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李特罗夫

李德抵达中国之后，便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图尔·埃韦特建立了联系。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及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之间，均已建立起定期的无线电通讯网络。李德与埃韦特每周都会同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洛甫）会面，就一系列政治与军事问题进行交流探讨。1933年初，临时中央计划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张闻天考虑到李德不仅毕业于军事院校，成绩优异，还具备街垒作战的实际经验，因此建议埃韦特将李德派遣至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于是，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了江西瑞金。同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了此次反“围剿”斗争，并将红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摒弃了红军在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转而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与装备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正规战、阵地战和堡垒战，试图与敌人硬拼消耗。这种战略导致敌军逐步推进，而红军则屡次遭受严重损失。9月28日，国民党军北路军攻占黎川，李德等人因黎川失守而深感震惊，匆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迎敌。红军主力在洵口与敌军意外遭遇，并取得了一次胜利。然而，李德随后又轻率地命令红军向敌军已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的硝石、资溪桥等地发起进攻，结果接连作战均告失利。至11月中旬，红军在近两个月的连续作战中，不仅未能在敌占区或交界地带击败敌人，反而因频繁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完全陷入被动局面。 在北线进攻作战接连遭受挫折之后，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又从军事冒险主义转向了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采纳了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强行命令装备简陋的红军同拥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和堡垒战，继续与敌人拼消耗。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理由，提出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与组织架构，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根据这一决定，朱德和周恩来被调回后方工作。此后，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及其他独立师、团，改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作战。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李德进一步强化了对军事指挥权的控制。1934年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成功构筑了从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并与东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实现会师，兵锋直指广昌城下。毛泽东等人曾明确反对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并未采纳这些正确意见，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现实，调集了红军九个主力师，准备在广昌与敌人展开决战。4月10日，广昌保卫战正式打响，李德等人亲临前线指挥。参与战斗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以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队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个师的兵力，在飞机与大炮的猛烈火力支援下，对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各部虽依托阵地击退了敌军多次进攻，并尝试运用“短促突击”战术，但始终未能扭转被动战局。李德等人最终被迫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下令红军撤离。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成为红军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阵地战与消耗战，使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伤亡。在长达十八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仅两千六百余人，而自身伤亡却高达五千余人。这场失利的战役对红军后续的作战行动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深远影响。 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随即分兵向根据地中心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快速突进。红军此时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和“全线防御”，致使本已被动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广昌失守后，中央根据地范围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的消耗都已达到极限。国民党军队趁机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区域进行“围剿”。红军尽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整体形势日趋困境。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上报共产国际。在获得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后，李德等人便开始了撤离苏区、实施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秘密筹划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突围转移事宜。“三人团”的具体分工是：李德与博古负责制定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则负责军事计划的具体执行。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率领八万六千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举世闻名的长征由此开始。李德跟随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纵队一起行动。在长征初期，李德作为负责筹划决策的“三人团”成员之一，继续实施错误的指挥：一方面过分强调保密，未能对战略转移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过程中采取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方针，导致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李德在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其军事领导方式与战略战术方针也遭到全面批判，并被写入会议的总结决议之中。会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创建新的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同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李德和博古的军事领导权。遵义会议结束前，李德提出希望前往红一军团工作的要求，这一请求获得了批准。同年2月下旬，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城时，李德返回中央纵队，随后随军转战于贵州与云南之间。 1935年5月12日，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同年6月，在兩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表示支持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主张。8月初，李德被派往红军联合军事学校担任领导职务。8月3日，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及前敌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行动。当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而李德凭借其特殊的地位与身份，坚决抵制分裂行径，维护了党的决议和统一。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决定对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成立编制委员会，由李德担任主任，负责部队的缩编工作。10月19日，李德跟随中央红军主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李德对会议所确定的“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及“猛烈扩大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持有不同意见。1936年1月27日，李德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书面意见《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极力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并指出“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由此可见，李德内心深处是担忧将苏联卷入军事冲突之中。这种脱离“发展”而片面强调“巩固”的主张，实质上是在重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会议上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多位与会者在发言中批评了李德的错误主张。6月，李德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工作，为学员讲授“战役学”等课程。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为了确保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中央军委指定李德负责延安三十里铺至甘泉劳山一带的剿匪工作。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军事研究委员会，李德担任委员；该委员会下设编委会，李德兼任主任，同时他还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授。1938年，李德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9年8月，中共中央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后，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苏联，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八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