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于1870年4月22日（俄历4月10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市，这座城市后来为纪念他而更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自幼便展现出聪慧的天资，1879年，年仅九岁半的他凭借出色的能力跳过了预备班，通过考试直接升入中学。从那时起直至十七岁，列宁一直在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接受教育。在校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勤奋好学的态度，各科成绩均十分优异，几乎每次升级都能获得学校的表彰与奖励。1887年6月22日，列宁以杰出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其毕业证书上的记录显示，除一门科目为4分外，其余十门功课均获得了最高的5分。鉴于其出众的品行与学业表现，毕业时他被授予了象征最高荣誉的金质奖章。 在辛比尔斯克度过的青少年时期，列宁亲眼目睹了城市贫民与周边农民的艰难生活与悲惨境遇，这些经历在他内心激起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也孕育了他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与批判意识。他开始广泛涉猎各类进步书籍，尤其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如维·格·别林斯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著作的影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由此在他心中扎根。在中学高年级阶段，列宁通过当时在圣彼得堡大学就读的哥哥亚历山大带回家的《资本论》，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为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打开了新的窗口。 然而，1887年5月，就在列宁临近中学毕业之时，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参与民意党组织策划的谋刺沙皇行动而被沙皇当局逮捕并处决。这一事件对列宁及其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年7月，列宁全家移居喀山。8月，他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但就在年底，因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捕，随后遭到流放。次年秋天，列宁获准返回喀山，并随即加入了由费多谢耶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系统性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1889年，列宁随家人迁往萨马拉居住。尽管离开了正规的大学环境，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完成了大学法律系四年的全部课程。1891年，列宁以校外生的身份参加了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获得了优等生毕业文凭。此后，他取得了律师助理的资格，并经常在萨马拉地方法院出庭，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农民提供法律辩护，在实践中进一步体察社会现实与民众疾苦。
一八九三年八月，列宁抵达圣彼得堡。他积极投身于当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织与领导工作，致力于在工人群体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当时影响工人运动的各类错误思潮展开不懈斗争。一八九四年，列宁撰写了重要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部作品中，他深刻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所持的理论观点及其政治纲领，同时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明确阐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真正创造者的核心地位，指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此外，他还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与伟大使命，并明确提出了在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紧迫任务。高荣生《在狱中写作（木刻） 》A·莫拉沃夫《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里（油画）》一八九五年春天，列宁启程前往西欧，与当时旅居国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建立了直接联系，同时亲自考察了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同年十月，列宁回国后，立即着手将圣彼得堡分散的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组建了统一的“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工人运动实践实现了第一次紧密结合。一八九五年年底，由于内部奸细告密，列宁不幸被捕入狱。一八九七年二月，在经历了长达十四个月的监禁生活后，列宁被正式判处三年流放。他从圣彼得堡出发，前往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的流放地，并于同年五月最终抵达流放地点——叶尼塞斯克省米努辛斯克专区的舒申斯克村。在西伯利亚度过三年流放岁月期间，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一笔名进行写作。一八九九年，列宁在流放地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重要著作，从而从理论上彻底清算了民粹派的错误理论体系。一九零零年的列宁一九零零年二月，列宁结束了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返回圣彼得堡后不久即再度启程前往西欧。他先赴瑞士日内瓦大学学习，随后辗转于斯图加特、慕尼黑、莱比锡、布拉格、维也纳、曼彻斯特和伦敦等多个欧洲城市，全身心投入职业政治活动。在德国慕尼黑，他与马尔托夫共同合作创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份机关报《火星报》，该报随后先后在莱比锡和伦敦等地出版发行。在此期间，他曾使用过许多化名进行活动与写作，最终将“列宁”确定为其正式使用的名字。
在二十世纪初的1901年至1902年间，列宁完成了其日后对俄国革命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怎么办？》。这部作品旗帜鲜明地驳斥了伯恩施坦所倡导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深入批判了党内当时流行的“经济派”路线。书中明确提出，相对落后的社会群体应当接受先进群体的政治领导，并主张将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具备严格组织纪律性的战斗机构，这一组织原则后来被概括为民主集中制。随后在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布鲁塞尔举行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形成了以列宁为首的政治派别，即布尔什维克（该词在俄语中意为“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派及其相应思想体系的出现，正式标志着列宁主义这一重要理论形态的诞生。到了1904年，列宁撰写了《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深刻揭露了孟什维克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所持的机会主义立场，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思想。他强调组织上的统一对于无产阶级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明确指出党应当是工人阶级内部先进、有觉悟且组织严密的先锋部队，是一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坚强力量。 1905年初，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年4月，列宁在伦敦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制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7月，列宁完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写作，在书中严厉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全面而深入地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方针。该书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工农民主专政的构想以及如何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刻论述，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同年11月，列宁从国外返回圣彼得堡，亲自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工作。A·柳比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油画） 》1907年5月至6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列宁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就党应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作了专题报告。6月，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遭遇失败。列宁于当年年底再次离开俄国，流亡至法国巴黎等西欧城市，在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环境中，他依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理论写作。《在彼得堡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1908年，列宁创作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重要哲学著作。在书中，他有力地回击了俄国马赫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攻击，深刻揭露了马赫主义思想背后的唯心主义实质，同时系统性地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着重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观点。这部著作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在此期间，列宁还投入大量精力总结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教训，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秘密斗争与合法工作相结合的策略方针，同时与党内的召回派以及孟什维克取消派展开坚决斗争。1912年，列宁在布拉格主持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将孟什维克取消派清除出党。在列宁持续而坚定的领导之下，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都得到了显著巩固与长足发展，日益成长为领导俄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核心政治力量。
自1905年起，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参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并从1907年开始多次出席国际局的会议、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及各类代表会议，在这一过程中，他积极团结各国左派力量，同第二国际内部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展开了坚决且持续的论争与斗争。1907年与1910年，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先后于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召开，当时正值各帝国主义国家疯狂扩军备战、世界局势紧张且战争危机四伏的严峻时刻，因此如何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自然成为这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列宁在会议上系统批驳了在战争问题上所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观点，深刻阐明了未来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着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是尽力反对和阻止战争的爆发；同时他指出，倘若帝国主义战争最终不可避免而爆发，无产阶级绝不能在战争中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相反应当巧妙利用战争所带来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进程。经过列宁与克·蔡特金、罗莎·卢森堡等左派领导人的共同不懈努力，大会最终制定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所应遵循的正确行动策略。П·阿利亚克林斯《在伯尔尼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会议上（油画） 》记载，1912年列宁还积极参与了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集会活动，例如布拉格代表会议等。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令人遗憾的是，各交战国的社会党以及第二国际的多数领袖背弃了先前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纷纷转向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实质上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同年8月，当时侨居在波罗宁的列宁遭到诬告，被奥匈帝国当局以间谍罪名逮捕，并关押在新塔尔格县监狱。在入狱11天之后，列宁终于获释，随后他携家人前往瑞士避难。9月5日，列宁抵达中立国瑞士的伯尔尼，第二天便立即召集在当地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成员举行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列宁亲自起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决议，该决议严厉谴责第二国际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公开背叛，并清晰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这场战争所持的立场。