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

一九九五年六月，《资本经营理论》正式创立。同年春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不久，便面临来自各方的诸多质疑与责难。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涵，又应当如何切实推进市场经济建设，这些根本性问题亟待深入解答。与此同时，国有资产能否进行合理流动的问题也悬而未决，成为争论焦点。当时的思想氛围较为保守，这种认识甚至影响了高层决策，内部宣传口径明确强调“只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其他内容不宜宣传”。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锦深入基层展开扎实调研，他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连续蹲点五十八天，走访了十七家工厂，与超过两百人次进行交流访谈。调研期间，他还广泛涉猎经济学著作，翻阅浏览的文字材料累计达六百万字。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论文中，竟没有一篇直接探讨与“资本”相关的议题，学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回避了“资本”这一核心概念。李锦从工程师张鑫成功通过生产线优化实现价值提升的案例中，领悟到资本通过组合配置能够实现增值的内在逻辑。为此，他花费近一个月时间，专门钻研“资本”这一词条的内涵与外延。至调研第五十六天，他完成了长篇论文《资本经营试论》，对“资本”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与阐述。文中明确提出：“什么是资本？资本是能够实现增值的价值。什么是资本经营？资本经营就是对可支配的资源与生产要素进行运筹与配置，以实现资本最大限度的增值为目标。这正是我们提出资本经营理论的根本立足点。我们所研究的资本经营理论及其具体操作方法，都是在这一基点上逐步展开的。”这篇题为《资本经营论》的论文长达一万八千字，共分为十个部分，系统论述了资本经营的概念界定、主要特征、基本内容、运作方式、运行特点、遵循原则、与商品经营及资本营运的区别，以及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等多方面内容。李锦还撰写了题为《资本经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突破》的调查报告，该文迅速被广州一家刊物转载。随后，深圳、上海、无锡、成都、北京及济南等多地报纸相继转载此文。全国共有二十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转发了这篇七千字的调查报告，多数还配发了评论，强调“资本经营是一篇大文章”，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舆论声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时任副总理吴邦国在听取李锦汇报后，认为资本经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益新探索，应当予以推广。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五大之前历次党代会报告中，“资本”一词从未出现，也鲜有人尝试重新定义这一概念。李锦在论文中提出“按照资本经营理论，企业实质上是以资本为纽带、由各种资本要素构成的组织体”。两年后，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该报告中，“资本”一词被提及达十次之多。自此，资本经营理论逐渐成为指导中国政府与企业改革实践的重要思想武器。李锦的论文与调查报告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于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公开发表。一九九六年春，国内报刊开始出现其他经济学者探讨相关主题的文章，至一九九七年，系统性的著作陆续问世。李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最早公开对资本定义进行了创新性阐释，并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理论界有观点认为，“李锦是中国资本经营理论的创立者”，“资本经营理论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经济理论的重大发现，是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一年间，李锦持续关注并提出了《新阶层入党论》的相关见解。他对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这一典型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跟踪调查。一九九四年五月，李锦在兴福镇官厂村发现，村民将一位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一位拥有百余万元个人资产的建筑公司经理——选举为村委会主任。由于该人选较为富裕，镇领导起初不敢应允群众的要求。为此，四十多名农民联名签字按印，先后请愿十二次。李锦六次深入该村调查核实情况，提出了加强思想建党工作的观点，并撰写了题为《请市场经济先锋人物入党》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这是一笔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初发挥巨大作用”（参见《经济参考报》一九九四年九月号）。二零零一年七月，李锦在博兴县继续调研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的情况。为了向中央提供确凿的实证材料，他精心设计了一份百户农民调查问卷，亲自入村发放并回收。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七十九的农民拥护优秀的富裕党员参与村务管理，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欢迎既懂经营、思想素质又好的富裕党员担任领导职务。基于此写成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后，引起了高层关注。这组调研报告被评为新华社内参调研优秀作品，并获得了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此后，李锦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中，用数万字篇幅重点论述了新社会阶层入党问题，该部分内容被称为《新阶层入党论》，在二零零二年五月至八月间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二零零二年，李锦进一步提出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论》的理论观点。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李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对其进行了阶段划分。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非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运用一种已不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时代主题已然转换，但理论未能及时创新，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诸多曲折发生的理论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体系；列宁、毛泽东发展了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则创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邓小平理论在体系结构和功能定位上均实现了重大突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是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的开端，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开辟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研究首先需要回答我们所处的时代性质，以及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根本区别。具体而言，研究的出发点是时代变迁，落脚点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这个落脚点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与任务。李锦耗时一百五十天，完成了四十八万字的写作，他通常晚上十点开始工作，直至凌晨三点。有一段时间他高血压复发，便一边住院输液，一边坚持写作。有时写到天亮，医院护士甚至像吵架一样劝阻他不要如此拼命。书籍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在理论界引起关注，也收到一些批评意见。至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们党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相关争论也逐渐平息。有学者撰文指出：“李锦同志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前瞻性与独立性。他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向共产党执政与建设时代转变的宏大视角入手，强调新的时代主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方向。他以新的观念表达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 二零零八年，李锦提出了“社会稳定善治论”。自二零零七年十一月起，针对新时期社会稳定工作中存在的“以警为本”倾向，李锦在四年间二十一次前往新泰市调研，从当地“平安协会”的实践中提炼出依靠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治理思路，撰写了多篇调查报告。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国政治学会与山东省政治研究会的采纳与支持，两会组织数十名专家学者参与系列研讨活动，使新泰经验引起了中央与山东省的重视。他将政治学中的“善治”理念引入社会稳定领域，以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进行社会治理为例，撰写了《“社会稳定善治论”范式与未来研究》。他认为，社会稳定善治论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稳定进行合作治理，共同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的理论。其具体内涵是：以政府职能转型为起点，以多元主体参与为主要内容，以化解社会矛盾为核心任务，以“德治”与“法治”并重、协调合作为基本方法，以统筹稳定与发展为关键，以根本改善社会环境、实现社会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治理活动。他结合新泰经验，从理论建构、未来方向、实现途径以及“善治”状态的衡量标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先后撰写了三万多字的理论文章，相关成果被《学习时报》、《人民日报》及《求是》等杂志刊用。此外，他还主编了《平安之路》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二零一零年九月出版。 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李锦提出了“消费主导型社会论”。二零零八年九月，李锦在一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应当进入消费主导型社会的发展阶段。二零一零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高峰论坛上，他再次呼吁构建消费主导型社会。他认为，当时扩大内需的思路及其所谓“成效”大多停留在浅表层面，仍是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一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去理解问题。他对消费主导型社会做出的定义是：以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动力和根本目标的社会形态。消费型社会以消费为主导力量，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目标，以社会成员的需求满足与幸福感为衡量标准，以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以技术创新为竞争优势。他所提出的消费主导型社会，是相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生产主导型社会而言的。改革的方向应是从生产主导型社会向消费主导型社会过渡，这需要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制度、消费结构以及政府行政体制等五项改革同步推进。李锦主张，中国需要开展一场关于生产目的与消费目的的大讨论。他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发表演讲，其观点受到理论界与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中国企业报》更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李锦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消费主导论”高峰论坛上题为《中国需要进行一次消费与生产目的的大讨》的演讲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