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1906年—1941年12月11日），原名刘起亚，亦曾化名刘苏华，在文学与革命活动中使用过梦非、王夫、辛民、漆雕华等多个笔名。他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兴宁县中学求学期间，刘子超便积极投身于风起云涌的爱国学生运动之中，因其出众的演讲才能，时常被推选为学生代表登台发言，被同窗们誉为“一位出色的青年鼓动家”。1926年，他进入兴宁县立初级中学就读，同年即加入了由当地中国共产党小组领导的“读书会”，并于8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初，校方以“煽动学潮，破坏教学”为由将其开除。此后，他曾短暂转入梅州东山中学学习，却因遭人告密而被捕，后成功越狱返回兴宁。受兴宁党组织派遣，他在新圩、水口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兼任新圩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不久后，因兴宁党组织遭受破坏，他转移至上海，更名为刘苏华，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在上海期间，他与“创造社”成员交往密切，逐渐成为校园中的活跃分子。1929年，刘子超前往华南大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闸北区委书记等职务，其间撰写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判》、《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多篇重要文章。1933年，他在上海再次被捕，直至次年刑满获释。此次出狱后，他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他前往太原从事讲学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进入第一战区政训处工作，恰逢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身份担任该处联络主任，在朱瑞的协助下，刘子超得以恢复党组织关系。自1937年9月起，他先后担任由朱瑞创办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党组成员兼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等职。1938年4月，以华北军政干校为基础，组建了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出任司令员。1939年2月，该部改编为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他转任副司令员；同年5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在山东建立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刘子超被委任为政治部宣传部长，并于6月抵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10月，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他继续担任宣传部长一职。1940年2月，他当选为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4月，参与组织成立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7月，出席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当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委员。1941年冬季，在随部队进行反“扫荡”作战期间，刘子超于12月11日在沂南县上高湖附近不幸牺牲，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刘子超于一九零六年诞生在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镇鲤湖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中。父亲刘海凤与母亲陈凤英共育有两子，刘子超是家中的长子。他九岁时便跟随父亲前往粤北忠信圩，在那里接受了长达六七年的传统教育，广泛涉猎古文诗书以及各类历史小说。刘子超自幼才思敏捷，学习时喜好追本溯源、深入探究，私塾的老师也称赞他天资聪颖、超越常人。一九二五年春天，他进入兴宁坭陂的中兴学堂，插班就读高小二年级。由于学业表现尤为突出，次年即由校长破格推荐，升入兴宁县立中学开始初中阶段的学习。在校期间，刘子超积极参与学校读书会的活动，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谈》以及《向导》等大量进步书刊，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持续提升，并于同年八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之后，他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学校开展的择师运动，曾带领同学们前往大坪、水口等地，通过演出白话戏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正因为这些活跃的革命活动，国民党兴宁县政府与学校当局将他视作“危险分子”，最终决定将其“革退”出校。 一九二六年春天，中共兴宁县组成立。在其领导与影响下，兴宁县立中学的学生们纷纷组织起“读书会”，刘子超再次积极参与其中，他孜孜不倦地研读了《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浅说》以及《向导》等诸多进步刊物，思想认识随之不断深化。同年八月，经由彭秋帆介绍，刘子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工作愈发积极，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多次带领同学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他还曾主动返回家乡，主持成立了以李进福为会长的鲤湖乡农会。这些行动再次引起当局注意，国民党兴宁县政府和学校当局仍将其定为“危险分子”，并于当年冬天再次将他“革退”出校。 一九二七年春，刘子超转至梅县东山中学继续学业。然而仅仅几个月后，他因叔父告密而不幸被捕，关押于梅城监狱。在狱中，他设法与看守士兵搞好关系，最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借上厕所之机成功逃脱。随后他化装返回兴宁，继续坚持从事革命活动。