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于一九零八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屯，他原本的名字是李亭芳。在其少年时期，因阅读了《水浒传》这部作品，书中以“及时雨”宋江为首的那些杀富济贫、仗义疏财的梁山好汉形象令他深感敬佩，受此影响，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时雨”，以寄托对那种侠义精神的向往。一九二四年春天，李时雨前往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首先进入了省立第一中学的补习班进行学习。在经历了半年的补习之后，恰逢暑期招生，他顺利考入了省立一中的初中一年级继续学业。至一九二六年，在中学仅就读了一年多的李时雨，与同乡张敬载（张敬载是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人，后来曾担任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并于一九四六年在兰州牺牲）一同前往天津，两人同时考取了天津南开中学，并在这所著名的学校里结识了林枫（林枫是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重要职务）等一批思想进步的年轻学子。一九二七年春节过后，李时雨跟随一位在家乡私塾读书时期的同学前往北京，在这位同学的协助下，他成功考入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四年级就读。在完成中学学业之后，李时雨又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该校后来改称为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通常简称为“北大法学院”）。在大学求学期间，李时雨在最初的两年里一心专注于课业，并未参与任何政治团体或组织。然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山河破碎、家国危亡的严峻现实，李时雨深刻认识到只有追随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拯救中国，于是在夏尚志（夏尚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第二轻工业部计划司司长等职务）的介绍之下，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十二月，经过组织的考察与批准，李时雨由一名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与领导下，李时雨积极投身于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中。1931年12月4日至17日期间，他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推选出的代表，参与了北平学生南下示威的活动，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恳切呼吁立即出兵抗日；在此期间，他还加入了北平学生卧轨斗争的行列，并在南京担任了北平学生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总指挥，展现了出色的组织与领导才能。至1932年4月，李时雨接受党组织的秘密派遣，悄然返回哈尔滨地区专门从事抗日斗争，其间曾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兼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同年8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亲自率领部队在巴彦县兴隆镇火车站一带对日军发起突袭，成功击毙击伤敌军数十人，给予了日寇有力的打击。完成任务后，他于同年10月重返北京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业。1933年4月23日，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公开安葬李大钊烈士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志士的群众运动；按照党组织的周密部署，李时雨在执行任务时，曾以李氏家族晚辈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参与了护灵工作，为活动的顺利推进贡献了力量。此外，1933年4月，李时雨与孙静云结为伴侣（孙静云同志于1936年在西安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并于194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在共同的理想与征程中相互扶持，并肩前行。
一九三四年，李时雨自北京大学法学院顺利毕业，随后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他秘密打入东北军内部展开工作。凭借在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时期的同窗情谊，以及当时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的鼎力推荐，李时雨不仅成功潜入东北军，更进一步渗透至西安“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尉办事员一职。自此，李时雨便开启了为党组织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漫长生涯，其后更凭借掩护身份逐步晋升，直至官至国民党少将军衔。一九三六年二月，李时雨抵达历史悠久的古城西安。同年六月，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刘宇新主动与李时雨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刘宇新是中共中央专门派往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的特派人员，直接受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当时，张学良的公馆位于西安金家巷五号。李时雨巧妙利用探望老同学张学孟的机会，迅速与公馆内的警卫人员熟络起来。他常常借助日常闲聊的时机，向这些警卫人员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主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时，李时雨正身处西安，亲历了这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事变发生当日上午，刘宇新便赶到李时雨家中，二人共同分析急剧变化的局势，商讨后续工作的开展方向。后来，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问罪，东北军高层在部队未来去向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竟发生了枪杀王以哲将军的悲剧事件。此后不久，东北军宣布进行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原总部各厅、处的官员大多被裁撤。