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即农历二月十一日，海子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并在乡村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光。早在一九六八年，年仅四岁的他便在公社举办的“毛泽东语录背诵比赛”中初次展露头角。次年，海子进入查湾村小学接受启蒙教育。一九七四年，他升入高河中学继续学业。一九七九年，年仅十五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一九八一年，他在北京结识了诗人骆一禾，这段友谊对其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自一九八二年起，海子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式开始了诗歌创作。一九八三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随后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工作。同年，他还结识了另一位重要的诗人朋友西川。一九八四年，海子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动，他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并在此教授美学课程。一九八五年，他以“海子”为笔名发表了其著名诗作《亚洲铜》，这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九八六年，海子进行了首次长途远游，足迹遍及内蒙古、青海、西藏等辽阔地域。一九八八年，他再次踏上旅程，重访青海、西藏等地。不幸的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海子在河北山海关附近选择以卧轨的方式结束了自已年仅二十五岁的生命。诗人海子虽然生命短暂，但其留下的诗歌作品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这位作者创作了体裁多样、数量可观的作品集，其中包括多部小说集，例如《初恋》、《诞生》、《龟王》、《公鸡》、《木船》、《南方》、《取火》、《谷仓》以及《歌手》等；在诗歌方面，则有丰富的诗歌集，如《小站》、《河流》、《新娘》、《活在珍贵的人间》、《传说》、《房屋》、《五月的麦地》、《如一》、《村庄》、《但是水、水》、《祖国》和《麦地之瓮》（这些主要创作于1983年至1989年间）等；此外，作者还致力于长诗的写作，留下了诸如《太阳·断头篇》、《太阳·土地篇》、《太阳·大札撒》（此为残稿）、《太阳·弑》、《太阳，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太阳·诗剧》、《太阳·弥赛亚》、《土地篇》以及《太阳，天堂和唱》等一系列长诗集；短诗作品亦被结集出版，例如《春天，十个海子》、《黑夜的献诗》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在戏剧领域，作者还创作了祭祀剧《弑》。该作者的诸多作品获得了广泛认可，其部分诗作已被收录进近二十种不同的诗歌选本，同时也被选用为各类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材内容。
海子怀着对诗歌精神的坚定信仰步入诗坛，并最终走向永恒。他本人便直接化身为这种精神的象征。海子所秉持的诗歌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通过一次性的、决绝的文学行动，去穿透并彰显原始生命最核心的内核与本质。海子的诗歌创作正是这样一种行动，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恢弘的精神前景，促使我们从琐碎而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地平线。与此同时，天空与海洋所构成的浩瀚背景，也仿佛在我们身后徐徐展开，成为其诗意的宏大衬托。海子本质上是一位抒情诗人。他曾直言，抒情就是鲜血。因此，他的全部作品都仿佛浸染着红色，都是用热血浸泡而成，并且是历经精神烈焰的灼烧后才得以铸就。从1984年的《亚洲铜》，直至1989年3月14日完成的《春天，十个海子》，这些作品无不深刻体现了诗人对生命始终不渝的热爱与痛惜，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深切眷恋，以及对生命本身所兼具的世俗面貌与崇高价值的强烈感动与终极关怀。海子所构建的诗歌世界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他的诗歌观念融合了古代史诗的宏大结构、近代抒情诗的情感深度、浪漫主义诗歌的激情澎湃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前卫理念。