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乐于一九二零年诞生在广东省海丰县附城镇鹿境乡新南村的一个贫寒家庭，其早年生活颇为艰辛，自幼便跟随父母在漂泊的渔船上谋生，整日与风浪为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吕乐辗转来到了香港，最初他随家人在香港郊区的长洲岛上继续从事传统的渔业劳作，然而这种日复一日的海上生涯并未能长久地留住他。不久之后，吕乐便因难以忍受孤岛生活的单调与寂寞，毅然决定离开渔村，只身前往繁华的市区寻找新的出路。在城市中，他为了维持基本生计，尝试过多种底层职业，包括在街头为人擦皮鞋，也曾穿梭于大街小巷投递报纸，还曾依靠体力拉过人力车，这段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了都市谋生的不易与艰辛。
一九四零年，年仅二十岁的吕乐正式加入香港警队。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他的想法十分单纯质朴，仅仅希望成为一名清白正直的好警察，能够安稳地谋得一份生计便已足够。当时，身边许多同事都试图拉拢他一同收取街面商户的保护费，但吕乐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坚决拒绝参与此类行为。他每日的工作便是在街头进行枯燥而艰辛的巡逻，无论烈日曝晒还是暴雨倾盆，都默默承受，其中的辛劳不言而喻。他的警察生涯起步于最基层的街头巡逻岗位，随后又被调派至类似报案室的杂差房内，担任处理文书工作的文职警员。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一位名叫陈立的老探长对他青眼有加之后。陈立十分赏识吕乐的才干，认为他不仅头脑聪慧、思维敏捷，更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在陈立的提拔下，吕乐被晋升为警长，这一关键擢升正式开启了他此后颇为风光的职业道路。时间来到一九五五年，在一次针对黑帮势力的专项打击行动中，吕乐首次崭露锋芒。当时，有超过百名的黑帮分子聚集于钻石山的一所学校内大摆筵席，场面嚣张。吕乐沉着冷静，未打草惊蛇，精心部署并亲自带队突击，最终将这批不法之徒一举擒获，彻底端掉了这个窝点。经此一役，吕乐在警队内外声名鹊起。然而，随着名声而来的，是无处不在的诱惑与考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人试图将各种贿款送到他的手中，而且这些钱财往往带有一种不容拒绝的压迫感。吕乐
一九五六年，吕乐被擢升为新界区总华探长。他深知黑帮势力难以根除，因而转变思路，主张通过合作对其进行管控。当时香港规模庞大的帮派组织如14K、新义安等，其首脑人物皆与吕乐私交甚笃，彼此以兄弟相称。在日常办案与缉捕行动中，这些黑帮也乐于配合吕乐的工作，正因如此，在吕乐主政期间，新界地区竟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繁荣与稳定局面。随后在一九五八年，港英政府增设了华人总探长这一职位，时任油麻地警署探长的吕乐获任为两名总探长之一，由此成为香港警界实际上的掌权者。港英当局当时推行的是政治代理人制度，借助扎根于华人社会的黑帮力量来实现“以华制华”的治理策略。每个警区均设有“华探长”，他们直接向英籍警司负责。由于当时香港社会资源相对紧缺，政府在资源分配中拥有极大话语权，华探长因而手握重权且职位油水丰厚，自然深陷贪污腐败的泥潭，收受贿赂对于他们而言已成为如同呼吸般平常的事。吕乐与黑社会关系紧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姑丈正是新义安帮会的龙头坐馆向华炎，这也使得吕乐极为擅长周旋于各路黑道人物之间。自吕乐上台后，他便对黄、赌、毒等非法行业实施统一管控，通过调解黑社会内部矛盾，让不同帮派在各目的势力范围内运作，而他本人则从中收取数额巨大的保护费。吕乐与颜雄、韩森、蓝刚三人被合称为香港“四大华探长”，其中吕乐被公认为四人之首。吕乐行事作风极为张扬，甚至不将警务处长放在眼里。据说曾有一名外籍警务处长上任后未及时“拜候”吕乐，吕乐便故意在办案中消极怠工，直至该处长亲自前来“拜候”，他才恢复往常的工作态度。最使吕乐声名远播的，是他建立了一套平衡警方与黑道双方利益的收费机制。该机制将黄、赌、毒以及高利贷等非法活动进行统一规划与分配，实行类似公司化的运营模式，并按区域进行细致管理。严格来说，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黑社会与警察之间形成了一套规则明确、运转稳定的利益链条。在吕乐的实际掌控下，黑白两道均能从中获利，一时之间竟出现了警匪之间合作有序、各取所需的奇特局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堪称吕乐权势最为显赫、人生最为风光的时期。