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九年，郭婉莹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父亲郭标为这位排行第四的女儿取了一个英文名字Daisy，其中文译名为戴西。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郭标成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一九一四年，郭标创办了《民国报》；次年，应孙中山之邀，郭标与多位族人一同携家眷返回中国，投身于民族经济的振兴事业。时年六岁的郭婉莹便随父母踏上了归国之途，在故乡广东稍作停留后，郭氏全家正式迁居上海，暂居于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起初，郭标专注于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创立了中澳轮船公司。至一九一八年九月，他开始协助郭乐经营新开幕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并于两年后被任命为永安百货的总经理。这正是郭婉莹被称为“永安四公主”的由来。十一岁那年，郭婉莹被父亲送入上海知名的贵族女子学校——中西女校就读。此前，家人一直称呼她为戴西，直到入学登记时，她才意识到需要为自己取一个正式的中文姓名。当时，北平有一位当红女作家笔名冰心，其本名为谢婉莹。受此启发，登记册上便出现了“郭婉莹”这一新生的名字。巧合的是，日后郭婉莹进入燕京大学学习，竟与冰心成为校友，二人还曾有过一面之缘。在中西女校的熏陶下，郭婉莹逐渐成长为一位仪态端庄、修养得体的大家闺秀。通常，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富家千金，往往选择嫁入豪门或远赴美国留学。郭婉莹却不愿出国深造，父亲于是为她安排了一桩婚约，但她不甘心如此顺从命运的摆布，最终以激烈的方式解除了这桩婚约。恢复自由身后，郭婉莹决定前往燕京大学心理系继续学业，不仅与心中仰慕的冰心成为校友，更与康有为的外孙女罗凤仪结为挚友。后来，她自主选择了心仪的伴侣吴毓骧。一九三四年，郭婉莹大学毕业后，不顾家族所谓的“门第低就”之见，毅然与吴毓骧结为连理，并举办了一场极为隆重的婚礼，仅婚宴就摆设了二百桌圆台面。一九四三年，三十四岁的郭婉莹为吴毓骧诞下一子。然而她并不满足于仅仅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与从美国归来的中学同窗海伦共同创办了“锦霓新装社”，专门从事高级礼服的设计与定制。郭婉莹的聪慧与卓越品味很快得以展现，这家服装店的声誉日渐高涨。可惜随着战火持续蔓延，服装生意愈发难以为继。最终，在海伦返回美国避难后，她们的店铺不得不关门停业。郭婉莹的父亲郭标早于一九三一年逝世，堂叔父郭乐也在一九三九年移居美国。失去家族依托的“永安四公主”一家四口坐吃山空，逐渐连房租都无力支付。迫于生计，郭婉莹只得搬回娘家留下的旧宅居住，并找到一份为中华医学会杂志拉广告的工作以维持家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郭婉莹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吴毓骧的亲戚刘攻芸出任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并将吴毓骧也安排进该局工作。借此机会，吴毓骧私下将部分战俘资产据为己有，家中重新添置了红木家具与珍贵银器，孩子们甚至拥有了令人艳羡的圣诞树以及来自国外的时髦玩具。一九四七年，吴毓骧创办了兴华科学仪器公司，生意日益兴隆，家庭经济状况也随之大幅改善。这段时期，郭婉莹仿佛重新找回了往日优渥的生活氛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郭婉莹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一九七七年，她进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担任英语教师，同时也在家中招收学生教授英文。作为“郭老师”的名声逐渐传开，她甚至受咨询公司之邀指导员工撰写商务信函，并与澳大利亚商务领事合作创办了当时上海唯一的一份双周英文小报——《English Letters》。中年时期的郭婉莹（留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郭婉莹曾重返出生地悉尼探访，彼时澳大利亚的生活条件较国内优越许多。返回上海后，当被问及为何不直接移民澳洲时，她答道：“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全部的生活都在上海。”然而，高龄独居实际上伴随着诸多风险。上海的冬季潮湿寒冷，郭婉莹需要紧挨取暖器才能抵御寒意。有一次，晚间更衣就寝时，她发现自己的毛衣毛裤竟已被取暖器烤焦。旁人得知后劝她前往美国与儿子同住，她却表示：“我的孩子与我之间，并没有必须相互负担的义务。他们并不一定要照顾我，我从未这样要求……我也从不索取孩子的钱财。”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黄昏，郭婉莹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九十岁。依照其生前意愿，未保留骨灰，遗体捐献予上海红十字会，遗像选用了她本人喜爱的一张工作照。数日后，上海医科大学的解剖实验室向郭家后人致送了一份纪念品以示敬意——一个用郭婉莹的白发编织成的“90”字样花环。