李时雨感到在东北军内部继续开展工作已十分困难，遂决定前往北平，寻找当时负责领导“东北救亡总会”、公开身份为宋哲元麾下冀察政委会参事的于毅夫（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不料，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抵达天津仅仅三天，便爆发了七七事变，日军随即攻占天津，切断了前往北平的所有交通线路。正当李时雨因战事滞留天津、无法北上之际，经老同学于炳然（时任“东北救亡总会”常委、宣传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等职）介绍，他与中共在天津的秘密组织负责人何松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财经学院院长等职）取得了联系并会面，从而顺利重新接上了党组织关系。此后，他留在天津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归属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直接领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时雨奉命留守天津，在中共中央华北社会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隐蔽战线工作。他先后获取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及地方法院书记官长的职务，以这些司法身份作为掩护，长期潜伏于日伪政权的心脏地带。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日本方面在天津扶植成立了一个名为治安维持会的机构，该会总务科长吴光弼曾在西安“剿总”办公室下属的金家巷十号资料室任职，与李时雨早有旧谊。在经由党组织批准后，地下工作负责人何松亭指示李时雨，可借助这层关系托吴光弼谋取一个公开职位作为掩护。经吴光弼的积极引荐，李时雨顺利出任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这为其潜伏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李时雨还成功从日本特务机关获取了数张特别通行证中的一张，这张“派司”为其在敌占区的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使他能够相对自由地往返于北平与天津之间，承担起为我党秘密传递信件和情报的重要交通任务。 在此期间，李时雨曾两次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极其危险且复杂的任务。第一次任务是负责从天津秘密转运电台设备。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相关人员将装有电台机械和马达的两个沉重木箱悄然送至李时雨家中。李时雨沉着应对，利用其检察官身份调用法院的公务汽车，将这两个箱子安全运抵法院，并暂时存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数日后，何松亭又将另一个装有精密电台部件的箱子送到李时雨处。由于此次无法调配车辆，而转运任务又迫在眉睫，李时雨不顾个人安危，于凌晨时分雇乘一辆三轮车，亲自押送这只箱子前往“法国桥”附近。然而，桥头驻守的日军禁止三轮车通行，李时雨只得独自肩扛沉重的箱子步行过桥。在通过日军检查哨卡时，他一手提箱，一手高高举起日本特务机关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凭借这份证件从容通过了盘查，最终将箱子安全送达目的地。此后，李时雨又通过周密安排，将这三箱至关重要的通讯设备分批秘密运送至预定交接点，完好地交付给负责接应的河北地下组织转运站的同志。 第二次任务则是营救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看守所的共产党员冯骥。当时，何松亭仅向李时雨透露冯骥的党员身份及其案件正在天津高等法院审理之中，其余详情亦不甚明了。此时已升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并兼任天津地方法院书记官长的李时雨，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展开营救。他首先来到负责冯骥案件的康书记官办公室，趁其外出间隙，迅速将冯骥的全部案卷材料装入自己的公文包，秘密带回家中悉数焚毁。几天后，康书记官发现案卷遗失，惊慌失措地向李时雨报告。李时雨顺势为其策划了一套说辞，建议其向上级谎称该案卷是在此前日军空袭法院时不幸被焚毁。康书记官依计上报后，果然未受追究。李时雨因此举被康书记官视为“救命恩人”，几天后，在康的协助下，李时雨不仅得以巡查监狱看守所，更获得了与冯骥单独见面的机会。见面时，李时雨低声告知冯骥：“你的案卷已被我销毁，仅在登记簿上留有‘共产党嫌疑’的案由。下次审讯时你要坚决翻供，就说是与人斗殴结仇，遭人诬告才被捕入狱，与共产党毫无关系。”随后，李时雨积极在审判此案的司法人员中活动。他先找到担任陪审推事的北大法学院同学邓肇金和高乾一，向他们说明冯骥是自己一位友人的亲戚，纯属冤枉，并请他们从旁催促主审推事吴璇加快审理。吴璇得知此案与李时雨有关联后，便主动前来沟通，表示会尽快处理。同时，李时雨还向审判长胡凤起赠送了礼物，并在登瀛饭馆设宴款待了吴璇等人。席间谈及此案，在座诸位均表示愿意关照。不久后案件开庭，由于关键案卷缺失，缺乏定罪证据，加之李时雨多方斡旋说情，法院最终判决冯骥无罪，予以当庭释放。
一九三九年八月，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积极策划投敌卖国的活动，并着手筹组伪政权。为预备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派遣人员赴各地搜罗参会代表。当汪精卫派至天津的朱晶华通过熟人联系到李时雨，要求他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出席该次大会时，李时雨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直接领导何松亭作了详细汇报。数日后，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派遣李时雨顺势参会，借此机会搜集敌方重要情报。八月下旬，李时雨跟随以焦莹为首的国民党“六大”北方代表团，自天津乘船前往大连，继而转赴上海。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出席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李时雨搭乘日本轮船返回大连，再转往哈尔滨，与同乡、伪满哈尔滨市长赵东藩会面，从中了解到不少关于伪满洲国的情况。回到天津后，李时雨将参会所掌握的信息以及沿途搜集的情报资料向党组织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汇报，获得了党组织的充分肯定与表扬。 同年九月，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北方党务办事处。十二月，又决定对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进行改组，并指定李时雨担任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四〇年一月，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天津、北平及河北三地党部的新任常务委员前往上海听取上级指示。