自1959年至1968年间，他通过父母的名义，将巨额资金以现金形式在香港各区陆续购置了市值总计超过三百万港元的物业，其中甚至包括一次性买下整栋大厦的豪举。例如位于筲箕湾道的一幢旧楼，如今市值已飙升至数亿港元。1967年，港英政府出于防止警队高层在辖区“扎根坐大”的考虑，对吕乐与蓝刚的管辖区域进行了对调。次年，即1968年5月16日，吕乐正式退休，此时仅依靠名下不动产收取的租金，其每月收入已相当丰厚。 进入七十年代后，香港政府开始大力推行反贪污行动。1973年，在廉政公署成立前夕，吕乐携妻子及八名子女匆忙移居加拿大，以躲避可能的法律追究。当时加拿大是不少涉贪的前香港警务人员选择移民的目的地；根据加拿大警方于1999年披露的一份报告，至少有44名在七十年代被廉署追查的前香港警员及其家属移民至温哥华和多伦多。然而，由于在加拿大仍面临被引渡回港的风险，吕乐随后再度迁居，最终选择在中国台湾落脚。他与妻子蔡珍居住在台北市敦化南路的一处旧式豪宅中，该住宅虽地处繁华地段，却已是屋龄超过三十年的老式公寓。 1976年，廉政公署正式对吕乐发出通缉令，此项通缉直至其去世仍未撤销，使他成为香港历史上遭通缉时间最长的逃犯之一。廉署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仅吕乐个人名下资产便高达五亿港元以上，他也因此得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绰号——“五亿探长吕老虎”。2004年，时年八十四岁的吕乐在台湾接受杂志专访，当被问及是否会返回香港时，他坦言在港已无熟悉的朋友，旧识大多居于台湾。
二零一零年五月，前香港总华探长吕乐因罹患胃癌，在加拿大温哥华与世长辞。同年五月二十日，其葬礼于温哥华正式举行，出殡仪式在墓园礼堂外进行，现场摆放着众多亲友与社会人士致送的花圈，其中部分挽联上清晰写着“吕乐先生千古”等悼念字样。灵堂中央悬挂的遗像，选用的是一张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史照片，画面中的吕乐正值其人生的重要阶段，这张照片也成为追思者缅怀其过往岁月的一个视觉焦点。
在移居至中国台湾地区之后，吕乐的日常生活状态可谓极为低调与俭朴，甚至呈现出一种近乎“自我软禁”的态势，与外界联系相当有限。他平日并无太多个人嗜好，早年尚会偶尔偕同夫人外出散步，然而后来由于腿部疾患，外出次数大为减少，仅定期前往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其生活已全无往日奢华气象，就连理发这样的小事，也选择在一家医院地下室的理发部解决。不过，每逢香港同乡举办聚会活动，他几乎都会携夫人一同出席。宴席结束后，向来出手阔绰的吕乐依然习惯担当做东的角色，那份江湖豪气犹存，丝毫不减当年风采。一九九一年，向氏兄弟计划筹拍一部关于吕乐生平的电影，为此专程赴台拜访仍在世的吕乐，希望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尽管吕乐最终应允了此事，但他坚持要求电影不得使用其真实姓名。因此，后来便诞生了以《五亿探长雷洛传》为名的影片，其中雷洛一角由刘德华饰演。据闻，吕乐对整部《雷洛传》的呈现并不十分满意。电影公映前夕，曾一度传出吕乐有意阻止该片上映的消息。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三点：其一，刘德华在完成全片拍摄后，始终未曾亲赴台湾与吕乐本人会面；其二，影片中将颜雄塑造为与吕乐地位相仿的角色，吕乐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其三，片中呈现身穿军装的雷洛在街头向小贩收取保护费的情节，吕乐视之为对其个人形象的诋毁与污蔑。
吕乐不仅在黑白两道都拥有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与足球圈内的许多人士也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在当年，他曾长期包下位于湾仔地区某家酒店的一个房间，将其作为日常活动的重要据点。在这个房间内，他时常组织牌局进行竹战，同时也借此场所接待和会晤来自各方的不同人马。有趣的是，吕乐还以该酒店房间的号码为灵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牵头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足球队，并将其命名为“五一七”，这支球队在当时也吸引了不少关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黄、赌、毒等非法活动一度十分猖獗，治安状况复杂。