与此同时，列宁还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具有战略号召力的口号。1915年8月，列宁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的重要论断。同年9月，他出席了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并建立了由列宁领导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作为左派的领导人，列宁坚持主张应当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并呼吁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借此机会发动内战以夺取政权。然而会议中的多数派代表否决了他的这一激进主张，他们认为会议的纲领应当限制在和平主义的范围之内。在后来于瑞士召开的第二次反战会议中，列宁率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再次重申自身的主张，但最终只争取到一个各方妥协后形成的宣言。1916年2月，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从伯尔尼迁居到苏黎世。在这一时期，为了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捍卫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开展了广泛而富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事实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便集中精力深入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早在1915年8月，列宁就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依据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思想，这一论断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划时代新贡献。到了1916年，列宁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部重要著作，书中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基本矛盾，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最终灭亡的客观历史规律，并明确指出帝国主义阶段实际上已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二月革命，统治俄国长达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彻底推翻，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逊位。随后，由社会革命党与立宪民主党等政治力量联合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也诞生了一个代表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组织。当时仍身处中立国瑞士的列宁敏锐地意识到，他必须尽快返回俄国以引导革命进程，然而由于欧洲各国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常规的跨境通行变得异常困难。在此关键时刻，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普拉廷主动出面，与德国当局展开了多轮交涉。德国政府出于其战略考量，希望借助列宁的力量来削弱俄国在东线的作战能力，因而同意为列宁提供特殊通行条件。最终，列宁乘坐由德国方面安排的“密封列车”穿越德国领土，随后转乘船只抵达瑞典。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奥托·格日姆伦、图雷·尼曼等友人的协助下，他顺利穿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并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乘火车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В·佩雷尔曼《在伯尔尼图书馆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油画） 》在成功归国之后，列宁迅速崛起成为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他发表了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四月提纲》，深刻指出俄国革命不能止步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必须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他坚决反对当时掌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谴责其蓄意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响亮口号。起初，列宁这种激进的左倾立场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孤立。然而，随着形势发展，他毫不妥协的革命态度逐渐赢得了所有对临时政府感到失望的民众的认同，布尔什维克党也因此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可靠的盟友。与此相对，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克伦斯基等人则不断散布谣言，污蔑列宁是德国派来破坏俄国的间谍。同年七月，彼得格勒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月流血事件”，临时政府出动武力镇压了由布尔什维克党支持举行示威的工人与士兵，并随即下令通缉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列宁审时度势，认为当时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暂时放弃了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计划。他秘密转移到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简陋草棚中隐蔽起来，继续暗中指导革命的各项工作。八月九日，他离开俄国本土前往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芬兰，并在那里完成了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的撰写。九月七日，俄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的军事政变，临时政府在危急关头不得不向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赤卫队请求援助。这场政变最终被成功粉碎，而布尔什维克也借此机会极大地扩充了自身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列宁在对新的斗争形势进行透彻分析后，于九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期间向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莫斯科委员会连续发出两封指示信，在信中明确提出了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具体行动计划。同年十月七日，他秘密地从芬兰返回彼得格勒。随后，列宁亲自起草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该决议在党中央全会上获得通过。十月二十四日夜间，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亲自指挥了这场决定性的起义。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士兵和水兵在次日凌晨两点全面占领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正式宣告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同时成立了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新政权——人民委员会。新政权宣布将立即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并主张排除立宪民主党，建立一个纯粹由社会主义民主力量组成的政府，从而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目标，这一伟大事件被历史称为“十月革命”。在十一月八日，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并随即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列宁主持提议组建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并任命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担任该机构的首任主席。列宁在一九一七年这一系列紧张而关键的革命活动中，
1918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令，决定建立工农红军，并任命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务。同年2月，中央委员会对外发布了重要文件《人民委员会告俄国劳动人民书》。紧接着在3月，列宁亲自领导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通常简称为“俄共（布）”。就在同一年，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宪法，将国家的正式名称确定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般也简称为苏维埃俄国。到了8月30日，列宁在首都莫斯科郊外的米赫尔松工厂向工人发表演讲后，正准备登上汽车时，社会革命党成员卡普兰上前与他交谈；就在列宁回答她的过程中，一支紧握着勃朗宁手枪的手从仅三步之遥的近处伸出，随后接连响起了三声枪响。第一发子弹击中了列宁的左肩，第二发子弹则击中了他的左胸并穿过颈部，第三发子弹意外地击中了当时正在与他谈话的那位女性。列宁当场倒地，陷入昏迷状态。这次暗杀事件对列宁的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长期影响。事件发生后不久，卡普兰即被契卡逮捕，她承认自己实施了针对列宁的刺杀行动，并表示此事完全是她个人所为，背后并无任何人指使。同年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并任命列宁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1919年8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所起草的新党纲。1920年秋季，俄国人民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以及平定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斗争已基本结束。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为此，列宁进行了艰苦而深入的探索与实践。在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同年10月2日，列宁出席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发表了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重要讲话。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并就大会议程上所列的各项重要问题作了详细报告。根据列宁的报告精神，大会通过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等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决议。同年5月26日至28日，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相关问题。1921年秋天，在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前夕，列宁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总结性文章，系统回顾了苏维埃政权在过去四年中领导经济建设的艰辛历程与宝贵经验。И·拉季莫夫《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讲话》为了打破当时帝国主义国家设置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争取苏维埃国家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列宁亲自为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和平外交政策。1922年4月，苏俄首次参加了重要的国际财政经济会议——热那亚会议。列宁认为，此次会议对于巩固世界和平、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将起到重大作用。他为这场复杂的外交斗争做了极为细致的准备工作，并为苏俄代表团周密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要点与斗争策略。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列宁主持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对实施新经济政策一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这也是列宁亲自领导并参与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在遭遇暗杀之前，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的革命与战争环境之中，列宁的健康状况已经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害。当时留在他颈部靠近脊柱约一厘米处的子弹，因医疗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安全取出，最终由一位德国医生主刀实施了手术将子弹取出。同年五月，列宁首次中风，导致身体右侧部分瘫痪，自此他开始逐步减少日常政务的处理。从五月下旬直至十月初，他的健康持续恶化，遂前往莫斯科近郊的哥尔克进行疗养。即便在疗养期间，列宁依然密切关注并指导着苏维埃俄国党和国家各项重要工作的开展。十月二日，列宁自哥尔克返回莫斯科，随即投身于繁重的工作之中，主持多种会议，批阅和起草大量文件。十一月二十日，他出席了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并发表了其一生中最后一次面向公众的演说。到了十二月，第二次中风发作后，列宁不得不完全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事实上，在第一次中风之后，列宁已经完成了一份重要的遗嘱，交由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保管，其中对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这六位苏共高级领导人作出了评价。