一九二八年，年仅十九岁的郭婉莹自中西女校毕业，已然出落得亭亭玉立、风姿绰约。与当时许多同龄的女学生相似，她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要么远渡重洋继续求学，要么遵从传统安排步入婚姻。其父郭标认为女儿本就生于海外，留学并无太多必要，于是为她择定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富家子弟，订下婚约。在郭婉莹的记忆中，未婚夫名为艾尔伯德，家族居于北京，他本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随后被家人送往美国深造。由于两家是世交，未婚夫家便邀请郭婉莹先行前往北京居住一年，以便适应环境。那时，青春靓丽、举止大方的郭婉莹初至北京，便迅速赢得了未来公婆的欢心。然而，郭婉莹内心并不愿安心待在夫家等待婚期，她怀抱着继续求学的渴望，一心希望进入燕京大学读书。这一想法在未婚夫家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更令众人意外的是，郭婉莹并非前来征求同意，而是在告知准公婆自己的决定后，毅然前往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注册入学。老夫妇见状，急忙将远在美国的儿子召回，意图在郭婉莹回上海度寒假之前加以劝阻，盼望她能改变主意。当艾尔伯德戏剧性地现身于北京火车站，将一双精心挑选的美国玻璃丝袜递到未婚妻手中，并故作轻松地说道：“这双美国袜子十分结实，穿上一年都不会破损。”这句看似平常的言语，在当时的郭婉莹听来却别有意味。彼时她全心专注于学业，便轻率地对艾尔伯德作出了判断：“这是一个只关心丝袜是否耐穿的男人，绝非可托付终身的伴侣。”事实上，郭婉莹并未真正了解未婚夫的品性与为人，却已一意孤行，当面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无论在何种时代，遭遇悔婚对双方家庭而言皆是颇为难堪之事，更何况两家本是世交。艾尔伯德在羞愤交加之下，竟取出随身携带用以自卫的手枪，以自杀相胁迫，要求郭婉莹收回决定。郭婉莹平静回应：“倘若你此刻开枪自尽，便永远失去了结婚的可能，整个人生也将就此终结。”面对态度坚决、不为所动的郭婉莹，艾尔伯德最终无计可施，只得任她返回娘家。多年以后，当郭婉莹回顾这段青春往事，心中常怀愧疚之情。她所歉疚的并非自己的选择，而是当年拒绝的方式不够委婉，以致伤害了两家之间长久的情谊。尽管如此，她从未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追求，即便到了晚年，她依然坚信，嫁给一个只注重“现实”利益的商人，并非她所向往的生活图景。
吴毓骧是一位典型的风流才子，其性格中兼具才情与不羁的特质。在与父母共同居住于上海虹口期间，甚至在结识郭婉莹之前，他便已拥有颇为丰富的人生经历。十九岁那年，吴毓骧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被分配至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学习。五四运动爆发时，满怀热忱的他每日跟随清华学生的游行队伍奔走呐喊，最终因此被警方拘留。不料这番经历却使他因祸得福，得以提前被派遣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并辅修工商管理。在美期间，他不仅钻研学业，更广泛接触各类娱乐活动，纵使这些消遣常常超出其个人与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依然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学成归国后，吴毓骧起初于清华大学任教，后因不满教师职业的清贫生活，转而回到上海，进入一家外商经营的牛奶公司担任行政职务。白天忙于公务，夜晚则投身于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之中。 与郭婉莹相似，吴毓骧也曾有过一次悔婚的经历。那位女子由父母介绍相识，初次见面时，吴毓骧交给对方三百元钱，请她随意上街购置物品。当见到姑娘买回一堆花布与胭脂水粉后，这位讲究的吴公子顿时心生不满，毫不委婉地拒绝了这门亲事，并直言：“我怎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吴毓骧与郭婉莹二人所向往的爱情皆充满浪漫色彩，超脱日常琐碎的现实考量，因而他们初次相遇便彼此倾心、一见钟情。郭婉莹、吴毓骧夫妇及儿女（摄于20世纪40年代）吴毓骧本质上是一位注重享乐、追求生活情趣的男子。对于他这般性格的人来说，郭家小姐在外人眼中或许更像一个美丽而高雅的“钱袋”，能够为其提供物质与社交上的支撑。然而，郭婉莹真挚的情感并未换来丈夫同等的忠诚与敬重。吴毓骧后来与一位年轻寡妇发生婚外情，据说此人还是郭家以往的旧识。更为荒谬的是，他甚至将自己的出轨行为归咎于“失业”带来的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吴毓骧失去了工作，郭家的产业也遭受严重打击，在经济来源断绝的困境中，他竟选择以背叛婚姻的方式来排解苦闷。可叹的是，当时的郭婉莹已为吴毓骧生下一个女儿，且正怀有第二胎，身心俱疲之下根本无力追究丈夫的不忠。 即便如此，在妻子面临难产风险、长女又感染肺病的艰难时刻，吴毓骧却依然故我，时常流连于俱乐部打牌至深夜，对妻儿的安危与健康漠不关心。郭婉莹出院后终于无法再忍，在姐夫——同时也是吴毓骧在清华留美预备部时期的同学——陪同下，鼓起勇气踏入那位寡妇的住所，以不失体面的方式将丈夫“请”回家中。她希望吴毓骧能看在年幼子女的份上，重新回归家庭责任。这或许是郭婉莹一生中最为无奈的一次妥协。实际上，吴毓骧内心十分明白，婚外情缘终究靠不住，唯有妻子才是世上愿意与他共同面对逆境、渡过难关的人。因此，他最终与那位寡妇断绝关系，回到了郭婉莹的身边。