从哲学思想层面来看，他接近于一位存在主义者；从情感表达方式而言，他更像一位浪漫主义者；从精神特质审视，他近似于一位具有“狂人”气质的先知；而从认知世界的途径来说，他又是一位洋溢着神性体验色彩的理想主义者。在诗学理念上，他深受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熏陶，笃信“酒神体验”所蕴含的颠覆性力量，也坚信“大地”所承载的原始而伟大的本质力量；在艺术气质的认同上，他则格外倾心于文森特·梵高、荷尔德林那种近乎疯狂的创作状态与生命气质。海子的抒情诗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字里行间充满了仿佛神启般的灵性顿悟，寻常事物在他的笔下也总能放射出超凡脱俗的灵性光芒。与此同时，海子的诗歌中也始终弥漫着一种绝望的、并且是执着地认同死亡的情绪。然而，这种绝望感并未流于颓废，反而呈现出一种异常壮烈的美感，这与他内在的精神气质以及其后来的人生命运紧密相连。在《春天，十个海子》中，他如此写道：“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为了什么？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每当面对春天来临之际大自然所自动绽放的蓬勃生机，面对这造物主的杰作，海子内心涌起的却往往是自身的渺小、深刻的迷惘与无言的缄默，甚至预感到死亡的迫近。这种“倾心死亡”的态度，是海子对艺术与生命所持有的一种终极性的哲学解读，也正是使其作品能够迸发出永恒神性光辉与不朽力量的重要根源之一。
海子诗歌的创作起点根植于生命元素之中。他曾坦言，自己的长诗写作源于某种宏大元素的深切召唤。这些生命元素长久潜藏于人类文明的深层结构之内，若以哲学语言加以表述，便可称之为本体与实体。海子在个人笔记中明确写道，诗歌“必须直接面对实体”，并认为“诗应当是实体强烈呼吸与微微颤抖的显现”，同时强调“诗人的使命，仅在于以自身的敏感力与生命之光，将那黑沉沉的实体照亮”。海子所言的实体，与意象派诗人所强调的“实体”存在根本差异，后者往往仅侧重于对具象事物的突出刻画。而海子的实体，乃是沉睡于我们文化深处的原始生命与精神能量。在创造降临的时刻，实体被激活并运动起来，转化为主体。诗歌作为主体的行动，具体体现在但丁、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歌德等巨匠的创作实践之中。他们与原始力量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造型的、史诗性的关系。正是这种原始主体力量的奔涌与流动，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健全与高贵的文化成果，孕育了史诗、悲剧与伟大建筑。海子的诗歌自觉承载了这一实体的命运，此命运以太阳为其核心象征。他的诗歌所表达的，并非个体对原始本体的单纯追寻，亦非对文化历史性起源的简单再现，而是自身作为主体的直接行动——是歌唱，是燃烧。在这样一个由本体熊熊焚烧所映照的世界里，现代社会中人与世界、精神与自然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首次获得了深刻的调和。大地上曾经逝去的一切，于此重获新生。天空与河流舒展其亲切的笑容，仿佛在欢庆人类浪子终于踏上归途。呈现于海子诗中的世界，无疑是一个被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它是原始生命通过人类语言所创造出的另一个维度空间。它顽强地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其倾泻的光芒，清晰映照出现实世界的荒谬与黑暗。此种创造行为本身，正是浪漫主义精神的精髓所在。因此，海子的浪漫主义并非主观情绪的抒发，不是自我陶醉，甚至也主要不是心情、感性或性灵的体现与表达。海子曾明确表示“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这并非为了规避现代主义者的批评，而是意在表明他的诗歌与寻常的抒情诗作存在巨大分野。海子诗中的抒情成分，并非源于自我的宣泄，而是实体自身的歌唱。海子曾论及一类“热爱景色”的抒情诗人，他们将整个宇宙视为神圣的庙堂。他所深深挚爱的凡·高与荷尔德林，便是此类诗人的卓越典范。海子的浪漫精神，并非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简单回归，更非对中国传统庄禅之道的直接发扬，而是从生命元素与主体意志出发，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形式文明，进行彻底的清算与辩证的扬弃。在现代主义者的视野里，土地已然死亡。取代土地地位的，是肤浅且永不餍足的欲望。这种欲望并非源自主体的意志，不是出于内在的充实，而是源于深刻的贫乏。导致土地丧失的根源，可追溯至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精神。理性主义之斧无情砍斫着生命之树，致使原始生命逐渐蜕变为僵化的文明形式。现代主义者只能紧紧抱住形式的外壳，竭力镌刻诗歌，因而现代主义诗歌往往由智性的碎片与盲目的创造拼凑而成。后现代主义者则公然宣称抛弃诗歌精神与创造主体，于是现代主义以这最后的纵身一跃，也耗尽了自身最后的可能性。对表象与修辞的过度沉迷，是一种文明走向没落的显著征兆。后现代主义诗歌所流露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超然与冷漠，正是这种没落情绪的体现。海子并非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中，恰恰相反，他的诗歌道路始终处于现代主义的重重围困之下。在如此环境中，依然坚守诗歌精神与主体意志，坚持原始生命对现代世界的强烈抗辩，这本身就是一种孤独而悲壮的英雄主义行为。
