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通常简称为尼克松）于1913年1月9日降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林奇县的约巴达林小镇，其家族根源可追溯至爱尔兰。尼克松在家中兄弟五人里排行第二，他的一位弟弟在童年时期不幸因病夭折。1916年，年仅三岁的尼克松（在照片中位于从右往左第二位）首次出现在报纸版面上，留下了早期的影像记录。时光流转至1930年9月，尼克松在完成公立中学的学业后，顺利进入惠提尔学院深造，并选择历史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1933年毕业之际，他以全班第二名的杰出成绩荣获学士学位。此后，他继续前往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早在学生时代，尼克松便展现出对政治活动的浓厚兴趣，他在大学四年级时被推选为全校学生团体的主席，初步显露出领导才能。1937年6月，尼克松顺利完成法学学业，取得法学士学位。 从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初，尼克松曾尝试前往纽约寻找职业机会，但未能如愿，于是决定回到惠提尔从事律师工作。他通过在旧金山举行的律师从业资格考试，成功获得执业资格，成为当地律师协会的一员，随后在惠提尔正式开设律师事务所，开始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1938年6月，尼克松正式登记加入共和党，迈出了其政治生涯的关键一步。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尼克松毅然离开律师事务所，前往华盛顿进入联邦政府机构服务。他最初在物价管理署任职了一段时间；同年8月，他响应国家号召加入美国海军，被授予中尉军衔。不久后，他被派遣至南太平洋空运队执行任务。1943年10月，因表现良好，尼克松晋升为海军上尉。至1945年10月，他已累积功绩，进一步晋升为海军上校。最终，尼克松于1946年3月从海军光荣退役，为其军旅生涯画上句号，并为其后续投身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1946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成功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众议员，由此正式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在1946年竞选国会议员期间，他通过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广告宣传活动提升了知名度。1948年11月，尼克松再度赢得选举，连任众议员职务。1950年，在竞争参议员席位的激烈选战中，尼克松将其对手海伦·道格拉斯夫人描绘为“共产党分子”，并凭借这一策略最终获胜，当选为美国参议员。进入参议院后，尼克松以鲜明的反共立场著称，他多次批评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对共产党国家态度不够强硬，主张对中国和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1952年，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选并取得成功。1953年1月，年仅40岁的尼克松宣誓就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之一。1956年，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搭档再度赢得大选，获得连任。1959年，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期间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美国展览馆的厨房用具展区展开了一场关于美苏社会制度的激烈辩论，这场交锋后来被广泛称为“厨房辩论”。1960年，尼克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的约翰·肯尼迪角逐总统职位。双方曾四次通过电视进行公开辩论，吸引了全国观众关注；然而在11月的选举结果公布后，尼克松以微弱劣势败北。1962年2月，尼克松离开华盛顿返回加利福尼亚州，重新从事律师职业，并撰写了平生的第一部著作《六次危机》，书中详细记述了他从政以来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同年6月，他积极活动参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但最终惨败于民主党的时任州长埃德蒙·布朗。1964年总统大选期间，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全力助选，奔走宣传。1966年，他再次投入大量精力为共和党议员候选人助选，帮助该党在中期选举中取得进展。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1972年，他成功赢得连任，再度担任总统。1974年8月9日，因“水门事件”持续发酵及面临国会弹劾压力，尼克松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同年9月8日，继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布对尼克松给予全面赦免，使其免于可能面临的刑事起诉。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国政府向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夫人发出正式邀请，请他们于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再度访问中国。尼克松夫妇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尽管此时尼克松已经卸去总统职务，仅以普通公民身份到访，但他依然受到了中方高规格的接待，其礼遇程度堪比现任国家元首。访问期间，尼克松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达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深入会谈，这一会谈时长仅比时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在1975年12月与毛泽东的会谈短十分钟，显示出中方对尼克松此次访问的重视。在随后的两天里，尼克松的主要会谈对象转为华国锋同志。华国锋与其他中国领导人持相似看法，均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迟缓感到不满，双方就此议题交换了意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尼克松夫妇乘坐中国政府安排的专机从广州启程回国，从而结束了此次富有意义的访问。直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夜间，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一历史性文件的公布，标志着两国关系迈入全新阶段，也为尼克松此前访华及其与毛泽东主席的重要会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时隔数年，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至十四日，尼克松再次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访问。他此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致力于推动美中关系在经历波折后得以恢复并逐步改善。令人遗憾的是，次年四月二十二日，尼克松在纽约逝世，享年八十一岁。他的逝世，也令一段见证并参与塑造中美关系历程的重要人生篇章就此落幕。