关于斯大林，他写道：“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列宁又为其口授记录补充了一段专门针对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同年三月五日，列宁得知妻子克鲁普斯卡娅遭到斯大林的辱骂与恐吓后极为愤怒，并向斯大林提出断绝关系。斯大林随后向列宁道歉，此事才得以暂时平息。就在同月，列宁第三次中风发作，自此直至逝世一直卧床不起，并且丧失了语言能力。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十八时五十分，列宁在戈尔基村因中风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在其后的追悼大会上，有超过九十万人前来瞻仰列宁的遗体并致以沉痛哀悼。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由此诞生了人类历史上首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亲自起草了《告俄国公民书》，庄严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转由军事革命委员会掌握，标志着十月武装起义的成功。次日夜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由列宁拟定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大会同时宣布成立以列宁为首任主席的首届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这象征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式诞生。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那些在革命中遭受失败的俄国地主与资产阶级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他们逃亡至俄国北部，由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员克伦斯基等人纠集哥萨克部队，在克拉斯诺夫的指挥下向首都彼得格勒发起进攻，企图颠覆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与此同时，以社会革命党人为核心的“救国革命委员会”由于对新政权部分政策不满，在彼得格勒策划并发动了士官叛乱；此外，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敌视，加之其自身固有的扩张与掠夺野心，也对新生的俄国政权虎视眈眈，妄图一举扼杀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深刻指出，苏维埃国家“正处在极其不稳定且危机四伏的境况中，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坚持并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巩固这一政权最根本的途径”。列宁极其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工作。他强调：党必须根据自身地位的变化，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学会领导经济工作；党应当注重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合法权利；党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确保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党要妥善处理内部矛盾，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党需严格把握入党条件，吸收先进分子加入，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党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充分信任并依靠人民群众；党要持续推进党和国家机关的改革，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监督，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与腐败行为。思想建党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略，十月革命胜利后，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了俄国旧的制度体系，但旧的思想观念并未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而自动消失，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后，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与行为习惯仍然“从各个方面包围并侵蚀着无产阶级，甚至腐蚀了无产阶级中的某些阶层”。列宁认为，部分布尔什维克党员出现的思想混乱与蜕化变质问题，其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不足。因此，为了使俄共真正发挥“先进战士”的先锋作用，列宁领导俄共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提升党员的思想觉悟与理论素养，从而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用先进理论武装全党是抵御各种落后思想侵蚀的根本之策。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以及党校的创办工作都给予了极大关注。早在1918年，列宁就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了大规模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共产党宣言》在短时间内再版达58次，《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者手册》《共产主义之路》以及《红色文库》等党内读物也相继出版发行，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这些著作与刊物的出版为提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1919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将创办党校提上议事日程，提出要建立一所由俄共（布）中央直接管理的高级党校，并要求系统规划地方各级党校的办学方案与教学大纲，这为后来地方各级党校的建立与规范运作提供了基本依据。1921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明确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建立各级地方党校的决定，大会决议指出：“应在每个省城设立一所办得良好的、每年能培养两至三班学员的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并在共和国至少半数的县内，根据既定计划建立县级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由于俄共（布）中央的高度重视，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各级组织都将党校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因此，到1922年，俄国境内已建立各级各类党校共计242所，在校学员人数达到22000人。列宁领导俄共（布）通过大规模出版经典著作和创办各级地方党校，为党员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党内政治生态也获得了明显改善。为了持续清除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积弊，列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历史经验表明，人民的民主权利越完善，官僚主义就越无处藏身；反之，人民的民主权利若遭到破坏，官僚主义便会滋生蔓延、肆意横行。换言之，发扬民主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政治举措。要有效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即通过不断扩大和落实人民民主权利，以人民的力量制约权力。因此，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材料》中，列宁将反对官僚主义与争取人民民主并列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两件大事，视其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内部任务，也是‘建设’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就要实行选举制，并赋予人民监督和罢免苏维埃国家官员的权利。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阐述新型国家政权性质时，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的自由选举权与罢免权。他认为，人民群众应像巴黎公社所实践的那样，有权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随时撤换或罢免不称职的国家公务人员。苏维埃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这实际上表明苏维埃国家的各级政府权力机关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国家颁布了由列宁起草的《罢免权法令草案》，该法令规定“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并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民主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也就是说，人民掌握罢免权比掌握选举权更能体现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改选问题，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列宁认为，这样做能够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的毒瘤。人民群众的监督与罢免权最能反映人民民主的实质，它是苏维埃政权人民性的根本体现。列宁高度重视广大群众对党政机关的监督作用。他认为，监督活动的主体不应仅仅是司法机关或监察机关，而应是人民群众本身。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种监督制度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他指出：“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为了方便广大工农群众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列宁要求所有负责的公职人员一律定期向工农群众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以便让非党工农群众有机会对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进行批评，这是保证“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十月革命胜利后，在领导俄国人民保卫苏维埃政权、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艰苦岁月里，列宁始终密切关注并积极支持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18年，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列宁对此高度重视，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尽力援助德国工人。1919年1月，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反动当局杀害。列宁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部队举行的抗议集会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这一暴行。他积极声援奥匈帝国的革命运动，1918年11月3日，在庆祝奥匈帝国革命的游行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18年11月29日，他指示红军必须尽全力支持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和立陶宛的苏维埃政府；1919年3月，匈牙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列宁立即发去贺电，并撰写了《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高度评价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文国璋《无限关怀（油画）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列宁在《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上发表了《新生的中国》等文章，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觉醒，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寄予殷切期望。1919年11月19日，列宁接见了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详细询问了中国革命、中国工人生活以及联合会工作等情况，并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为刘绍周开具的证明书上批示：请各苏维埃机关和主管部门给予刘绍周大力协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绝大多数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背弃了国际主义原则，转而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领导人及各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与沙文主义彻底暴露，第二国际随之瓦解。为了团结各国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力量，组建新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列宁在理论准备和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作了报告，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1919年3月）1920年至1922年间，列宁领导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与策略原则，确立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和基本任务，阐明了处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原则。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地阐明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以及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深入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论证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列宁高度重视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热情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正义斗争，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精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发展方向，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阐述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西欧无产阶级必须同东方各殖民地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农民运动结成紧密联盟。他还撰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部重要著作，批评了当时西欧一些新成立的共产党内出现的以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思潮，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强调必须将革命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这部著作对于各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领导本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青年团的任务》则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概念，较为完整地论证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发展与实质，并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意义与方法。
