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侯宝林先生于天津降生。由于出生时辰正值酉时，家人便亲切地唤他作“酉儿”。他的家庭条件颇为清贫，生活并不宽裕。一九二二年春天，经由养母张氏的兄弟张全斌携领，年幼的侯宝林被带往北平，过继给张全斌的妹夫侯连达夫妇作为义子，当时取名侯宝麟，直至一九三九年方更改为侯宝林。一九二五年，他曾短暂进入北平市立第二十七小学就读，这是一所义学，但仅仅三个月后便因故中断学业。自一九二六年起，由于养父不幸失业，家庭生计陷入困境，年仅九岁的侯宝林不得不早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他尝试过各种零活来补贴家用，包括捡拾煤核、沿街叫卖报纸、为人拉送水车，甚至前往粥厂领取救济粥食或乞讨度日，这些艰辛的经历成为他早年生活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侯宝林的艺术生涯与个人生活中，他与夫人王雅兰相濡以沫，共同走过漫长岁月；在相声传承方面，他与爱徒马季之间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在舞台合作上，他曾与搭档郭全宝默契配合，共同创作并表演了许多经典相声段子；此外，他也曾与刘兰芳、陈云等文艺界人士有过交流或合作，这些关系共同勾勒出他丰富而多维的人生图景。
一九二九年，侯宝林最初在一家制作腿带的小作坊里当学徒，随后正式拜入京剧艺人严泽甫门下学习技艺。仅仅三个月后，他便开始走上街头进行卖艺实践。在此期间，他的师父严泽甫活跃于天桥三角市场，与当时有名的民间艺人“云里飞”合作搭班，以“撂地”的形式进行露天表演。侯宝林每日白天跟随师父前往天桥，每当师父与“云里飞”的演出暂告一段落时，他便会抓住间隙登台，表演京剧片段以及滑稽二黄等节目；到了夜晚，他还要背着身有残疾的师兄，与师父一同前往妓院卖唱以维持生计。次年，由于无法继续忍受师父与师兄的苛刻对待乃至虐待，侯宝林选择了逃离，但不久后被其养父寻获并送回了师父那里，只得继续在天桥一带从事“撂地”演出。一九三二年，养母张氏去世后，其家庭住址变更为福寿里二十一号。几乎在同一时期，师父一家也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太原谋求演出机会。侯宝林就此与师父告别，返回自己家中，并在第二天便加入了鼓楼市场内由李四所经营的小戏班子，在那里以边学边唱的方式继续钻研京戏艺术。同年，由于长期拖欠房租难以偿还，他被迫离开了原先的住所，只能暂时寄宿在戏班班主李四的家中度日。
一九三三年，在西单商场建成开业后，已在鼓楼市场工作了一年有余的侯宝林，经由鼓楼市场的戏曲同行引荐，前往西单商场加入马绍箴所组建的戏班，专门从事京剧表演。在一次颇为偶然的场合中，侯宝林开始独立尝试进行相声表演，并逐渐展现出在这方面的天赋与潜力，获得了一定的关注。此后，他更得到机遇，正式拜在相声名家常宝臣先生门下，通过系统学习使自己的表演技艺不断进步，日趋成熟。到了第二年，由于侯宝林在承担京剧演出任务的同时又兼演相声，引起了戏班班主的不满与反对，他在班内受到一定排挤，最终不得不离开西单商场，重新回到天桥一带，与昔日合作过的“云里飞”再次联手，继续以表演京剧为主的艺术活动。一九三五年，侯宝林再度于鼓楼市场摆地演出，靠卖艺维持生计，随后又一次返回西单商场，将精力集中于清唱滑稽二黄这一表演形式。次年，他与周玉奎、刘醒民等艺人结成搭档，继续在西单商场从事滑稽二黄的演唱。一九三七年，侯宝林开始与郭启儒合作，两人联袂在天津、北京等地区进行巡回相声演出，所到之处颇受广大观众欢迎与好评。第二年，侯宝林又一次重返天桥，与“云里飞”开展新的合作。每个夜晚，他与“云里飞”的儿子白全福，以及郭全宝、王宝童等艺人同台表演相声，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同年年底，他白天依然进行滑稽二黄的清唱，晚上则与“云里飞”父子、王宝童、李宝祺等人在花市大街的蒋家棚子联袂献艺，表演相声节目。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侯宝林与李宝祺一同拜入相声前辈朱阔泉门下，通过隆重的拜师仪式正式成为相声门派的传人，这标志着他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他的相声艺术由此步入更为广阔的发展阶段，逐渐迈向新的艺术高峰。
一九三九年，他开始为师父朱阔泉先生捧哏，并于天桥新民茶社首次正式登台表演相声，由此开启了职业演艺生涯。此后，经朱老师引荐，他与师弟李宝祺一同前往西单商场北场，与高德光、高德亮、张少棠、戴少甫等艺人同台演出，积累了宝贵的舞台经验。次年六月十日，应天津燕乐戏院之邀，他与师叔郭启儒搭档签约，赴天津进行演出。同年，他在天津结识了京剧演员王雅兰。一九四三年，他除了在电台参与节目制作外，还奔波于燕乐、大观园、天宝、玉茗春等多家戏园子之间赶场演出，凭借日益精进的技艺与人气，逐渐跻身天津著名的五档相声行列。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电台策划了一次津京两地连播特别节目，他与张寿臣先生合作，通过电台实现了两地同步播出的相声表演《俏皮话》。此后，他与一名叫赵明（光裕）的大学生共同组织北艺剧社，开始尝试话剧演出，参演了《情天血泪》《上海繁华梦》《摩登夫人》《梁上君子》等剧目。一九四五年，他在天津南市群英戏院登台。五月，应约返回北平，在上海游艺社演出并担任“大轴”角色。八月，再次回到天津大观园持续演出一个月。九月底，他重返北平上海游艺社继续表演。同期，他还在华生电台、中国电台、国华电台等商业电台承接广告播报工作。次年秋天，他转至世界游艺社与升平游艺社演出，历时两个季度。在此期间，他仍活跃于多家商业电台，从事演出与广告播报。年底，他独资创办北艺广告社，拓展个人事业。同年，他聘请英文打字员朱先生指导学习英语会话，并有意识地将英语元素融入相声小段的创作中。一九四七年，他在北平上海游艺社及商业电台进行演出，随后又于西单游艺社登台。一九四八年，他继续在西单游艺社和商业电台演出，偶尔承接堂会表演，同时也独立从事广告业务。一九四九年八月起，他参加了两期北平戏曲艺人讲习班的学习，每逢周一、三、五上课，系统听取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艺人的道》《戏曲的前途》等系列专题讲座。