在一九八六年，他凭借其杰出的文学才华，于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艺术节五四文学大奖赛中荣获特别奖；随后在一九八八年，其作品再次获得肯定，摘得了第三届《十月》文学奖的荣誉奖项。进入新世纪后，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于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他与著名诗人郭路生（即食指）共同获得了中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第三届《人民文学》诗歌奖。这一系列奖项清晰地勾勒出他多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所取得的持续而卓越的成就。
朱大可曾指出，“海子的死”标志着海子完成了一次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的剧烈跃升。凭借其精心而天才般的生命策划，他在自杀这一终极行为中实现了最为纯粹的生命宣言，也成就了其最后一部伟大诗篇；或者说，他以决绝的方式谱写了那曲属于自身的死亡歌谣与生命绝唱。姜冰则认为，思想所蕴含的力量通常需要经历漫长的时光沉淀，待思想者本人远去许久之后，这个反应总是略显迟钝的世界才能逐渐感知其重量。无论是抑郁而终的孔子，还是受难赴死的耶稣，皆遵循这一历史规律。然而诗人海子却在卧轨自杀后的短短数年里，便已给予世人内心最为剧烈而深刻的震撼。他诗歌中流淌的那种沁人心脾的原始生命力与土地气息，宛如一束束闪烁着煜煜金光的锋利麦芒，每一次细细品读，都会刺痛我们那早已干涸贫瘠的审美瞳孔。书评人严杰夫对此表达过这样的见解：人往往面临两种抉择——要么向现实压力妥协，从而成为精神逐渐死去的普通人；要么选择永不低头，即便肉体消亡，也要化作一柱精神不灭的永恒光芒。而严彬拉夫则从更为个人的角度感慨道：正是因为海子的存在，使我感到自己甚至缺乏“死掉”的资格；我还不曾像他那样，写出真正撼动心灵的卓越诗篇，尚未能如他一般，穿着昨日的旧衣，便毅然将身躯横陈于呼啸而来的火车之前。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诗人海子选择在山海关附近的一段铁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们在他身边发现了四本陪伴他最后一刻的书籍，它们分别是：《新旧约全书》、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及挪威学者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与《康拉德小说选》。这些书籍或许映照着他生前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承载着他最后的思绪。此外，海子留下了一份简短的遗书，其中明确地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这一事件不仅标志了一位极具才华的年轻诗人生命的终结，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沉重而令人深思的一页。
海子生前的挚友西川曾指出：“若要深入理解海子选择结束生命的原因，便无法避开对他性格特质的探讨。他是一个内心纯洁、处世简单，同时又格外偏执、倔强且敏感的人，时常会陷入深刻的痛苦情绪中难以挣脱。”西川认为，在海子走向绝路的诸多可能因素之中，他的情感经历或许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就在离世前那个星期五，海子重逢了他的初恋女友。这位女孩于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学生时代便十分喜爱海子的诗歌。她是海子一生中挚爱过的女性，海子曾为她创作了大量真挚动人的爱情诗篇，甚至在情感澎湃时写下长达两万字以上的情书。至于两人最终因何缘故分手，西川表示并不清楚内情。当海子最后一次与她相见时，她已在深圳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那次会面中，她对海子的态度显得颇为疏离冷淡。当晚，海子与同事一同饮酒，喝下了远超平常的酒量。他或许醉得厉害，倾诉了许多关于他与这个女孩过往的回忆。次日清晨酒醒后，海子急切地向同事询问自己昨夜是否失言，是否说了一些本不应说出的话。同事安慰他并未多言，但海子内心却坚信自己一定吐露了许多可能伤害那位女孩的言语。这种念头使他陷入强烈的自责与悔恨之中，他无法原谅自己，深感辜负了曾经深爱过的人。
