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九），贺龙（原名贺文常）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城北约十二点五公里的洪家关，他的家庭是一户典型的贫苦农户。父亲贺士道依靠裁缝手艺维持生计，母亲王金姑则常年在家务农。全家仅有三亩贫瘠的田地，生活十分艰辛。位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的贺龙故居见证了这段早年岁月。一九〇一年，贺龙（此时学名贺平轩）进入当地私塾开始读书。一九一〇年，桑植县遭遇严重水灾，为了分担家庭负担，年轻的贺龙与几位友人结伴，在湘鄂川黔交界的边境地区以赶骡马、贩运货物为生，在此期间，他们深切感受到了边境盐局及各类税卡的重重盘剥与欺压。一九一四年，经由在桑植高等小学执教的留日学生陈图南介绍，贺龙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从此投身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革命斗争之中。他曾奉命前往石门、沅陵两县开展兵运工作，因行动暴露而连夜返回常德。不料在途中遭遇土匪绑架，随后又与这些土匪一同被沅陵警备队逮捕入狱，最终由其父贺士道多方筹措、买通官府，才得以取保获释。一九一六年一月，贺龙与陈图南以及其大姐夫谷绩廷共同领导了湘西暴动，他们成功夺取了石门县泥沙团防队等处的八十余支枪械，并发动当地群众参与，但两次攻打石门县城的行动均未成功，暴动最终失败。同年三月十六日，贺龙率领二十余名乡邻，突袭并捣毁了芭茅溪盐局税卡，缴获十二支枪，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农民武装。同月下旬，他被推举为桑植讨袁军总指挥。四月，又出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至六月，贺龙率部移驻常德时，所部却被湖南督军谭延闿设计缴械；他本人因恰巧外出而幸免于难，只得返回家乡。九月，贺龙前往长沙，与中华革命党重新取得联系，继续坚持斗争（也是从此时起，他正式改名为贺龙）。一九一七年九月，贺龙奉命回到湘西地区发动武装斗争，担任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同年十二月，其部队被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吞并，他本人亦被扣押七天后才获释，此次经历使他决心返回家乡重新组建武装力量。在石门与慈利两县交界处的两水井，贺龙与吴玉霖仅凭两把菜刀，夺获两支枪支，随后召集十八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湖南援鄂的护法军队伍，开赴湖北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这一事迹后来演变为广为流传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生动故事。一九一八年春天，贺龙被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任命为该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一九一九年夏季，他又被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委任为团长。一九二〇年七月，王子豳遭其副使卿衡谋杀，其子王育寅在慈利起兵复仇。鉴于王子豳生前已表现出向孙中山靠拢的倾向，贺龙遂决定支持王育寅讨伐卿衡。同年九月，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委任贺龙为第三梯团团长。十月，他转任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一九二二年春夏之交，贺龙跟随孙中山派往四川的原川军师长石青阳入川，担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期间率部击败了由吴佩孚支持的黔军袁祖铭部，并成功攻占涪陵。秋季，部队移驻彭水。同年，广东陈炯明发动叛变，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贺龙特意派遣参谋前往上海晋见孙中山，向他表达了竭尽全力支持革命事业的坚定决心，孙中山亦复函给予慰勉与鼓励。一九二三年六月，贺龙出任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他与汤子模、周西成等部协同作战，切断了长江交通线，有效阻断了北洋军的增援。九月，贺龙在涪陵亲自指挥部队，截扣了为吴佩孚运送军火入川的日本日清公司客轮“宜阳丸”，在行动中击毙了开枪拒捕的日方船主，俘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并缴获子弹达八十二万余发。同年冬季，讨贼军内部出现分化，整体阵线随之瓦解，重庆失陷，讨贼之战最终失败。这段经历使贺龙开始对孙中山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的方式产生怀疑，他曾感慨道：“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革命，要有本钱，不是经商，可以借钱做买卖。”一九二三年，担任四川陆军暂编第9混成旅旅长的贺龙正处于这一思想转变时期。一九二四年夏天，贺龙率部移驻贵州铜仁县，在此期间，他收到了在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的桑植籍学生以及秘书长严仁珊的亲戚周逸群寄来的大量进步书刊和介绍国共合作情况的信件，阅读之后他兴奋地表示：“确实这样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他一度打算辞职亲赴广东，但未获准许，于是改派参谋前往广东晋见孙中山。同年十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滇川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令，命其取道湘西，北伐曹锟、吴佩孚。贺龙率领所部作为建国联军的先遣队返回湖南。就在这个冬天，他与夏曦、陈昌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次接触，深入商谈国家前途与时局。一九二五年二月，贺龙被任命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四月十五日，他又出任澧州镇守使，管辖七个县。当时澧州所属各县正遭遇持续旱灾，民生困苦，贺龙到任后全力投入救灾赈荒工作，同时整顿地方金融秩序，清剿土匪以安定乡里，并积极兴办学校以启民智。当“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的消息传来后，贺龙亲自向长沙、上海等地的学生和工人团体发出支持电文，并慷慨捐助三千银元，以实际行动声援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十月，湖南省长赵恒惕对贺龙在澧州的施政举措深感不满，下令出兵讨伐，派兵包围澧州。贺龙在压力之下被迫率师转移，同时向全国通电，详细阐明事件的是非曲直，随后将部队暂时驻扎在贵州铜仁、松桃一带休整待机。
一九二六年春季，贺龙得知广州国民政府正筹划发动北伐军事行动，随即集结部队宣誓回师湖南，迅速占领了沅陵等多个重要地区，为迎击吴佩孚、张作霖所组建的“讨贼联军”旗下叶开鑫部进行积极备战。同年七月十六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贺龙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一职，他由此率部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北伐战争之中。至八月，其职务又调整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此期间，贺龙对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遣共产党员周逸群带领宣传队抵达第一师表示热烈欢迎，并主动提议全体宣传队员留在师内协助工作；他还向周逸群坦诚表达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意愿，同时恳请中共湘区省委派遣干部前来协助开办政治讲习所，以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九月，贺龙指挥部队攻占公安县，随后在黄金口、斗堤湖等地经历连续激战，最终击溃北军卢金山所部。此后，他正式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着手系统建立各级政治机关，逐步配齐政治工作人员，并公开支持符合条件的下属官兵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十二月，其所率部队成功攻克宜昌。随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将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仍由贺龙担任师长。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贺龙在汉口果断逮捕了蒋介石派遣至武汉、企图策动西南军队转向投蒋的秘书长李仲公。同年四月，他又严肃处理了暗中图谋投靠蒋介石、策划闹饷并制造内部事端的陈图南。自四月至六月间，贺龙率部进入河南，参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的第二次北伐战役，先后经历逍遥镇激烈交战、攻取临颍、占领开封等重要军事行动。六月十五日，独立第十五师奉命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贺龙升任军长。同月二十六日，他依照指令率部返回武汉驻防。以上即为贺龙率领部队参与北伐进军过程的主要路线与关键事件。
1927年7月初，贺龙在武汉首次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会面。会谈中，他明确向周恩来表达了坚定的政治立场：“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我认定共产党是最为先进和正确的政党，我决心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为革命事业奋斗。”7月10日，贺龙接受了由周逸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将当时正遭受国民党右派残酷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纠察队安全编入其麾下的第二十军教导团，为革命力量保存了有生力量。15日，汪精卫悍然发动“七一五政变”，公开背叛革命。贺龙果断命令部队在武汉三镇的众多共产党机关以及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门外悬挂第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驻守站岗，以此阻止反动派的搜捕行动，成功保护了从各地被迫害中逃难而来的共产党员三百余人。17日，他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陈词，指出“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贺龙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无论前途如何艰险，都将坚决走到底”。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积极赞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所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并主动表示愿意率领第二十军共同参与此次重大行动。25日，他与叶挺、叶剑英在九江甘棠湖秘密集会，共同商定拒绝执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要求他们前往庐山的命令，决定立即率部开赴南昌。27日，贺龙抵达南昌后，会见了中共方面的李立三、朱德、恽代英、刘伯承等相关人士，在会上明确反对争取张发奎加入南昌起义的计划。28日，他被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任命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肩负起军事指挥的重任。31日，贺龙列席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在8月1日凌晨4时发动起义。当天下午，贺龙亲自召开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动员，他激昂地说道：“国民党已经彻底叛变了革命，原来的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的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事很久了，今天我贺龙决定起义。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同革命到底；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自行离开部队。