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刚

人物生平

一九八六年,由著名导演吴宇森执导的影片《英雄本色》,其核心故事脉络实际上源自于龙刚在一九六七年导演的同名电影作品。香港电影资料馆曾于当年八月策划了名为“时与潮一70年代电影的变异”专题展映,精心挑选了十二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其中便包括了这部《应召女郎》。该片由才华横溢、从演员成功转型为导演的鬼才人物龙刚亲自执导,在上映之时因其题材与表现手法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与争议。龙刚祖籍安徽,本名龙乾耀,一九三四年在香港出生。他的父亲是粤剧界知名的男花旦,艺名为“小珊珊”。后来由于日军侵华战争的影响,龙刚全家为求庇护,投奔了薛觉先领导的粤剧剧团。龙刚的求学阶段是在一所天主教学校度过的,在校期间他便对话剧和电影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学校的舞台剧演出。他的父亲原本希望他能拜师学艺,继承自己的粤剧衣钵,然而龙刚本人对粤剧并无太大热情,这一选择也曾令他的父母感到相当失望。

洋行职员

中学毕业之后,他最初在一家外资洋行担任普通职员,却始终怀有一种才华未能得到施展的感慨。没过多久,在朋友的帮助与引荐下,他转而进入一家股票行工作。尽管那时的股票市场整体氛围低迷、行情并不兴旺,但龙刚在此职位上每月能获得一千多元的收入,这已经超过了当时大多数普通白领文员的薪资水平。然而,一次看似偶然的机遇,彻底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轨迹。1957年,龙刚在一次教堂活动中结识了女演员马笑英,经由她的热心推荐,龙刚得以结识粤语片领域的知名导演周诗禄。两人经过一番深入畅谈,周诗禄了解到龙刚内心一直存有投身电影事业的强烈愿望,于是便亲自将他引荐至邵氏电影公司,并让龙刚跟随自己系统学习电影拍摄的技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正式采用了“龙刚”这一艺名,从而开启了其不凡的电影生涯。

邵氏时期

周诗禄赏识龙刚的才华,使他无需经过常规的报考程序,便得以直接进入邵氏演员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期间,龙刚不仅积极参与表演实践,同时还承担了助导的各项工作;他广泛涉猎了剧务统筹、场记记录、影片剪接、剧本编写、摄影技术乃至制片管理等多个环节,几乎参与了电影制作的每一个流程。这种全面而深入的实践经历,让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掌握了电影拍摄的核心要领与实用技巧。自1957年正式加入邵氏公司并签订五年合约起,龙刚参与了多部电影的拍摄,其首部出演的作品是《酒店情杀案》,他在片中饰演了一个重要的反派角色。除了表演工作之外,他还在超过十部电影中兼任副导演、编剧等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幕后经验。龙刚内心怀有强烈的进取心,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名演员。尽管他从导演周诗禄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与经验,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仍感到自己缺乏独立创作与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让他时常感到困惑与无奈。

加入光艺公司

一九六二年,他与邵氏兄弟公司的合约期满后,便选择转投光艺电影公司。在光艺期间,他有意减少了幕前的演出工作,转而全心投入幕后,担任导演秦剑的助理导演。当秦剑首次执导国语片《大马戏团》时,身为副导演的龙刚全力协助,贡献卓著,其专业能力与投入精神令秦剑对他刮目相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到了1966年,秦剑认为龙刚在导演方面的才能已经成熟,足以独当一面,于是便安排他在光艺旗下的卫星公司——新艺公司——出任导演。龙刚执导的首部电影便是后来一鸣惊人的《播音王子》。这部名为《播音王子》的影片由谢贤、陈齐颂、夏娃(原名马金铃)、王伟等知名演员联袂主演,剧本由龙刚亲自执笔创作,并经过了秦剑的仔细审阅;秦剑认为该剧本贴近社会现实,具有相当深刻的时代意义。影片首轮公映便取得了三十万元票房的出色成绩,这在当时堪称一项骄人的市场纪录。凭借此片的成功,龙刚在导演界的地位得以稳固确立,其导演生涯也由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英雄本色》