同年秋天，他首次为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表演相声，这成为其艺术生涯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九日，为顺应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老舍等多位文艺界人士的鼓励与协助下，侯宝林与孙玉奎、罗荣寿、高凤山等同行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该小组致力于相声艺术的推陈出新，在此期间集体创作并推出了多段新相声，包括《婚姻与迷信》《一贯道》（合作作品），以及由孙玉奎执笔的《二房东》等。同年，侯宝林正式收贾振良、黄铁良为徒。次年三月，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担任曲艺服务大队中队长一职；后该队改编为文工团，他出任副团长。在朝鲜前线，他根据所见所闻自编了两段反映战地生活的相声《杜鲁门画像》《狗腿子李承晚》。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段名为《飞虎山》的韵文唱词，这段唱词灵活性很强，可用太平歌词、大鼓、坠子、快板等多种曲艺形式进行表演，后来还被制作成唱片《如此美国》发行。同年年底，他参与了老舍电影作品《方珍珠》的拍摄，在片中饰演角色白二立。 一九五二年六月，侯宝林与搭档郭启儒一同前往上海，临时加入上海北方曲艺团进行演出与交流。同年，北京市文艺处牵头组建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侯宝林被委以总团长的重任。也是在这一年，他再次涉足影坛，参与了电影《方珍珠》的拍摄，同样饰演相声演员白二立。一九五三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特别邀请，他创作并演播了其艺术生涯中唯一一段专为儿童创作的相声《大中进步了》。次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相声《贼说话》，这段录音成为该电台现存侯宝林最早的音响资料。同年年底，应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之邀，他加入该团成为其中一员。同年，他还对郎德沣等六人原著的相声《夜行记》进行了改编，该作品因其出色的艺术表现荣获中国曲艺研究会颁发的“优秀曲艺作品奖”。 一九五五年春节期间，侯宝林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的临时演出活动。三月，他以合同演员的身份与该团建立合作关系，并于五月一日正式加入说唱团。同年，为积极响应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号召，他与学者吴晓玲携手合作，共同创作了新相声《普通话与方言》。也是在这一年，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一系列相声节目，包括《不宜动土》《卖包子》《捡金子》《交租子》等。次年二月十一日，他参与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节目的拍摄《春节大联欢》，并与郭启儒合作表演了相声《夜行记》。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在全国曲艺优秀节目演出大会上，侯宝林表演的相声《美蒋劳军记》因内容紧密配合革命斗争与生产建设主题，被评为优秀节目。同年十一月，他着手回忆并系统整理了四十四段解放后未曾公开演出和广播的传统相声，同时挖掘并录制了传统相声《卖马》以及新相声《总统的鼻子》，并与马季合作录制了一段《降神会》。次年一月，在中央统战部与政协俱乐部的支持下，他发起组织了“笑话会”活动，旨在促进曲艺界的交流与创作。四月，他挖掘、整理出《传统相声记录稿》共四册，这套资料在当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仅限于内部交流。八月三十日晚，他亮相中央电视台的《笑的晚会》节目，与郭全宝合作表演了相声《戏剧与方言》《阴阳五行》。十二月，他应邀赴天津参加由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笑话晚会》活动。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笑的晚会》上，侯宝林与刘宝瑞、马季三人联袂献艺，合演了传统相声《扒马褂》。同年九月，他率领一个五人创作组深入唐山开滦煤矿体验生活，历时四十天，创作出五段生动反映新中国矿工日常生活以及先进人物事迹的相声作品，分别是《给您道喜》《全家福》《侯大胆》《煤论》《选对象》。十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他们在开滦煤矿及唐山市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巡回演出，共计演出二十场。同年，他收李文欣为徒。次年七月，侯宝林借上海滑稽剧团赴京演出之机，组织举办了南北方曲艺学习与交流座谈会，促进了不同曲艺流派之间的相互借鉴。九月，其作品集《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共二十五段相声。十月，他为电台录制了相声《戏迷》《改行》。同年，他再收胡必达为徒。 一九七三年，侯宝林收丁广泉为徒。次年四月十六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在广播剧场与郭全宝合作演出了相声《种子迷》。十月下旬，他与郭全宝、许多、赵连甲、蔡兴林等人受派前往胶东地区的七八个县深入基层体验生活，进行创作采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他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他为当时在湖南休养的毛泽东主席专门录制了包括《关公战秦琼》、《戏剧与方言》、《改行》在内的共十二段相声。