从今以后，我们要坚决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8月1日，贺龙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共同在南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8月底或9月初，起义军南下途中，在江西瑞金，由周逸群和谭平山介绍，贺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出席了他的入党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0月7日，南昌起义在潮汕地区遭遇重大挫折后，贺龙从陆丰辗转抵达香港，随后于11月初秘密到达上海，再次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告知他，中共中央原计划安排其前往苏联学习军事，但因行踪被敌人发觉并遭到通缉，此行最终未能实现。11月中旬，在等待中共中央重新分配工作期间，贺龙通过周逸群向周恩来提出请求，表示希望前往湘鄂边地区重新组织革命武装。192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常委会批准了贺龙返回湘西组织武装斗争的要求，决定成立中共湘西北特别委员会，由郭亮担任书记，贺龙等人为委员，负责发展湘西地区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割据局面。同月中旬，他与周逸群在鄂西地区成功组织了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2月20日，贺龙前往湘西地区着手组织武装力量。4月初，他亲赴湖北鹤峰一带为革命筹款。期间，国民党军队乘机进犯桑植，由于革命武装失去统一指挥，战斗失利，部队大部溃散。此后，周逸群重新集结并整顿了武装力量。7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撤销湘西北特委，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由贺龙担任书记，同时将部队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贺龙任军长。鉴于部队成员来源复杂，他决定采取渐进方式进行改造：加强对原有部队的训练和教育，吸收进步士兵加入党组织；大力开展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民投身斗争。9月初，部队遭受国民党军多次猛烈袭击，红四军伤亡惨重，全军仅剩两百余人，被迫转移至湖北鹤峰堰垭一带的深山之中，陷入弹尽粮绝的极端困境。为了坚持革命斗争，贺龙在极度困难中进行整顿，遣散了老弱病残以及政治上不坚定的分子，最终红四军仅保留九十一人、七十二支枪，但由此建立了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核心。1929年1月，贺龙率领红四军成功占领鹤峰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共鹤峰县委，并组建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由此建立了湘鄂西地区第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5月，他率部攻占桑植县城，消灭了地方反动武装，将桑植与鹤峰两地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由此初步形成。7月中旬，贺龙指挥红四军在南岔和赤溪河渡口巧妙设伏，全歼进犯桑植的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所属的向子云部。1930年7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贺龙率领红四军在鄂西公安与红六军胜利会师，合并成立红二军团，原红四军改称红二军，贺龙担任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7月下旬，根据红二军团前委决定，贺龙指挥部队拔除洪湖革命根据地内的多个白色据点，基本肃清了襄河（汉水）以南潜江境内的反动武装，随后北渡襄河攻占天门县重镇岳口，从而将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鄂西地区的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强令红二军团攻取沙市，贺龙率部发起进攻但未能攻克，部队伤亡一千余人。9月中旬，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邓中夏主持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南渡长江，进攻岳阳，截断武（汉）长（沙）铁路以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贺龙与周逸群均不同意置辛勤缔造的苏区于不顾、驱使全军远攻长沙的计划，但他们的意见未被接受。被迫执行会议决定后，贺龙率部渡过长江，先后攻克南县、华容、公安、津市，并围困澧州。12月下旬，南征行动失败，贺龙率部撤退至湖北鹤峰、五峰一带山区。1931年3月底至4月初，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根据中共湘鄂西特委的来信精神，他建议率部返回洪湖地区参加反“围剿”斗争。邓中夏不同意此建议，主张另创根据地以策应洪湖斗争。根据前委会议决定，贺龙率部占领巴东，北渡长江，连续攻克兴山、秭归、远安、荆门等地。4月中旬，因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进攻，他率军转向鄂西北地区活动。6月，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房县，开辟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9月，在得知洪湖的红九师沿襄河北上迎接红三军主力的消息后，他率军离开鄂西北，于当月下旬在刘猴集与红九师胜利会师。10月，部队返回洪湖苏区。此时，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来到湘鄂西，组成了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并担任分局书记。夏曦以临时省委名义，将红三军改编为五个大团，取消了师级建制，并规定军部直接受省军委指挥。为此，贺龙与夏曦发生了激烈争论。后经中共中央指示，恢复了红三军各师师部，但在总体路线上中共中央支持了夏曦推行的“左”倾错误方针。1932年1月，贺龙指挥红九师渡过襄河，连续攻克皂市、龙王集、陈家河，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众多矿警、民团，俘虏十二旅旅长张联华。3月初，贺龙率部在文家墩地区全歼执行“清剿”任务的国民党军第一四四旅，俘虏旅长韩昌峻以下两千余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襄北的“清剿”计划。6月至12月，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其左路军十余万人向洪湖根据地进攻。红三军由于执行“左”倾的“不停顿地进攻”策略，并大规模开展错误的“肃反”运动，致使根据地和红军陷入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自我摧残的危险局面，反“围剿”斗争最终失败，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苏区。根据中共中央分局决定，贺龙率红三军绕道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境，向湘鄂边地区实施战略转移。1933年1月，贺龙率红三军成功占领鹤峰，完成转移任务。他向分局提出建议：恢复湘鄂边苏区，以鹤峰为后方基地，向湘西地区发展，为疲惫的部队争取一个休整和恢复的地区；同时暂停“肃反”运动，待确有反革命证据时再行处理。在分局会议上，关于恢复苏区的意见达成一致，但暂停“肃反”的建议未被采纳。从3月份开始，湘鄂西地区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肃反”，段德昌等一大批优秀干部被诬陷杀害。1月下旬，夏曦在分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所谓“新红军”，并继续推进“肃反”。对此，贺龙再次提出坚决反对，他在会议上严正表示：“解散党组织，我坚决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直到南昌暴动时才得以加入。我只知道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离开党就没有红军。”7月，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指挥十四个多团的兵力发动进攻。中央分局决定分兵开辟新区。贺龙与关向应率领红九师活动于利川、咸丰、宣恩交界地区。12月，蒋介石派遣政客熊贡卿前来游说，企图收编红军。熊贡卿先派梁素佛送信要求会面。贺龙察觉其中必有阴谋，立即向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报告。分局为了弄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红四方面军的阴谋意图，允许熊贡卿前来。1934年1月23日，贺龙在龙山县茨岩塘将熊贡卿公审后坚决处决。5月，为了摆脱日益严峻的困境，他率领红三军进入贵州东部，在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及毗邻的四川酉阳、秀山边界地区，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8月，贺龙与夏曦、关向应召开中央分局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并停止了持续两年多的错误“肃反”运动。10月23日至24日，他在印江县的木黄和松桃县的石梁与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合。不久，部队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10月28日，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动，贺龙和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离开黔东根据地，向湘西的龙山、桑植、永顺地区发动攻势，着手创建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陈渠珍调动十个团的兵力分四路进攻红军。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指挥红二军团诱敌深入，在龙家寨地区歼灭敌军两个多旅，随后占领桑植。26日，贺龙在大庸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省军区和省革命委员会，担任省委委员、军区司令员和革命委员会主席。12月，为执行中革军委关于威胁湖南敌军侧背的指示，他和萧克、关向应率领红二军团主力及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占领桃源县城，包围常德，迫使正在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大量国民党军回援常德、桃源一带。同月底，红军主动停止进攻，西返大庸、永顺地区进行休整。1935年4月，由于年初蒋介石集中八十多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省委和军分会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转往长江以北地区。贺龙率部到达桑植县陈家河，急袭并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一七二旅，随后又在桃子溪全歼第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军分会因此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打回根据地开创新局面。贺龙率部收复了桑植、永顺地区。6月，他率部向鄂西进攻，包围宣恩县城，并指挥主力在忠堡东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部及一个多旅，活捉师长张振汉。8月，贺龙亲率红二、六军团主力，在龙山板栗园地区全歼第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师长谢彬，迫使蒋介石命令湘、鄂军队转入防御态势。为了解决红军补给困难，他建议以主力向国民党兵力薄弱而物产丰富的津市、澧县地区出击。8月中旬，贺龙指挥部队连克石门、澧州、津市等城镇，使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重要补充。9月，为打破国民党军新的“围剿”计划，部队主动撤离津市、澧州。11月，由于根据地形势极为不利，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誓师出发，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936年1月，贺龙指挥红二、六军团进入湘中、湘南地区，有效调动了国民党军，而后转向贵州，到达石阡。2月，他指挥部队占领黔西、大定、毕节等地。同月下旬，为避开国民党军的合围，率部进入乌蒙山区与敌周旋。3月22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从国民党军缝隙中巧妙穿插而出，在昭通、威宁之间越过滇军防线，直趋滇东。28日，部队进至盘县、亦资孔地区。4月，为达成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贺龙指挥红二、六军团佯攻昆明，成功甩掉追兵。