在兴宁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年十月新圩党支部成立，刘子超担任宣传委员。他与肖向荣、冯宪章、伍扬俊、彭清寰等同志一道，在新圩、水口一带积极宣传革命，发动群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兴宁县委驻水口机关遭到破坏，肖向荣等人转移，刘子超则历经辗转，最终抵达上海。 到达上海后，刘子超改名为苏华，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此时他已与家中断绝联系，生活异常艰苦。为了维持学业与基本生活，他不得不将稍值钱的衣物陆续典当，甚至连仅有的一条御寒毛毡也变卖了，常常忍饥挨饿，却依然坚持学习。在这段时期，他与创造社的潘梓年、潘汉年、李初梨、王学文、冯乃超等人交往密切，很快成为上海艺术大学内的一名活跃分子。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他逐步成长为党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一九二九年，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长、中共闸北区委书记等职务。他非常重视马克思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常在大学、中学的进步学生中宣讲马克思主义，并撰写了不少理论文章。当时兴宁党组织连续遭受破坏，张中、陈孤风（斐琴）、罗坤泉、李戈伦、刘通玉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后到达上海，都由刘子超负责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并妥善安排了工作。 一九三零年，兴宁县立中学掀起了“倒袁”学潮。刘子超得知消息后，立即与在沪的同志们商议，决定以兴宁留沪青年社的名义致电声援。他亲自起草电文，热情支持家乡的学生运动，并将其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斗志。一九三二年之后，他已成为上海社联的主要骨干，经常以国际共运研究专家的身份前往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及一些进步社团发表演讲，并积极参与当时关于社会性质的学术论战。当时，中国的托派及一些反动文人在上海炮制了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试图从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根本问题上否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刘子超作为与温健公齐名的青年哲学家，撰写了多篇论文投身这场论战。有案可稽的一篇是《胡适哲学史大纲批判的批判》，该文是针对李季的谬论而撰写的批判文章；第二篇是《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当时在上海的托派文人主要骨干是严灵峰和任曙，其中严灵峰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数个所谓理论性质问。刘子超依据中共中央“六大”决议的正确方针路线，针对严灵峰挂着唯物辩证法招牌却攻击中共的言行，逐一给予了有力的理论回击。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在上海进一步加强文化“围剿”，刘子超曾两次被捕。第一次经审查后无罪释放；第二次则被判处徒刑，关押于苏州反省院。在狱中，他巧妙地保护自己，始终未暴露真实政治身份，并于次年刑满获释。出狱后，他以“漆雕华”为笔名，撰写了大量文章，在《读书生活》等杂志上发表。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对山西构成严重威胁。一九三六年夏天，出狱后急于寻找党组织的刘子超，应地下党员宋劭文的邀请，满怀报国之志前往太原。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局势使阎锡山感到：投降日本或迎接蒋介石均非出路，而自身力量又不足，于是转而求助共产党，并因此大批招揽进步人士赴山西工作。宋劭文与刘子超等人恰在阎锡山麾下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并于同年九月十八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会长、宋劭文等人参与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该会开始训练并派遣特派员，同时建立国民民兵军官教导团。刘子超担任教官，为训练班讲授社会科学课程，为培养抗战骨干力量贡献了自己的学识与热情。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子超先后被调任为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所长、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司令员以及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培养抗日骨干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投身抗战事业，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随后，刘子超被引荐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的政治部工作，恰逢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十八集团军代表的身份在程潜处担任联络处主任。借此机会，刘子超重新接上了党组织关系，起初被列为“特别党员”，随后“经北方局讨论正式恢复党籍”。自此，他以更高昂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抗日战争之中。一九三七年秋季，朱瑞与刘子超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以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创办了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该训练班成立了中共党组，由朱瑞任组长，刘子超担任党组成员兼训练班主任。首期招收学员两百余人，编为一个大队，下分军事队与青年学生队两个分队。训练班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实施方法大体参照抗日军政大学，政治课涵盖政治常识、统一战线、民运工作及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课除制式教练外，特别开设游击战术课程。