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恩于1921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41年自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后，便投身于进步话剧与电影演艺事业。她的艺术足迹遍及重庆、上海、香港及北京等地，在数十年的舞台与银幕生涯中，累计参与了上百部话剧和十余部电影的演出，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性格迥异、各具风采且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在1946年，吕恩加入了上海艺剧社，积极从事话剧演出。次年3月，她正式从舞台转向大银幕，并在一系列电影作品包括《还乡日记》《山河泪》《郎才女貌》《火葬》《虾球传》《红旗歌》中担纲主演，开启了其电影表演的重要篇章。在上海期间，除了演艺工作，她还受聘于中外文艺联络社担任特约记者，利用演戏之余的时间勤奋写作，为上海《新民报》撰写了大量关于戏剧艺术的专业文章，展现出多方面的才华。 1948年，吕恩前往香港发展，并加入永华影业公司，先后在电影《清宫外史》中饰演瑾妃一角，以及在电影《骆驼祥子》中生动演绎了“白口袋”这一角色。她性格开朗热情，待人亲切和善，在艺术圈内人缘极佳，与曹禺、夏衍、陈白尘、白杨、秦怡、张瑞芳、舒绣文、赵丹等众多知名作家、诗人及戏剧家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艺术界的良师益友对她的艺术观念与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1953年，吕恩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自此长期扎根于话剧舞台，先后成功塑造了二十多个性格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其中，她因在《明朗的天》中出色地饰演徐慕美一角而荣获表演奖。她的表演风格大气而沉稳，人物性格刻画鲜明，舞台形象鲜活生动，且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与赞誉。艺术评论家们常常指出，她的演出浑然天成，几乎看不出表演的痕迹，这充分体现了其精湛而深厚的艺术造诣。 在电影领域，吕恩亦持续有所建树，于1986年参演了电影《直奉大战》。因其杰出的艺术贡献，她在1992年荣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颁发的“元老杯”，同年起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她更荣获国务院授予的“终身贡献奖”这一崇高荣誉。吕恩于2012年8月15日14时30分在北京东方医院逝世，享年91岁。遵照其本人遗愿，身后丧事一切从简，家中未设灵堂，也未举行追悼会及遗体告别仪式。
从饰演《清宫外史》中地位卑微的瑾妃开始，她的演艺生涯便展现出宽广的戏路。她曾塑造过花枝招展、周旋于社交场的交际花，也敢于挑战那些又老又丑、身处社会边缘的妓女角色。在许多同行看来，出演这类人物或许有损个人光鲜的形象，但吕恩却从不将这些顾虑放在心上，只要角色本身能激起她的创作兴趣，她便欣然接受。此外，她也曾在多部重要作品中担当关键角色，例如解放后的话剧《雷雨》里，她诠释了内心复杂的繁漪；在《伊索》中，她演绎了梅丽达；又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里，化身成诡秘的巫婆马聂法。尽管这些角色的戏份未必最重，但她凭借其鲜活灵动、充满生命力的表演，为人物注入了独特的灵魂，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当时便有评论家指出，“她演戏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不出表演的痕迹”，这句评语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她在艺术锤炼上所达到的深厚功底。