25日至28日，部队在石鼓地区顺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康藏高原。5月1日，他指挥红二、六军团克服重重困难越过哈巴雪山，到达中甸县。7月1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拉拢红二、六军团反对中共中央的错误行为。5日，贺龙担任由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当月上旬，他将红二方面军编为两个梯队，率部由甘孜出发，向哈达铺方向前进。过草地时，为解决部队食物严重短缺的困境，他组织大家挖掘野菜，亲自垂钓，并杀掉了自己心爱的枣红马分给战士们，带领广大指战员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征服了茫茫草地。9月上旬，贺龙率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礼县地区。11日，他指挥红二方面军对陕甘边界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至20日先后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有利态势。10月21日，贺龙率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后，在会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的圆满结束。11月19日，贺龙向前来慰问的周恩来明确表示，红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同月，他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边战斗边转移，并率部投入山城堡战役。12月中旬，“西安事变”发生后，贺龙率部从洪德城出发，经环县、庆阳开赴三原、云阳镇一带，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反击可能来犯之敌。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奉命率领红二方面军移驻陕西富平地区进行整训。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贺龙同志出席了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明确表达了拥护党中央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与独立自主原则的坚定立场，并积极支持红军迅速出师抗日前线的决策。为保障党中央的安全，他主动提议将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兵力留守陕北，承担保卫任务。此次会议上，贺龙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议结束后，根据国共合作协议，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龙担任师长职务。八月二十九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委员，并兼任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书记。自九月三日至二十八日，贺龙率领部队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管涔山一带，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着手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同年十月，为配合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贺龙指挥一二〇师在日军侧翼及后方频繁出击，先后袭击南北大常、永兴村、雁门关及王董堡等据点，歼灭敌军四百余人，有效切断了日军的交通线与补给通道。十一月上旬太原失守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贺龙指挥全师在同蒲铁路以西，北起大同口泉、南至汾阳的广阔区域内全面展开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壮大力量，逐步创建并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贺龙与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一同前往洛阳，参加由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二月间，他指挥一二〇师主力对同蒲铁路北段实施破袭作战，成功攻占平社、豆罗车站，切断了忻口至阳曲之间的交通线。三月四日至四月一日，贺龙又指挥部队对侵入晋西北的日军展开反击，先后收复岢岚、五寨、神池、偏关、河曲、保德、宁武等七座县城，累计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同年六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外发展的方针，贺龙组织一二〇师分路向东、向北挺进：宋时轮支队东进与平西支队会合，向冀东地区推进；三五九旅进入桑干河两岸，开辟以浑源、广灵、灵丘、涞源为中心的北岳区根据地；同时派出大青山支队北上绥远，创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贺龙赴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受命率部东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协助冀中八路军第三纵队以及扩大一二〇师力量的三项重要任务。十二月二十二日，贺龙率领一二〇师主力从岚县出发，向冀中地区挺进。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部队抵达河间惠伯口村，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师。二月二日，贺龙指挥曹家庄战斗，歼敌一百四十余人；四日，又指挥大曹村战斗，歼灭日军约三百人。二月十三日及十九日，贺龙主持召开一二〇师与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针对冀中面临的严峻形势，他在会上系统阐述了反围攻作战的指导思想，并提出由一二〇师承担冀中区的主要作战任务，以便冀中军区部队能抽身进行整训。会议决定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由贺龙担任书记。三月一日，贺龙指挥黑马张庄战斗，歼灭敌军一百三十余人。三月中旬至四月初，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贺龙将一二〇师所属七一五团、七一六团分别与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独立第五支队合编，组成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和独立第二旅。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他指挥一二〇师主力发起齐会战斗，歼灭日军七百余人。八月间，贺龙率一二〇师主力离开冀中，转移至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休整待机。九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在行唐刘家沟一带，他指挥主力部队进行陈庄战斗，全歼日军第三十一大队。一九四〇年一月，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贺龙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与关向应一同率一二〇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二月，他担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三月十日，在窑头村主持召开一二〇师和新军参谋长会议，全面部署一九四〇年的部队整训工作。五月，贺龙参与纠正晋西北地区在“四大动员”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并出席中共晋西区扩大干部会议。六月中旬，他指挥部队展开夏季反“扫荡”作战，在米峪镇歼灭敌军五百余人，在二十里铺再歼敌七百余人。八月至九月间，贺龙指挥晋西北部队积极参与百团大战。十一月七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出任司令员。一九四二年五月，贺龙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六月，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参与解决边区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八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并继续担任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司令员。十一月，贺龙领导边区部队开展整军运动，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强调整军的核心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他参加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精神，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并告诫：“如果对生产持消极、轻视或忽视的态度，便是违背抗战与革命的根本利益。”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贺龙当选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六月，他主持召开陕甘宁晋绥部队团以上参谋长会议，领导全军开展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十月，又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练兵经验，部署进一步推进冬季练兵。一九四四年三月，贺龙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财经工作总结报告，系统梳理一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指出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加强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项具体建议。同年十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负责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赴江南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五月至六月，贺龙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七月下旬，胡宗南制造“淳化事变”，进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贺龙组织部队对侵占爷台山的国民党军实施坚决反击。八月，他赴山西统帅晋绥部队展开对日全面反攻，决定南北两线同时行动。二十一日，贺龙亲临汾阳前线指挥作战，夺取太汾公路两侧的中小城市，于月底攻克文水县城。九月，他率领晋绥野战军北上参加绥远战役。十月二十五日，指挥晋绥野战军主力在卓资山歼灭傅作义部新编第二十六师。十月末至十二月初，贺龙与聂荣臻共同指挥部队包围归绥、进攻包头。在包头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他果断下令部队转移至绥东地区进行休整。十四日，绥远战役告一段落。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贺龙参加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在丰镇召开的会议，在会上严厉驳斥美方与国民党代表的无理指责，最终促使各方签订了六项协议。七月四日，他确定“远交近攻，睦傅打阎”的作战方针，指挥部队发起晋北战役，至八月十五日战役结束，共歼敌八千六百余人，解放晋北九座城镇。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贺龙在靖边县小河村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参与研究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与财政上均需依靠晋绥，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两个解放区的工作。会后，贺龙再次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与晋绥两区各项工作，全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一九四八年三月，贺龙陪同从陕北转至兴县的毛泽东参加晋绥干部会议，并接见《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一日，他出席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作战经验。