次年七月，他在北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并被选入老演员演出队，表演了相声《采访记》。 一九七六年十月，他与他人合作创作了歌颂财贸战线新人新事的相声段子《不挂“客满”牌》。同年，他收贾继光为徒。次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了相声《采访记》。三月，他在文革后创作和改编的相声作品集《再生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月二十三日，他被任命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总团艺术指导。四月二十二日，他从云南转赴四川成都，慰问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负伤的伤员。七月，他正式宣布退出舞台演出，将工作重心完全转向相声艺术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同年，他还参加了中央慰问团，远赴云南慰问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广大指战员。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室正式委派专人协助，启动了《自传》的撰写工作。同年五月五日，其主持了中国曲艺家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的相声创作座谈会。七月间，与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南开大学教授薛宝琨、山东大学教授李万鹏共同合作完成的《曲艺概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九月，前往丹东出席了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主办的学术年会。十月，又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语言协会的成立大会。次年十月，与他人合作编著的《相声艺术论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正式收韩宁为徒。一九八二年三月，受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曲艺分卷编委会委员。三月三十日，出席了《科普创作》编辑部在北京举办的“科普曲艺座谈会”。四月，赴香港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演出交流，随后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专题演讲。四月二十七日，于香港收美籍华人吴兆南为徒。同月，其著作《侯宝林自传》（上）与《相声溯源》先后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七月下旬，前往沈阳参加了第三次满族文学史学术研讨会。次年二月，《侯宝林谈相声》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月十三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春乐文艺晚会”上，将已停演长达三十二年的相声演员反串京剧这一表演形式首次呈现于电视荧屏，并在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饰演萧何一角。四月十七日，艺术语言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其被推举担任副会长一职，并为研究会提供了资金与物资方面的捐赠。五月四日，应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的邀请，为该校的华侨学生专门讲授了《中国的相声艺术》的相关内容。
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这一天，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于陈云等同志的热切关怀与大力扶持下正式宣告成立，其中侯宝林先生是主要的发起人与筹建人之一，为此付出了诸多心血。同年的二月，他应邀为艺术语言研究会举办的系列讲座连续授课三次，这一系列讲座的总题目定为：《相声语言艺术》。到了四月，他在石家庄举行收徒仪式，将康达夫、李如刚二人纳入门下。六月二十五日，他前往青岛出席了全国相声作品评比讨论会，与同行们深入交流创作经验。七月八日，仍在青岛期间，他又收下了师胜杰为徒。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侯宝林以艺术指导的身份率领中国曲艺说唱团远赴美国进行访问演出，实现了中国曲艺历史上首次正式的海外公演，意义非凡。十二月二十九日，该团结束在美国的演出后飞抵香港，并应香港联艺娱乐公司的邀请，在当地连续献演八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进入次年三月，侯宝林赶赴昆明参加“喜剧创作研讨会”，积极探讨喜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八月二十六日，他应中国曲协云南分会的邀请，出席了由云南省文联、云南省曲协及云南省剧协联合举办的茶话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云南的曲艺队伍应该壮大》的讲话，分享了自己对曲艺事业的见解。九月，列宁格勒苏中友协副会长、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文学教研室副教授司格林访华，侯宝林与其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促进了中外曲艺研究的对话。