在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百花园中，那些绽放于枝头的花朵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它们昂首挺立，展露着绚丽夺目的色彩；而默默衬托着鲜花的绿叶，却总是低垂在不起眼的角落，很少获得人们的关注与赞赏。吕恩曾这样形容自己在中国当代戏剧界的地位：“我是一片绿叶。”这既是客观事实的陈述，也蕴含着她一贯的自谦与平和。然而，每一片看似平凡的绿叶，其实都拥有属于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故事，有些故事的内涵与精彩程度，甚至超越了备受瞩目的“红花”。吕恩这个名字在戏剧界可谓如雷贯耳，但毕竟行业有别，我过去一直无缘与她相识，直到近年才渐渐有了交往。去年，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窗读月》，其中记述了吕恩青年时代的几位至亲与师友，如吴祖光、唐瑜、郁风和张定和等人，我便特意寄赠一册请她翻阅。岁月悠长，往事如烟。吕恩读后告诉我，那些文字仿佛将她带回到了青春洋溢的年轻时光，作为回赠，她也寄来了自己的回忆录《回首》。几次书信往来之后，我诚挚地邀请她，日后若有机会回到江南故乡探亲，务必来南京做客，我将尽地主之谊，陪她游览桨声灯影交织的秦淮河，品尝夫子庙地道的干丝鸭血汤。没过几个月，吕恩果然来到了南京，并约我见面。虽是初次相见，但她身上那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而又通透豁达的气质，让我们瞬间便感到一见如故。我主动提议带她到南京城里走走看看，她却微笑着婉拒了，说道南京的变化确实很大，但到了她这个年纪，出游的目的已不再是观赏风景，更多的是为了看望故人。这时我才明白，她此次专程前来南京，主要是为了探望她的恩师陈白尘先生的夫人金玲女士。当时已八十八岁高龄的吕恩，依然恭敬地称呼年长她两岁的金玲为师母，她抵达陈府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陈白尘先生的遗像前庄重地躬身三鞠躬。垂暮之年仍如此念念不忘师恩，吕恩这个名字中的“恩”字，实在是名副其实。后来在与吕恩的交谈中，我向她表示非常希望能听她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吕恩却摆摆手，谦逊地说：“我只是一片绿叶，没什么值得多说的。”我便转而请她谈谈那些与她交往深厚的师友们。对此，她欣然接受了。吕恩十分健谈，记忆力更是惊人，即便是六十年前的往事细节，她都能清晰地娓娓道来，加之她讲述时表情生动丰富，仿佛将我带回到了她六十年前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吕恩是我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她于1938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后便活跃在重庆、上海、香港和北京等地的戏剧舞台上。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一生参演了数十部话剧与电影作品。她曾说：“我是从重庆起步，靠着扮演一个个小角色慢慢成长起来的。”她的舞台生涯始于在《清宫外史》中饰演瑾妃，此后她演过花枝招展的交际花，也演过沧桑憔悴的年老妓女。在旁人看来，扮演这类角色或许有损个人形象，但吕恩从不介意这些，只要角色本身能引起她的兴趣，她就愿意去尝试和演绎。当然，她也曾挑过大梁，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话剧《雷雨》中饰演繁漪、在《伊索》中扮演梅丽达、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诠释巫婆马聂法等。尽管这些角色的戏份未必最重，但她凭借鲜活细腻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曾有评论家指出：“她的表演特点在于浑然天成，看不出丝毫演戏的痕迹。”这足以见证她艺术功底的深厚。 吕恩是江苏常熟人，本名俞晨。青年时代她便深深热爱着演艺事业。中学时期，于伶老师曾鼓励她演戏，但她的父母却坚决反对，认为“戏子”地位低下。为了追求心中的光明与自由，吕恩随着时代动荡的浪潮来到了重庆。远离了父母的约束后，她毅然报考了国立剧专。但她始终是个孝顺的女儿，为了不使“戏子”的身份“辱没”俞家门楣，她改名为吕恩，随了外祖母的姓氏，其中也寄托着对养育之恩的感念。当时的国立剧专汇聚了我国戏剧界的众多一流精英，校长是俞上沅，老师则包括曹禺、张骏祥、吴晓邦、黄佐临、金韵芝（丹妮，即黄佐临夫人）、吴祖光和陈白尘等大家。在重庆期间，吕恩曾与白杨、张瑞芳、秦怡、舒绣文、金山、赵丹等优秀演员同台配戏，共同活跃在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舞台上。吕恩对我坦言，她的这些师友都是戏剧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著名的编剧、导演或明星，堪称“红花”；而她自己则谦称只是跑龙套的“绿叶”。 吕恩虽看似一位柔弱的女子，却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重要贡献。