早在1918年，列宁就已开始酝酿制定一项全面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到了1920年，他明确提出了那个广为人知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同一年，苏维埃俄国正式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汇集了超过两百位科学家与工程师，经过十个月的密集工作，制定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通常被简称为全俄电气化计划。该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十至十五年内新建三十座发电站，其中包括二十座火力发电站和十座水力发电站。这项计划在同年十二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获得批准。列宁对此计划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其称作“第二个党纲”。Л·什马季科《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的示意图前》指出，在1918年至1921年的俄国内战期间，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新生苏维埃政权获得充足的物资供应，并尝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过渡，列宁领导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于1918年6月决定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系列激进措施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基本口粮外的所有余粮（即余粮收集制），将全部大中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禁止自由市场交易并实行全面的计划配给制度，对工人实施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规定对罢工者处以枪决等。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很快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到1921年，俄国重工业的产量仅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在1918年至1920年间，彼得格勒的人口流失了百分之七十五，莫斯科的人口也缩减了一半。余粮收集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随后爆发的大规模饥荒埋下了祸根。由于连年内战和余粮收集制的持续，粮食产量急剧下滑，而在内战大体结束后，苏维埃政权未能及时调整政策，导致1921年春季爆发了一场席卷三十多个省份的严重饥荒。据估计，这场饥荒导致了全国范围内超过五百万人死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景象。与此同时，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坦波夫地区因此爆发了反抗粮食征收的武装叛乱。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那些曾在十月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水兵们发起暴动，他们要求实现言论自由、取消贸易禁令、并通过重新选举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列宁先是派遣加里宁前去调解，在劝说无效后，决定动用武力，命令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率军攻占喀琅施塔得，镇压了这次水兵起义。当国家工作重心本应转向和平建设时，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不满，原本严峻的经济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政治危机。列宁基于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开始认真考虑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探索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根据列宁的指示，《真理报》于1921年2月组织公开讨论，深入研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可行性。列宁后来坦承：“我们曾打算……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直接凭借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表明我们犯了错误。”因此，从1921年3月21日开始，苏俄正式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施“新经济政策”。这项新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废除余粮收集制，代之以实物税；取消配给制度，恢复商品买卖和市场交易；放宽对外贸易的严格管制，鼓励外国资本和企业前来投资；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俄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到1928年，俄国的工农业总产量已成功恢复至1913年的水平。不过，这项政策最终在1928年被斯大林所终止。韩国臻《列宁会见哈默（中国画）》阐述道，自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维埃国家以改革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为起点，正式以粮食税取代了原有的征收办法。同时，通过允许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以及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等策略，引导国家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土地政策方面，列宁及其领导团队在进行了充分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与政策，旨在平衡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与国家的土地安全需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土地制度显著加强了对农民土地选择权和使用权的保护，极大地扩大了农民自主安排土地和劳动力的空间，从而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列宁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共和国若与世界隔绝则无法存续，不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便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以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工业生产，加速经济建设步伐，列宁提出了租让制政策，并亲自草拟了关于租让合同基本原则等一系列文件。1921年3月17日，列宁曾就苏俄与美国建立贸易关系一事致信美国实业家华·万德利普。同年10月22日，他又专门会见了美国实业家阿曼德·哈默，就具体的租让谈判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自无产阶级专政确立之初，布尔什维克党便通过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及中央全会等多种集体决策形式，深入探讨并最终确定了关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原则与方针。党的中央委员会频繁就军事战略议题进行审议，并借助人民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等机构将相关决议付诸实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俄共（布）党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军事部门的政策》的决议，该决议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建设的基本任务与根本性质。其中特别指出：“军事部门同所有其他部门和机关一样，其政策完全立足于党通过中央委员会发出、并在中央直接监督之下所形成的一般性指示。”这一表述清晰地表明，在苏维埃国家的所有机关——包括军事机关在内——都必须公开承认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的指示，均不得擅自决定任何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通过定期召开各类会议，党集体讨论并决策了包括健全军队组织结构、发展军事技术装备、调配党员领导干部、提升部队作战能力、协调党政军各部门工作在内的诸多重大事项。在十月革命期间为夺取政权发挥过关键作用的工农赤卫军以及参与起义的旧军队，由于组织体系不够完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整体战斗力较为薄弱，实际上难以承担起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使命。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列宁深刻认识到，必须迅速组建一支由工人和农民为主体、能够切实捍卫十月革命伟大成果的新型军队。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列宁在《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明确指出：“为确保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并彻底铲除剥削阶级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性，现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同时完全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同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关于组织工农红军》的法令。该法令尤其强调了无产阶级军队应具备的鲜明阶级属性与革命精神，规定“工农红军应由劳动群众中最具觉悟、组织纪律性最强的分子所组成……每一位加入红军的人员，都必须准备好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保卫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列宁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的根本考虑在于，只有那些最具觉悟的工人和农民自愿加入红军，才能忠诚履行革命武装保卫者的神圣职责。一九一八年五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普遍动员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法令。同年六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发布了《告工农书》，号召广大劳动群众为俄国武装力量提供充足的人员补充。《告工农书》中写道：“仅靠由志愿兵组成的若干团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推行义务兵役制。工人和农民们！为了面包，为了土地，为了自由与社会主义，请投身军旅吧！”党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建设大规模正规军的方针，于同年七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广泛赞同，并被写入宪法及相关法律，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九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以统一领导红军的各项军事建设与作战行动。十月，列宁在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的信件中，提出了建设一支规模达三百万人红军的宏伟目标。他分析指出，根据战争形势的紧迫需要，必须付出百倍努力以推进军队组建工作，“我们原先计划到春天建立一支百万人规模的军队，但现在我们需要一支三百万人规模的军队。我们有能力组建这样一支军队。我们也必将拥有这样一支军队”。一九一九年春季，苏维埃共和国的内外地位已得到显著巩固。同年三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以及大会最终通过的党纲与相关决议中，均对军事问题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其中，决议明确写道：“军队的革命性质首先是由建立这支军队的苏维埃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一制度规定了军队的宗旨，并将其转化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而要使这一工具充分适应苏维埃制度，只有通过规定士兵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阶级成分、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基层党组织以及由党和苏维埃对军队的生活与活动实施全面领导，方能达成。”