九月八日，贺龙抵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他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赴北平参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工作。五月二十四日，贺龙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负责接收西北第一大城市并恢复其生产秩序。六月八日，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第二书记。十月，贺龙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进军大西南与大西北的部署，会议决定由他率领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地区。十二月十一日，贺龙率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从陕甘地区出发向四川进军。二十九日，率部解放成都。在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贺龙（左）与王维舟（右）、周士弟（中）共同研究作战部署。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日，贺龙同志在深入调查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就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同志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提交了详细的《康藏情况报告》。该报告系统阐述了西藏地区的宗教教派分布、康藏高原的特殊气候条件、藏军的基本状况，同时对我军的进军路线选择以及需要执行的宗教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全面而审慎的意见。同年二月四日，贺龙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兼西南军区司令员。至二月中旬，他亲自部署并指挥了川西地区的剿匪作战。四月间，贺龙前往重庆主持西南军区日常工作，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决策，成立了专门的剿匪生产委员会，集中优势兵力在四川腹地展开大规模会剿行动。五月，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的灵活剿匪战术原则。七月四日，贺龙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同月，为加速西南地区建设，他主持组建了铁路工程指挥部，抽调三万部队官兵与十万民工，全力投入成渝铁路的修筑工程。一九五零年，作为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肩负重任。时间来到一九五一年夏季，贺龙在重庆亲自主持筑路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深刻指出：“修筑康藏公路的艰巨程度，不仅在我国筑路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便在世界筑路史上也极为罕见。我们既要解放西藏，更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长期建设。而各项建设事业若没有公路作为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因此，这条康藏公路不仅必须坚决修建，而且我们一定要在一九五四年实现将汽车开抵拉萨的目标。”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贺龙出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次年四月下旬，他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就发展体育运动的深远意义、基本方针与长远规划发表了重要意见。八月二十一日，贺龙担任中共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十四日，他率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进行慰问，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进行了实地考察。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贺龙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同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他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贺龙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贺龙出席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关于压缩国家机关编制问题》的专题报告。七月十七日至八月八日，他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波兰进行了友好访问。九月二十三日，贺龙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贺龙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十一月，他随同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欧亚十一个国家。一九五八年四月，贺龙召集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及军队体育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专题讨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相关筹备工作。此后，正式组成登山指挥部，由贺龙亲自担任总指挥。九月五日，他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担任筹委会主任。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贺龙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以及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四月二十八日，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四日，他深入四川进行考察，并就四川省的工业与农业建设问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六份详实的报告。七月至八月间，贺龙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九月二十六日，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六零年一月五日，贺龙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他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国防工业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尖端技术，以原子弹和导弹为重点，坚持导弹优先，同时积极发展喷气技术与无线电电子技术。同年二月，贺龙调派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韩复东负责前线指挥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三月，他与聂荣臻同志一同视察西南地区，发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存在诸多质量问题，返回北京后即与李富春同志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改进措施。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贺龙同罗瑞卿同志视察东北地区的国防工厂，发现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依然严峻，遂决定进行全面整顿。十二月起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他主持召开了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十一年来国防工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至三月三十日，贺龙与罗荣桓同志前往南方视察部队。三月三十一日，他亲切看望了即将参加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全体运动员，勉励他们要在赛场上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六日，贺龙主持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深入研究国防工业建设的调整方针。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贺龙出席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十月二十三日，他与聂荣臻同志共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界作战问题，审议作战方案。十一月上旬，他再次主持军委常委会议，研究分析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形势，确定边防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一九六三年九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经毛泽东主席提议，贺龙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同年十一月，他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并进行了友好访问。一九六四年春季，贺龙在国家体委研究工作时，特别强调要尽快将篮球、排球、足球这“三大球”的运动水平提升起来。六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他组织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进行了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十月十二日，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军队院校工作，要求坚决贯彻“以我为主”的办学方针。十一月五日至十四日，他随同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担任代表团副团长，期间对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错误言论给予了坚决回击。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贺龙亲切接见并宴请了参与核试验的专家与工程技术人员。七月二十日，他亲赴机场欢迎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先生，并陪同李宗仁分别出席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十三日，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赴乌鲁木齐，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举行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之后，贺龙不再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1966年8月中旬，贺龙对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日益盛行的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的做法表达了明确的不满情绪。同年9月5日，他得到机会面见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将林彪指使吴法宪所写的诬告信转交给他，并当面表示：“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的看法还是过去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坚决，善于联系群众。”9月10日，遵照毛泽东的建议，贺龙与林彪进行了一次谈话。