楚原与龙刚同为秦剑门下的弟子,但两人的创作取向却迥然不同。楚原的导演风格更侧重于文艺爱情题材,作品大多描绘细腻的情感世界,较少深入触及现实社会问题。而龙刚则恰好与之相反,他怀有强烈的意愿去改良与创新当时的粤语片创作风气。在《播音王子》所标志的时代背景之后,龙刚于1967年执导的《英雄本色》竟大胆地选择了释囚作为故事核心,全片完全不涉及男女情爱元素,这在当时的电影环境中无疑是一次极具勇气的创新尝试。令人惊叹的是,该片最终获得了高达四十万元的票房收入,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部作品至今仍被电影界奉为香港电影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二十年之后,导演吴宇森对其进行了重拍,更由此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黑帮英雄片潮流。在《英雄本色》大获成功之后,龙刚又于1968年执导了由谢贤投资的《》。这是一部由谢贤与萧芳芳联袂主演的七彩阔银幕文艺片,再次收获了四十四万元的票房佳绩。这部电影对主演萧芳芳的演艺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她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都曾提及此片,坦言正是通过这次演出才真正领悟到表演的艺术,并曾幽默地调侃道:“自从演了盲女之后,我的眼睛好像就总是感觉不太舒服了。”

《飞女正传》

龙刚为导演荣华所执导的首部影片是《飞女正传》,该片由他与金炳兴、林年同共同担任编剧,并汇集了萧芳芳、薛家燕、沈殿霞等一众知名演员参与演出。这部作品被视为首部深入揭示社会边缘少女生存困境的电影,上映后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反响,不仅为粤语片创下了八十五万元票房的最高纪录,更令同期许多国语片作品望尘莫及,在商业与话题层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次年,龙刚在拍摄《飞女正传》期间,还曾动员曾江、薛家燕、狄娜、朱江、胡枫、张英才等二三十位国粤语演员共同参与另一部影片《瘟疫》的演出,然而该片的制作过程却遭遇了重重困难与挑战。影片剧情以鼠疫肆虐为背景,描绘了疫情蔓延下病人接连死亡、香港被划为疫埠的严峻局面。片中呈现了市民抢购物资的慌乱场景,亦揭露了部分人趁危机牟取暴利的阴暗面,随着机场封闭、工厂停工,整座城市仿佛陷入死寂,医疗部门最终只能将感染者送往集中营隔离。尽管故事表面围绕鼠疫展开,但当时有不少观点认为,影片情节实则暗喻了一九六七年发生的左派暴动事件。正因为涉及敏感题材,该片遭到电检处的禁映处理,龙刚被迫对内容进行大量删减,并重新修改剧本、补拍镜头,最终将影片更名为《昨天今天明天》才得以公映。可惜更名后的作品票房收入仅为十三万元,这对龙刚的创作信心与事业发展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昨天今天明天》的剧照与《昨天今天明天》的海报宣传期间,龙刚结识了小说家孟君。孟君本名冯婉仪,早年于广州创作了大量言情小说,后来移居香港,创办了以青年男女为主要读者群的《天底下》周刊,该刊物在当时极受年轻读者欢迎。龙刚十分欣赏孟君的文学才华,于是邀请她担任编剧工作。孟君先后为龙刚创作了《昨夜梦魂中》与《佩诗》两个剧本,而龙刚在经历前作的市场挫折后,暂时不愿再触及敏感社会议题,便采纳了孟君的建议,转向拍摄两部风格较为温和的文艺片作品。

《应召女郎》

然而龙刚始终不愿回避现实、选择漠视社会问题,他决心将孟君原著并亲自参与编剧的作品搬上银幕,这部以妓女生存状况为题材的影片《应召女郎》,通过恬妮、金霏、丁佩、陈曼玲、李琳琳所饰演的几位女性角色,深刻展现了她们因各自不同的困境而被迫走入卖淫生涯的过程。该片题材极具尖锐性,深入触及当时的社会矛盾,因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讨论。影片不仅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更在当年创下了票房排名前三的佳绩,同时让龙刚赢得了第十九届亚洲电影展最佳导演奖的荣誉。到了1974年,龙刚又执导了更具争议性的作品《广岛廿八》,这是香港电影史上首次触及反核与原子弹爆炸主题的影片。影片特别以萧芳芳饰演的中日混血儿视角展开叙事,借其经历呼吁世人关注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悲惨命运,并反对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这一主题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批评,甚至有人直接指责龙刚是在为日本人发声,称其为“汉奸”。这成为龙刚职业生涯中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打击,导致他一度心灰意冷,整整一年没有执导任何电影。在后续的创作历程中,《广岛廿八》的海报设计以及《广岛廿八》和《广岛廿八》的剧照影像,也都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他持续关注社会议题的创作轨迹。