海子的离世被赋予了纷繁复杂的解读与象征意义，诗评家李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些层出不穷的阐释大多来自外界的主观附加，然而其中有一个事实是清晰而确凿的——海子的逝去成为中国诗歌一个转折性的标志。自他之后，中国诗歌中那种锐利的先锋精神逐渐消散，充满神性光辉的诗歌时代悄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泛娱乐化的浪潮与诗歌娱乐化趋势的兴起。“八十年代堪称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李震如此感慨。他进一步分析道，从时代环境来看，海子所生活的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那时全社会弥漫着蓬勃的理想主义气息，人们内心充满热情与憧憬，文学尚未受到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也未遭遇大众传媒的全面侵蚀，诗人们得以置身于一个相对纯粹而专注的文学环境之中，文学阅读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构成。而今，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媒介几乎占据了人们所有的阅读时间与注意力，这种环境变迁是巨大而深刻的。市场化的浪潮与媒介的全面渗透，使得曾经的理想主义趋于停滞，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维逐渐取代了过去那种美好而单纯的理想情怀。“从环境层面而言，当前的时代氛围确实不太利于诗歌的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诗人如何以诗歌的方式坚守生活，远比探讨如何写诗、写什么样的诗歌更为根本和迫切。更进一步说，倘若诗人无法在生活中践行诗意的栖居，那么所创作出的诗歌也难免失去真实的力量与灵魂。”李震总结道。
（一）在这个夜晚，我的意识异常清晰，我明确地察觉到，正是常远与孙舸这两位与道教相关的巫术信奉者，使我的耳际持续充斥着各种幻觉中的声响，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源自他们二人的声音。大约在上个星期四，他们便可能通过某种手段导致我突然陷入昏迷，并强行打开了我的所谓“心眼”——我所体验到的“心眼通”与“天耳通”这些感知，实际上都是他们人为制造的结果。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也曾向我提及此事，而我自己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意图显然是希望导致我精神分裂，或者迫使我走向自杀。今夜，他们通过幻听对我施加的折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因此，如果我未来发生任何突然死亡、精神分裂或自杀的情况，都必然是这两人直接造成的后果。必须对此二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海子 1989年3月24日 （二）此外，我必须郑重地提请人们注意，从今晚他们通过幻听对我进行的折磨以及所发出的言语威胁可以明确推断，任何与我相关的其他人员若出现精神分裂或非正常死亡，都必定与他们二人有关联。我所接收到的幻听及内心声音中，那些充斥着的阴暗内容，绝大部分都是由他们刻意灌输的。在此刻，我的神智状态非常清醒，对此有着明确的判断。海子 1989年3月24日夜5点 （三）爸爸、妈妈、弟弟：倘若我日后出现精神分裂，或选择自杀，或遭遇突然死亡，你们一定要为我向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常远追究责任、讨回公道。但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请务必首先学习并掌握好气功，这可能有助于理解或应对相关情况。海子 1989年3月25日 （四）一禾兄（即诗人骆一禾，现任《十月》杂志编辑）：我的死亡是遭受迫害所致。凶手是那个邪恶且奸险的道教败类常远。他通过持续的精神压迫，将我逼至了崩溃的边缘，使我处于精神承受力的极限。在如此境地下，我感到唯有死亡一途。我的诗稿存放在昌平的一个木箱子里，如果条件允许，恳请你协助整理其中的一部分。此外，《十月》第二期的稿费可以用来归还一平兄，遗憾的是，我欠他的钱恐怕永远无法彻底还清了。海子 1989年3月25日 （五）学校领导：自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所表现出的所有异常行为，其根源都在于暴徒常远以残忍的手段强行揭开了我的“心眼”或“耳神通”。