生动地展现了那段辉煌历史的全景。
在参与“登坛”节目录制之后，孟宪实的日常生活与工作节奏都出现了许多新的转变。他颇有感触地提到：“例如，我忽然意识到，原来面向公众的讲座可以采用如此生动灵活的表达方式。当我将在镜头前积累的讲述技巧与节奏控制带入大学课堂后，明显感受到学生们的听课热情提高了不少。”尽管通过“登坛”讲授历史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关注与知名度，孟宪实却格外强调，自己并无意成为像于丹、易中天那样拥有极高公众曝光度的“明星学者”，他更愿意保持一贯的学术态度，在自己深耕的研究领域里持续进行踏实而深入的探索。《百家讲坛》这档节目在普通观众中获得了十分热烈的反响，然而其中涉及历史内容的环节，却常常被不少专业历史学者认为深度有限，仅触及了历史知识的表层。对于这类评价，孟宪实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专业历史学者以学术研究的标准去审视《百家讲坛》中的历史讲述，本身可能就有些偏离了初衷。这就像《猫和老鼠》，它本是为孩子们创作的童话故事，如果成年人非要质疑‘猫怎么会说话’这违背了现实逻辑，那就未免太扫兴了。《百家讲坛》所讲述的历史，其目标受众本来就不是学院派的历史专家，而是广大对历史抱有兴趣的普通观众。因此，我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始终尽力采用最为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来呈现内容。不过，在后续将讲稿整理、修订并准备出版成书时，我特意补充了许多经过严谨考据的学术观点与材料，希望借此提升书籍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厚度，使其在普及之余也能经受住专业角度的审视。”
在李世民尚为秦王的时期，他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派系斗争已日趋激烈。双方为了壮大自身势力，不断试图“挖墙脚”、争夺人才，竭力拉拢对方阵营中的骨干成员。在这一过程中，李世民成功招揽了许多原本属于太子一方的人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的“秦军”核心团队中却无一人背弃他而去。孟宪实对此分析道：“李世民能在自己的队伍中树立起如此崇高的威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秦王、手握权柄，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每一次冲锋陷阵之际，他总是身先士卒。李世民从来不是那种只坐镇后方、远离战场的指挥者；在布置好基本战略之后，他必定亲自率领其精锐的铁甲骑兵冲杀在最前线。就连他的父亲李渊也曾评价，李世民打仗仿佛只会用一招：率领精锐部队直接穿阵而过，从敌军正中央突破，随即在敌阵后方展开秦王的旗帜。在那样的肉搏战时代，一旦己方旗帜出现在敌人背后，敌军往往便士气崩溃，自认败局已定。”李世民之所以敢于如此勇猛地冲锋陷阵，与他自幼习武的经历密不可分。据传他尤其擅长射箭，甚至有民间说法称他的胡须极为坚硬，竟可将弓置于胡须之上。正是这样一位凭借武勇打下江山的统帅，亲身经历了大小无数战役，与部下同生死、共命运，每一次胜利都是用彼此共同的鲜血与牺牲换来的。这种经历使得团队内部凝结出极强的向心力，在后来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经受住了重重考验，也令部下对他怀有深厚的敬意。李世民自己曾坦言，早年他并不勤于读书，直到后来才逐渐开始研习典籍。这是因为打天下阶段主要依靠的是武略与战功，而治理天下则需要文治，即通过读书与学习来掌握治国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李世民身上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优点推动他走向成功，那就是他出色的自我克制能力。对于一个手握大权、地位尊崇的人来说，如果缺乏自我约束，其错误的一面便容易肆意蔓延；倘若公私不分、轻重失序，局面就会变得十分棘手。而历史上许多帝王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未能把握妥当，最终导致失误与衰败。