后期

在1976年,他先后参与拍摄了《她》与《哈哈笑》两部作品。随后于1977年,他执导了由张艾嘉与邓光荣共同主演的文艺影片《波斯夕阳情》,完成此片后他便逐渐淡出电影圈,选择移居美国,重新投身于自己早年从事的股票行业。在美期间,他仅偶尔以客串身份参与一些影视拍摄,以此满足自己对表演的爱好与戏瘾。龙刚在1982年定居美国后,曾于纽约大学进修电影相关课程,同时深入研习西洋绘画与音乐,在闲暇时也以玩票性质客串出演后辈导演的作品,例如在徐克执导的《上海之夜》及《黑侠》等影片中,观众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曾向记者表示,自己拍摄的电影数量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格外重视作品的质量,并且特别关注剧本所传递的主题思想。他认为,若没有这样的创作原则,便难以通过电影引导观众走向积极健康的道路。他还坦言,自己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风气的日渐低落,正因如此,在长达三十年的从影生涯中,他亲自执导的作品仅保留了十二部。在他心中,最值得怀念的经历之一,便是早年曾担任秦剑导演作品《大马戏团》的副导演,那段时光令他倍感珍贵。

逝世

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香港多家媒体发布消息称,曾于一九六七年成功执导影片《英雄本色》的香港影坛知名导演龙刚,已于当天清晨在美国纽约史坦顿岛(亦常译作斯塔滕岛)的住所内因病离世,其人生旅程定格在七十九岁。这一消息的传出,令电影界及众多影迷感到惋惜与怀念。

导演作品

播音王子(1966年)英雄本色(1967年)飞女正传(1969年)昨天今天明天(1970年)昨夜梦魂中(1971年)应召女郎(1973年)广岛廿八(1974年)波斯夕阳情(1977年)

参演作品

自1958年起,一系列重要的影视作品陆续问世,其中 《酒店情杀案》、《蓬门淑女》 以及 《浪子回头》 均于该年推出。进入1959年,作品数量进一步增加,包括 《青春乐》 、《艳尸案》、《重重围困》、《过埠新娘》 与 《榴梿飘香》。1960年的影视创作亦十分活跃,诞生了 《玉女追踪》、《杀人者死》、分为上下集的 《痴心结》(上集) 与 《痴心结》(下集),以及 《初恋》 和 《一夕惊魂》。随后的1961年,则有 《血洒黑龙街》、《青春热》 和 《神童追凶》 三部作品。1962年的产出包括 《999怪尸案》 与 《琼楼魔影》。1963年推出了 《万劫鸳鸯》 和 《恩怨情天》。至1964年,作品 《大马戏团》* 问世,其创作人员列表中标注了助理制片与副导演的职务;同年还有 《追踪》。1965年的 《糊涂女侦探》* 同时兼任了执行制片与副导演的工作,此外该年还有 《刀剑双兰》 和 《八个凶手》。1966年,《播音王子》 由创作者同时负责编剧与导演,同年作品还包括 《遗产一百万》、《神探智破艳尸案》 及 《夜半的鬼影》。1967年,《英雄本色》 同样由一人兼任编剧与导演,此外还有 《蓝色夜总会》 和 《神探智破美人计》。1968年,《》 的创作也采用了编剧与导演兼任的模式,该年另有 《冬恋》 与 《浪子佳人》。1969年,《飞女正传》 由创作者合编并执导。1970年的 《昨天今天明天》* 以及1971年的 《昨夜梦魂中》*,均延续了编剧与导演兼任的做法。1972年,《佩诗》* 由创作者合编并执导。自1973年起,创作职责进一步扩展,《应召女郎》* 的创作者同时承担了合编、导演与剪接的工作;1974年的 《广岛廿八》* 同样如此。1976年有两部作品: 《她》 由创作者兼任导演与剪接,而 《哈哈笑》 则同时负责合编、导演与剪接。1977年,《波斯夕阳情》* 的创作者兼任了导演与剪接。经过一段间隔,1981年推出了 《爱杀》,创作者同时担任监制,此外还有 《无毒不丈夫》。1982年的作品是 《俏皮女学生》。1984年则有 《上海之夜》。进入九十年代,1993年推出了 《虎穴屠龙之轰天陷阱》。1997年的作品是 《黄飞鸿之西域雄狮》。新世纪伊始的2000年,作品为 《神偷次世代》。2002年则推出了 《卫斯理蓝血人》。以上所列作品的详细信息,其资料来源为 《龙刚-天才?鬼才?》(《电影双周刊》)。