此后，他与孙舸两人又对我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星期的幻听折磨，这种折磨至今仍在持续，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他们的预期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最终导致我精神分裂、突然死亡或自杀。因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常远或孙舸承担全部责任。常远的单位是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孙舸目前人在武汉。同时，其他任何相关人员如若遭受精神伤害或发生死亡事件，也必须由常远和孙舸负责。海子 1989年3月25日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一名教师，我的名字是查海生。在此，我郑重声明，我个人的死亡决定完全出于我自身的意愿与选择，这一行为与任何其他个人、组织或外部因素均无关联。我对我的人生与思想历程负有全部责任，也恳请外界不要对此进行无端的猜测或牵连。我的学术生涯与个人思考始终独立，这一最终抉择亦是我个人意志的体现，特此明确说明。
海子墓的整体风格朴素而大方，墓碑的顶端雕刻着一条盘踞的黄龙，显得庄重而富有深意。墓身正面设有两个小巧的佛龛，其中右边龛内镶嵌着海子当年从西藏亲自背负回来的两块玛尼石，这两块石头重约二十公斤，承载着他生前对那片土地深厚的情感。海子的父亲深知这些石头是儿子珍爱之物，特意将它们安置在墓上，让它们长久地陪伴海子。最初修建海子墓时，墓前并未立碑，直到一九九四年，才以海子年幼的侄儿和侄女的名义竖立了如今这块墓碑。在当地的传统风俗中，自杀被视为不吉利的行为，因此许多村民起初难以理解，为何总有来自远方的人们不辞千里，专程赶到查湾这个村庄，来祭奠和缅怀一位以自杀结束生命的诗人。这份来自遥远他乡的持续追念，与本地习俗之间的反差，构成了海子墓前一种静默而深长的对话。
二零零八年，海子故居正式被所在地政府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其历史与文化价值获得了官方层面的认可与重视。进入二零零九年，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政府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涵盖了前往海子故居进行瞻仰、赴海子墓地进行凭吊，以及召开“中国·海子诗歌研讨会”等重要环节，全面而深切地缅怀这位诗人。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学第十届未名诗歌节的开幕式与海子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相结合，于北大百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汇聚了众多诗歌爱好者与学者。时间来到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德令哈市——这座城市因海子在《日记》中写下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一广为传诵的诗句而别具意义——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海子青年诗歌节”，以诗会友，延续诗人的精神遗产。也在同一年，作为永久性的纪念设施，海子纪念馆与海子诗歌碑林在德令哈市相继落成并对外开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中感受与研习海子诗歌艺术的独特空间。
二零零四年，海子的家人使用他生前积攒的稿费，在查湾村的村口购置了一块宅基地，并依照老屋原有的格局，设计建造了一栋三开间的青瓦屋舍。房屋落成后，特意邀请了著名书法家邓晓峰先生题写匾额，门头之上便悬挂起了“海子故居”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故居的正中央是客厅，四周墙壁上精心布置了诗人生前各个时期的照片与影像资料，静静诉说着过往。客厅左侧是海子父母的卧室，右侧则被布置为书房。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海子的阅读、写作与日常生活场景，他的弟弟将海子遗留的各类物品和成箱的藏书重新搬运至此，并与堂姐一同对这些图书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编号，分门别类地陈列于光洁的书柜之中。这些藏书中以各类文学作品为主体，同时也包含了若干部深奥难懂、佶屈聱牙的哲学经典著作。如今，这处海子故居不仅是一座纪念性的建筑，更成为了一处保存诗人精神遗产、供来访者追思与瞻仰的重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