李时雨与其他十一人乘火车抵达上海后，受到了汪精卫的亲自接见。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李时雨的工作随之面临重大转折。在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首次会议上，通过了共五十人的立法委员名单，李时雨名列其中。同时，他还被任命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党组织获悉上述情况后，华北社会局的许建国迅速作出决定，批准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内部。李时雨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为便于行动并为日后回北方汇报工作创造理由，他决定将夫人孙静云暂留北平，独自一人前往南京，以便将来以探亲名义返回天津进行工作汇报。 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李时雨抵达南京后，多次与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接触交往。在逐步取得陈公博的“信任”与“重用”后，他为党组织获取了大量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同年七月，李时雨借伪立法院暑假休会之机，返回天津向何松亭汇报工作进展。十月，他又以探望家属为由，再次回到天津进行了一次工作汇报。十一月，经党组织批准，李时雨举家迁往南京。自此，孙静云承担起情报交通的任务，经常往返于天津与南京之间，将李时雨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安全送达何松亭手中，何松亭随即转报晋察冀根据地的许建国。 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期内，李时雨曾先后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务。他凭借不同身份，灵活周旋于各类敌人之间，持续为我党搜集多方情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大汉奸汪精卫病逝，陈公博接任南京伪政权行政院院长及代理主席。大汉奸周佛海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后，陈公博麾下多数官员被调离上海。正当陈公博拟将李时雨调任司法行政部次长时，周佛海提出异议，强调不应将所有人员调走，并指名要求留下李时雨。因此，在周佛海担任上海市长兼警察局长期间，李时雨继续留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由于周佛海早年即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并深得信任，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密令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市及沪杭地区的治安。李时雨随之被周佛海指派担任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继续在复杂局势中执行党组织交付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配合新四军实现里应外合解放上海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与华中局曾筹划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为此，张执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张承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等职）以及刘长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等同志先后从解放区秘密潜入上海，着手进行起义的各项组织与准备工作。鉴于李时雨的职业身份便于对上海的伪军警力量开展策反活动，党组织决定由张执一直接领导李时雨及其夫人孙静云开展工作。同年八月中的一天，张执一秘密抵达李时雨的办公室，请求其协助办理一张能够应对沿途盘查的通行证件。李时雨当即通知所属防犯科送来一张“防犯协会”的特别通行证，使得张执一此后在上海的活动得以顺畅无阻。次日晚间，张执一再次来到李时雨家中，向李时雨和孙静云详细阐述了当前的核心任务，即重点策动伪军警起义，以实现内外配合、一举夺取上海的控制权。然而不久之后，他们收到了党中央于八月二十一日发出的停止武装起义的电令，所有相关的起义筹备工作随即中止。此后，党组织重新部署了任务安排，李时雨在张执一和刘人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等职）的共同领导下，转而负责侦察敌情的工作。当国民党开始接收上海时，伪保安队刘铁城团接收了国民党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并奉命调离上海，向常州一带移动。李时雨及时将这一准确情报汇报给党组织，致使刘铁城团刚刚抵达目的地、尚未立足稳固之际，便遭到我军全力打击并彻底溃败。同样，当熊剑东率领伪税警总团向瓜洲方向开拔时，也因李时雨及时传递的情报，使得该部在行进途中被我军一举歼灭。此外，李时雨还从伪军手中获取了十多支优质左轮手枪及数百发子弹，将其交给张执一，并安排张执一乘坐自己的专用汽车，将这批枪弹运送至外白渡桥附近，最终通过小船安全转运出上海。在这段时期内，李时雨还成功营救了被捕的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事情发生在日本投降几天后，李时雨在北平大学时期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范纪曼来到军法处寻找李时雨，告知其有两位同志李一鸣和杨树田正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希望李时雨能协助他趁局势混乱之际将二人解救出来。随后某日，李时雨与范纪曼均身着少将军衔制服，一同乘坐李时雨的汽车抵达提篮桥监狱。李时雨向典狱长介绍范纪曼为由重庆前来办事的“范高参”，专门负责接回李一鸣和杨树田二人，并说明此次提人行动是与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协同办理，要求典狱长予以配合。当典狱长表示李一鸣已被日方提前提走后，李时雨随即回应道：那么仅接杨树田一人即可。杨树田被带出后，范纪曼迅速上前低声以俄语嘱咐道：“若他们询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就在两人准备带离杨树田之际，典狱长提出需要范纪曼在提人收条上签字。由于时间紧迫、需尽快将杨树田带离监狱，李时雨便代替范纪曼在收条上签署了姓名。签字完成后，典狱长如同送别贵客一般，将李时雨一行人礼送出监狱。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此前与李时雨相识的律师余祥琴从浙江抵达上海，此人表面从事法律职业，实际身份则是军统特务。余祥琴劝说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并提出如果李时雨能够“将警察局的人员拉一些给我工作”，他便可以帮助李时雨加入军统组织。于是，在余祥琴的所谓“周旋”之下，李时雨最终“打进”了军统内部。起初，他被安排在余祥琴负责的“沪郊指挥部”工作，跟随余祥琴参与逮捕、审讯汉奸等行动。