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王汝梅

黄华同志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出生在河北省磁县。自中学阶段开始，他便积极追求进步思想，受到革命思潮的深刻启蒙。一九二九年，他顺利考入东北交通大学预科学习，在此期间系统阅读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初步接触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日益猖獗，黄华同志深切为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感到忧虑，由此立下誓言，要为挽救民族于危亡而奋斗。一九三二年秋季，黄华同志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继续深造。随着日本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步步紧逼，北平学生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持续高涨。他积极参与燕京大学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抗日救国会，并且牵头组建了东北问题研究会，全身心投入到爱国救亡的伟大洪流之中。一九三五年五月，他被推选为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秋天，他加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随后正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华北事变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黄华同志积极参与并组织指挥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此后，为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他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并担任第三团团长，深入广大工农群众之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政策。一九三六年一月，黄华同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及学生联合会主席。同年六月，经中共北平市委批准，他担任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翻译，陪同其秘密前往陕北苏区进行采访。在陕北苏区期间，他亲身参与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与征途。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同年十一月，他被分配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部工作，担任后方司令部秘书兼英文翻译。一九三七年八月，他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黄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主要负责接待和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之后，他先后在西安、武汉等地从事青年工作，历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等重要职务。他在武汉积极参与筹备成立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参与创办云阳青年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力量，完成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九三九年，黄华同志返回延安，参加筹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并担任学校教育长。一九四一年六月，他到中共中央军委工作，担任朱德同志的政治秘书。同年十月，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参与中国共产党各项对外交往工作。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参加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年七月，为接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中共中央军委成立外事组，他担任外事组成员、翻译科科长、联络科科长。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他正确执行党的外事工作方针政策，坚持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紧密结合，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对外交往与对外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华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一月抵达北平，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代表团新闻处处长。他协助叶剑英同志妥善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及美国方面的关系，并负责联系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新闻官员，向驻北平的中外记者发布新闻消息、提供军调处小组的工作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立场与主张，揭露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大规模运送军队至华北、东北地区发动内战的阴谋。他还积极同驻北平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建立联系，努力为解放区争取急需的药品、医疗设备和农业生产物资。全面内战爆发后，黄华同志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回到延安。同年三月，他再次担任朱德同志的政治秘书，跟随由刘少奇、朱德同志组成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华北地区转移。同年七月进驻西柏坡，随后参加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担任晋察冀阜平（王快区）土改工作组组长，同时兼任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他深入土地改革第一线，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政策，从事土改复查和“填平补齐”等具体工作。平津战役胜利后，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奉调至天津，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随后调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参与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负责处理各项对外事务。同年十月，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为解决涉外工商业中的劳资纠纷等问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华同志长期投身于外交工作。在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多次参与新中国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三年调入外交部，先后担任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和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等职务。一九五四年四月和一九五五年八月，他随同周恩来同志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万隆）会议，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一九五八年八月，担任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一九六零年八月，黄华同志出任中国驻加纳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一九六六年三月，担任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特命全权大使。在任职期间，他大力开展各项工作，广泛结交各界朋友，有效促进了中加、中埃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增进了中加、中埃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他还曾率团访问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达荷美（今贝宁）、毛里求斯和刚果（布）等非洲国家，为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一九七一年七月，黄华同志担任中央三人小组成员，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接待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为打开中美建交的大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后，黄华同志出任中国首任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同年十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后，黄华同志于同年十一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副团长和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代表。在重返联合国的最初五年里，中国代表团充分利用联合国这一重要多边外交平台，同十几个国家进行了建交谈判，并签署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代表团于一九七二年初向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该提议获得联合国大会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为日后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清除了国际法理上的障碍。黄华同志（左）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黄华同志担任外交部部长，一九八零年九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一九八二年五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黄华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对我国外交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尊严，努力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他先后陪同中央领导同志或亲自率团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的五十多个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呕心沥血，为给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坚持深入实际，注重实事求是，不断加强外交干部队伍建设，推动外交礼宾改革。他以对党和国家的高度忠诚和高超的外交艺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显著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黄华同志曾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十九届、三十二届、三十三届、三十五届、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一九七八年八月，他同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一九七八年，他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主持了与美国代表的建交谈判工作。一九七九年随同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一九八二年与美国国务卿黑格签署了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一九八二年十一月，黄华同志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并与苏联外长举行会谈，这成为中苏关系改善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期间，他还领导外交部就香港回归祖国事宜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努力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为我国外交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八三年六月，黄华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参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和其他各项工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充分发挥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的丰富经验与优势，大力拓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对外交往活动，接待并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议长、议员或议员代表团。一九八四年二月，黄华同志率团出席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首届大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他先后率团访问了坦桑尼亚、赞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芬兰等国家。从一九八五年起，他参与国际行动理事会及其历届年会活动，大力宣传我国对外开放、维护国际和平以及反对“台独”等政策主张，积极扩大中国对外国议会和众多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黄华同志曾先后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和中国长城学会会长等职务，积极从事国际友好交流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相互理解付出了不懈努力。黄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