十月一日，侯宝林正式重返舞台，再次与广大观众见面。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他应黑龙江省财政厅的邀请前往哈尔滨，为该省财政税务系统的职工进行慰问演出，表演了自己创作的相声作品《也有你一份》，获得了良好反响。同年七月，他在开封收下了当地相声演员金艺为徒。十月，其著作《侯宝林自选相声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一九八八年一月，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挖掘与抢救传统相声艺术，侯宝林自筹资金着手拍摄《侯宝林相声艺术》专辑，但仅完成了《改行》、《讲帝号》和《猜谜语》三段内容后，便因资金困难而不得不中止拍摄。同年二月，他与王朝闻、陈荒煤、吴晓玲、许嘉璐、方成等共十一人共同发起倡议，呼吁成立“中国笑的艺术研究会”，以推动喜剧艺术的研究与发展。四月十一日，他为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的华侨学生及外国留学生授课，传播曲艺知识。四月间，他又尝试自筹资金拍摄《北京市声》，再次因资金不足而中途停顿。八月，侯宝林受聘担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贡献力量。次年六月，他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以表彰其在艺术领域的杰出成就。九月二十三日，他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文艺晚会，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南海登台演出，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一九九零年四月五日，侯宝林担任上海国际相声交流演出艺术总顾问，参与了上海相声国际交流演播会的相关活动。五月，他前往西安等地进行演出。十月，他被山东省烟台市文化局聘为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名誉校长。一九九二年七月六日，他完成了《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的撰写工作。十月一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内，他与前来探视的苏叔阳、李小光、侯耀文、冯巩等人畅谈相声的历史渊源、表演技巧及各流派特点，气氛十分融洽。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委托许嘉璐代为执笔完成了文章《最后的话》。同日，他还委托律师就录音制品被侵权一事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骤然爆发，整个社会陷入剧烈的动荡与不安之中，娱乐行业也随之步入萧条期。在此艰难时局下，侯宝林的生活亦遭遇困境，后经友人引荐，他于北京东城的福寿斋纸店获得一份短工，每日从事装订日历和月份牌的工作，依靠这份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至一九四一年，尽管侯宝林在艺术事业上已呈现蒸蒸日上之势，然而身处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中国战火连绵，物价飞涨，民生维艰；加之其妻子连秀贞染有不良嗜好，家庭负担沉重；而资方又屡屡以“合同”为托辞，拒绝提高工资。多方压力之下，侯宝林的生活日渐入不敷出，难以支撑。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侯宝林列席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有关国内形势的重要报告。次年十月二十三日，他担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列席委员，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同时亦兼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及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五年，侯宝林曾赴厦门大学进行讲课。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又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一九六三年三月，侯宝林受聘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一名学生的特邀论文导师。同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在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侯宝林的创作活动被迫中断，他返回北京。不久之后，即遭到隔离审查，被关押于北京原广播学院的一栋灰楼内，每日从事刷洗厕所、铲运煤炭等体力劳动，并被要求撰写关于所谓十七年“反党”行为的交代材料，期间不准回家。直至同年十月，他才被暂时释放回家。一九七三年六月，侯宝林前往北京针织总厂进行深入生活体验，实行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期一个月。同年八月，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在北京出席了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六月十七日，又出席了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同年八月，侯宝林为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班授课。