后来，当余祥琴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时，李时雨经其推荐担任了第二站第二组组长。该小组专门负责为军统搜集各类情报，但这恰恰是李时雨内心并不愿意从事的任务。正因如此，军统上海区曾多次指责李时雨所领导的小组工作缺乏成效，并对他展开了秘密审查与侦察。 这一时期，国民党正十万火急地从大后方调集军队，在美国的协助下通过空运抢占各大城市；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在其控制区域内忙于接受日军投降以及向东北地区派遣部队。在上海被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驻之前，各类重要活动实际上均由军统在背后操纵，其中也包括对汪伪“和平军”的收编工作。由于身处这样的核心环节，李时雨得以接触到大量军事与政治方面的机密文件，其中不乏国民党国防部关于军队调动的命令、蒋介石对某些军事长官的直接指令等重要内容。李时雨从中挑选出具有关键价值的部分进行抄录，并通过孙静云转交给张执一。这些反映国民党军情动态与政令部署的机密情报，最终通过电波传往延安，使我党中央能够及时、详实地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具体动向，包括部队番号、兵员人数、指挥官姓名等详细信息。 此外，李时雨还了解到军统特务在各大城市中如何侦破我党地下机关、监视并追踪某些进步人士的活动方式与策略。他及时将这些关乎组织安全与人员安危的情报传递给张执一，再经由地下电台发送出去，从而为保护党的地下工作网络与进步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持。
一九四六年三月，时任中共地下工作负责人的张执一获得关键情报，得知军统特务已秘密展开对李时雨的侦查活动，并随时可能实施逮捕。为保护同志安全，张执一果断决定让李时雨伺机撤离上海，前往东北地区与陶铸取得组织联系。然而计划未能顺利执行，同年九月十七日，就在李时雨已经购买好次日飞往北平机票的紧要关头，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刘方雄下达逮捕命令，李时雨不幸被捕。随后他被关押在南市车站路的军统看守所内，历经三天拘禁后才被提出接受审讯。面对审讯者的逼问，李时雨坚决否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敌人遂动用包括毒打、压杠子、灌凉水在内的多种酷刑，对其连续进行了两夜的残酷折磨。 在被军统关押超过三个月后，由于始终未能侦查出所谓“异党”活动的确凿证据，加之外界同志及友人多方奔走疏通，至当年十二月，李时雨的案卷最终被移送至上海法院审理，其本人亦被转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羁押。此后，由军统势力实际操控的上海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李时雨七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推进，国民党政权因财经状况日益困窘，被迫决定分批释放部分在押囚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四九年二月，国民党当局宣布对刑期十五年以下的监犯予以释放，李时雨因而重获自由。 出狱之后，李时雨迅速与张执一恢复了组织联系。遵照党组织的明确指示，他不仅积极与上海工商界、金融界上层人士保持频繁接触，还主动出入于国民党军警机关内部，耐心宣传党的政策，并以委婉而坚定的方式正告相关人士：必须妥善保护一切公共资料与档案卷宗，如有损毁破坏，将来须承担全部责任。尽管李时雨的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活动也逐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警觉。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长的军统要员毛森，就曾专门派遣人员对李时雨进行跟踪监视。张执一在获悉李时雨所处环境日趋危险后，当即作出让其撤离上海的决定，并很快派遣联络人员将接转组织关系的信件以及所需路费送至李时雨手中，为其后续转移提供了及时而必要的保障。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遵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李时雨与孙静云二人从上海搭乘飞机抵达香港，随后与我党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万景光取得了秘密联系。在港停留数日后，李时雨携带了一份由万景光转交的重要情报资料——该资料经过精心伪装，外表以线装书的形式作为掩护——登上了驶往天津的客轮。他经由天津辗转抵达北平，将这份珍贵的情报亲手呈交给童小鹏同志（童小鹏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等重要职务）。与此同时，李时雨也正式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军装，自此公开了自己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真实身份。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时任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在北平香山亲切接见了李时雨，并对其长期潜伏于敌人内部、坚持斗争多年的革命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这段日子里，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李时雨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这首诗生动记录了他历经艰险、最终平安抵达北平并投身人民军队的激动心情。此后不久，组织上对两人的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李时雨被分配至中央社会部研究室承担相关研究工作，而孙静云则被安排至北京市公安局参与公安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同志长期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一战线相关部门担任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直至一九八二年正式离休前，他身兼数职，不仅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顾问与党组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佛学院的副院长，为相关领域的政策落实与人才培养贡献了重要力量。离休之后，怀着对故土深切的感恩之情，李时雨决定以实际行动回馈家乡的养育之恩。他慷慨捐出个人积蓄共计一万元人民币，在故乡黑龙江省巴彦县发起设立了“李时雨奖学基金会”。该项基金旨在激励当地青年学子奋发向上、刻苦学习，支持他们通过努力考入高等学府，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晚年的李时雨生活宁静，曾与其孙女一同在天安门前留下珍贵的合影，画面温馨而充满纪念意义。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李时雨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