在尼克松总统的执政时期内，总计有五十二项涉及印第安人事务的法案陆续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凭借这一系列立法举措，尼克松政府向印第安保留地归还了相当规模的土地资源，这对保留地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较为有效地落实了促进印第安人自治的政策导向。尤为重要的是，尼克松总统首次明确提出了印第安人自治的完整概念，他强调印第安部落应当与各州及地方政府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部落的主权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一主张为印第安人争取自身权益指明了清晰的前进方向。然而，受制于主观认识与客观条件等多重因素，尼克松政府所推行的自治政策并未能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实际效果与理想状态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在环境保护领域，尼克松上任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一九七零年二月，他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环境问题的年度咨文，此举开创了美国总统每年就环境议题向国会进行专门报告的先例。与此同时，其政府还推动了大量环境保护立法的制定工作。在尼克松不足六年的任期内，不仅通过了多项新的环保法案，也对既有环保法律进行了修订与强化。尼克松政府在环保方面的第三项显著成就是创立了全新的环境保护机构——环境保护署。一九七零年底，环境质量委员会提议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即环境保护署，以统筹管理美国的环保政策，将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等问题视为同一环境挑战的不同表现加以综合处理。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环境保护署正式启动运作，该机构拥有超过六千名工作人员，是一个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的独立部门。这意味着环境保护在美国不再仅仅是内政职能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一项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职能。但一九七零年之后，出于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权衡，尼克松及其政府的态度逐渐转向保守，在环保议题上不断后退，对环保运动日益表现出敌视与反对的立场，并试图限制先前已取得的政策成果。尽管尼克松后期逐步偏离了早先的环保立场，但其任内所确立的环保政策框架仍对日后美国的环保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民权事务上，尼克松政府面对当时强大的种族主义政治势力，采取了一种具有策略性的应对方式：即集中精力解决黑人的经济困境，着力提升其经济地位，而在社会与政治权利领域则保持相对消极和谨慎的态度，以避免过度刺激南方保守主义势力。因此，经济权利领域的积极进取与社会政治权利领域的迂回渐进，构成了尼克松民权政策的两个鲜明特点。具体在经济层面，政府推行了“费城计划”，以保障少数民族在就业中免受歧视，并为少数民族经营的小型企业提供贷款及其他形式的扶持。由于种族主义势力在反对提升黑人经济地位方面的阻力相对较弱，尼克松在这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大胆的举措。然而在社会与政治权利领域，他的态度则显得保守许多，并未采取如经济领域那般高调的主动行动。总体来看，尼克松民权政策的重点并非根本性改善黑人处境，而更多侧重于维护美国社会的整体稳定。其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理念、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以及民权问题在其执政议程中的实际排序，都决定了该政策主要以巩固既有成果为主，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经济面临衰退压力，日益庞大的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的沉重负担，而原有的福利制度不仅未能有效缓解贫困问题，反而衍生出新的社会矛盾。尼克松在就职总统后的第三天便成立了城市事务委员会，并委任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负责领导。莫伊尼汉提出了一项与共和党保守主义原则有所出入的激进福利改革方案，其中“家庭保险体系”是该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后更名为“家庭援助计划”。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正式公布了“家庭援助计划”，该计划设定了联邦政府补贴的最低标准：对一个完全没有收入的四口之家，每年提供一千六百美元的最低补助；七口之家则为两千五百美元。同时，对于低收入家庭，规定年收入低于三千九百二十美元的四口之家及低于五千七百二十美元的七口之家亦有资格获得相应补贴。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尼克松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为争取计划批准所作的声明中强调：“新计划的核心在于，只有那些愿意工作或接受培训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福利。它将奖励选择工作的人，而非像现行体制那样侧重于惩罚。目标是利用福利激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将人们从福利名单转移到工资名单上。同时，通过为老人和残疾人设立国家最低福利标准，使他们获得真正有效的援助。”