在党中央及列宁的坚强领导下，红军内部逐步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并积极推行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等一系列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一九一八年春季，美、英、法、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对俄国发动武装入侵，企图将苏维埃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与此同时，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也趁机掀起多场武装叛乱。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奋起抵抗外国武装干涉，并坚决镇压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同年八月三十日，列宁在莫斯科河南岸区米歇尔逊工厂参加群众大会时，遭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范·耶·卡普兰枪击，身负重伤。然而，列宁未待伤势痊愈便重新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繁重工作中。十一月三十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并任命列宁担任主席。列宁为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的组建与发展倾注了巨大心血：他组织动员红军战士开赴前线抗击敌人，亲自视察军事院校以指导工作，组织普遍军事训练以培养后备力量；为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他注重从工农群体中选拔优秀干部担任红军指挥员，同时派遣大批忠诚可靠的党员担任红军政治委员。为确保前线战事的胜利，列宁领导苏维埃政府将全国各项工作转入战时轨道，全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指引下，俄国人民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乱，成功捍卫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至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期间，在列宁的卓越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始终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鲜明旗帜，将维护各民族平等与独立自主、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国际广泛合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战争政策，确立为自身对外政策的核心指导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接连取得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这些成就不仅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更在国际关系史与对外政策领域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明确提出应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必要的“妥协”，主张以“和平共处”的基本方针来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问题上，俄共内部曾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与激烈辩论。在此关键过程中，列宁深刻阐释了他的观点：为了实现长期的“和平共处”局面，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对资产阶级国家作出某种必要的、策略性的“妥协”。他强调，这种“妥协”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让步与权宜之计，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积蓄力量、争取时间，最终实现消灭敌人的宏伟目标。一九一八年二月，德国军队向俄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为了赢得宝贵的喘息时机以巩固政权，列宁力排众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坚决主张同德国签订和约。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召开的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大会通过了由列宁亲自起草的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该和约内容虽然苛刻，规定将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以及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全部领土割让给德国，并需赔偿三十亿卢布，但它确实使苏维埃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获得了巩固政权的关键时机。马克思曾科学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将是和平；随着人剥削人制度的消灭，各民族之间的敌对与仇视也终将消失。列宁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些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立即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确立为苏俄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与出发点。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封锁，尽快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与贸易关系，列宁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促进对外贸易、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外部资源的机会。一九二一年三月，苏俄首先与英国开启了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的谈判，列宁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亲自指导。经过苏俄政府不懈的外交努力，《俄英通商条约》最终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正式签订，从而打开了与英国进行正常外交与贸易往来的大门，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和物质基础。在与英国成功签订通商条约之后，列宁又将战略目光投向了美国。他始终把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外贸关系，置于其对外开放战略的头等重要地位加以深思熟虑，并为此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艰苦努力与多方尝试。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与苏俄对外政策的相应调整，列宁又进一步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想尽一切办法加强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翼，哪怕能给这一翼在竞选中增添一线胜利的希望也好，这是第一；第二，分化在热那亚会议上彼此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我国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双重政治任务。绝对不是充分阐述共产主义的观点。”他还补充道：“努力迎合这一翼，并且公开宣布，在我们看来，可以而且欢迎同他们签订贸易协定，甚至签订政治协定。”这体现了列宁灵活而务实的外交策略。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列宁指示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归还中国被沙俄占领的领土，“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一八九六年条约、一九〇一年北京协议及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一九二〇年，苏俄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类似主张。然而，尽管北洋政府当局多次派遣人员与苏俄进行磋商，苏俄方面却拒不从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撤军，也拒绝放弃在中东铁路的特权，这使得宣言中的承诺并未完全落实。一九二〇年六月，北京政府督办边防处派遣张斯麟中将出访远东共和国和苏俄。列宁和苏俄政府高度重视北京政府这一外交使团对于改善俄中关系的潜在作用，列宁不仅亲自安排苏俄和远东共和国政府接待张斯麟使团，还抽空亲自接见了使团成员。在此期间，列宁和苏俄方面敏锐地抓住中国北京政府对俄政策出现的积极变化，致力于争取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并为此开展了大量细致而复杂的外交工作。列宁和苏俄政府对于远东共和国的对华外交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与具体指导。远东共和国成立之初，便立即着手组织以优林为团长的使华代表团。列宁对于远东共和国的对华外交有着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一九二一年，列宁就赴华外交人员所肩负的任务明确指示道：“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期内同中国北方政府缔结条约，开放远东共和国与中国的边境，建立赤塔到中东铁路的交通”。列宁的这一指示，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内远东共和国对华外交工作所致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与行动方向。
列宁所阐述的“文化革命”内涵丰富，涵盖多个关键领域。他认为，这一革命首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对整个科学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同时，要创立一种既深刻体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具备相应艺术形式的新艺术。此外，必须全力推动国民教育事业的进步，使其发展水平最终超越欧洲国家。生活方式的革新也不可或缺，这包括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营养状况与休闲方式，其中家庭关系的变革尤为关键。连同全部的卫生与体育体系，也都需要系统性的改革。这一涵盖广泛、层次多样的历史进程，必然要求付出长期而艰苦的系统性努力。在1921年至1923年间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其最后的几篇文章里，列宁还着重探讨了如何克服实现伟大社会主义任务与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中文盲普遍、文化落后之间的矛盾。他明确指出，深入研究苏维埃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是揭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相互作用规律的重要基础。 在革命斗争时期，围绕意识形态安全这一核心议题，列宁的思考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广泛宣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灌输两个方面。彼时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最终胜利，革命力量尚显薄弱，且缺乏系统科学理论的指引。因此，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首要任务，便是将科学的革命理论灌输给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同时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与干扰，以维护革命队伍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与团结。在学术文化领域，列宁深刻剖析了现代物理学危机的本质，指出其根源在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他强调，学术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科学家与学者应当努力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关于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列宁此时已开始显现出对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初步关切与构想，并初步关注文化教育公平、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文化创作自由等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党的出版物原则”，倡导教育公平与创作自由的基本理念。 进入巩固政权阶段后，列宁对意识形态安全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多维度着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他致力于完善并充分发挥党在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夯实意识形态安全所依赖的文化基础与阶级基础。他始终坚持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理论的灌输，同时着力削弱宗教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在坚持无神论宣传的同时，也注意保护宗教信仰者的合法情感与自由权利。在学术文化安全方面，列宁主张批判性地继承旧有阶级留下的科学文化遗产。在文化继承与传播层面，工作开始转向制度建构，旨在从制度上维护民族语言文化的安全，保障各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保护独特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并通过制度与政策设计来保障国民文化教育的权利，全面提升国民素质。 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继续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理论灌输不动摇，尤其侧重于对新经济政策本身的宣传与深入解读，以防止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出现思想松懈，进而危害意识形态安全。