面对林彪所谓“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关键在于今后要认清支持谁、反对谁”的暗示，他坦然回应：“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一贯支持谁、反对谁，难道你还不清楚吗？”到了11月13日，贺龙出席了中共中央军委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并在讲话中强调军队院校师生应当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纪律，做到不介入、不干涉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不参与所谓“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等各类活动。 1967年1月20日，贺龙被转移至西山某处隔离看管。同年9月，他被正式立案审查。1968年6月14日，其管理权限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保护转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负责，正式成为专案审查对象并受到监护。9月18日，在看到专案组要求其“交代问题”的信函后，贺龙感到极为愤慨。他当即针对林彪一伙的种种诬蔑之词，围绕自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湘鄂西苏区肃反工作、处决熊贡卿事件以及其他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详尽而坦率的回顾，坚持不隐瞒、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原则，并让夫人薛明笔录下来，以此作为对强加于己的种种罪名的有力反驳。 1969年4月上旬，由于“专案组”对医务人员下达了“尽量使用现有药物，维持现状即可，不必像对待普通人那样给予周全治疗”的指示，医疗方面采取了严格控制、减少药量、更换药物乃至没收全部自备药品等措施。加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营养严重不良，贺龙原有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情持续加重。6月8日清晨，他开始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糖尿病酸中毒症状；拖延12个小时后，才有两名医生前来诊治，未作仔细检查便注射了高渗葡萄糖，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9日上午7时许，贺龙才被允许转送301医院。8时55分办理住院，10时25分展开抢救，但医院负责人事先既未通知相关病房，也未做好抢救糖尿病酸中毒的准备工作，更没有组织专家参与，致使抢救过程陷入混乱。10时55分，贺龙生命垂危。11时30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专家会诊，但直到13时30分才获准进行一次不允许接触病人的“背靠背”式会诊。15时04分，贺龙含冤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宣布为贺龙平反并恢复名誉，但此次平反并不彻底。1975年6月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抱病出席并发表讲话，对贺龙的一生作出了充分肯定。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1982）49号文件《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以往强加于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人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编造的谎言”，文件高度赞扬了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所展现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文件正式宣布“撤销原中发（1974）25号文件及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所有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翻，同时为因贺龙同志冤案而受到牵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一切不良影响”。
贺龙将军的革命生涯起步于1914年，当时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华革命党，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1916年，他参与领导了湘西地区的武装暴动，并在桑植县组织起一支讨伐袁世凯、拥护共和的民军队伍，展现出早期的军事组织才能。1917年，他投身于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为维护革命成果而战。1922年，他随湘西援川部队进入四川，与依附于北洋政府的当地军阀进行了多次作战。至1923年9月，贺龙亲自指挥部队在涪陵水域成功截获了为军阀吴佩孚运送军火的日本轮船“宜阳丸”，沉重打击了北洋势力的后勤补给。1926年7月，他率领所属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并以师长身份公开发电宣布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进程中，他指挥部队攻入湖北省境内，于黄金口、斗湖堤等地经历激烈战斗，接连攻克松滋、沙市、宜昌等重要城镇。1927年5月，他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华县的逍遥镇和临颍县的小商桥两地击败奉系军阀部队，因其显赫战功而成为北伐军中战绩最为突出、声望极高的著名将领。同年7月上旬，在汪精卫集团即将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夕，贺龙会见了周恩来同志，明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愿意接受并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月下旬，他率领部队开赴九江地区，与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会谈，明确支持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抵达南昌后，贺龙被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任命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从而直接参与并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贺龙向周恩来提出返回湘西地区重新组织革命武装的建议。1928年1月，他与周逸群等人共同组建了中共湘西北特别委员会。此后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交战中一度受挫，部队辗转进入湖北鹤峰的山区地带，在此他着手创建新型人民武装，精心保存党员和革命骨干力量。随后，他率领部队在鹤峰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成功创建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并指挥红四军多次挫败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使得革命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巩固了湘鄂边苏区。1930年7月，他所部在洪湖地区与红六军胜利会师，贺龙担任红二军团总指挥，指挥部队攻占潜江等地，将洪湖苏区各县连成一片整体区域。1931年，他出任红三军军长，致力于创建鄂西北苏区。在战斗遭遇挫折的困难时期，他多次筹划在湘鄂边地区重建革命根据地，并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路线以及“肃反”扩大化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4年5月，他率部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同年，他担任红二军团军团长，发起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有力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初，面对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六路大规模“围剿”，贺龙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灭其中一路的灵活战术，接连取得战斗胜利。同年5月，他指挥红二、红六军团转向湖北地区行动，彻底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并乘胜发起反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多座县城。1935年，他与任弼时等领导人共同决定率部进行战略转移，由此开始了长征。1936年初，部队进入贵州乌蒙山区后，他采取与国民党军周旋兜圈子的机动战术，转战千里，最终于3月下旬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之后他率部向西挺进，穿越西康地区，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在此期间，贺龙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人一道，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随后他率领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甘肃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贺龙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率领部队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在雁门关等重要地点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军。在作战中，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针，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3月，他指挥部队歼灭日伪军一千五百余人，先后收复宁武、神池等县城，巩固并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秋季，他以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向绥远地区挺进，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2月，他率领师主力东进冀中平原，挫败了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多次围攻，同时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1939年，他指挥了齐会战斗、陈庄战斗等重要战役，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1940年8月，他率部参加百团大战，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他还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艰苦斗争。面对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实施的经济封锁，他积极倡导自力更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生动口号，派遣第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屯垦，使部队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通过开办煤矿、发展商业以增加收入，自办银行以稳定金融秩序，统一边区财政管理，实行食盐和土特产品统销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从1944年秋季开始，他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展开攻势作战，从局部反攻逐步发展到全面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日本投降后，贺龙率部向绥南地区挺进，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收复了被国民党军强行占领的丰镇、集宁等城镇。1946年7月，他指挥晋北战役，攻克朔县（今朔州）、宁武、繁峙等八座城池，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八千六百余人。1947年3月，当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时，在天灾频发、土地贫瘠、民生困苦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贺龙指挥所属十五个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武装，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作战，全力保障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同时负责整个西北战场后勤支援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他统筹党政军民各方力量，千方百计为前线筹集经费、粮草、被服、弹药等物资，持续组织新的兵团开赴前线，从而保障了西北野战军成功挫败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转入外线实施战略反攻。1949年11月，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翻越秦岭进入四川作战，以“先慢后快”的作战方针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采取政治攻势与军事包围相结合的策略，迫使国民党军主力裴昌会兵团投降，解放了西南广大地区。