郭婉莹女士的父亲是近代著名实业家郭标先生。她的堂叔父则是另一位商业巨擘郭乐先生。郭标（1869年—1931年）祖籍广东中山竹秀园村，他是永安百货创始人郭乐的堂兄，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华侨社群中备受尊敬的领袖人物。郭标于1882年前往澳大利亚悉尼谋生发展，凭借勤奋与才智，在1890年创立了永生果行，其业务一度覆盖昆士兰州香蕉产业的十分之一，展现出卓越的商业眼光。1920年，他接手永安公司并担任经理职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郭标将投资目光转向中国，在上海参与创办了著名的永安公司，这家企业成为中国近代百货业的先驱之一。郭标亦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与政治活动，1904年他曾担任新南威尔士州华人保商会副主席，并且是中澳轮船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长期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1916年协助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澳大利亚支部，并于1919年2月参与创办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民国报》，以此传播共和思想。二十年代初，他创办了新民启智会，致力于启迪民智，同时也是悉尼中华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为华侨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乐（1874年—1956年），字鸾辉，号景崇，同样出生于广东中山竹秀园村。他幼年时家境清贫，1892年远赴澳洲寻找生计，曾从事佣工、小贩及店员等多种职业。1897年，郭乐与同乡欧阳庆民、梁创、马祖星、彭容坤等人共同集资一千四百澳元，收购了一家果栏并将其更名为永安果栏，郭乐本人担任司理，由此正式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经商生涯。1902年，他的商业版图扩展至斐济，在首都苏瓦埠（今苏瓦纳）建立了生安泰果栏，交由其弟郭泉负责管理。1907年，郭乐在香港创立了永安百货公司，公司业务迅速增长，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为他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10年，永安公司在香山石岐设立了银业部，专门办理侨汇业务，这一举措为永安公司及其后续集团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华侨资金，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持。数年之后，郭乐又将商业重心转向当时国内经济最为繁荣的上海。1915年9月5日，上海永安公司在热闹的锣鼓声中隆重开业。1922年，他进一步集资创办了上海永安纱厂，资本总额高达三千六百多万元，使之成为当时上海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的第二大纺织企业。上海永安百货与永安纱厂并驾齐驱，标志着郭乐的实业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其纱厂生产的色布产品大部分通过永安百货公司进行销售，从而成功探索出一条以国货逐步替代洋货、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的民族工商业发展道路。永安公司在主营环球百货的同时，还拓展了游乐服务业务，在公司大楼内，郭乐创办了设施豪华的大东旅社。该旅社以其一流的规模和完备的娱乐设施闻名上海，有效带动了百货公司的客流量与消费。至此，永安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以环球百货为核心、兼营服务与游乐业务的综合性商业企业。 郭婉莹的丈夫是吴毓骧先生，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系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裔。两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他们的女儿后来与一位上海足球运动员缔结婚姻，儿子则被分配至安徽凤阳的一家工厂工作，并在当地与师父的女儿结为连理。晚年时期，郭婉莹曾与子女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1976年，郭婉莹在外贸职工业余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在此期间，她与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汪孟立先生成为同事，两人彼此欣赏，后来共同组建了家庭。1980年，汪孟立先生不幸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两年后与世长辞。