在研究唐代历史的过程中，学者孟宪实提出了一个与传统史书记载有所不同的观点：唐高宗李治并非如许多史籍所描绘的那般软弱无能。“史书一方面强调唐高宗性格懦弱，另一方面却记录了不少明显需要魄力与决断的事件，这种简单的概括显然存在矛盾。”孟宪实认为，唐高宗在历史上实际蒙受了一种误解，其真实形象应当是一位外表圆融、内心坚定、思维缜密且兼具胆识与细致的人物。孟宪实指出，在唐太宗仍在世时，高宗就曾利用父亲患病的机会，与当时身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私下建立了感情关系。“身为太子却与父皇的妃嫔产生纠葛，这种违背当时伦理纲常的行为，恰恰说明他并非畏首畏尾之人。从动机来看，李治很可能是主动的一方，而以武则天当时的处境，她不太可能擅自妄为。”因此，这一事例表明，李治所展现出的孝顺与仁厚，很大程度上是刻意呈现给唐太宗与朝臣看的表象；在众人视线之外，他实则心思深沉，既能在台前做好分内之事，也敢于在暗中践行自己真实的意图。孟宪实在解读唐史时提出，后世史书“为了将武则天塑造为负面形象，便不得不将高宗描写得懦弱而平庸”。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论及高宗时期，往往将武则天置于主导地位，而将唐高宗视为次要角色，从而给读者造成武则天才是背后真正掌控者的印象。孟宪实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对武则天形象的一种刻意妖魔化。《资治通鉴》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笔法，目的在于警示宋代当权者防止类似武则天的人物再度出现，因此从她入宫之初就被描绘成怀有野心、蓄谋篡位的形象。因而像撰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以及编纂《新唐书》的欧阳修这类兼具史学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的作者，其著述中蕴含的政治意图，往往使普通读者难以察觉其中的倾向与建构。那么，唐高宗为何会背负上千年来软弱无能的评价呢？孟宪实分析，其中一方面确有客观历史情境的影响：“在他之前有唐太宗这样一位近乎完美的‘正派’典范，在他之后又有武则天这位被塑造为‘邪派’代表的人物，一正一邪两种极端形象，将唐高宗挤压在中间，使其真实面貌难以充分展现。”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下，唐高宗不幸成为了历史上妖魔化武则天过程中的一个连带产物。
对于史书中有关武则天杀害亲生女儿的记载，学者孟宪实表达了深切的感慨。他提到，武则天其实也是一个颇为可怜的人物。她最初因为容貌出众而被选入宫中，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并获得了太宗赐予的“武媚”这一称号。然而，她在朝廷中并没有任何家族势力可以依靠，与唐高宗之间的情感联系便成了她最重要的资本。关于“公主之死”这一事件，孟宪实指出，这其实是后世一系列将武则天妖魔化描述中的一环。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武则天曾趁王皇后来探望她新生女儿的机会，亲手掐死婴儿并嫁祸于王皇后。但孟宪实分析认为，这件事在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发生。史书在此处的叙述带有明显的文学渲染色彩，时间线索模糊，细节也经不起推敲，更符合逻辑的解释应是婴儿自然夭折。他强调，如果不澄清杀女这一指控，武则天真实的历史形象便难以完整树立起来。 至于“狮子骢”的故事，孟宪实则认为其可信度更低。传说中武则天曾向唐太宗进言，主张用铁鞭、铁挝乃至匕首来驯服烈马，但孟宪实指出，这种强势姿态与唐高宗历来偏爱温柔顺从女性的倾向并不相符，因此该故事很可能也是后世附会之作。关于武则天最终称帝的举动，孟宪实进一步解释说，武则天的行为远远超前于她所处的时代，完全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想象。她的形象其实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演变的，这一点与唐高宗的经历有相似之处——高宗在太宗面前一直表现得如同一个极其听话的儿子，而武则天在高宗面前同样扮演着一位格外顺从的媳妇，表面上丝毫不显露野心。由于女性若要参政执政，通常必须借助娘家势力，但武则天对自家亲属的处理却异常果断，不讲私情也不顾颜面，这反而给高宗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况且，高宗去世时年仅五十六岁，而武则天那时已届六十高龄。一位六十岁的妇人，儿子都已二十多岁，高宗生前怎么可能预料到这位年迈的妻子日后竟会登上皇位？因此，从当时视角观察，这一发展实难预见。此外，唐代社会风气相对开放，人们对于女性称帝的接受程度也较高，并未产生极端的排斥。在孟宪实看来，如果纯粹从历史审美的角度出发，出现一位女皇帝其实是一件颇为有趣且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
一位曾采访过孟宪实的记者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在学术上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这一评价让我们能够确信一点：无论孟宪实在《百家讲坛》节目中讲述唐代历史时是否引人入胜，也无论他所撰写的史学专著是否易于阅读，听众与读者至少都能从中接触到真实可靠的历史内容。能够获得这种真实的史学信息，本身便具有重要价值。孟宪实始终致力于以严谨的态度呈现历史原貌，这份对学术的坚持令人敬佩。图为孟宪实在签售会现场与读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