自一九五四年六月开始，贺龙同志陆续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并于一九六三年起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在军事领导岗位上，他始终坚持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着力加强军队内部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他高度重视战备训练与民兵建设工作，积极推动并大力倡导群众性练兵活动；同时，他还深切关心并亲自指导军工生产、军队屯垦以及军事院校发展等多项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与正规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此外，贺龙同志从一九五二年起兼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他认真遵循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基本方针，明确提出了“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指导原则。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运动，成功举办了多届全国运动会，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基层体育组织体系。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向毛泽东同志推荐了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关于乒乓球训练的讲话，这一举措对当时运动队建设中倡导“又红又专”的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贺龙同志特别注重体育队伍的作风培养，提出了“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的“三不怕”精神，以及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五过硬”的具体要求，坚决反对骄傲自满和娇气懈怠的不良风气。在他的有力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发展，整体运动水平显著提升，部分项目更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准。得益于他的亲自关怀与支持，乒乓球、举重、登山、游泳、田径等项目陆续涌现出一批世界冠军并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篮球、足球、排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的水平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十四年间，贺龙同志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其实现跨越式发展，使中国逐步迈入世界体育强国之列。因此，他被广泛赞誉为“当之无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贺龙同志与周恩来同志曾一同在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后观看中国运动员所荣获的金质奖章。从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期间，贺龙同志先后八次参与或率领中国党政军代表团及体育代表团出访了十四个国家，同时接待了包括越南胡志明主席、朝鲜金日成首相、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马里莫迪博·凯塔总统、刚果（布）阿方斯·马桑巴-代巴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以及罗马尼亚主席毛雷尔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二十四个国家的三十多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此外还会见了众多政府、军事、体育及政党代表团。通过这些外事活动，他为宣传中国的内外政策、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贺龙的军事思想体系涵盖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国防发展等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与系统总结，其核心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广大贫苦民众若要获得温饱、改善生活，就必须拿起武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一支全新的革命武装力量。这支人民军队必须无条件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成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工具。任何试图宣扬“军权至上”、背离党的独立倾向都绝不能允许。始终不渝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根本保证。为了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并确保各项使命的圆满完成，必须建立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体系。同时，人民军队必须拥有稳固的根据地作为支撑。只有依托根据地，部队才能获得持续的人力与物资补给，拥有利于作战的战场环境，并得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与支援，从而使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相互协同、形成合力。根据地的开辟、巩固与扩展离不开武装斗争的保障，必须全力推进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红军在根据地内要积极协助地方建立党组织与政权机构，动员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此外，还应注重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持续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并加强地方武装与民兵队伍建设，形成主力军、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部队战斗力的提升体现在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明的组织纪律、精湛的作战技能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上，而这些都需要通过从严治军加以塑造，借助严格训练不断强化。贺龙特别强调要加强司令部建设，要求司令部工作必须马克思主义化，并随着军队发展而不断完善，使其不仅能够组织指挥单一的步兵战斗，更能有效协调诸军兵种进行现代化联合作战。司令部还需注重与政治、后勤机关紧密协作。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应逐步推进，通过严格管理和健全的纪律制度，培养严谨的军容风纪。在战略层面，他强调战略必须服从政治大局，高级指挥员须具备政治头脑与战略视野，能够统揽全局、深谋远虑，妥善处理局部与整体、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实际作战中，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对手和不同地形灵活采用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灵活机动，能战则战，不宜战则转移，通过积累局部胜利转化为全局优势。作战过程中要尽力掌握主动权，根据敌我力量对比随机应变，注重作战方法的科学性。后勤保障工作亦不可忽视，需建立并完善供给制度。在国防建设方面，贺龙主张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主要包括军队建设、民兵建设以及国防尖端科技与国防工业建设，这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军队建设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军队建设又具体涵盖革命化、现代化与正规化三个方面：革命化旨在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现代化则包括以现代化武器装备部队、建设强大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以及培养大批精通现代武器装备、懂得现代战争组织指挥的人才。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构建现代化、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国防工业应贯彻军民结合、科研试制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并始终坚持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原则。加强民兵建设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目标在于实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效果。贺龙的军事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均发挥了重要而深远的历史作用。
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赞扬贺龙将军，称其“长期戍守边疆，条件异常艰苦，却始终意志坚定，忠诚不渝，确实是能够担当国家防卫重任的栋梁之材”。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中，对贺龙有过生动的刻画，形容他极具演讲才能，其话语富有感染力，甚至能“让死去的人复活过来投身战斗”。到了解放战争阶段，毛泽东同志对贺龙的卓越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赞誉“贺老总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就像是守护边区后方的‘萧何’一样可靠”。毛泽东还曾概括评价贺龙，指出他“对党忠诚，对敌斗争坚决，密切联系群众”。贺龙的战友蹇先任则感慨，贺龙“是一个有着气吞山河般魄力的人物”。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在“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贺龙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数十年，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身处战争岁月，还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他都始终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关于贺龙的塑像，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文件中，对其一生进行了全面而崇高的评价，文件写道：“贺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卓越的军事家，也是我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里，他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始终百折不挠，英勇善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与壮大，为人民战争的最终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对我军走向革命化、现代化，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与发展，以及对国防工业的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不断战斗的一生，是彻底革命的一生，是闪耀光辉的一生。