同年六月十日，尼克松发表了《关于扩大福利改革方案的申明》，在声明中他进一步阐明，“家庭援助计划”立足于四项基本原则：激励工作与培训参与；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平援助；尊重个人选择与家庭责任；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以赢得纳税人信任。该计划提出后，在社会上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欢迎，但尼克松同时也遭到了来自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阵营的双重抨击。参议院于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四十九票对二十一票否决了“家庭援助计划”，并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连续两次予以否决；而众议院则拒绝通过任何不包含该计划的福利改革法案。在左右势力的夹击之下，尼克松最终放弃了推行这一计划。尽管“家庭援助计划”受困于党派纷争而未能落地，但这一改革构想在美国福利制度发展史上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为后来的政策讨论提供了持续的参考与启示。
当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之际，联邦政府早已形成一种依赖庞大财政赤字以应对各类社会问题的惯性治理模式。尼克松上任之初，其面临的核心经济挑战在于如何在不触发失业率显著攀升的前提下，有效遏制当时持续发展的通货膨胀趋势。当时，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流观点认为，正是联邦政府过度的开支导致了通胀压力的加剧，因而他们强烈建议总统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在此背景下，1969年4月14日，尼克松正式推出名为“姑且一试”的经济计划，旨在通过融合传统经济学主张与货币主义理论的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然而，尼克松及其经济团队未能充分认识到，战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与二战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忽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姑且一试”计划非但未能成功控制通货膨胀，反而触发了二战之后美国的第五次经济危机，最终使得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并存的“滞胀”局面首次清晰地显现出来。特别是国防工业等高度依赖联邦资金投入的产业，由于政府开支的大规模削减而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产业规模迅速萎缩，直接引发了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滞胀形势，尼克松最终被迫将政策重心转向应对失业问题，即便这意味着短期内无法实现联邦预算的平衡。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并降低失业率，尼克松政府转而采取扩大财政支出的手段。此举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在1971和1972两个财政年度的赤字均超过了230亿美元，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短期效果，促使美国经济在1972年出现明显好转，其中第四季度的年化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1.5%的高位。然而，随着1971年“滞胀危机”的不断加剧，以及来自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各领域的多重压力，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做出重大的政策转向。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公开宣布实施其“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包含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冻结工资、物价、房租和红利90天；要求国会削减47亿美元的联邦开支；单方面中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并对进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税。次日（8月16日），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分四个阶段推行此项政策。第一阶段（1971年8月15日至11月）的核心是严格执行工资与物价冻结，同时实施黄金兑换禁令和进口附加税。进入第二阶段（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工资与物价管制在解冻后仍被延续，但形式有所放松，目标是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至3%的区间，并伴随着美元贬值7.89%以及进口附加税的取消。最后的第三、四阶段则转向对工资和物价的增长实施更有选择性的管制措施。尽管“新经济政策”在初期对迅猛发展的通货膨胀产生了暂时的压制作用，但它并未能触及并解决导致滞胀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因此，当该政策于1974年4月最终落幕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飙升至12.2%，同时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达到了5.6%。这一结果标志着尼克松政府试图驾驭复杂经济形势的努力并未取得长期成功，也为后续的美国经济政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美国直接出兵介入越南的战争始于肯尼迪总统任内，此后民主党政府逐渐深陷其中，不断追加兵力投入，直至约翰逊执政时期达到顶峰，派驻越南的美军总人数攀升至五十四万之众。这场战争旷日持久，不仅消耗了美国庞大的财力与人力，更在国内激起民众普遍不满，反战呼声日益高涨，各类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期间便以“结束越南战争”作为重要承诺，上任后积极筹划并推行所谓战争“越南化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令侵越美军逐步撤离，同时由美国提供资金与武器装备，加速训练南越军队，以此支持南越政权继续承担作战任务。1969年6月，尼克松政府宣布驻越美军将分批撤出，首批两万五千人于同年8月底完成撤离。随后，美军陆续分批撤退，到1973年3月底，最后一批作战部队离开南越，仅保留数千名以军事顾问名义留守的人员。然而，尼克松政府在实施撤军的同时，却将军事行动扩展至老挝与柬埔寨境内，并对越南北部持续进行轰炸及布置水雷，试图通过多方位施压迫使越南方面妥协。