十月三十日，他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十一月，当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三日，侯宝林被北京大学聘为中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随后应邀前往辽宁大学中文系讲学。八月二十九日，他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并担任主席团成员。次年一月四日，应日本艺术家、日中音乐交流协会会长小笠原美都子及大阪华侨总会理事郭光甲的联合邀请，侯宝林以团长身份率领中国文艺友好访日考察团，前往日本大阪、神户、京都等多个城市进行艺术考察、文化交流与友好访问。同年二月，他被聘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历史文物咨询委员会委员；四月，受聘为华中工学院兼职教授；六月七日，在北京语言协会召开的“汉语规范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同月，又以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身份应邀至辽宁大学讲学，并被辽宁大学中文系聘为兼职教授；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北京参加了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并担任主席团成员。 一九八二年六月下旬，侯宝林再次赴辽宁大学讲学。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并担任主席团成员。同年十二月，应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三年五月，他前往安徽合肥参加全国语言协会第二届年会；六月四日，出席全国人大第六届一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一九八四年一月，侯宝林被河北大学聘为语言学、美学教授；五月十四日，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六月二十一日，受聘担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担任主席团成员，同时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意大利友好小组”成员；同年七月，被鹤壁矿物局授予“名誉矿工”称号；同月，赴昆明出席全国语言协会年会，并前往大理、保山、德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活动；十月，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荣誉税务专管员”称号。 一九八六年一月，应安徽省阜阳市委、市政府邀请，侯宝林参加该市建市十周年庆祝活动，并正式受聘为阜阳市文化顾问；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五月，被南桐矿物局授予“荣誉矿工”称号；六月，被兖州矿物局授予“荣誉矿工”称号。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七月，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庆祝北京人民机器总厂建厂三十五周年大会上，被该厂授予“名誉员工”称号；九月，受聘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会理事。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侯宝林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次年二月十日，应河北省固安县有关部门邀请，他率团赴河北与当地农民共度元宵佳节；三月十九日，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并任主席团成员。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侯宝林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于北京代表团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如何才能依法征税纳税》的发言。四月一日，他出席了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的茶话会。会议期间，经负责两会保健工作的医生检查，被确诊患有胃癌。四月九日，接受了全胃切除手术。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他带病乘坐轮椅出席了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开幕式。四月十三日，接受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所作的专题采访；四月二十八日，接受中央新闻社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录像；五月十四日下午，接受辽宁广播电台专访；五月十六日，接受美国加州第五季传播公司专访，对方邀请其赴美国领取由洛杉矶市政府颁发的终身艺术成就奖，但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六月二十七日，侯宝林入住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七月，香港方面邀请其赴港参加世界华人大会，同样因病未能前往。八月二十四日，突发高烧。九月十五日，CT检查结果证实肿瘤复发。十一月二日，于宣武医院外科接受食道记忆合金导管扩张手术，手术未能成功。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向律师口述遗嘱，由律师进行笔录；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遗嘱上正式签字。