与此同时，他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需求，从而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在学术文化安全领域，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转向持续培养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不断壮大理论工作者的队伍。列宁还强调要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努力扭转俄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局面。在文化继承与传播方面，他明确主张抵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切实保障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平等权利，并审慎处理民族感情问题。 总体而言，列宁的文化安全观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在不断探索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与方法。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他都牢牢守住了意识形态的主阵地，确保了意识形态的总体安全与稳定。他积极开辟并坚守学术阵地，确保学术研究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唯物主义指导思想，在继承人类科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有力推动了学术研究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维护了学术文化的安全。他始终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及风俗习惯的安全保障问题，致力于促进民族语言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维护新闻出版安全，高度重视国民教育，从而全方位地维护了文化继承与传播过程的安全。
列宁在自身哲学探索的过程中，首先立足于对本民族哲学传统的深刻继承，由此自觉而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与观点；进而，他通过对各个历史阶段中出现的错误理论与思潮展开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系统批判，在哲学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等多个领域实现了重要的理论创新；更为关键的是，他始终以俄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涌现的实际需求为根本导向，开展了一系列紧扣现实的理论研究，从而使其哲学思想具备了极其鲜明而浓厚的实践特性。以上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列宁哲学思想得以形成并不断深化的三条基本路径，同时也清晰地勾勒出列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俄国化、本土化所遵循的基本逻辑脉络。总体而言，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鲜明的实践导向，正是列宁哲学思想两个最为突出的主要特色。具体来看，列宁在深入钻研古希腊哲学以及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精华，并内在体认和深刻领悟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精髓的基础上，于其被后世誉为“思想实验室”的重要著作《哲学笔记》中，首次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命题。他不仅从“为什么”的角度，即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内在逻辑理由与理论根据层面进行了深入论证，而且从“是什么”的角度，即这一学说的具体内涵、表现形态与相互关系等维度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发挥”与阐述，从而在哲学史上实现了唯物辩证法领域的重大突破与历史性飞跃。被概括为“唯物辩证法是革命代数学”的列宁，其对唯物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贡献是多方面且极其深远的：这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的坚定继承与英勇捍卫，也包括对唯物辩证法系统化、体系化建设的持续探索与积极推进，还包括对辩证法诸多具体观点、范畴与方法的系统界说与清晰阐明等等。然而，在所有贡献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最触及本质的贡献，无疑是他首次科学地将对立统一规律把握并确立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面对其所处时代的复杂现实与紧迫问题，列宁在充分汲取古希腊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有益营养，并忠实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内在精髓的基础上，前所未有地提出并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这一开创性重大命题。这一学说的积极开启与系统阐发，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蕴含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宝库，有力回击和澄清了当时各种曲解、庸俗化唯物辩证法的错误思潮，同时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矛盾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准备。在实践指导层面，这一贡献首先体现为，它为正确分析和深刻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把握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转化规律提供了锐利的方法论武器。其次，它也为正确分析和妥善处理其他民族、国家内部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提供了普遍性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列宁主义被广泛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斯大林正式提出并命名，它代表了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所逐步形成并系统化的思想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发展，列宁主义主要立足于俄国革命与实践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适应时代的修订与丰富补充。在一九二零年，列宁与托洛茨基于莫斯科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列宁主义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其最为突出的理论特征在于强调并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如何夺取政权”以及“无产阶级政权应如何治理国家”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其中，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主要致力于合法斗争，即在现有的资产阶级议会体制内进行议会斗争，并认为在取得政权后可以沿用某些民主制度形式。而列宁所领导的另一派则坚决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若一味追求合法斗争，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修正主义化的风险；在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并且在成功建立政权之后，不应保留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进一步强调，即使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之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防御内外敌对势力，采取专政手段仍然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后来分别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列宁主义的指导意义给予了充分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也明确强调：“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发展与新成果，不仅成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本土化的道路，而且为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石。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例如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思考、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构想、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方针以及党内民主建设的理念等，对于当代中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意义和宝贵的借鉴价值。
斯大林曾深刻地指出：首先，列宁身上那种质朴谦逊、不事张扬的特质，恰恰是他最为可贵的长处。他从不刻意凸显自己，至少不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也毫无高高在上的姿态，这种品质正是他作为新型群众领袖——即来自人类最“底层”的普通民众的新式领袖——所具备的最重要优点。其次，列宁在演说中展现出的逻辑力量，犹如一种无所不能的触角，从各个方向将听众紧紧钳制，使人难以挣脱：面对这种强大的说服力，你要么心悦诚服地接受，要么只能彻底败下阵来。若将列宁与彼得大帝相比较，那么彼得大帝不过是浩瀚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列宁则是那包容万象的整片汪洋。最后，唯有列宁拥有这样一种非凡能力：他能将极其复杂的事物描述得既简洁又清晰，既精炼又果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仿佛一颗精准有力的子弹，直击问题的核心。
孙中山先生曾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数个世纪以来涌现过成千上万的领袖与科学家，他们提出过诸多理论，却往往止步于纸面，未能付诸实践。而列宁同志则是一个鲜明的例外。他不仅积极发出革命的号召，更将言语转化为坚实的行动。他成功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指明了共同奋斗的道路。因此，他将作为一位不朽的伟人，永远活在一切受压迫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深切怀念之中。此外，孙中山亦以文言寄怀：浩渺天地之间，众生纷纭；谁能先觉，以福泽万民？自古至今，学者贤人成百上千，然多空谈而少实行，谁人真正践行其理想？唯有列宁同志卓然独立，堪称万夫莫当的雄杰；他创立新国，引领我们走向大同世界。我们生于同一时代，国度同处一洲；彼此遥相守望多年，互相扶持、携手并进。您历经千般艰难，我亦承受百种困厄；所深切期望的，正是与您同道同行，步伐一致。敌人因此不乐，人民则欢欣鼓舞；纵然相隔万里之遥，精神却可往来相通。上天未赐予您更长的年岁，令人无言以叹；然而您的精神亘古长存，我们永远缅怀这位贤明的哲人。李大钊同志指出：列宁同志是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的伟大解放者，他的逝世对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特别是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如中国而言，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损失。列宁同志毕生的事业，众人大多知晓。在此仅举一例：俄国革命之后，国家处境极为艰难，普通人往往一日仅得一餐，列宁同志的生活标准也同样如此。据我从俄国归来的友人讲述：列宁同志在遭遇枪击后，养病期间本需更多调养费用，但由于其薪水十分微薄，不得已才略有增加——即便如此，总额仍不足两百元。这种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精神，确实应当成为我们所有国民革命者的楷模！蒋光慈先生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这样描述：列宁是茫茫人海中一朵闪耀着光明与希望的浪花，是古今罕有的伟大人物。他在世时拥有改造世界的非凡能力，逝世后则安然长眠于克里姆林宫墙之下，遥望着世界革命的汹涌浪潮，近听着赤色都城里的风雨之声。他的荣耀如同经天行地的红日般辉煌，他的陵墓将成为人类追求自由历程中的一座摇篮。束沛德先生，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回忆道：列宁安详地闭上了那双蕴藏着深邃智慧的眼睛，一只手轻轻握拳，另一只手自然地置于胸前。这情景不禁让人联想到，作为卓越的宣传家与鼓动家，列宁发表演说时常以一手抚胸、一手指向前方的动人姿态。仿佛他只是因为日夜不息地工作而过于疲惫，此刻需要合眼稍作休息；然而他的大脑似乎仍在持续运转，缜密地思考着如何学会管理国民经济，如何培养劳动者自觉的纪律意识，如何彻底消灭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如何保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翁铁慧女士，中国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强调：回顾历史进程，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铭记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创新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构想、社会运动到制度实践的伟大跨越，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发展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一笔。韦建桦先生，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认为：首先，列宁是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同时兼具卓越领袖风采、渊博学者襟怀与无畏战士本色的伟大人物。其次，列宁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斗争意志、淳朴厚重的品性以及高尚纯洁的情怀。对于常人而言，即便只是做到这其中任何一项并持之以恒，已绝非易事；而列宁却将这四种珍贵品质完美地融为一体，终身践行，竭力不懈。