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侯孝贤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即现今的梅州市区），在他仅仅四个月大的时候，便随同全家人一同迁居至台湾生活。待到六岁那年，全家最终在高雄凤山定居下来。侯家的住所靠近当地的城隍庙，年幼的侯孝贤时常流连于庙内，观看台上演出的各类传统戏剧，同时也频繁光顾庙口附近的戏院观看电影。不仅如此，他还常常与兄长一起在街边的书摊驻足，阅读了大量题材各异的小说作品，这些早年的经历无形中滋养了他对叙事与影像的初步感知。然而，从十二岁到十八岁这段成长的关键时期，侯孝贤接连遭遇了父亲、母亲与祖母相继离世的沉重打击，亲人的陆续离去使他深刻体验到生命的无常与世事的变迁，这段充满缺憾与伤痛的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作中反复流露出的、人在时间与空间面前所感受到的苍凉与孤独，埋下了深切的种子。十九岁时，侯孝贤参加大专联考未能如愿，随后他依照规定入伍服兵役。退役之后，他凭借努力考入了艺术专科学校，在那里系统接受了关于电影制作与理论的专业教育。毕业之初，他并未立即投身电影行业，而是从事了约八个月的电子计算器推销员工作，这段踏入社会初期的实践，也让他对现实生活有了更直接的观察与体会。
一九七三年，侯孝贤经由学校方面的推荐，进入了电影《心有千千结》的剧组担任场记一职。他跟随李行导演，从导演助理、编剧等基础工作开始，逐步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由此正式踏入了电影行业的大门。次年，即一九七四年，他担任了爱情电影《近水楼台》的副导演；一九七五年，他又参与了电影《桃花女斗周公》的编剧工作。至一九七九年，侯孝贤为李行执导的电影《早安台北》担任编剧，并凭借该片的剧本成功入围了第十七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这标志着他编剧才华的初步认可。一九八零年，侯孝贤自编自导了其个人第一部电影作品《就是溜溜的她》，在这部影片中，他有意地运用了大量长镜头来营造一种独特而沉静的视觉风格，初步显露出其日后鲜明的作者印记。一九八一年，他再次自编自导了电影《风儿踢踏踩》，该片汇集了《就是溜溜的她》的原班主演人马，包括凤飞飞、钟镇涛等知名演员。一九八二年，由他编导的电影《在那河畔青草青》成功入围第十九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侯孝贤本人也凭借此片入围了最佳导演奖，其导演能力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风儿踢踏踩》和《就是溜溜的她》这两部电影都延续并深化了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独特凝视，进一步奠定了侯孝贤作品中那种舒缓、写意且富于沉思的影像风格基础。同年，侯孝贤在台北结识了作家朱天文，两人并就此商议购买小说《小毕的故事》的版权事宜，以及探讨将《风柜来的人》这部作品搬上大银幕的可能性。《心有千千结》侯孝贤担任场记《桃花女斗周公》海报《早安台北》海报《就是溜溜的她》海报《在那河畔青草青》海报《风儿踢踏踩》海报一九八三年，由侯孝贤参与制作和编剧工作的影片《小毕的故事》正式上映。同年，他与万仁、曾壮祥两位导演联合执导的剧情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也与观众见面。当时正值台湾电影市场经历深刻变革的时期，侯孝贤此前拍摄电影更多是依靠一种“天然”的直觉与经验，但当他接触到如杨德昌、焦雄屏等从国外学习电影归来、并带来了诸多新电影理论与观念的朋友时，内心一度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与迷茫。正是在此背景下，朱天文推荐他阅读《沈从文自传》。侯孝贤从沈从文的自传中发现了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叙事角度：“（沈从文）以一种非常冷静、远距离的角度在观看。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他深受启发，并将这种宛如远镜头般冷静、客观的叙事方式，融入了其执导的影片《风柜来的人》的创作中。该片后来荣获了第六届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获得了国际影坛的肯定。《风柜来的人》与杨德昌的《光阴的故事》一同，被电影史公认为标志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正式开端。在此之后，侯孝贤陆续拍摄了《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尼罗河女儿》等一系列重要电影作品，其中，《童年往事》更是获得了第三十六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奖“新电影论坛奖”的荣誉。《小毕的故事》海报《儿子的大玩偶》海报《风柜来的人》海报《冬冬的假期》海报《童年往事》海报《尼罗河女儿》海报
自1989年起，侯孝贤的创作方向逐渐发生转变，他开始更多地通过家庭内部的变迁来折射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历史性议题，影片《悲情城市》正是这一创作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电影将时间背景设置在1945年至1949年之间，细腻描绘了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一个普通家庭所经历的命运起伏与悲欢离合。在拍摄手法上，该片延续并深化了侯孝贤标志性的长镜头运用，这些沉稳而富有诗意的镜头语言不仅构成了影片独特的视觉风格，也进一步强化了其作者电影的鲜明标识。影片上映后在台湾省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重肯定，同时更在国际影坛赢得高度赞誉，先后荣获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高荣誉“金狮奖”以及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人道精神奖”，这些成就使其被视为侯孝贤导演生涯中的一座艺术高峰。1991年，侯孝贤跨界担任了张艺谋导演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制片人工作，其间他曾就创作提出若干建议，但最终并未被采纳。1993年，侯孝贤执导了传记题材电影《戏梦人生》，该片以出生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布袋戏艺术大师李天禄为主人公，娓娓道来其跨越不同历史时代的传奇人生。这部作品同样在国际上受到认可，获得了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1995年，侯孝贤推出了电影《好男好女》，该片与《悲情城市》、《戏梦人生》两部作品一同被影评界并称为以20世纪台湾社会变迁为背景的“历史三部曲”。凭借此片，侯孝贤荣获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悲情城市》海报《戏梦人生》海报《好男好女》海报