一九三九年，侯宝林与连秀贞结为夫妻，然而婚后不久，他便察觉妻子竟染有吸食鸦片的恶习。这一发现令他既惊且怒，在连番惊吓与气恼交织之下，侯宝林的身体不堪重负，最终生了一场大病。连秀贞这一不良嗜好持续消耗着家中的钱财，使得侯家的日常开支日益拮据，经济状况渐渐陷入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的困境。到了一九四二年，连秀贞为侯宝林诞下一子，取名双安，可惜这个孩子来到人世不久便不幸夭折。家庭矛盾与经济压力不断累积，最终在一九四四年初，两人选择了离婚。 此后，侯宝林与家住天津忠树里的一位厨师的女儿刘淑芳共同生活，两人同居期间育有一子侯耀中和一女侯耀茹。然而这段感情同样未能长久维系，不久之后便走到了终点。时间来到一九四六年春天，侯宝林返回天津进行演出，偶然间重逢了京剧演员王雅兰。两人原本便是旧识，此次相遇后，在频繁的往来与相处中情谊日渐加深，最终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王雅兰与侯宝林成婚后，先后为他生下了两子两女：两个儿子分别是侯耀华与侯耀文，两个女儿则取名为侯錱与侯咪咪。令人惋惜的是，小女儿侯咪咪在年仅七岁时便因疾病不幸离世，给家庭带来了深深的伤痛。
侯宝林先生门下弟子众多，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贾振良、黄铁良、杨紫阳、马季、胡必达、殷培田、贾冀光、丁广泉、康达夫、李如刚、吴兆南、于世猷、郝爱民以及师胜杰等人。马季的从艺之路始于1956年，当时他同时受到刘宝瑞与侯宝林两位相声名家的赏识，被共同发掘并受邀学习相声艺术，此后他顺利进入中国广播说唱团，开始了专业的演艺生涯。在侯宝林的悉心指点下，马季于1957年正式更改艺名，新名字“马季”来源于当时正在国内上映的一部匈牙利电影《牧鹅少年马季》，此名不仅音韵响亮，而且便于观众记忆，对其日后艺术形象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侯宝林在收徒师胜杰的过程中也有一段佳话：他曾特意邀请高英培一同品尝烧鸡，席间婉转托请高英培从中协助，促成师胜杰拜入门下。由于师胜杰早年曾拜朱相臣先生为师，侯宝林顾虑直接收徒可能引起同行误解，因此希望借重高英培的声望与人缘从中斡旋。最终，在高英培的诚恳沟通与协助下，侯宝林得以顺利收下师胜杰作为自己的关门弟子，这段经历也体现出相声界尊师重道、讲究礼数的传统氛围。
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侯宝林先生收到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因身体状况无法出席，故正式授权亲属代为请假。同月十九日，医院方面向家属及其相关单位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情况已十分危急。次日，即一月二十日，他的弟子马季匆忙从外地赶回北京，来到病榻前，师徒二人进行了一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谈，所讨论的内容全部围绕着相声表演的艺术心得与技艺传承。一月二十三日，姜昆、李金斗等相声界同仁前来探视，侯宝林先生在与姜昆的交谈中，依然关切地探讨了相声艺术的未来发展与春节晚会等相关问题。 进入二月，二月一日晚间，侯宝林先生精神显得异常振奋，竟至通宵未曾入睡。就在这个夜晚，他郑重嘱托家人，务必要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他留给广大观众与听众的《最后的话》，以此作为最后的致意与告别。二月三日上午，他的病情急转直下，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当日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同志专程前来医院探视，他代表党中央对侯宝林先生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其艺术成就与社会贡献，随后亦与家属一同商讨了后事的具体安排事宜。 一九九三年二月四日下午十四时四十二分，一代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当晚，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便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播报了这位人民艺术家逝世的消息，各界为之震动与哀悼。次日，即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载专文，标题写道：“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逝世、尽毕生精力把艺术献给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亦亲自打电话给侯宝林先生的家属，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诚挚的慰问。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详细报道了追悼会的场景：北京各界群众及文艺界人士共计三千余人，怀着沉痛的心情挥泪送别这位德高望重的相声大师，现场庄严肃穆，充满了对一代宗师的无限追思与敬意。
1987年5月，为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捐款一万元。