这样丰富而崇高的心灵世界，恰可用中国一句哲理名言来描绘：“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可以说，精神世界丰盈充实、道德风操优美崇高、内心心地光明磊落、人格气度恢宏博大，这正是列宁同志人格风貌的真实写照。顾玉兰教授，中国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指出：深化对列宁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谱系中，列宁是连接马克思、恩格斯与毛泽东、邓小平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列宁的思想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他依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由此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判断，至今仍未过时。列宁的这些重大理论判断，为我们今天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提供了极为坚实且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撑。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表示：我一直深深钦佩列宁作为政治家的杰出才干，以及他那无比坚定的决心、充沛的精力与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学识。我确信，倘若他仍在世，他定能继续为他的国家作出更多贡献，因为他是一位善于评估复杂局势并能寻找到解决路径的卓越人物。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则有如下评论：俄国人民曾在泥潭中痛苦挣扎，对他们而言，最不幸的事情莫过于列宁的诞生，而次不幸的事情则是他的离世。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这样评价：自列宁逝世后的数十年间，他已成为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时光流转，他的理论持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他是当今时代为数不多的、具有不朽全球影响力的伟人之一。列宁依然活着，并非仅仅活在纪念碑与画像之中，更是活在全球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心里，他们深受列宁精神的启迪，并由此燃起了对美好未来生活的炽热希望。
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1831年7月26日—1886年1月12日）出生于阿斯特拉罕的一个农奴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他童年丧父，依靠兄长支持才得以完成学业，先后就读于阿斯特拉罕中学，并于1854年从喀山大学物理数学系顺利毕业，由此成为一名平民知识分子。毕业后，他先在下诺夫戈罗德中学担任主任教师，1869年被任命为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厅视察员。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毕生热爱教育事业，始终致力于兴建新学校、修缮旧校舍以及培养师资力量，其崇高理想是让广大劳动群众的子女都能接受良好教育。在十多年的辛勤工作中，他因业绩突出被晋升为第四级文官，享有“文职将军”之称，并获得世袭贵族身份。1874年，鉴于其在国民教育领域的长期贡献，他被进一步提升为省国民教育总监。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1835年—1916年）出身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音乐与文学。结婚前她居住于乡村，早年丧母，由姨母抚养成人。尽管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但在姨母的严格教导及自身勤奋努力下，她通过考试取得了小学教师资格。通过自学，她掌握了英语和法语，并能流利使用德语与俄语。她品德高尚，为人善良正直，且学识渊博。夫妻二人关系亲密，相互敬重。他们深爱子女，并高度重视孩子们的教育。乌里扬诺夫一家曾于1879年在辛比尔斯克拍摄合影。长子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66年—1887年5月20日）自幼酷爱化学，1883年以优异成绩自中学毕业，荣获金质奖章。同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数理系自然班学习，在校期间亦曾获得金质奖章。大学时期，他接触了民意党人青年小组，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886年2月，他参加了圣彼得堡为悼念那些为解放农奴而斗争的作家们举行的示威游行，随后几次游行均遭警察禁止。民意党人此时正策划刺杀新沙皇，亚历山大主动承担了此项任务，准备用炸弹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7年3月13日，他因积极参与谋刺筹备工作而被捕；父亲去世后，亚历山大继承了贵族称号。数位高级官员曾告知其母亲，只要他表示悔过并向君主请求赦免，即可保全性命，但亚历山大拒绝透露密谋细节，最终于1887年5月20日被处以绞刑，年仅21岁。此事对列宁产生了极大影响，使他深受震动，并从这血的教训中坚定了与沙皇专制制度斗争的决心，毅然表示“我们不走这条路”。长女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1864年8月—1935年）是家中第一个孩子。她自1886年起投身革命运动，同年11月参加了圣彼得堡纪念杜勃罗留夫逝世25周年的政治示威游行。1887年3月因涉嫌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案被捕，最初被判流放西伯利亚5年，后改为流放至喀山省科库什基诺村5年，并受警察公开监视。1893年起，她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莫斯科与米茨凯维奇领导的工人小组建立联系并积极参与活动，曾翻译和撰写小册子在工人中传播。1898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届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0年至1905年间，她在《火星报》及布尔什维克各秘密报社工作，并曾任《前进报》编委。1904年至1906年，她与国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保持联系，并主管布尔什维克党圣彼得堡市委员会的财务工作。1908年至1910年在莫斯科和萨拉托夫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至1914年间，她为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并担任《女工》杂志编委。1917年起任《真理报》编辑部秘书和《织工》杂志编辑。1918年至1921年，她在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自1921年起进入党史委员会工作，担任《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委。她还积极参与列宁研究院的工作，担任该研究院的科学研究员。大妹奥丽珈·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1871年—1891年5月20日）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毕业后自学英语和音乐，后又赴赫尔辛福斯学习瑞典语，继而进入圣彼得堡的别斯图热夫卡女子高等学校深造。1891年5月20日因患肠伤寒不幸病逝，年仅20岁。她与列宁感情深厚，经常一同阅读马克思著作，思想进步。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4年8月—1943年）早年学医，成绩优异，成为一名职业医生。1894年在莫斯科的大学生小组开始革命活动，为此于1897年被莫斯科大学开除，后又因莫斯科工人协会案件被捕入狱，监禁至1898年秋。出狱后一年内在波多尔斯克受警察公开监视。1900年加入《火星报》组织，曾在图拉、基辅、辛比尔斯克、敖德萨、克里木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在图拉行医，同时担任图拉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此后，他担任中央委员会代表与中央特派员，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5年至1907年间，任布尔什维克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随后在谢尔普霍夫、费奥多西亚行医，并与布尔什维克中央组织保持经常联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在塞瓦斯托波尔担任军医，在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十月革命期间，他在克里木的工人和黑海舰队士兵中开展革命活动，积极参与克里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7年担任塔夫利达省党委会委员和《塔夫利达真理报》编委。1918年4月克里木被白匪占领后，他在叶夫帕利亚建立地下中心，负责与克里木各地下组织联络，曾在克里木临时工农政府中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卫生人民委员。1920年至1921年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省党委会委员。1921年起在莫斯科卫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5年至1930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工作，1933年起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工作。小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1878年2月—1937年）17岁便参加革命活动，曾在圣彼得堡、莫斯科、萨拉托夫及俄国其他城市从事党务工作，也在国外进行过革命活动。1900年起积极参与《火星报》的工作，1903年秋进入党中央书记处工作，1904年在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作，因革命活动多次遭逮捕和流放。1917年3月至1927年春担任《真理报》的编委和责任秘书，在此岗位上致力于团结工人通讯员。她倡议并领导创办和出版了《工农通讯员》杂志，并在《真理报》主编“工人生活”栏和“女工之页”栏。她在党的第十四、十五、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曾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32年起在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和俄罗斯联邦工农人民检查委员部的联合控诉局工作。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苏维埃监察委员，并领导控诉局工作，1935年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克鲁普斯卡娅，其全名为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于1869年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中。在她的青年求学时期，她开始接触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成为当时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在此期间，她听闻从伏尔加河地区来了一位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阅读了这位思想家所撰写的一本关于市场问题的著作。###BOOKTITLE_1###书中那些深刻而精辟的见解令克鲁普斯卡娅深感钦佩，她内心强烈渴望能够亲眼见到这位新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列宁妻子的克鲁普斯卡娅，在1894年圣彼得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终于与列宁相识。在那次会议上，列宁与在场众人深入探讨俄国革命应当选择何种道路，他的言论与思想给克鲁普斯卡娅留下了极为深刻、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自此以后，每逢星期天，列宁都会前往工人小组进行讲课，并常常在途中顺道拜访克鲁普斯卡娅的家。当时，克鲁普斯卡娅正在一所工人星期夜校担任教师，她非常了解工人们日常生活的艰辛、他们的意见以及迫切需求，因此她经常向列宁详细汇报学校里的各种情况以及工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而这些信息正是列宁极为关心并希望深入了解的内容，就这样，两人见面日益频繁，不断地互相交换意见，并就各类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有一次，列宁不幸患上了肺炎，克鲁普斯卡娅多次前去探望照顾。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彼此接触与了解的机会变得更多。共同的事业追求与崇高的革命理想，使得他们之间原本深厚的革命友谊逐渐升华，最终发展成为真挚的爱情。 1895年12月，列宁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沙皇政府逮捕。克鲁普斯卡娅得知后焦急万分，她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首先与列宁取得了联系，并且此后经常进行秘密通信。列宁被流放后不久，克鲁普斯卡娅也被捕了，警察当局判处她前往乌法流放三年。于是，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分别向警察当局提出申请：克鲁普斯卡娅请求允许她自己也到列宁被流放的地点去服刑。警察当局起初并不同意这一要求。后来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与交涉，当局才勉强批准克鲁普斯卡娅前往舒申斯克，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即她必须与列宁正式结婚，并且规定在列宁刑满离开后，克鲁普斯卡娅仍需前往乌法服完剩余的刑期。1898年5月7日，克鲁普斯卡娅终于抵达了列宁的流放地——位于西伯利亚东部米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她刚到舒申斯克，警察当局便立即威胁说，如果不马上结婚，就要将她押送至乌法。两人只得立即开始准备婚事，然而警察当局却又故意多方刁难，拖延了足足两个月才发给他们结婚证书。1898年7月10日，由几位同村的农民作为证婚人，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 婚后，两人始终互敬互爱，他们都认为夫妻之间若没有最大程度的信任，共同生活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之间甚至订立了一个夫妻“条约”：互不盘问对方。后来这条约又补充了一项：如果互相有了意见，绝不隐瞒对方。在家中，列宁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始终如同在革命队伍中对待同志一样体贴入微，倘若克鲁普斯卡娅身体稍有不适，列宁一定会坚持动员她去就医，唯恐因为诊治不及时而导致病情加重。