初期，张轸对训练班颇为支持，朱瑞与刘子超均亲自授课，深受学员好评，各项工作推进得较为顺利。然而不久后，蒋介石为监控张轸，派遣詹某担任参谋长。詹某带领十余人渗入训练班，专门从事挑拨离间、造谣破坏的活动。刘子超与朱瑞商议后，一方面召开大会公开揭露其破坏抗日的行为，另一方面向张轸提出交涉，要求制止这种损害团结抗战的举动，但张轸因受顽固派压力所制，无力干预。在此形势下，训练班只能提前结业，这批两百多名学员中“除八九名最为顽固者外，其余均加入民先”，部分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员大多被分配工作，仅留下四五十人作为骨干，由刘子超亲自率领，于同年十二月上旬转移至山西晋城。随后正式成立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刘子超出任校长，王振华任副校长。这所学校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地区创办的首所大型干部学校，也是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在当地开展抗日工作的重要阵地。一九三八年一月，“华干”第二期在晋城开学，招收学员两百多人。刘子超在认真抓好教学与训练工作的同时，还组织成立了抗日话剧团和“乡村教育团”，经常前往附近群众及国民党部队中进行演出、演讲、教唱歌曲、书写标语等活动，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此外，他还协同朱瑞先后恢复并建立了豫北、直南、晋豫等特委及各县县委与抗日武装，推动该地区抗日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三八年四月，豫北、太原、临汾相继沦陷。为适应形势需要，迅速壮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干”校部为基础，以第二期留校学员为骨干，在山西陵川成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旅级建制），刘子超担任司令员（仍兼任“华干”校长），统辖第一、二、四、五支队，总兵力三千余人，在豫北修武、武陟一带开展敌后游击作战。次年二月，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奉命改编为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刘子超任军分区副司令。一九三九年五月，八路军总部为统一并加强山东敌后抗战的领导，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刘子超被调至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担任宣传科科长。同年六月，他随徐向前、朱瑞抵达山东。十月，第一纵队机关与山东纵队机关合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统辖十二个支队，官兵总数逾二十四万。刘子超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上任后，他立即投入紧张的抗日宣传工作。在舆论宣传方面，他提出“希望《大众日报》，首先担负起引导抗日战争正义舆论的责任；其次希望能够担负起教育大众的责任；最后，希望能够担负起反汉奸谬论和揭露日寇欺骗宣传的责任”。当报社负责人邀请他为报纸撰稿时，他微笑回应：“作为宣传部长，为党报供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刚到山东战场不久，对当地情况还很生疏。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待熟悉情况后，尽管工作繁忙，他仍利用行军与战斗间隙，为报社撰写了十几篇社论与专论。其文章观点鲜明、说理透彻、语言通俗，在山东军民中产生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山东省召开的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刘子超作了以《纪念一二·九与华北青年当前的任务》为题的报告。他在阐述“一二·九”运动重大历史意义后强调指出：广大青年的重要任务，是深入民众之中，开展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的工作。必须广泛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积极加入抗日部队，参与游击队、自卫团、青救会、职工会、妇救会等组织，从事站岗放哨、侦察警戒、协助军队作战等工作，以挫败日寇的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使广大青年进一步明确自身在抗日战争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一九四零年三月，大汉奸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公开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为揭露汪精卫之流的投降丑行，使民众认清其汉奸本质，刘子超在《大众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汪逆兆铭卖国事敌的罪恶种种》、《驳斥汪逆的伪三民主义》等文章，以大量事实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从理论层面戳穿其标榜的所谓“三民主义”的投降实质，动员山东抗日军民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同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径进行坚决斗争。一九四零年四月三日，他发表《粉碎日寇文化侵略政策与发展抗战的文化教育运动》。次日，他亲自主持召开山东文化教育宣传工作座谈会，《大众日报》、《新山东报》、鲁迅宣传大队等文化团体代表六十余人参会。会上正式成立山东文协，推举刘子超担任山东文协主要领导成员。他随即撰写《山东文化运动发展的新阶段》并发表于《大众日报》，有力推动了山东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此外，他还组织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号召日本、朝鲜及当时受日本占领的台湾地区人民共同反战，挣脱日寇枷锁、走向解放道路。该支部成员为山东抗日斗争贡献了力量，其中不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华北局与山东分局在青鸵寺召开山东各界人民代表首届联合大会，刘子超作为军队代表出席会议。大会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刘子超当选为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八月十七日，战工会举行就职仪式，黎玉、刘子超等十九名领导成员宣誓就职。