遗憾的是，这场“越南化计划”最终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以失败告终。1973年1月27日，美国时任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文林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条约》，这标志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正式画上句号。 早在就任总统之前，尼克松已敏锐察觉到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美国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相对减弱，而苏联则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争夺。与此同时，美国长期推行的“遏制与孤立”中国的政策已被证明难以为继。因此，尼克松上任后不久，便指示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着手探讨与中国重新接触的可能性，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就放宽对华贸易、旅行限制、人员交流及调整美军在台湾海峡巡逻模式等问题释放善意信号。美国政府还通过多种非公开渠道传递希望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意愿。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实现秘密访华；随后于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步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前对中国进行访问。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以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身份抵达北京；同年2月27日晚，在其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之际，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这份《上海公报》的发表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它结束了两国间长期的隔绝与对立状态，为双方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启了大门。尼克松对此项重大外交成就极为重视，曾公开评价此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一九四〇年，理查德·尼克松与帕特·尼克松正式结为夫妇，两人共同组建了家庭，并育有两名女儿。长女名为帕特丽夏·尼克松·考克斯，次女名为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这个家庭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与公众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尼克松个人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尼克松是一位具备深远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他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与阅历，其政治敏锐度也常常令人称道。（《美国历任总统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尼克松历史将不会忘记尼克松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在美国国内，尼克松的公众形象始终伴随着诸多争议，但他在1972年顶住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以非凡的勇气和决断力毅然访问中国，这一举动成功推开了长期紧闭的中美交往之门，结束了两国间持续多年的对峙与隔阂，其所立下的历史功绩必将长久地被后世所铭记。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五名隶属于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秘密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他们的任务是偷拍内部文件并安装窃听装置，以获取民主党关于竞选策略与活动安排的核心情报，然而这一行动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五人当场遭到逮捕。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连任前景，时任总统尼克松随即施加压力，试图掩盖事件真相；同年十一月，尼克松在大选中成功获得连任。一九七三年一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起被称为“水门盗窃案”的事件。随着调查工作不断推进，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此事与共和党内部的“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存在密切关联，甚至直接牵涉到当时刚刚连任不久的总统尼克松本人。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美国众议院以四百一十票赞成、四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同意授权司法委员会获得更大调查权限，正式启动对尼克松的弹劾程序；同年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期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先后批准了弹劾委员会提交的三项弹劾声明；八月九日，面临巨大压力的尼克松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期内主动辞职的总统。此后，时任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依法接任总统职位；九月八日，福特总统宣布对尼克松给予无条件赦免，使其免于进一步的法律追究与刑事处罚。二零零五年，福特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专访时，首次透露了当年作出特赦决定背后的个人考量，福特表示自己始终将尼克松视为朋友，不愿看到其晚年承受更多公众羞辱，同时他要求这段谈话内容必须在其去世后方可公开。二零零六年福特逝世后，这一深藏多年的访谈记录终于被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