在此背景下，曾历任港岛及九龙总华探长的吕乐凭借其职权与手段，纵横于黑白两道之间，在当时可谓权势熏天、风光无两。因其英文名“Lok”而被俗称为“lak哥”的吕乐，自一九四零年代加入警队担任警员，经过多年经营，于六十年代与颜雄、韩森、蓝刚三人一同被称为香港“四大华探长”。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与黑社会势力紧密勾结，长期收取数额极其庞大的贿赂，其中吕乐更被普遍认为是这四人集团中的首要人物。这起涉及四大探长的重大贪污案件，在六十年代后期被当时的香港殖民地政府逐步揭露。一九六八年，由于社会反贪污的呼声日益高涨，吕乐察觉到形势不利，决定采取“急流勇退”之策，在四十八岁的年纪便提前退休，之后依靠早年积累的房产租金与巨额储蓄，过着看似无忧无虑的隐居生活。一九七三年，在预感香港廉政机构即将成立之际，吕乐抢先一步，携同妻子及八名子女移居加拿大，以此躲避可能的法律追究。前港督麦理浩于一九七四年正式成立廉政公署，旨在遏制已在警队内部蔓延成风的贪污腐败现象。这场后来广为人知的“打老虎”行动，在警队内部引发了强烈的震动与恐慌，甚至一度演变为廉政公署与警察部队之间的公开冲突。为了平息由此引发的警队骚乱，麦理浩最终颁布特赦令，宣布对一九七七年以前发生的大部分贪污案件不再予以追究。尽管如此，廉政公署并未停止对吕乐等四名主要涉案人员的追缉工作。根据廉署调查所掌握的资料，仅吕乐个人名下的资产估计就高达五亿港元，正是由此，吕乐获得了“五亿探长”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称号。虽然五亿这个具体数字始终未得到吕乐本人的公开确认，但其通过非法手段所积聚的财富之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疑是惊人的。
在当时的香港社会，吕乐通过为他人解决麻烦并同时向自己的上级官员输送利益，逐步构筑起个人的势力网络。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他便从一个普通的警务人员，一路晋升至新界区华人总探长的要职，麾下聚集并供养着大量追随他的兄弟。事实上，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的贪污腐败现象极为普遍，几乎成为一种风气。整个警察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香港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一个黑色利益集团。在当时的政府架构中，华人职员的身影相当罕见，能够担任稍高一些职务的华人更是凤毛麟角。而吕乐正是香港警界公认的四大华人探长之一，并且是其中资历最深、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不仅亲手设计并确立了警界内部一套完整的“贪污制度”，使得警察收取多少贿赂、办理多少事务，都如同黑帮运作一般有着明确的规矩与分寸，而且其权力覆盖了黑白两道，就连当时黑道中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在面对他时也不得不礼让三分。倘若在某个帮派的地盘上发生了重大案件，一旦上级追查下来，吕乐往往只需打一个电话，相关的黑帮头目便会主动将犯事者交出，根本无需他亲自费力侦查破案。甚至有些时候，黑道上的人会故意制造事端，然后留下一些线索，专门让吕乐前来侦破，以此帮助他积累功绩、巩固地位。关于吕乐晚年的一些生活状况，包括其个人影像资料，例如他与他人合影的照片等，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位昔日权倾一时的人物的人生轨迹。
在香港警队的历史中，被誉为“五亿探长”的吕乐其人生轨迹堪称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篇章。他从最初从事擦鞋、派报等底层工作起步，逐步加入警队成为一名普通的军装警员，凭借其能力与际遇，最终获擢升为权倾一时的总华探长，统领整个刑事侦缉部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黄、赌、毒等非法活动尤为猖獗，治安环境复杂，吕乐在此期间纵横于黑白两道之间，利用其职权构筑起庞大的势力网络，可谓只手遮天，享尽无限风光。然而，其长期涉及的贪污行为最终令他身败名裂，据调查其通过不法手段聚敛的财富高达五亿港元之巨，此后遭到廉政公署的长期通缉，时间跨越三十余年，其原本显赫的生涯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难以洗刷的污名，成为香港一个时代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