战工会作为山东省政权的最高执行机关，初步贯彻了“三三制”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优待军烈属，推行民主教育等，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五日夜，为配合百团大战，八路军山东纵队主动联合国民抗敌自卫军，向沂蒙边区敌寇据点青鸵、徐公座、葛沟、高里、汤头等地发起全面总攻。经四昼夜血战，攻克敌据点十七处，毙伤敌军五百余人，俘虏伪军三百多名，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四百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刘子超连夜撰写《青鸵寺、徐公店战役大胜利》发表于《大众日报》，并以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告山东民众书》。文中指出：这次空前胜利不仅配合并扩展了百团大战的战果，而且是同国民抗敌自卫军共同作战的成果，堪称“山东抗战的新转机，开辟了山东抗战的新纪元”。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五万余日伪军，兵分五路向沂蒙山区实施所谓“铁壁合围”的大规模扫荡。同年冬季，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在随部队转移途中，刘子超仍主动克服种种困难，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刘子超与十余名同志转移至沂南县高湖村时，与敌军遭遇，形势极为危急。刘子超从沂南县元牧马池、田家北村突围后，行至南高虎山崖下，迅速下马，沉着藏好机密笔记本，依托有利地形，以手枪迎击敌人。最终在日军夹击下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五岁。
刘子超自一九二八年告别故乡兴宁后，便再未有机会重返故土。自他与家人的书信往来中断之后，亲人们便彻底失去了关于他的一切消息，在漫长的岁月里只能默默牵挂与等待。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五零年，时任兴宁县县长的李戈伦亲自前往刘子超的家中，向其家属正式告知了刘子超已在革命事业中英勇牺牲的讯息，至此，家人才得以知晓他最终的命运。刘子超与夫人曾育有一名亲生儿子，可惜这个孩子年仅一岁便不幸夭折；他们后来抚养了养子刘汉达，而刘汉达也于二零零八年在香港逝世。
刘子超拥有卓越的演讲与宣传才能，他始终将形势任务教育置于重要位置，经常不定期地为机关和部队举行抗战形势报告会，并将这项工作的开展视为领导干部必须承担的关键职责。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抗日军民所处的斗争环境异常艰难困苦。为了有效鼓舞部队士气，使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与热忱，刘子超特别注重丰富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他亲自筹划并创建了山东纵队宣传大队，不仅从思想建设层面给予指导，也对业务建设投入大量心血。无论是宣传大队排练一出戏剧，还是谱写一首新的歌曲，他都会细致审阅并提出意见。他曾对宣传大队的队员们强调：“越是部队面临艰苦困难的时刻，我们的宣传工作就越要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在他的持续关怀与具体指导下，宣传大队经常深入各部队进行巡回演出。每当部队取得战斗胜利或逢年过节之际，刘子超便会组织宣传大队与部队驻地群众开展联欢活动，那些军民同乐、斗志昂扬的热闹场面，极大地振奋了人心。 此外，刘子超还亲自创作了《山东纵队队歌》，这首充满力量的战歌犹如嘹亮的战斗号角，成为激励部队奋勇向前的重要精神源泉，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中广泛流传，深受喜爱。刘子超早年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初到山东纵队时，正值各部对敌工作的起步阶段，各部队陆续设立了对敌工作科、站、组等机构，并相继组建了五十多支武装工作队。他高度重视对敌伪势力的宣传与瓦解工作，从整体工作的规划部署，到具体宣传提纲的拟定完善，他都亲自参与、细致过问。为了提升敌工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工作能力，他专门组织举办了敌工干部培训班，亲自授课讲解，系统传授对敌斗争的策略、知识与实践经验，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对敌工作的骨干力量。 作为为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八路军著名将领之一，刘子超的才华与贡献得到广泛认可。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曾评价他是一位富有见地的理论家，也是一位难得的宣传鼓动家。1942年，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当此抗战五周年纪念之日，我们除对五年来英勇牺牲的将士及全国军民举行哀悼外，我特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战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先烈复仇！为我们的左参谋长，周建屏旅长，罗忠毅旅长，魏大光旅长，刘子超、张德楼师及军区政治部部长……及所有先烈复仇！为全国各友军及各界殉国的先烈复仇！”刘子超的英雄事迹与崇高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
刘子超烈士的遗骨被永久安葬在山东省蒙阴县垛庄镇的孟良崮烈士陵园内，供后人凭吊与缅怀。与此同时，在山东沂南县依汶镇境内，坐落着一处名为万松山的鲁中烈士陵园。这座陵园环境庄严肃穆，四周苍松翠柏环绕，整体布局依山傍水，气势恢宏。园内至今仍保留着一座始建于1943年的“抗日纪念碑”遗迹，它默默诉说着往昔的烽火岁月；旁边还有一座于1965年修复完成的烈士墓碑，上面精心镌刻着共一千八百八十五位抗日烈士的英名，以志永念。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第一行前八位均为当时旅级以上的高级指挥员，刘子超的名字便赫然位列其中，彰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为表彰其英勇事迹，2014年9月1日，经国家民政部正式认定，刘子超被列入第一批公布的共三百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之中，其不朽功勋从此载入国家史册，受到世代尊崇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