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他为人光明磊落，性格刚直不阿，处处顾全大局，胸怀豁达大度，待人平易近人，对革命信念坚定不移，面对困难从不畏惧，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的英雄形象与崇高品德，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与崇高敬意。”一九八四年八月，王震同志在为《贺龙年谱》撰写序言时谈到：“贺龙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卓越的军事家，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军的创始者之一。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贺龙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总是历经艰险却意志不屈，赤胆忠心，艰苦奋斗，为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因此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他待人热情诚恳，胸怀豁达大度。贺龙同志是一位杰出的、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能够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的元帅楷模。在我们共同开辟和巩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率领部队打了多次漂亮的歼灭战。他是一位具备卓越指挥才能的军事家，这一点，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与贺老总相处的日子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他党性原则强，大公无私，考虑和处理任何问题都首先从大局出发。他对革命事业坚信不疑，面对困难从未有过畏惧，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贺龙同志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始终把部队看作是党的武装力量，坚决服从党的指挥。对于个人工作的调动和安排也是如此，党分配他做什么，他就全心全意地去做什么，心悦诚服地执行党的决定”，“他忠于中华民族、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贵品德，是我们后人应当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九九三年，在纪念贺龙诞辰九十七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指出：“贺龙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已经成为功勋卓著的北伐名将；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伟大功绩；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对我军推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对我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其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崇敬。”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为纪念贺龙诞辰一百周年，刘华清同志题词，赞誉他是“开国元勋，世人楷模”。刘华清同志的题词，表达了深切的敬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在该书的后记中记述道：“贺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与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发展、壮大的历程，以及与新中国的建立和繁荣昌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民网党史频道在纪念贺龙逝世四十五周年时撰文提到：“贺龙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追求真理，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战争年代，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勇作战，历经艰险，百折不挠；在和平时期，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他对敌人充满仇恨，对人民满怀热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大公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爱护战士，关心群众。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与爱戴。”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在回忆父亲时认为：“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一直到领导南昌起义，他的人生曾经历过六次大起大落。这六次的严峻考验与磨练，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是绝对无法坚持下去的。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必须具备一种坚韧不拔的品质。此外，还有对理想的坚贞不渝，现在常称之为梦想，那时则称为理想。在我看来，父亲的内心世界非常宽广，从小心里装着的就是老百姓的事情。虽然他可能没有太多高深的理论，讲不出太多宏大的道理，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深得民心的。”
一九三七年，为表彰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卓越贡献，贺龙同志荣获了象征荣誉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此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逐步完善褒奖体系的过程中，贺龙同志的功绩再次获得国家的高度认可。至一九五五年，我国正式实行军衔制，贺龙同志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这一至高军衔，同时荣膺代表不同历史时期重大功勋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这些勋章共同见证了他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所立下的不朽功绩。
贺龙同志曾数十次郑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曲折而坚定的入党历程堪称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篇章。从一名普通营长逐步成长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贺龙，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并未从国民党内部看到中国未来的真正希望。他曾对挚友刘达五坦诚表达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孙中山先生多次发起的军事行动本都具有正义性质。按理说，正义的事业应当获得胜利，但问题根源在于他所依靠的仍然是旧式军阀武装。这些队伍往往有奶便是娘……终究是难以信赖的。”因此，早在1924年年底，贺龙便开始积极通过多种途径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他先后结识了共产党员夏曦，以及由毛泽东派遣、同时兼具国共两党省委委员身份的陈昌甫等人，并曾以个人名义慷慨资助中国共产党五万银元，以实际行动表达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至1926年8月30日，贺龙正式向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遣、在其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周逸群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然而，由于当时党内存在相关规定，禁止在友军内部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只能诚恳地向他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只要符合条件，时机成熟之时，组织自然会与你联系。”自此之后，贺龙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次又一次地提交入党申请，却屡屡未能获得批准。在这一过程中，当时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张国焘成为了阻止贺龙入党的关键人物之一。张国焘以其出身背景为由持保留态度，认为贺龙“早年带有绿林色彩，若他要求入党而被拒绝，恐怕会引起反复，甚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与此同时，蒋介石方面也正极力拉拢贺龙，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等高位，并承诺赠予南京的一处豪华宅邸，但这些诱惑均被贺龙断然回绝。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危急关头，面对日益猖獗的白色恐怖，贺龙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反而愈加坚定。1927年6月末，他主动拜访共产党人林伯渠，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跟随共产党奋斗到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南昌起义的筹划提上日程时，仍为非党员身份的贺龙被赋予了重任。 1927年7月23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正式作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决议。同日，中共临时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会晤贺龙，向其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希望他能率领所属第二十军参与起义。贺龙听后激动地表示：“我衷心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将如此重大的机密告知于我。我只有一句话：完全赞成！我一切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四天后，周恩来抵达南昌，经组织研究决定，由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此时，关于吸收贺龙入党的问题再次被提上讨论议程。周恩来明确反对张国焘之前的看法，他指出贺龙出身贫苦家庭，多年来始终积极追求革命真理，是经得起考验、值得信赖的同志，因而坚决主张接纳贺龙加入党组织。 历经数十次执着申请，忠诚终获认可。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率领两万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南昌成功发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的严峻考验进一步印证了贺龙对党的赤诚与忠诚。至8月末，贺龙多年来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正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珍贵的入党登记表现今仍完好陈列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成为历史的见证。多年以后，贺龙在回顾这段难忘的入党经历时曾感慨道：“有的材料记载着我七十次寻找党组织的过程，如果算上历次提出的申请，具体次数我也难以记清了，即便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数十次之多！”这段不懈追求信仰的往事，不仅体现了贺龙个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进程。