在完成了《好男好女》的创作之后，侯孝贤导演的电影题材与风格呈现出更为广阔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其中，分别于1996年和2001年推出的影片《南国再见，南国》与《千禧曼波之蔷薇的名字》，便将敏锐的镜头对准了当代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而在1998年，他所执导的电影《海上花》则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上海的英国租界，细腻地描绘了一个妓院中发生的情感纠葛与时代缩影。这几部作品均成功入围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重要竞赛单元，展现了其国际影响力，但最终均与奖项擦肩而过，留下些许遗憾。2003年，侯孝贤执导了由日本知名演员浅野忠信和一青窈共同主演的剧情片《咖啡时光》。这部影片是为纪念已故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诞辰一百周年而特别拍摄的，它不仅是侯孝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他首次完全使用外语进行拍摄的外国题材电影。该片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认可，赢得了第24届伊斯坦布尔电影节的金郁金香奖，侯孝贤本人也凭借此片荣获第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颁发的亚洲年度电影人奖。2005年10月28日，其执导的爱情电影《最好的时光》正式公映，该片由舒淇和张震联袂主演，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入围了第5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侯孝贤亦因此片获得了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的提名。2006年，侯孝贤执导了其首部西方背景的电影《红气球的旅行》。这部电影尝试从东方文化中的人际关系视角出发，去勾勒和解读法国家庭生活的图景以及其中蕴含的“自由”观念，同时特别通过女性的视角，深入探讨了法国女性在生活与情感上面临的困境，并微妙地揭示了其与东方女性处境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关的电影宣传物料包括《南国再见，南国》海报、《千禧曼波》海报、《海上花》海报、《咖啡时光》海报、《最好的时光》海报以及《红气球之旅》中国台湾地区版本的海报。在制片工作方面，《第36个故事》是其担任制片人的作品之一。2007年8月，侯孝贤被授予第60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荣誉金豹奖，以表彰其卓越的电影艺术贡献。同年10月，他又获得了第1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颁发的黑泽明奖。2008年2月，其执导的聚焦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录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上映。2010年5月14日，由他担任制片人的爱情电影《第36个故事》登陆院线；随后在7月2日，侯孝贤本人也在纪录片《海上传奇》中出镜，分享了其艺术见解。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由侯孝贤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金城小子》正式登陆院线；随后在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四日，一部由侯孝贤与朱延平、王小棣、王童等多位导演联合创作的短片集《10+10》于柏林国际影展举行了全球首映，在该合集中，侯孝贤亲自执导的片段讲述了一个关于家族传承的温情故事——母亲将名为“手尾”的金饰赠予出嫁的女儿，以此寄托深厚的情感与延续的期望。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侯孝贤客串出演的青春校园喜剧片《青春派》公映；同年十一月一日，由其担当监制工作的纪录片《看见台湾》也如期上映。进入二零一四年，三月八日，侯孝贤监制的战争题材电影《兰亭》与观众见面；紧接着在三月二十七日，侯孝贤因其卓越的电影艺术贡献，被授予第八届亚洲电影大奖终身成就奖的崇高荣誉。《金城小子》海报二零一五年，侯孝贤倾力执导了古装武侠电影《刺客聂隐娘》。该片创作灵感来源于唐代裴刑所著的短篇小说集《传奇》，特别是其中《聂隐娘》这一篇章。此次拍摄标志着侯孝贤首次与中国大陆进行电影合制，同时也是他从业近四十年以来，首部得以在中国大陆影院正式公映的作品。这部电影在奖项方面收获颇丰，不仅赢得了第十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电影奖，侯孝贤本人更凭借此片相继斩获第六十八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五十二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以及第十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等多个重要奖项。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五日，由侯孝贤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日常对话》在金马影展率先亮相。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其监制的剧情长片《强尼凯克》上映。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九日，另一部由他监制的剧情片《宝贝儿》也与观众见面。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侯孝贤再度获得殊荣，被授予第五十七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由其监制的电影《车顶上的玄天上帝》发布了首支预告片，并定于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刺客聂隐娘》海报然而，在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侯孝贤家属通过公开声明透露，侯孝贤不幸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并正式宣布他已从电影事业中退休。此后，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侯孝贤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女儿的女儿》在台湾地区上映。
