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路茂路

在中国电影界，曾有这样一位被戏称为“抠门老汉”的演员——茂路。他属于上海电影制片厂里一个由众多老艺术家组成的、默默无闻的“龙套”群体。这些艺术家长年累月在银幕上扮演着群众甲、乙、丙、丁之类的角色。这并非因为他们演技平庸，而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产量一度大幅减少，许多知名演员都要等上好几年才能接到一部戏，于是这批原本功底扎实的演员便不论角色大小，只要有戏可演就全力以赴。茂路正是这个“龙套兵团”中的一员。我之所以认识茂路，是因为他在电影中频繁露面，饰演各种小人物，无论是憨厚的农村大爷、街头的卖艺老汉，还是地痞无赖、流浪乞丐，他都能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燎原》、《三八河畔》以及《柳暗花明》等众多影片中，都能看到茂路熟悉的身影。其中，他在1959年由鲁韧导演执导的《今天我休息》中饰演的旅馆服务员，可算是其演艺生涯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待到1996年，我拍摄续集《今天我离休》时，自然想到了请老茂路再次出演同一个角色。当时天气炎热，老茂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到片场，他利落地下车，步履轻快，上楼时如履平地。我上前想搀扶他，却被他婉拒，他朗声说自己虽然已经八十二岁，但还远没到需要人照顾的地步，甚至豪迈地宣称：我能活到一百岁！我为老茂路如此硬朗的身体感到惊讶，但考虑到他毕竟年事已高，便告诉他日后不必骑车来剧组，可以乘坐出租车，并承诺每天给他二十元交通补贴。然而第二天，老汉依然骑着自行车前来。我问他为何不“打的”，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导演，我身体挺好，骑车没问题。另外我有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把每天二十块的车费分我一半？这样我得十块，剧组也能省下十块。”说实话，我一向非常尊重老同志，但对茂路的这个举动，心里不免生出些许不悦，暗自思忖：还真没见过这么会算计的老人。又有一天，我们前往影城拍戏。在剧组里，我常强调一句老话：“皇帝不差饿兵”，意思是剧组的伙食绝不能克扣，尤其当老艺术家们来拍戏时，饭菜必须准备得丰盛可口，拍摄间隙还要提供牛奶、果汁和饼干等茶点，因为老人就像“老小孩”，需要用心关照。那天，我们拍摄“欢送马天民”的戏份，现场聚集了几十位老前辈，连同他们的家属，坐满了一整个会议室。剧务人员为每位老人和家属分发了饮料与点心，这时茂路悄悄凑到我耳边说：“我想带些点心和果汁回去。”我口头上答应了，心里却更觉不快。此前他为了一半车费的事已让我有些看法，眼下这个行为，更让我联想到巴尔扎克笔下那个爱占小便宜的“葛朗台”。那天下午我忙于拍摄，并未将此事过分放在心上，直到收工时，果然看见茂路往自己的包里放了两罐酸奶和一包法国饼干。我当时并未动怒，只是觉得这老汉像个贪嘴的“老小孩儿”罢了。没想到，当晚剧务向我讲述的一件事，却让我对老茂路的态度彻底转变，并油然生出敬意。剧务说，下午他注意到别的老人都在候场时开心地享用着点心饮料，唯独茂路只静静喝茶。剧务问他为何不吃，茂路解释道：“这份东西既然发给了我，我就有权自由处置。我的老伴一个人在家，从来没尝过这种外国饼干和牛奶，我省下来带回去，让她也尝尝鲜。”听到这番话，我一时默然。后来我才了解到，老茂路与同龄的妻子是几十年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感情始终深厚。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里，茂路在电影厂拍戏只领取固定工资，没有额外酬劳；等到开始实行“稿酬”制度时，他已年过花甲，所演的多是群众或匪兵之类的边缘角色，收入并不高。老汉退休早，退休金微薄，加之性格要强，不愿接受子女的贴补，因此生活一直非常俭省，凡事精打细算。有时他外出参加活动，餐桌上若有剩余的食物，他总会恳请主办方允许服务员帮忙打包，理由是老伴没吃过这样的菜，倒掉浪费，不如带回去让她品尝。还有一次，他随演员剧团参加重阳敬老节活动，所住宾馆提供的早餐中有种越南产的“火龙果”，他也是第一次见到，竟然宁愿饿着肚子不用早餐，悄悄向服务员要了一个水果带走。他有自己的原则：我有权享用免费早餐，但我不吃，这不算是占便宜；我换一个老伴没见过的新鲜水果带回去给她，总可以吧？关于老茂路这些“抠门”的故事，我在《今天我离休》剧组里曾多次听其他老前辈提起。我开始深深自责，不该以先前那种狭隘的心思去揣度这位老人。影片杀青结算时，我兼任制片人，因而有权决定酬金发放。由于各位老同志都是友情出演，每人仅领取五百元辛苦费，我特意嘱咐会计多给茂路三百元。出乎意料的是，茂路当夜就骑着自行车将多出的钱退了回来，他再三道谢，并留下了一句朴实却有力的话：“不该我得的钱，一分也不能多拿。”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成了鲁迅先生小说《一件小事》中的那个“我”，而茂路就是那位人格高尚的车夫。望着老茂路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渐渐远去的背影，在昏黄路灯的映照下，他的身影在我眼中竟显得越来越高大……《城南舊事》剧照《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大桥下面》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