贺龙一生军事著述颇丰，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贺龙的家族渊源可以追溯至湖北省安陆府钟祥县贺家湾（即现今孝感市所辖区域）。其远祖贺崇先于明朝末年跟随农民起义军的残余队伍进入湖南，最终在慈利县九溪卫安家落户。至清顺治十年（即公元1653年），家族成员因形势所迫应征加入清军，随后迁至桑植一带，并最终选择在洪家关长期定居。在本地社会结构中，贺氏家族被归为汉族军户，具有特定的身份背景。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曾考取秀才功名，平日在家乡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同时热心于地方公共事务，积极推动公益事业。其堂曾祖父贺廷璧自少年时期便开始习武，经过长期刻苦锻炼，掌握了精湛的武艺，在乡里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曾召集地方武装力量，与太平军协同对抗清廷军队。贺龙的祖父贺良仕考中了武举人，不仅擅长驾驭烈马、拉引强弓，更具备一身扎实的武术功底。他的祖母罗氏出身于土家族，夫妇二人皆以慷慨助人著称，常常救济急难、扶助困苦，秉持着乐善好施的家风。贺龙的父亲贺士道以务农为主，同时兼做裁缝手艺，性格耿直坦率，继承了家族传承的武术技能，平日好伸张正义，勇于同地方豪绅与富户抗争；母亲王金姑是湖北省鹤峰县的土家族妇女，她勤劳而质朴，悉心侍奉公婆，体贴关怀丈夫，体现了传统家庭中女性的美德。
贺龙在家庭子女中排行第四，位于中间偏后的位置。在他出生之前，家中已有三位姐姐，她们分别是贺民英、贺五姐以及贺凤莲。因此，贺龙是家中第一个出生的男孩，他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增添了新的角色与期待。
贺龙元帅的第一段婚姻始于其年幼时期，当时年仅十岁的他便在家庭安排下，与年长七岁的童养媳徐月姑定下亲事。两人日后正式成婚并育有一女，名为贺金莲。这段婚姻持续数年后，徐月姑因病不幸离世。贺龙的第二位夫人是向元姑，这段婚姻的背景颇为特殊：1920年，贺龙的父亲遭土匪杀害，弟弟亦惨遭不幸。依照桑植当地的丧婚习俗，家族为延续香火，在丧事期间为贺龙续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后，曾将家眷接至上海共同生活，但后来向元姑返回家乡，并于1929年病故。 贺龙的第三位夫人胡琴仙原为艺人出身，在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期间被纳为妾室。此后，胡琴仙与贺金莲因所居共产党机关遭破坏而不幸被捕入狱。直至国共合作时期，经组织多方营救，胡琴仙才得以出狱，随后化名返回故里，晚年选择在成都定居。贺龙的第四任夫人蹇先任出生于1909年4月5日，家乡在湖南省慈利县的一个爱国开明家庭。她于1929年9月与贺龙结为夫妇，但两人在延安时期感情逐渐产生裂痕，最终解除了婚姻关系。蹇先任曾担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级干部及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于2004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贺龙的第五任夫人薛明1916年生于河北霸县一个贫苦农家，她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前往延安，并于1942年与贺龙结婚。新中国成立后，薛明历任全国妇联西南区工委福利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处长、贺龙办公室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以及政治部顾问等职。她于2011年8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是中国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一位离世的。贺龙的子女包括儿子贺鹏飞（曾任海军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以及女儿贺金莲（为徐月姑所生）、贺捷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部原部长）、贺晓明与贺黎明。贺龙在六十八岁时曾与儿子贺鹏飞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贺龙同志逝世后，其骨灰于1975年6月9日被郑重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09年6月27日上午，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子山贺龙公园隆重举行了贺龙骨灰回归故里的安葬仪式。贺龙的夫人薛明亲自护送骨灰抵达张家界，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贺晓明、贺黎明及其亲属悉数出席仪式，并怀着深切敬意敬献了花篮。次日，即28日，当地数千名群众自发前往贺龙公园，共同追思与缅怀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在贺龙墓前，矗立着一座设计独特的石碑，其造型由两把菜刀巧妙组合而成，这一设计深刻寓意着贺龙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那段广为传颂的重要革命经历。石碑正面镌刻着贺龙头像，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他嘴含烟斗的经典神态。墓碑下方，是由薛明亲笔题写的“元帅之墓”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而在墓碑的背面，同样铭刻着一个由薛明题写的“诚”字，这个“诚”字恰如其人，高度凝练地体现了贺龙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赤子之心，也正是他真诚人格与赤诚一生的真实写照。这座庄严肃穆的贺龙墓，如今已成为后人瞻仰与纪念的重要场所。
贺龙纪念馆坐落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全面、系统展示贺龙同志生平事迹与卓越贡献的专题纪念场所，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教育意义。该纪念馆于1996年贺龙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正式落成并向公众开放，馆名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整个纪念园区由多个部分组成，包括贺龙纪念馆主体建筑、贺龙故居、贺龙桥、百龙桥以及庄严肃穆的贺龙铜像广场等。纪念馆内部陈列内容共划分为九个主题单元：从桑植走出的杰出人物；北伐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南昌起义的核心领导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带领部队完成长征的指挥官；抗日战争中威名远扬的指挥员；解放战争时期征战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军事统帅；为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人民功臣；以及其精神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的不朽形象。馆内运用了现代先进的声光电技术与投影展示手段，通过近六百张珍贵历史照片和约两千件馆藏文物，多角度、沉浸式地再现了贺龙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光辉人生。贺龙故居连同纪念馆整体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评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北伐军二十军军部旧址，亦常被称为贺龙军部旧址，坐落于湖北省鄂州市城区大北门一带。该建筑群整体坐东朝西，由前后两栋主体建筑构成，总建筑面积约为950平方米。前栋为两层中式砖木结构楼房，在当年主要用于安置警卫连队及后勤服务人员的居住与工作；后栋则为两层欧式砖混结构建筑，设计更为考究，内部设有贺龙将军当年的办公室、卧室以及军部各机关的办公场所，是当年军事指挥与决策的核心区域。这处旧址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最初本是鄂城当地豪绅杜永兴的私人宅邸，后于大革命时期被没收并转为公有财产。1927年，贺龙率领部队驻防鄂城期间，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军部正式设立于此地。这处旧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贺龙在此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作出东征讨蒋战略决策并最终率部出征南昌起义的关键实物见证。同时，此处也是贺龙担任军长时期所有军部驻地中，目前唯一保存较为完整、且历史依据清晰可查的一处旧址。鉴于其突出的历史与文物价值，2008年，北伐军二十军军部旧址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此后，其教育功能也得到进一步拓展与认可，于2018年被确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继而于2019年又被命名为省级国防教育基地，持续发挥着传承红色记忆、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作用。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值此《贺龙传》正式出版发行的重要时刻，中共中央军委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组织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以庄重而隆重的形式纪念贺龙同志诞辰九十七周年。此次座谈会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亲自主持，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戴学江等领导同志先后发表了讲话，回顾了贺龙同志的革命生涯与卓越贡献。座谈会临近结束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贺龙同志光辉奋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深切缅怀。时隔近三年，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纪念贺龙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暨贺龙铜像揭幕仪式、贺龙纪念馆落成典礼在其家乡湖南省桑植县隆重举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等领导同志亲临现场，共同为贺龙铜像揭幕，并出席了相关纪念活动。进入二十一世纪，纪念活动依然延续。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由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委、县政府具体主办的“纪念贺龙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桑植县举行。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贺龙同志之女贺捷生，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东东，原中纪委委员、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长、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长贺邦靖等各界代表出席了此次座谈会，共同表达对贺龙同志的追思与敬意。同一天，湖北省武汉市也同步召开了纪念贺龙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座谈会，湖北省及武汉市的老领导王群、韩忠学等同志出席了活动，贺龙同志的亲属以及来自北京、香港和武汉本地的社会各界人士汇聚一堂，参与了纪念活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纪念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这一革命传奇事件一百周年庆典，在湖南省慈利县零溪镇两岔溪村举行，市委原常委、张家界军分区原政委李木生同志出席了此次庆典活动。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时值贺龙同志逝世五十周年，祭拜活动在其安息之地——湖南张家界天子山贺龙墓前庄严举行，表达了后人对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无尽怀念与崇高敬意。此外，我国邮政部门也曾发行相关纪念邮票，以国家名片的形式铭记和传颂贺龙同志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