侯宝林先生在相声艺术中以出色的“柳活”而闻名遐迩，他凭借自身优越的嗓音条件与扎实的京剧表演功底，在学唱各类戏曲唱段时占据了显著的优势，然而这更离不开他长年累月的刻苦练习以及对细节的精研细磨。他曾在演出场合中即兴模仿梅兰芳等戏曲名家的经典唱腔，其惟妙惟肖的演绎竟使得门外值守的服务员误以为是演员本人在现场演唱，这一轶事生动地印证了侯宝林在学唱方面所投入的深厚功夫与所达到的以假乱真的艺术境界。
侯宝林先生的幽默艺术，其核心魅力在于他善于在创作与表演中捕捉并凸显生活中的矛盾，以此营造出鲜明的滑稽效果，同时赋予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实现情感传递与意义表达的目的。他的滑稽绝非肤浅的逗乐，而是一种承载着明确态度与丰富情感的独特表达。例如，他那句关于自行车的经典描述：“除了车铃不响哪儿都响”，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这种不直接点明状况，而是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引导听众自行领会背后窘境的表达方式，自然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相较于滑稽，幽默往往处于更高的艺术层次，它本质上是一种精巧的语言运用艺术，蕴含着相当的智慧与巧思。它要求表达者让语言“拐个弯儿”，无论是通过口头讲述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呈现，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引发笑声，更在于能够传递出值得回味与思索的深层意蕴，使人在会心一笑之余，还能有所感悟和启发。
在长达六十载的艺术生涯中，侯宝林先生始终潜心钻研并不断推动相声艺术的发展，将无数欢笑与感动带给广大观众。他与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相声艺术家共同努力，使这一艺术形式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抵达了一个备受瞩目的艺术高峰。侯宝林先生还格外重视对年轻一代的培养与提携，后来在相声舞台上活跃的许多名家都曾受教于他，堪称桃李满园。在旧时代，艺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且往往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依靠一些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来换取温饱，因此传统相声中难免掺杂了不少糟粕内容。然而侯宝林在那样的大环境中却能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始终坚持不说“荤口”、不耍贫嘴、不打不骂，以趣味高雅、意味深长的文明相声来谋求生存与发展之路。在相声表演中，模仿并学唱戏曲等内容的段子被称为“柳活”。侯宝林的相声造诣广受认可，尤其以柳活见长。他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加上自幼学习京剧所打下的扎实功底，在学唱方面自然具备优势。但更为关键的是，他始终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与一板一眼的刻苦磨练，深信功到自然成。凭借辛勤努力与不懈奋斗，他从旧社会一位“画锅撂地”的街头说唱艺人，逐渐成长为新中国备受尊敬的相声艺术家；他勇于大胆革新、倡导文明风气，使相声从市井瓦舍之间登上大雅之堂，进而走入千家万户，成为新中国曲艺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与引领者；他始终以民为尊、为民求乐，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因此被广大百姓亲切地誉为“幽默大师”。侯宝林先生被公认为相声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在他七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他奋斗不息，锐意革新，既潜心于创作，也踏实从事理论研究，从而使得相声成为一种深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可循规范与传承体系、并能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形式。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头条19号的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的故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简要维护与修缮后，已于2007年11月27日当天正式举行了揭牌仪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处具有纪念意义的住宅是侯宝林先生当年动用自己多年的辛勤积蓄所购置的，在故居内部，陈列着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系统展示了侯宝林先生艺术生涯中各个不同阶段的影像记录。此后，为纪念这位相声泰斗，2018年1月19日晚上，一场以“纪念侯宝林诞辰100周年”为主题的新年相声大会隆重上演。该活动由河北省曲艺家协会牵头主办，并联合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以及洪顺曲艺社共同承办，它不仅是石家庄市引进高雅艺术演出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恰逢洪顺曲艺社成立七周年的庆典时刻。侯宝林故居作为其生平的重要实物见证，持续吸引着众多艺术爱好者与市民前来参观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