侯孝贤的父亲侯芬明先生曾担任黄埔中正学校的教导主任，其后又出任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然而在侯孝贤年仅十三岁时，父亲便不幸离世。此后，家庭接连遭遇变故，他的母亲在他十八岁那年去世，而抚养他成长的祖母也在他十九岁时逝世。侯孝贤在家庭中并非独子，他还有一位哥哥和一位姐姐共同经历这些早年岁月。时隔多年，直到2008年5月，侯孝贤才首次重新回到他的出生地广东梅县进行探亲访问，重返故土。在个人家庭方面，侯孝贤的妻子名为曹宝凤，两人共同养育了一个女儿，取名侯蕴华。侯蕴华曾远赴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卡内基美隆大学主修剧场设计专业，学成之后她返回台湾发展，并担任了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的协力统合经理一职。2007年1月26日，侯蕴华与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的儿子蔡君飞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
2023年10月25日，侯孝贤导演的家属通过一份公开声明，正式对外确认了其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消息，并宣布他已从电影行业退休，结束其漫长的创作生涯。声明中，侯孝贤的家人详细解释道，侯导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确诊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然而这一疾病起初并未能削弱他对电影艺术的深厚热情与执着追求，他依然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持续进行着创作与思考。但令人惋惜的是，侯导后来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并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后遗症，这一健康上的重大打击最终迫使他不得不全面停止所有工作。家属在声明中沉痛地表示：“这对我们整个家庭而言是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发展，我们相信，对于所有在今天得知这一消息的朋友们和广大影迷来说，也一定会感到无比震惊与难以接受。不过，我们恳请侯导的朋友们和所有热爱他的观众不必过于难过，我们会一直陪伴他。”时间来到2026年1月，长期与侯孝贤合作的编剧朱天文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进一步谈及了侯导患病的更多细节。她透露，其实早在从戛纳电影节归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左右，侯孝贤就已经显现出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征兆。朱天文回忆道：“有一次老朋友聚会，侯导中途出去买烟，却迟迟没有回来，后来大家发现他竟然独自一路走到了远处的捷运站。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察觉到了异常，感到非常担忧。”根据相关知情人士的补充信息，2022年侯孝贤感染新冠病毒期间，曾经历大约十天无法正常进食的艰难阶段。虽然他的体力在病愈后逐渐得到恢复，但脑力功能却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认知能力下降了两个层级，并且语言功能区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伤，这些变化都对他的日常生活与交流造成了持续的影响。
侯孝贤导演对于整个台湾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华语电影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在其作品所呈现的、既饱含乡土韵味又折射都市光影，既承载历史追忆又专注当下描摹的独特影像世界中，我们不仅能清晰辨识出他那风格鲜明、卓尔不群的艺术个性，更能从中获取关于台湾社会，乃至扩展至上世纪整个华人世界生存状态与历史变迁的珍贵记录与生动写照。置于全球电影发展的宏大脉络中审视，侯孝贤亦凭借其一系列极具震撼力且难以被简单模仿的杰出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的电影美学与创作理念，更直接滋养并启迪了如贾樟柯等后来涌现的新一代华语电影人，其影响力跨越代际，持续绵延。毫无疑问，侯孝贤是百年华语电影历程中所孕育出的最伟大的导演之一，堪称整个华语电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瑰宝。而在纪录片《侯孝贤画像》所捕捉到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侯孝贤，是那个悠闲自在地嚼着槟榔、流连于街边小摊、品味着老人茶、随性唱着卡拉OK、真正与市井生活和底层世界融为一体的侯孝贤。这份源于生活的从容与真切，同样毫无保留地渗透在他的每一部电影作品之中。在他的创作哲学里，似乎没有僵化的教条，也没有固定的范式，有的只是瞬间迸发的灵感、不断涌现的构想、坚持不懈的实践，以及一个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丰饶的艺术宇宙。侯孝贤，这位时而背对观众进行深邃思考、时而又全然面向观众倾注丰沛情感的“电影诗人”，正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构建并守护着他那纯粹而动人的影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