众所周知，列宁的本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而“列宁”则是他在革命生涯中频繁使用的一个笔名。这一笔名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1901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刊物《曙光》上。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的重要文章，文章末尾署名为“尼·列宁”，这几个字后来传遍世界，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称呼。由于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列宁不得不经常更换假名、化名与笔名以掩护身份，因此他一生中使用过的此类名称数量极为庞大。据相关研究者统计，列宁曾使用过的笔名和化名总计超过150个。在这些众多的名字里，“列宁”并非出现最早的一个。实际上，早在童年时期，大约十岁左右，列宁就曾以“库贝什金”作为笔名撰写过一些小故事。此后，在“列宁”这个笔名被采用之前，他还使用过其他多个名字。例如，1895年发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时，他使用了“克·士林”作为署名；而在1898年的《经济评论集》中，则曾以“弗拉基米尔·伊林”的名字出现。尽管如此，在所有笔名中，“列宁”显然是他最为偏爱、使用频率也最高的一个，否则今天人们也不会普遍以这个名字来指代他。自1902年起，以“列宁”署名发表的文章累计超过800篇，其中涵盖了《怎么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这些作品深刻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即便在革命胜利后，作为苏维埃新政权的领导人签署法令及其他重要文件时，列宁也时常喜欢在本名之后加上“列宁”二字，足见他对这一笔名怀有深厚的个人情感。关于“列宁”这一笔名的具体来源，列宁本人生前从未公开说明，在其各类著作中也未曾提及，这便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猜测与探讨的空间。围绕这一笔名的由来，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是为了纪念“列纳事件”而特意选取的。“列纳”指的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1912年4月，当地金矿工人举行罢工，遭到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最终导致约420人死伤，这一惨案在当时震动全国。“列宁”与“列纳”的首音节相同，因此有人推断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另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则将笔名与勒拿河联系起来。勒拿河是位于西伯利亚的一条重要河流，列宁在1897年至1900年期间曾于西伯利亚流放，有人据此推测，这段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活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纪念这段经历，他选择了这条壮丽河流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曾表示支持这一解释。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虽然同样认为“列宁”源于勒拿河，但却将其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联系起来。当时普列汉诺夫选用笔名“沃尔金”，其词根源自伏尔加河；而列宁或许是为了向前辈致敬，同时展现更广阔的视野，便将目光投向更东方的勒拿河，以此形成一种对应关系。除了地理渊源，也有意见提出，“列宁”这一笔名可能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和早逝的姐姐，由她们名字“莲娜”的词根演变而来。然而，对于上述种种推测，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似乎持有不同看法。她曾表示，这个名字与列宁的母亲和姐姐并无直接关联，同时指出“列纳事件”发生之时，“列宁”这个笔名早已被使用多年；至于勒拿河，她更明确提到“列宁根本未曾到过那里”，从而对地理纪念说提出了质疑。
关于列宁同志的确切死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各界人士探讨与猜测的焦点。哲学副博士莫尼卡·斯皮瓦克在其畅销著作《天才死后的诊断》中，详细引述了医学专家们对列宁大脑进行解剖与深入分析后所得出的科学研究发现。斯皮瓦克提到，列宁逝世后不久，科学家们便立即开始了对他大脑的专项研究。健康人民委员尼古拉·谢马什科院士在其当年提交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经诊断，列宁的死因被确定为血管壁硬化，亦即动脉硬化。解剖结果证实，这一病变是导致列宁患病并最终逝世的主要根源，而具体的病因位置则位于颈动脉。”斯皮瓦克进一步指出，解剖过程中发现列宁的大脑整体状况非常不理想，其脑颅组织的总重量仅为1340克，甚至未能达到成年人标准的脑重量水平。谢马什科院士在报告中明确写道：“动脉硬化首先侵袭的便是大脑，而这个器官正是直接支配人体一切活动的核心中枢。”按照这位专家的表述，疾病往往直接攻击“最为脆弱的部位”，而列宁的脑颅组织恰恰就属于这种“脆弱”区域。此后，专家们将列宁的大脑、心脏以及早年留在他体内的子弹一并取出，存放于研究所的专用玻璃容器中，以便进行更为细致和长期的观察分析。据斯皮瓦克所述，到了1925年，苏联专门成立了旨在深入研究列宁大脑的实验室。由于当时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神经科学领域缺乏本土的专家资源，因此不得不寻求外国的协助。最终，著名的德国神经学家奥斯卡尔·福格特受邀主持了这项重要的研究工作。根据福格特制定的方案，研究团队在德国定制了宏观切割仪器（用于将大脑切割成若干大块）以及微观切割仪器（用以制作出共计三万四千个超薄切片）。1927年，福格特正式提交了其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列宁的大脑结构与普通人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独特的生理构造很可能成就了他非凡的领袖事业。具体来说，列宁大脑中的锥体细胞发育得尤为发达，细胞之间的连接纤维异常强韧，细胞内核也显得格外坚实且轮廓清晰。科学家们还将列宁的大脑与其他公认的天才人物的大脑进行对比，认为列宁的大脑在质地与结构上更为优越。特别是在前额叶区域，列宁大脑的沟回数量明显超过了同时代的卢那察尔斯基、米丘林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等人。
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中国学术界经过长达数十年的不懈探索与积累，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学者们在多个关键领域，诸如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思想体系、法律思想以及党内民主思想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共识的见解。然而，若将这些研究成果置于当前复杂多变的现实需求面前进行审视，则仍显不足，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反观国外学术界，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也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著述，对列宁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与局限，西方学术圈在整体上对列宁及其所代表的列宁主义，基本上仍保持着一种批判和否定的立场。 具体到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列宁研究现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薄弱环节或不足之处：首先，对于国际范围内出现的诸多诋毁和曲解列宁的观点，我们的学术回应尚不够充分和有力。这些观点包括但不限于指责“列宁是专制独裁者”、“列宁是乌托邦主义者”、“苏联解体的原罪在于列宁”，以及断言“列宁背叛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等。其次，学术研究对列宁与其后继者斯大林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和思想关联，挖掘得还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的比较分析。再次，关于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应用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最后，对于列宁思想体系自身的内在理论逻辑及其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演进的动态过程，我们的梳理与剖析也尚存欠缺。 纵观世界历史进程，列宁思想的研究命运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经历了显著的转折与反差。在70年代之前，得益于十月革命胜利所激发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以及随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列宁的哲学思想被广泛视为世界进步思潮的一面旗帜，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核心主线。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的逐步推行，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自身的转换与拓展，列宁的革命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开始面临来自各方的质疑与重新审视。及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国际思想界又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转而全盘否定列宁哲学思想所具有的当代价值与历史意义。这一系列变迁凸显了列宁思想研究始终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其学术生命力正是在不断的挑战与反思中得以延续。
列宁墓庄严地矗立于莫斯科红场西侧，其建造工程于1924年1月27日正式完成。作为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开创者与首位领袖，列宁同志逝世后便永久安息于此。这座陵墓在初建时采用了木质结构，后来经过重建，方才使用了坚固而庄严的红色花岗岩与黑色长石作为主要建材。列宁的遗体被精心保存于水晶棺内，身上覆盖着前苏联的国旗，其面容与双手在特制灯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陵墓定期向公众开放以供瞻仰。整个墓室的设计别具一格，一半深入地下，一半显露于地面之上，墓顶的平台两侧则设有专门的观礼台。在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国家仪式举行时，领导人曾站在列宁墓上检阅队伍并指挥典礼。为了表达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厚的敬意，陵墓内部严格禁止一切形式的摄影与摄像活动。 与列宁墓紧密相关的###BOOKTITLE_1###，即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下属的中央列宁博物馆，坐落于莫斯科革命广场。该机构是苏联时期研究列宁生平事迹与苏联共产党党史的核心学术机构，同时也是苏联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它的建立源于1924年5月31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该决议决定成立列宁研究所并在所内设立博物馆。随后，列宁博物馆于1925年1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至1935年9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央列宁博物馆的新决定，新馆最终于1936年5月15日在革命广场上落成并开放。博物馆内共设有34个陈列展厅，收藏了约12.5万件与列宁及革命历史相关的珍贵展品。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列宁的思想与事迹，该馆曾在列宁格勒、第比利斯、基辅、乌里扬诺夫斯克、巴库、利沃夫和塔什干等地设立了7座分馆。 其中，位于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列宁纪念馆具有特殊意义，它坐落在前斯特列里茨街，这里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出生时的故居所在地。为隆重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该纪念馆于1970年4月16日正式揭幕开放。纪念馆的建筑由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梅津采夫博士主持设计，馆内不仅设有专门的列宁博物馆，还包含一个多功能音乐厅以及若干教室。博物馆部分位于建筑大楼的第三层南侧，其最初于1941年11月2日对外开放，而后在1970年4月，整个博物馆被整合并迁入新建成的列宁纪念馆建筑之内，成为该纪念综合体的核心组成部分。
为隆重纪念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诞辰150周年，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纪念活动于2020年在我国相继举行。其中，在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开创新时代的源头活水”的学术研讨会，以此深切缅怀列宁同志的历史功绩并深入探讨其思想的当代价值。随后，在2020年8月21日，另一场高规格的“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作为主要牵头承办单位，并联合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个重要机构共同举办，汇聚了众多专家学者，围绕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及其在新时代的启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苏联列宁奖是授予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建筑等诸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苏联公民的最高级别奖项。该奖项最初于1925年正式设立，然而在1935年至1956年期间曾一度中断颁发。直至1957年，列宁奖重新恢复颁奖，并在同年增设了专门的列宁文学与艺术奖。到了1966年9月，苏共中央与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决定，将列宁奖定为每两年颁发一次的固定奖项，其中包含25项科学与技术奖，以及5项文学、艺术与建筑奖。1970年，奖项设置进一步调整，单独增设了文学奖类别。每个获奖项目均可获得一万卢布的奖金。 关于列宁勋章的历史，可追溯至1926年7月8日，当时红军总指挥部部长列维奇维姆曾提议，为那些已获得四枚红旗勋章的人员颁发一种名为“伊里奇勋章”的新勋章。但由于当时俄罗斯内战早已结束，对军功勋章的需求相对有限，这一设想并未立即实现。直到1930年4月6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才正式颁布法令，设立列宁勋章，并将其确立为苏联当时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旨在表彰那些在革命运动、劳动生产、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以及推动世界和平事业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与个人。此外，列宁勋章也可授予外国的相关机构与个人，以表彰其在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