人物评价

徐克高度评价了龙刚在粤语片“面临深刻危机”的历史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与革新精神,他敢于直面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不仅在影片内容层面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创作道路,更从根本意义上扭转了香港电影一度颓靡不振的整体局面,堪称是“粤语片崛起的重要标志”。徐克进一步表示:“龙刚的创作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及众多香港导演的成长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可以算是他的学生。”吴宇森则通过视频录像的形式表达了诚挚的祝福,他尊称龙刚为“电影大师,我们的导师”,并坦言:“我始终追随着他的艺术足迹,从他的电影作品中汲取了无比丰富的营养。”香港驻纽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柏嘉礼也指出:“龙刚的电影作品深刻体现了他对香港这片土地的深切关怀,同时也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其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与时代的限制,启发并影响了多位后来在好莱坞及国际影坛享有盛誉的香港新浪潮导演。例如《英雄本色》、《应召女郎》以及《飞女正传》等经典作品,均被后世重新翻拍,足见其历久弥新的艺术价值。”薛家燕由衷称赞龙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电影界极具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他所拍摄的电影题材前卫、思想先进,就像影片《飞女正传》那样,他邀请家燕姐饰演一位未婚先孕的十六岁少女,这个角色不仅涉及贩卖毒品的情节,还经历了进入女童院的遭遇。当时家燕姐的父母坚决反对她接演此角,但龙刚认为这个角色具有深刻的社会警示意义,是对演员演技的巨大挑战,他极力劝说家燕姐不应局限于“玉女”形象的窠臼,而应勇敢地向前跨出一步。最终,家燕姐被他的诚意与见解说服,接下了这个角色,并凭借在此片中的出色表演而声名鹊起,赢得了多项重要奖项,因此她对龙刚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萧芳芳回忆道:“我认为龙刚导演胆识过人,是一位极具远见和视野的电影人。在那个年代,愿意并敢于关心社会现实议题的导演并不多见,而他恰恰拥有这样的魄力与担当。并且在拍摄之前,他会投入数月时间进行详实的资料搜集与实地调研,例如在筹备《》这部影片时,他曾亲自探访盲人学校,向神父提出大量问题以求深入理解。像他这样以极其严谨认真的态度去创作一部电影,实在是难能可贵,与他合作让我受益匪浅。在我看来,他是那种敢于尝试他人所不敢为的导演,一旦选定了方向,便不会畏惧舆论的压力,因为他始终专注于自己认定的艺术追求,这样的人通常不会过于在意外界对他的评价。有一件趣事令我印象深刻,他曾说过:‘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就像一个皮球,谁要来拍我、打我,我反而会弹得更高!’听到这番话,我觉得他的人生哲学非常积极,因此后来每当我遇到挫折,都会想起这句话,告诉自己也要弹得更高,所以我对他表示由衷的感谢。”曾江则指出,龙刚不仅在表演方面天赋出众,在导演领域也同样才华横溢,他补充说:“他对电影创作怀有极大的诚意,其许多作品都因触及深刻的社会议题而极具争议性,这也正体现了他不随波逐流的艺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