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李玉琴在长春市韩家沟子屯出生，她是家中的第六个孩子。七岁那年，由于父亲李万财在城里一家餐馆找到工作，收入有所改善，全家得以从屯子迁往长春城内，定居在二道河子一带（即现今长春市二道区）的贫民聚居区。这次搬迁改变了李玉琴的成长环境，使她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起初，她在住处附近的一座教堂里开始启蒙学习，随后进入一所免收学费的“民众讲习班”，在那里完成了两个学期的课程。在升入小学四年级后，她转学到公立的东盛路小学继续学业，并最终于一九四二年顺利考入了当时伪满洲国政权设立的“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
一九四二年深秋时节，溥仪的宠妃谭玉龄因病离世，令溥仪内心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当时担任日本关东军少将参谋的吉冈安直，一方面意图借机安抚并拉拢溥仪，另一方面也计划在其身旁安插眼线，以便持续监视溥仪的一举一动，于是便搜集了一批日本女子的相片，要求溥仪从中择选一人作为新的妃子。溥仪早已厌倦日方的操控与摆布，同时也为了防范日本人在自己身边布置监视，遂决意寻找一位中国女子作为自己的伴侣。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季，吉冈安直在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等数所院校中，挑选了六十多名中小学生，为她们逐一拍摄照片，供溥仪进行选择。最终，年仅十五岁的李玉琴被选中，成为了这位“皇帝”的妃子。李玉琴初入宫廷之时，尚未获得正式的名分，对于宫中的各项礼仪与规矩也全然不知，只能一步步从头学起。与此同时，溥仪亲自为李玉琴拟定了一份限制其行为的“二十一条”，强制要求她“完全遵守清王朝的祖制”，必须对“皇上”保持绝对服从，并恪守“三从四德”与“三纲五常”等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在立下书面“笔据”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还亲自对李玉琴进行了训示，最终由溥仪正式册封她为“福贵人”。伪满皇宫的外廷区域是溥仪处理政务的场所，内廷则是溥仪及其家眷日常生活的区域；其中缉熙楼是溥仪与皇后婉容的住所，而同德殿便是“福贵人”李玉琴所居住的地方。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的败局已定，投降在即。八月十一日，溥仪匆忙携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等人从长春出发，向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沟逃亡；一行人乘坐火车颠簸了近三日，于十三日抵达目的地，住进了通化县大栗子沟煤矿日本矿长的家中，此处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八月十五日夜晚，溥仪站在大栗子沟住所门前，面对随行的日伪人员，宣读了《退位诏书》，正式宣告伪“满洲帝国”的终结，李玉琴的“福贵人”身份也随之消失。十八日，溥仪带领部分随从继续向沈阳逃窜，而将李玉琴留在这处荒僻的山沟中待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临江地区解放，李玉琴被八路军何长工部队俘获。次年春节，她受到何长工夫妇的亲自接见；农历正月初二，当地发生日伪残余势力组织的暴动，李玉琴不幸被流弹击中，随后在部队中养伤。到了六月，长春解放，李玉琴随军队返回长春，并写下与溥仪脱离关系的“离婚声明”，因此得以被释放回家。然而，李玉琴在后来接受《中央日报》记者访问时，却再次郑重表示：“要为溥仪守节，等待康德皇帝归来”，她还在皇族亲眷面前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立誓永远效忠皇帝。此后数年，她辗转前往北平、天津等地，试图投靠皇室宗亲如载沣、溥修等人，但或因对方拒绝收留，或因自身生活困顿难以久居，始终未能安定。一九五三年，李玉琴最终再次回到长春，与母亲共同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持续教育与关怀下，李玉琴逐步摆脱了旧式封建家庭的束缚，开始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迈向了崭新的人生阶段。1956年，李玉琴被组织安排至长春市图书馆工作，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奉献，她后来成长为一名正式的图书馆干部。然而，由于她曾作为溥仪妻子的特殊历史身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李玉琴遭遇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与压力。1969年12月至1972年12月期间，她以“五七战士”的身份前往农村，一方面参加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投身于当时斗批改运动的基层组织与宣传工作中。1980年11月，应中国新闻社的邀请，李玉琴参与了纪录片《末代皇帝溥仪》的拍摄工作，通过影像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1982年，她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并先后潜心撰写了《我的宫中生活》、《坎坷三十年》等多部个人回忆录，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见证。1983年，李玉琴被推选为长春市政协委员，随后于1993年又被推选为吉林省政协委员，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此外，她还受聘担任吉林省交通学校的名誉教授，为学生讲授历史课程，将自己的经历与学识回馈社会。李玉琴在长春市图书馆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服务了整整三十年，直至1986年光荣退休。