1948年，张骏祥在香港导演电影《火葬》，需要前往北京拍摄外景。临行前夜，“干爸爸”夏衍找到吕恩，委托她携带重要信函乘飞机前往上海，并在上海停留一晚，为党组织办理四件紧要之事：通知阳翰笙其身份可能已暴露，须立即离沪赴港；告知陈白尘尽快隐蔽行踪；通知刘厚生火速前往解放区与指定人员接头；转交宋之的从苏区辗转带给其家属王苹的信件。吕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将密函文件仔细藏于箱底，同时又准备了许多张自己的漂亮剧照，在通过海关检查时，她适时地将剧照赠送给海关检查员，并附上颇为优厚的小费……这些机智的点子果然奏效，她出色而稳妥地完成了这项秘密任务。回到香港后，夏衍赞许地拍拍她的肩膀说：“吕恩，你干得不错！”吕恩当时有些不解，她问“干爸爸”，当时与她同行的还有白杨、陶金等四人，白杨比她更为细心谨慎，为何不将任务交给他们。夏衍笑着幽默地回答：“因为你糊涂，胆大。”豁达而爽朗的吕恩，就这样以她特有的方式，愉快地承担并享受着属于她的那份“绿叶”的使命与幸福。 吕恩的个性色彩十分鲜明。她生性喜爱热闹，年轻时就是个活泼顽皮的姑娘。在“中艺”时，团里曾有一年多未发工资，为了解馋，她竟和几个穷朋友合伙，偷偷盛走了“白尘先生为师母炖在锅里的肉”（当时金玲女士患肺病，陈白尘先生特地为她熬制骨头汤补身体）；金山追求张瑞芳时写的情书，信封上却写着吕恩的名字，她便乐呵呵地当起了“二传手”；赵丹与叶露茜分手后转而追求秦怡，每当看到有人开着车来追求秦怡，他就急得拉住吕恩的手，痛苦地念叨：“看，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吕恩便安慰他：“你怕什么？她如果真心喜欢你，就算来了十个追求者也不用担心！”赵丹曾向她抱怨自己家境贫寒，“我家里只有一把小藤椅，我想带她回家坐坐，可椅子上还有个破洞！”后来赵丹与黄宗英结婚生活美满，吕恩还调侃他：“秦怡现在是不是还喜欢你呀？”赵丹听了只是笑而不语。……甚至当吴祖光当年追求她时，也曾同时给秦怡写信。吕恩知道后，竟也丝毫不生气！吕恩就是这样一个率真、活泼、热情又带着几分顽皮的人，她敢想，敢说，也敢做。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能拿得起，也放得下，活得洒脱而真实。
“二流堂”这一别致的名称源于郭沫若的即兴妙语。当时寄居在碧庐的文艺界人士大多性情鲜明，生活作风自由洒脱，甚至显得有些疏懒随意。其中盛家伦便是典型，他惯于昼夜颠倒，深夜不眠而清晨不起，贪睡懒觉的习惯常引来友人调侃。大家笑他“只吃不拉”，意指其只乐于读书汲取，却疏于动笔创作，戏称他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二流子”这个词于1943年前后自延安流传至重庆，众人觉得新鲜有趣，便互相以此打趣称呼。有一回郭沫若前来做客，听见满屋彼此笑呼“二流子”，顿觉生动活泼，于是提议：“我看这碧庐不妨就叫‘二流堂’吧！”他还兴致勃勃地想题写匾额，只因一时未寻得合适宣纸，方才作罢。自此，“二流堂”的名号便不胫而走，逐渐传扬开来。 唐瑜，原籍广东潮州，身边朋友多亲切称他阿朗。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已活跃于上海电影圈，并与潘汉年、夏衍结为肝胆相照的挚友。唐瑜为人慷慨重义、轻财好施，在文艺界中以热心扶助朋友闻名。他的兄长是缅甸一位颇具实力的富商。抗战期间，大量从上海流离至重庆的文化人生活困顿，无处安居。唐瑜为此先后出资建造了三处住所，专门收容文艺界的友人。其中位于重庆四德村的一栋取名“碧庐”，谐音“壁炉”，因唐瑜格外欣赏壁炉所象征的浪漫温暖氛围。他不仅聘请厨师为朋友们料理伙食，还雇用保姆负责清洗衣物、打扫整理。此处食宿全免，众人过着类似“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当时在此居住的包括吴祖光、盛家伦、吕恩、高集、高汾、萨空了、方菁、沈求我（后曾任民革副主席）、金山、张瑞芳等；而夏衍、郭沫若、乔冠华、袁水拍、黄苗子夫妇、冯亦代等人则是常客；甚至连周恩来也曾到访。 战时生活条件艰苦，物资常常短缺。唐瑜曾从仰光经由缅滇公路将两辆卡车和一辆高级轿车运至重庆。其中一辆卡车装载着当时紧俏的商品，供他经营生意以维持开销；另一辆则满载食品，与大家共同分享。小轿车留作自用。据友人回忆，他甚至拥有一把金梳子，每当手头拮据时，折下一根梳齿便足以应付一段时日。碧庐所在坡道路况不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某日，唐瑜与吴祖光一同返家，对面疾驰而来一辆小轿车，两人急忙闪避路旁，却仍被溅得满身泥点。唐瑜望着远去的车子，忍不住恨恨骂了句“他妈的！”，随即转头对吴祖光苦笑坦言：“那辆车本来是我的，现在兜里还留着它的一把钥匙呢。”原来他不久前刚将那辆车转手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