步入晚年生活的李玉琴，始终保持着充实而幸福的日常。身为省、市两级政协委员，她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行自身职责，不仅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还深入调研、细致思考，撰写了多份具有建设性的提案。在此期间，她还主动承担起物价检查员的工作，利用个人时间义务为社会提供服务。她心怀大爱，多次向国家希望工程、长春体育馆建设工程以及长江流域遭受水灾的民众慷慨捐款，更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珍贵宫廷文物无偿捐赠给伪满皇宫博物院，这些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她对公益事业的热忱与贡献。 一九九五年，李玉琴不幸罹患肝硬化，此后她在家人悉心的照料与支持下，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持续抗争了长达六年之久。在她病情加重期间，吉林省与长春市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曾多次亲自前往家中探望，表达组织的关怀与慰问。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李玉琴在长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四月二十六日，李玉琴女士的遗体告别仪式于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告别室庄重举行。当日，吉林省及长春市政协、统战系统的领导同志，长春市文化局、图书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等单位代表，以及李玉琴女士的亲属、故交等百余人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送别。这位一生历经坎坷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最终赢得了“经年砥砺芳百世，一生沧桑琴断音”这一深切而公正的社会评价。
根据李玉琴在《福贵人自述》一书中的记载，她曾提及自己的“老家在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李家庄”，而经过后世考证，这个地点应当位于现今灵山镇所辖的李家庄一带。清朝光绪年间，她的曾祖父为了谋生，跟随当时逃荒的浪潮踏上了“闯关东”的艰辛路途。最终，他们在吉林省宽城子东十里堡的韩家沟子屯——也就是如今长春市南关区的范围内——落脚定居。为了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她的曾祖父在当地地主家做起了佃户，依靠租种土地来获取微薄的收入，以此支撑起整个家庭的生计。
一九四三年，溥仪的爱妃谭玉玲不幸离世后，身边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吉冈安直便频繁地向溥仪推荐各类适婚女子，其背后意图十分明显，即希望在溥仪身边安插耳目，以便更好地监控其一举一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仍在中学就读的李玉琴进入了溥仪的视野，随后被选中并册封为“福贵人”，由此成为溥仪的第四任妻子。这段婚姻在动荡的时局中持续了十余年，直至一九五五年初夏，李玉琴收到了溥仪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寄来的信件，她当即回信，并在之后先后六次前往监狱探望溥仪。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态度上的差异日益明显，隔阂也逐渐加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玉琴第六次赴抚顺探监时，正式向溥仪提出了离婚的请求。次年二月四日，她亲自前往抚顺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向院长李国章当面陈述了离婚理由：一是两人年龄差距较大，二是当年的结合并非出于自愿。同时，她恳请法院对此案进行不公开审理，以保护个人隐私。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溥仪收到了法院送达的离婚诉状。五月十四日，溥仪在提交的答辩状中写道：“决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并表示完全同意离婚。五月二十日，经法院依法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李玉琴与溥仪长达十四年的婚姻关系至此正式终结。目前，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仍保存着李玉琴诉溥仪离婚案的完整卷宗，其中首页清晰记录了案件基本信息；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明确载有“准许原告李玉琴与被告溥仪离婚”的结论；卷宗内还附有溥仪就本案亲笔书写的答辩书原件，以及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等关键文件。离婚后，李玉琴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与吉林省广播电台工程师黄毓庚结婚，婚后二人育有一子，取名黄焕新。然而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玉琴因曾担任溥仪“贵人”的历史身份而受到冲击与迫害。得知这一情况后，卧病在床的溥仪特意为她书写了一份证明，澄清李玉琴及其家人从未因这段婚姻关系而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或特权。这份证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李玉琴在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也折射出特殊年代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交织的复杂轨迹。
作为一位不幸诞生于帝王之家的末代君主，溥仪能够保全性命直至最终接受新社会的教育与改造，这份际遇所蕴含的福泽，已然超越了封建时代所有遭遇王朝更迭的末代皇帝。而曾经依附于皇权之侧的妃嫔群体中，也唯有李玉琴凭借非凡的毅力克服了重重磨难，从而赢得了安宁祥和的晚年生活。那些历经岁月磨砺的品格将流芳后世，她饱经沧桑的一生宛若琴弦虽终有止息，其回响却悠长不绝。（李玉琴女士逝世挽联）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日，长春息园名人苑内庄重举行了李玉琴女士纪念墓雕的揭幕仪式。这座纪念墓雕整体以黑色作为主色调，其深邃的色泽寓意着李玉琴女士一生所历经的坎坷与命运的沉重感。雕塑中特意设计的断裂部分，象征着那段伪满岁月以及与其相关的宫廷生活终于画上了句号。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品融入了一张若隐若现的金属网，透过它仿佛能窥见李玉琴女士当年毅然冲破象征封建思想的重重束缚，以无比坚定的姿态迈向全新人生的历程。这座 ###BOOKTITLE_1### 李玉琴纪念墓雕，不仅是对逝者的缅怀，更是一件承载着历史反思与个人精神觉醒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